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由佛羅倫斯大學提供的未標明拍攝日期的照片顯示一口中塞有磚塊的女性遺骸。義大利考古學者在距離威尼斯東北大約3公裡的新拉扎雷託島發現這具口中塞有磚塊的女性遺骸。佛羅倫斯大學一名人類學家認為，這一發現有助於了解「吸血鬼」傳說的由來。中世紀的人視「吸血鬼」為「黑死病」等瘟疫的元兇。當時的醫學和宗教文獻記載，人們認為，「吸血鬼」傳播瘟疫後，吸食人的血肉，藉以積蓄力量後「重生」。因此人們在疑為「吸血鬼」化身的屍體口中塞入磚塊等「不可食用」物，以避免「吸血鬼」「進食」後「重生」。
新華社資料片
李博強
遍觀人類歷史，鼠疫或許是在人類記憶裡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烈性傳染病，在英語中，鼠疫便是瘟疫的代名詞（plague）。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暴發，最大的受害者是羅馬帝國及受其影響和統治的地中海世界。這次暴發也由當時在位的羅馬皇帝而得名——「查士丁尼大瘟疫」。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公元540年的君士坦丁堡，在這座被稱為「新羅馬」（Nova Roma）的城市裡，羅馬皇帝查士丁尼正處在他個人聲望的頂峰。雖然在527年登基之後的頭幾年，他遭遇了一系列挫折：529年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的起義，531年卡利尼庫姆戰役的失敗，532年的尼卡暴動。
但是從533年開始，收復西部國土的行動大獲成功，在七年之內就消滅了汪達爾王國和東哥特王國，收復了北非和大部分義大利地區。在法律編纂上，他任命的法學家們完成了以《查士丁尼法典》《法學總論》《法學彙編》為核心，一直傳承到今日的羅馬法體系。
卡帕多西亞的約翰進行的行政改革，在財政平衡和減少貪腐方面表現突出，一系列的公共工程也如期發揮著作用。桑加利厄斯（Sangarius）大橋便利了小亞細亞的交通，各種水利工程和穀倉促進了農業生產，醫院和濟貧院為人們提供了社會保障。聖索菲亞大教堂作為人類建築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更是集中展現了6世紀羅馬人的智慧。
羅馬帝國的東部在熬過5世紀的外部入侵之後持續繁榮發展，對西部軍事行動的順利進展，也讓羅馬人不由得遐想再一次把地中海變成「我們的海」的情景。愛爾蘭詩人葉芝，在花甲之年寫過一首著名的詩作《駛向拜佔庭》，而被他視為精神家園的那個時代，便是大瘟疫之前查士丁尼所統治的這個國度。但是我們都知道，羅馬帝國最終沒有能夠完成它的復興，不然我們今天所居住的世界也就不會是現在的模樣。
死者的屍體層層交叉堆疊，就像「草垛裡的乾草」一樣
公元541年夏天，奇特的疾病在下埃及地區一座沿海城市佩盧希烏姆（pelusium，此處是從西奈半島進入尼羅河三角洲的門戶，位於今日蘇伊士運河北端以西不遠處）暴發。
患者病情發作時會有輕微但緩慢升溫的發熱，然後「出現淋巴腺腫大」。腫脹的凸起主要在腹股溝，有時也在腋窩、耳朵和大腿出現。「當淋巴腺腫塊變得非常大，並且流出膿液後，病人會戰勝疾病存活下來。」這是同時代的歷史作家普羅科比記錄下來的臨床觀察，在疾病後期，腹股溝淋巴結腫塊可能會化膿，一些病人（約25%）有機會能活下來。普羅科比還觀察到，倖存者會持續衰弱，組織壞死的後遺症會導致終生損傷。
而在另一位同時代的編年史作家以弗所的約翰筆下，這種奇特疾病的主要特徵同樣也是位於腹股溝的腫脹。他還提到其他動物——包括野生動物——也都染上了這種病。「甚至連老鼠身上也有腫塊，它們被疾病擊倒，奄奄一息。」
如果病人的病灶局限在身上腺體的話，那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但是當細菌直接進入血液，引發的原發性敗血型感染帶來了幾乎瞬間的死亡。同樣是在以弗所的約翰筆下：「當他們彼此看著對方談話的時候，會突然開始蹣跚搖晃，在街上、家裡、港口、船上、教堂裡，還有其他任何地方倒下。還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一個人坐在那兒幹他的活，手裡正拿著工具，忽然倒向一邊，他的靈魂就這樣離開了軀殼。」在一個沒有抗生素的年代，這種疾病的致死率可達到80%，絕大多數病人會在數天內死去。
如同《聖經》中所提及的末日前的瘟疫一樣，這種疾病自然不會局限於某一座城市。瘟疫迅速地從佩盧希烏姆擴散，向西擴散到整個埃及，向東蔓延到巴勒斯坦地區。它在陸路的傳播速度並不算快，但是地中海發達的海上交通為瘟疫傳播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埃及是地中海世界重要的糧食輸出地，和地中海世界絕大多數地區都有貿易聯繫，躲藏在谷堆之中的黑鼠，將這種致命的疾病傳播到了地中海絕大多數港口。
君士坦丁堡顯然不會例外，542年2月下旬，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暴發。從疫情暴發的頭幾天起，君士坦丁堡每天都要產生幾千具屍體。隨著死亡人數越來越多，大量的屍體根本來不及掩埋，最後只能將原用於城市防禦的塔樓作為堆放屍體之處。死者的屍體層層交叉堆疊，就像「草垛裡的乾草」一樣。這些屍體「被踩踏而過，就像被踩壞的葡萄……那些被踐踏的屍體沉下去，浸在下面一層屍體的膿液裡」。在以弗所的約翰眼裡，這景象就如同上帝的憤怒造就的釀酒池一樣，是世界末日的徵兆。
當塔樓快塞滿屍體時，人們再把塔樓封上，羅馬人注重喪葬儀式的傳統在鼠疫的衝擊面前根本無法維持。既然連收屍工作都沒法正常進行，君士坦丁堡的社會秩序可想而知。零售市場被迫關閉，隨之而來的便是食物短缺。「在一個貨物充足的城市裡，一場真正的饑荒正在瀰漫。」「整個城市陷入停頓，好像它已經死去，所以食物供應也跟著停止……食品從市場上消失了。」不管你有多少錢，也無法買到食物。而為了防止死亡後無人知曉，「每個人出門時都會在脖子或胳膊上掛上標籤，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皇帝本人也染上了瘟疫，不過他幸運地成了感染患者中倖存的那五分之一的一員。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持續了四個月才平息，疫情期間累計死亡據估計在23萬到30萬人之間，帝國首都一半的居民永遠消逝在這四個月裡。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暫時結束了，而對於義大利和高盧等地的居民，瘟疫還會是他們未來一段時間內生活的主題。
富饒的義大利變成了殘破之地
這場瘟疫並不局限於羅馬帝國治下，但它對羅馬帝國的社會經濟造成的打擊要遠超它的鄰國。越是富庶的地區，鼠疫造成的損害越大。死於這場鼠疫大流行的人，據估計至少達到了當時羅馬帝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查士丁尼統治的帝國裡，幾乎每三個人就有一個死於這場恐怖的瘟疫。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在6世紀40年代的歷史記載裡出現各種亂象：大面積饑荒、暴亂以及通貨膨脹。中央財政收入急劇下降的直接結果，是帝國無力再供養一支足夠規模的軍隊。當東哥特人發起反攻時，查士丁尼竟然長期無法向義大利繼續投送兵力，這也使得義大利戰爭一直拖延到了6世紀50年代，雙方的反覆易手和瘟疫的侵襲共同把富饒的義大利變成了殘破之地。
但這還不是噩夢的結束，公元558年，鼠疫時隔十六年再次襲擊君士坦丁堡，又造成了十萬人級別的死亡。在帝國的其他地區也可看到鼠疫周期性暴發的記載，埃瓦格裡烏斯是一位居住在安條克的長壽教士，他記載了六十年間安條克城的四次鼠疫，每過十五年便會再次暴發。鼠疫的周期性暴發與6世紀的氣候劇變共同作用，極大地削弱了羅馬帝國的國力，最終使羅馬帝國走向了災難的7世紀。
地中海世界對於來訪的鼠疫桿菌，是完美的殺戮對象
那這場災難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作為親歷者的普羅科比曾給出這樣的疑問：「我不明白，為什麼上帝要把一個人或一個地方的命運抬高，然後又無緣無故地拋下來，讓他們毀滅。」即便對於今天的我們，這場鼠疫暴發的直接原因依然不夠明晰，但現有的研究已經可以勾勒出一個大體的圖景。
鼠疫桿菌早在3000年前便已通過基因變異的途徑，獲得了在跳蚤消化道中生存從而便於傳播的能力，但在其形成之初還只是中亞地區一種地方性動物疾病，無數嚙齒類動物飽受其折磨，而人類對其仍一無所知。
隨著包括絲綢之路在內的亞歐大陸貿易網絡建立，亞歐大陸上的東西方貿易日益發達，為6世紀的鼠疫大流行創造了兩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其一是原本生活在東南亞的黑鼠，作為生物入侵者進入了地中海世界並在這裡迅速繁衍壯大。其二是鼠疫桿菌通過印度洋-紅海貿易從中亞來到了埃及。黑鼠-跳蚤網絡的建立為鼠疫流行創造了完美的溫床，而地中海世界對於來訪的鼠疫桿菌，是完美的殺戮對象。
鼠疫在一個地區的傳播並不依賴於人群，染病的老鼠和寄生在他們身上的跳蚤，通過地中海世界發達的水陸交通流動。每當它們進入一個地區，便會將疾病傳播給當地的嚙齒類動物和跳蚤，這些嚙齒類動物染病後會大量死亡，而失去了宿主的跳蚤會轉而試圖寄生在人身上，它們的吸血活動是鼠疫桿菌最有效的傳播途徑。
即便絕大多數患者染上的，都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染性差的腺鼠疫，鼠疫依然通過這種動物網絡不受控制地流行。
時至今日，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發生
羅馬帝國因為鼠疫的大暴發失去了它再次統治整個地中海世界的機會，但是鼠疫並沒有就此離人類世界遠去。繼6-8世紀在亞歐大陸西端暴發後，鼠疫又在14-17世紀迎來了第二輪遍及亞歐大陸的暴發，這一輪暴發為鼠疫「掙得」了「黑死病」的「威名」。從北京到倫敦，無處不籠罩在鼠疫的陰影之下。
第三次暴發則開始於19世紀末，並迅速地藉助全球交通連接擴散到整個世界。但幸運的是，人類醫學的發展為鼠疫防治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1894年法國微生物學家耶爾森和日本微生物學家北裡柴三郎發現了鼠疫的病原體鼠疫桿菌，1897年俄國微生物學家哈夫金髮明了第一種鼠疫疫苗——哈夫金疫苗，1898年法國微生物學家西蒙的研究解釋了跳蚤在鼠疫傳播中的重要作用。當伍連德博士在1910年底來到哈爾濱之時，他已經擁有了疫苗和血清。在擁有這些工具的基礎上，伍連德敏銳地發現了東北地區暴發的肺鼠疫和常見的腺鼠疫病理上的差異，通過隔離和佩戴口罩來阻斷呼吸道傳播，通過強制消毒來殺滅病原體，推廣疫苗接種，最終控制住了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阻止了悲劇的重演。
在大多數建立了完善防疫體系的國家，鼠疫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最終第三輪鼠疫大暴發在現代化的防疫措施和抗生素麵前，於20世紀中葉銷聲匿跡。但時至今日，鼠疫依然在世界上零星發生，並作為地方性動物疾病存在於世界上許多地區的嚙齒類動物群體中。
當我們回首人類歷史上的鼠疫疫情時，不難發現科學進步和及時採取防疫措施的重要性。羅馬人對鼠疫缺乏科學認知，也沒有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因此在瘟疫面前束手無措，但即便是建立了完善公共衛生制度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夠高枕無憂嗎？我想任何經歷了2020年初的這場疫情的人，都會有自己的答案。
曾經有人為羅馬帝國在大瘟疫中的脆弱提出了這樣的一種解釋：越是複雜精巧的系統越經不起某個方向上的劇烈衝擊，因為一個環節被破壞，其他環節也會隨之崩塌。今日的人類文明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沒有人能在危機面前獨善其身。
在疫苗和特效藥完備的今天，鼠疫對於人類命運的威脅已經微乎其微，但是當新型疾病出現的時候，我們真的能對其做出完善的應對嗎？疫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隨著科技與醫學的進步，人類對疫病無須像先人那樣恐懼，要有信心，但也絕不能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