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戲劇發展的動力，自以內因為主，但外因也絕不可低估。中國戲劇（主要是指漢人的戲劇）的發展也是如此。動力有歷時的傳統，又有並時的外來影響，二者交錯，起了作用，斯有新發展。
在這裡，外因有很多可能，絕不止一端。在這些外來的影響中，印度的最為突出。從印度來，又有兩種可能：一海路，二陸路。從海路來的可能不能說沒有，但即使有，在最早的時期，也微乎其微。這個問題我在這裡不談，我只談陸路。
陸路當然要經過絲綢之路，先到新疆，然後再經過河西走廊，傳入內地。《史記·大宛傳》就已經有「安息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的記載。張衡《西京賦》等文章中也有西域歌舞的描繪。北涼玄始十四年（425）七月，西域貢吞刀、嚼火、秘幻奇伎於沮渠蒙遜。南北朝時期，北方魏、齊、周三朝，從地理上，從人種上都有接受印度戲劇的方便之處。根據學者們的考證，當時河西走廊既有從中亞來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又有土著的月氏人。北魏時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曹妙達，尤為北齊文宣帝高洋（550—560）所重，嘗自擊胡鼓以和之。到了唐朝，曹氏音樂家還有一些。在這裡，商人擅長琵琶很值得注意。古時候，走絲綢之路的人不外三種：一是朝廷使節，二是宗教僧侶，三是負販商人。我們可能會認為商人只不過是為了賺錢，原來也有風雅商人，善彈琵琶。《朝野僉載》載：「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這也證明了同一件事。至於中國民間詩歌以至唐宋詞、元曲，都有不少帶西域色彩的曲牌名字，什麼「菩薩蠻」之類，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總之，通過河西走廊，西域的（其中也包括印度）歌舞雜伎進入中國內地。像《彌勒會見記劇本》這樣的源於印度的戲劇傳入中國內地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至於傳入的是吐火羅文，還是回鶻文，那就很難說。也許二者都不是，而是通過一種在二者之外的文字，現在還無法確定。在這裡空白點很多，也許將來有新材料發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我再歸納起來，把上面講的印度戲劇的特點同中國戲劇的特點對比一下：
1. 韻文、散文雜糅，二者相同，在中國是道白與歌唱相結合；
2. 梵文、俗語雜糅，中國戲劇從表面上看不出來；但是倘仔細品評，至少在京劇中員外一類的官員與小丑的話是不相同的；
3. 劇中各幕時間和地點隨意變換，二者相同；
4. 有丑角，二者相同；
5. 印劇有開場獻詩，中國劇有跳加官，性質相同；
6. 結尾大團圓，二者基本相同，中國劇間有悲劇結尾者；
7. 舞臺，印劇方形，長方形或三角形，中國劇大抵方形。在Winternitz歸納的七個特點之外，我想再加上一項：
8. 歌舞結合以演一事，二者相同。
中國戲劇有極悠久的發展的歷史，各地劇種亦多不同。以上歸納的幾點，只能說大體如此，對京劇和崑曲來講，是完全適合的。
我在上面分六大項論述了通過《彌勒會見記劇本》所看到的中印戲劇的相互關係。我在這裡想再補充一點意見。《彌劇》是一個宗教劇，其特點與一般戲劇稍有不同。比如，劇中沒有丑角，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特異之處。
我在上面的敘述中提出來的問題，要比我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多得多。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壞事。我一向覺得，胡適之先生的兩句話：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是完全正確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概莫能外。假設不大膽不行，求證不小心也不行。只有二者緊密結合，才是治學的正道。目前我先大膽地提出假設，以後再小心地去求證。
最後，我還想替別人提出一個可能提出的問題：研究《彌勒會見記劇本》這樣的題目有什麼意義呢？我認為，意義很大。這種研究屬於文化交流的範疇。我大膽地說一句：人類文化一萌芽，就有互相學習，也就是交流的活動。到了後來，一部人類文化史證明了一件事實：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人類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
1988年11月7日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