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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和區域研究集刊
《國別和區域研究》是一本由教育部主管，北京語言大學主辦的研究國別和區域問題的綜合性學術集刊，每年的1、4、7、10月出刊，特殊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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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理論視閾下的烏克蘭危機根源研究
【內容提要】意識歸屬及政治行為是分析國際和國內政治的重要依據。從認同理論的角度管窺烏克蘭歷史發展、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和民族政策，可以發現在民族認同上的裂痕反射到國家認同時， 無論是附著在文化層面的民族認同還是建構在政治層面的國家認同都呈現二元分化的格局。這種認同上的分裂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認同結構困境是現今烏克蘭危機及其政局持續動蕩的真正根源。在全球化深入推進和世界民族主義新浪潮的衝擊下，烏克蘭國家慘痛的教訓對於多民族國家消除認同危機、構建民族認同與找到國家認同的一體化路徑具有深刻的反面借鑑意義。
【關 鍵 詞】社會認同理論 烏克蘭危機 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
【作者簡介】王會花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員。
梅穎 上海外國語大學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講師。
一.烏克蘭危機的形成過程回顧
東歐劇變後， 烏克蘭一直在對歐和對俄關係上尋求戰略平衡。２００９年加入歐盟 「 東部夥伴關係計劃」 後， 戰略選擇開始偏向歐洲一體化。
２０１２ 年３ 月， 歐盟與烏克蘭草籤了聯繫國協定， 雙方決定在２０１３ 年１１ 月歐盟與東部夥伴關係國峰會上正式籤署這一深化雙方合作關係的協議。然而， 在民眾以為協議即將籤訂的當口，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烏克蘭亞努科維奇政府宣布， 由於經濟等原因， 決定暫停有關與歐盟籤署聯繫國協定的準備工作， 同時表示將加強與俄羅斯等其他獨立國協國家的經貿聯繫和生產合作。這一決定成了烏克蘭危機爆發的導火索。當天晚上， 烏克蘭民眾開始在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聚集， 抗議政府在朝著歐洲一體化西進的道路上突然掉頭轉向俄羅斯， 要求現任政府下臺， 實現政權更迭。集會風潮迅速蔓延， 抗議人群發展到 １０ 萬人， 反對派佔領了基輔市政廳和獨立廣場， 集會逐步演變為烏克蘭自 「 橙色革命」 後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１２ 月 １３ 日， 烏克蘭當局與反對派舉行圓桌會議， 雙方開始進行接觸性談判。在此期間， 雙方的對峙與對話並存。
進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烏克蘭政府為了緩和日益演化的不可控局勢， 開始向反對派妥協， 時任政府總理阿扎羅夫辭職， 政府宣布解散， 烏議會通過 「 大赦法」 ， 不再追究示威活動中鬧事者的刑事責任。然而， 政府方面的妥協並未換來反對派的態度緩和。隨著烏克蘭政治危機升級， 美國、 歐盟與俄羅斯紛紛開始加大影響烏克蘭局勢的力度。２ 月 １８ 日， 示威反對派與軍警在首都基輔發生嚴重暴力衝突， 衝突 ４８ 小時內死亡人數升至 ７７ 人。騷亂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美國率先宣布對 ２０ 名烏克蘭官員實施籤證制裁， 隨後法國、 德國、 波蘭外長與俄羅斯特使來到基輔進行斡旋。這次衝突使烏克蘭局勢直轉急下， 內外多重重壓之下， 總統亞努科維奇逃離基輔， 反對派迅速掌權， 在監獄服刑的烏克蘭前總理尤麗婭·季莫申科獲釋， 議長圖爾奇諾夫代行總統職責， 烏克蘭政體重新回到議會總統制。
眼看局勢難以挽回， 俄羅斯武裝部隊在烏克蘭邊境集結。克裡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於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通過決議， 宣布克裡米亞將以聯邦主體身份加入俄羅斯聯邦， 同時決定於 ３ 月 １６ 日舉行全民公投。公投結果是， 超過 ９６％ 的投票者贊成克裡米亞加入俄羅斯。３ 月 １８ 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克裡米亞及塞瓦斯託波爾的代表正式籤署合併條約， 宣布克裡米亞以獨立聯邦身份併入俄羅斯。自此， 克裡米亞完成法律程序上的 「 脫烏入俄」 的轉變。但這一結果不但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 反而使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衝突進一步激化。
就在各方為克裡米亞問題爭吵不休之時， 烏克蘭東部地區的分離主義活動愈演愈烈。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６ 日， 頓涅茨克、 盧甘斯克、 哈爾科夫三個州的親俄民眾舉行抗議活動， 提出烏克蘭實行聯邦制等要求， 並佔領了當地政府機構大樓。當天， 頓涅茨克州宣布成立 「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 ，４ 月 ２８ 日， 盧甘斯克宣布成立 「 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以分離主義者持有武器為由， 宣布對東部地區開展反恐行動。此後雙方交火不斷。為解決烏東衝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烏克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以及俄羅斯組成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 與烏東民間武裝的代表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進行首次會談， 達成停火協議並於 ９ 月 １９ 日籤署 《明斯克備忘錄》。但此後， 備忘錄內容並沒有得到有效落實， 雙方武裝衝突一直沒有停止。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晚， 烏、 俄、 德、 法領導人在明斯克舉行會談， 次日四方就如何落實 《明斯克備忘錄》， 實現烏克蘭東部停火達成了協議， 這被稱為 《新明斯克協議》。然而， 時至今日， 《新明斯克協議》 的執行仍步履艱難。 烏克蘭危機後民選上臺的總統波羅申科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的總統大選中完敗於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喜劇演員澤連斯基， 這充分證明， 除了要應對目前東西部膠著的對峙局面外， 烏克蘭政府還面臨十分嚴重的民眾信任危機。烏克蘭想要走出危機後的泥沼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轉型期的烏克蘭走向牽動地區和國際關係發展情況， 值得深切關注。
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辨析
社會認同理論是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 所謂認同問題， 就是你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你歸屬於哪個群體的問題。」 ① 生活在社會關係中的個體往往具有多個身份， 因而必然面臨複雜而多重的認同。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則是現代社會政治中較為常見的認同問題。
人類生存聚居是一種自然狀態， 因而個體對於族群的認同就成為個體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當一個民族由自在狀態發展為自覺意識， 形成對於本民族語言、 地域和文化共同性的鮮明認同時，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才真正產生。因此， 本文中所指的民族認同就是指個體對於自己民族歸屬的自覺認知， 更確切地說， 是自覺化了的族群認同。在現實社會中， 儘管多數國家被稱為民族國家， 而真正意義上的單一民族國家卻很少。學界對於民族是 「 想像的共同體」 ① 還是 「 共同體的想像」 仍充滿激烈的爭論， 世界上仍存在不少潛在民族。因而， 多民族國家在進行國家建構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致力於建構一種國家層面的包含國內所有族類共同體的更高層次的國家民族， 換言之， 就是構建國家認同。而國家認同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 道德價值觀、 理想信念、 國家主權等的認同。② 一國的國家認同可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個維度。③ 國內人民對於國家的認同又被稱為公民的政治認同。而國外維度的國家認同則指的是國際社會對某一主權國家的認可程度。
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之間存在極為複雜的關聯性， 學界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衍生出多種不同的解釋路徑。在理論範式上， 大致可概括為互相矛盾論、 相互重合論和相輔相成論三種類型。
互相矛盾論認為， 多民族國家的文化統合和主權穩固必然要強化主體民族的特性而弱化非主體民族的民族性， 每個民族都有維護其民族個性張揚的意願， 因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從本質上來說是相互對立的關係。這種理論體現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便是民族壓制、 民族同化或者極端民族主義。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就是這一理論的典型派生， 他把美國的國家認同歸結為由白人新教徒群體傳承而形成的文化體系， 提出次國家認同和跨國認同都是解構美國國家認同、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因素。④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衝突與對立尤其體現在宗教層面。曼紐爾·卡斯特在 《認同的力量》 一書中指出， 在伊斯蘭認同中，「 民族國家必須否認自己的認同， 因為基於教法的伊斯蘭國家比民族國家更優越」 。國內學者劉中民也在 《從族群與國家認同矛盾看阿拉伯國家的國內衝突》 一文中指出， 「 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衝突使阿拉伯國家的民族國家建構遭遇了深刻的挫折乃至失敗， 並成為影響阿拉伯國家內部衝突的主要社會文化因素」 。
相互重合論追求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高度同一性， 主張融入民族國家， 即通過國家認同來消融和統合民族認同。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一般是將民族的概念弱化為文化意義， 從而實現與國家概念的重構。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一書中， 把民族、 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看作 「 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 ， 認為民族就是一種 「 想像的共同體」 。自由民族主義的代表塔米爾在其成名作 《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中將民族界定為一種文化共同體和 「 特殊類型的文化的人造物」 ， 認為民族認同是一種文化訴求而不是政治訴求， 強調民族身份、 民族文化都是反思的對象， 都是可以自由選擇的。我國學者韓震指出， 國家認同程度必須高於民族 （ 族群） 認同， 族群的認同不能超越或凌駕於國家認同之上， 國家的文化認同必須高於族群的文化認同， 應該通過構造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礎和文化象徵符號的重建， 增加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疊內容， 以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②
相輔相成論是現今國際社會的主流觀點。這一理論流派認為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具有互為依存的關係， 民族認同是國家認同存在的前提和基礎， 國家認同是對民族認同的一種認可和保護。多元文化主義者傑夫· 斯賓勒提出， 「 民主政治形成之時最需要的是民族認同產生的團結」 。③ 這一理論也為多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提供了路徑。威爾·金裡卡主張通過民族文化建構把個人認同以及個體自由與民族聯繫在一起， 通過公民身份的建構來包容民族身份。他將現今的認同政治歸納為， 國家試圖建構並推進一種新的超越現有民族認同的超民族認同或泛國家認同。①
理論視角的多元化充分說明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存在微妙而複雜的關係。在現代國際政治中， 多民族國家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往往難以重合， 尤其是對於這個國家的非主體民族而言。這種認同上的不一致性就成為滋生民族主義、 引發社會動亂的一個重要誘因。全球化帶來了人員與資本的流動和文化的交融與碰撞， 現存民族國家的削弱和跨界民族獨立運動暴髮式發展， 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而引發的民族衝突不僅會影響國內的穩定與統一， 甚至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尤其是近些年來， 民族主義運動呈現蓬勃發展之勢。無論是 「 阿拉伯之春」 一系列反政府運動、 西亞北非的軍事衝突， 還是蘇格蘭獨立公投、 烏克蘭克裡米亞和東部地區的獨立、 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 中東庫德人的建國訴求， 抑或是極端組織 ＩＳＩＳ 公開 「 建國」 行動， 如此種種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性質雖有所不同， 卻都反映出這股民族主義浪潮所具備的同一個特點， 即呈現與傳統多民族主權國家概念相背離的國家分離主義之趨勢。在此種情形下， 多民族國家如何妥當處理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辯證關係， 顯得異常重要。
三.烏克蘭不同階段民族認同的艱難確立歷程
要想尋找烏克蘭危機的根源， 關鍵在於找出影響烏克蘭民族存在與發展的內在變量。民族認同的確立是烏克蘭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獨特標識， 也應該成為考察烏克蘭危機爆發根源的核心要素。烏克蘭民族認同是在漫長的戰勝異族統治和擺脫強權控制的過程中艱難確立起來的。
在烏克蘭歷史界， 關於烏克蘭民族在歷史上產生的時間存在兩種不同的歷史觀。一種觀點認為， 烏克蘭民族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４００００ 年。這種觀點把千百年來生活在烏克蘭土地上的不同族群都歸為現代烏克蘭人的起源民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 烏克蘭民族形成於 １５ 世紀。① 這是以烏克蘭自在狀態民族的形成為依據的。本文更傾向於後一種觀點。
在公元 ９ 世紀， 以現今烏克蘭為核心區域建立的基輔羅斯公國曾是東歐平原上盛極一時的文明古國。１２ ～ １３ 世紀， 由於蒙古的入侵， 其分裂為若干公國。位於西南邊陲的加利奇—沃倫公國 （ 加利西亞和沃倫地區） 是基輔羅斯唯一一個未被韃靼人佔領的公國。１１８７ 年的 《羅斯史記》 中首次提到 「 烏克蘭」 一詞， 其最初的含義為 「 邊界之地」 「 邊陲之地」 ， 這指的就是加利西亞和沃倫地區。基輔羅斯瓦解後， 加利奇—沃倫公國在與金帳汗國、 匈牙利王國、 波蘭、 立陶宛等強大鄰國的靈活鬥爭中不斷擴展， １３ 世紀曾經強盛一時， 直至 １４ 世紀中葉衰落。現代烏克蘭史學家大多將加利奇—沃倫公國視為基輔羅斯的直接繼承國， 將其 １００ 年的獨立視作烏克蘭民族認同的起源。１４ 世紀中期， 烏克蘭大部分土地被立陶宛大公國控制， 所幸處於立陶宛大公國治下的烏克蘭民族特點及傳統並未受到壓制， 羅斯語得到廣泛的應用和推廣， 東正教與基督教也能夠和諧共存， 民族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其時正逢莫斯科公國興起， 高舉基輔王朝的繼承國大旗， 且國力日益強盛， 這對烏克蘭貴族階層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一時期烏克蘭民族意識開始萌發， 對基輔羅斯文化產生高度認同感。到 １４ 世紀末 １５ 世紀初， 烏克蘭語逐漸從東斯拉夫語 （ 又稱古羅斯語） 中分化出來。此時的烏克蘭逐漸具備了地理概念和語言概念， 具有民族意識的民族自覺開始建立， 自在狀態的民族已然形成， 烏克蘭真正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
烏克蘭民族意識出現分化發生在 １６ 世紀中後期的波蘭統治時期。 波蘭王國對烏克蘭實施波蘭化統治， 引發基督教與東正教之爭， 烏克蘭社會階層開始出現宗教意識層面的分化。１６ 世紀末 １７ 世紀初， 哥薩克發展成為烏克蘭社會的一個特定階層。① 驍勇善戰、 喜好自由的哥薩克奮起反抗波蘭政權， 成為烏克蘭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極大地激發了烏克蘭的民族意識。 而此時， 兩個強大的鄰國———波蘭與俄國對烏克蘭的爭奪也日趨白熱化。１６５４ 年， 東部烏克蘭掙脫波蘭統治， 併入沙皇俄國。俄波兩國於１６６７ 年籤署 《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 東西烏克蘭分治的局面最終形成。
１８ 世紀下半葉， 俄、 普、 奧三大帝國第三次瓜分波蘭， 最終烏克蘭大部分版圖併入沙皇俄國， 而加裡奇、 特蘭西瓦尼亞和北布科維納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管轄。② 沙皇俄國在烏克蘭推行俄羅斯化的高壓政策， 烏克蘭民族的特點和傳統被刻意淡化。這一時期， 知識分子扛起民族意識復興的大旗， 通過進行歷史研究、 文學創作等大力歌頌追求自由的哥薩克精神， 指出烏克蘭才是基輔大公國的唯一繼承人， 強調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是不同的種族， 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民族意識。
到 １９ 世紀中期， 民族知識分子的成長和不斷壯大推動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興起。烏克蘭歷史學家梅科拉·科斯託馬羅夫、 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 作家潘捷列伊蒙·庫利什三人被公認為 １９ 世紀烏克蘭民族解放運動的知識分子代表。③ １８４６ 年， 以他們三人為骨幹成立了地下政治組織基裡爾 － 梅福季兄弟會， 他們提出成立聯邦政府、 廢除農奴制度等政治主張， 這標誌著烏克蘭民族知識分子對沙皇俄國的反抗從文化方面開始轉向政治鬥爭。 科斯託馬羅夫與庫利什特別強調烏克蘭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 以及發展烏克蘭文化的重要性。科斯託馬羅夫在其著作 《兩個羅斯民族》中指出， 烏克蘭人尊重個性發展與自由， 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不穩定性、缺乏明確的目標、 個人優越性凌駕於社會等特點， 但烏克蘭人並沒有失去民族團結的情感， 而且自發地把民族解放提上日程。① 舍甫琴科的作品更加直接地表達出對烏克蘭獨立的訴求與願望， 他也因此被尊為烏克蘭民族英雄。在 《或許我們還將重逢？》 一詩中， 舍甫琴科號召同胞：「 請愛自己的烏克蘭吧／ 愛她吧， 因為時代是如此不幸／ 在剩下的艱難日子裡為她向上帝祈禱。」 ②
這一時期， 烏克蘭民族鬥爭的最高峰是表達出獨立建國的政治訴求並提出了明確的國家疆界概念， 「 宣稱從喀爾巴阡山到北高加索都屬於烏克蘭民族國家的領土範圍」 。③ 這標誌著烏克蘭民族認同正式確立。
四.烏克蘭不同時期國家認同建構的困境
東烏克蘭地區和西烏克蘭地區長期處於不同的政治體制、 文化環境之下， 在語言、 宗教和文化上產生了顯著的差異性。西烏克蘭人更認同歐洲文化， 認為烏克蘭應該屬於歐洲， 尤其強調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的差異性；東烏克蘭人則對東斯拉夫文化共同體具有認同感， 更傾向於認為烏克蘭與俄羅斯具有同一的文化本源。
東西烏克蘭認同上的差異性形成於烏克蘭民族認同的發展演進過程中， 也延續到了烏克蘭現代國家建構的現實中。烏克蘭在國家建構中體現出的認同困境成為引發危機的根本原因。
（ 一） 烏克蘭建國運動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２ 年） ：混亂政治下的國家認同困境
近代史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曾指出， 當今世界的民族主義思潮事實上是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１ 年歐洲領土重構時留存下來的民族問題的後遺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引發世界格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長期統治烏克蘭的沙皇俄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覆滅， 在戰爭中浴火重生的烏克蘭人民民族意識迅速覺醒。在戰後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 烏克蘭不同的利益群體尋找新的社會定位， 由此不斷分化出若干不同的政治流派。１９１７ 年底， 中央拉達主導在西烏克蘭建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東烏克蘭地區則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蘇維埃政府。烏克蘭土地上出現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中央拉達宣布烏克蘭獨立。這是在現代歷史上烏克蘭第一次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 烏克蘭語也獲得了在國家事務中使用的權利。然而， 內戰很快讓烏克蘭共和國陷入國家認同的困境。烏克蘭共和國國內多種勢力共存， 政治主張各異， 中央達拉與蘇維埃政權爭鬥不休。在地域上， 此時的東西烏克蘭由於長期的分治而缺乏建立同質性認知的外部推動力， 利益群體的政治分歧嚴重， 經濟利益訴求具有明顯的不可調和性。
（ 二）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時期 （１９２２ ～ １９９１ 年） ：烏克蘭民族共同體與蘇聯人民共同體
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時期的烏克蘭具備了國家認同所需的基本條件。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西烏克蘭地區回歸， 烏克蘭完成了國家統一。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具有了明確的領土上和政治意義上的邊界。第二， 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在法律上是一個具有一定主權的民族國家， 並且在實質上也享有民族區域自治權。第三， 在蘇聯共同體內的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具有共同的民族歷史記憶、 民族文化、 民族語言等， 具備一定的民族認同基礎。第四， 蘇聯初期推行的「 本土化」 「 烏克蘭化」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復興。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以後， 俄羅斯化的民族政策使烏克蘭民族情緒激化， 民眾和政治派別具有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強烈意識和願望。知識分子對民族記憶的塑造也對國家認同的構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但這一時期， 同樣也存在諸多影響國家認同重塑的反作用力。第一， 蘇聯是聯邦制的多民族聯盟國家， 具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 高度集權的政治領導體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主權的行使。第二， 蘇聯時期的民族融合理論與民族政策致力於建構蘇聯人民共同體認同， 極力推廣俄羅斯的語言文化、 宗教信仰、 生活方式等， 注重突出俄羅斯民族的主體地位， 極力壓制非俄民族的民族性。俄羅斯族和烏克蘭族兩個民族之間的相近性使其在政治、 經濟、 文化等諸多方面較易相互融合。部分民眾和政治派別在對蘇聯模式及俄羅斯文化的認同程度上大大高於對烏克蘭民族或民族國家的認同。史達林逝世後， 民族政策有所軟化， 非俄羅斯民族在組建民族國家方面的壓力有所減小。第三， 這一時期民族認同的二元分化仍舊是阻礙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另外， 從外部環境來講， 冷戰時期東西方對峙的大背景下， 中小國家普遍缺乏安全感， 這也加強了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對蘇聯人民共同體的認同而淡化了對烏克蘭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 三） 國家轉型時期的認同危機 （１９９１ 年至今） ：國家共同體的艱難建構
蘇聯解體後，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烏克蘭宣告獨立。社會結構的劇變引發國家認同的混亂和巨大波動， 獨立之初的烏克蘭面臨構建國家共同體、 重構國家認同的艱巨任務。首先是國家結構系統的重構。獨立之初的烏克蘭面臨國家制度、 政治觀念、 法制體系等方面的重建， 需要儘快擺脫蘇聯計劃經濟制度的影響， 實現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從馬克思主義到西方價值觀的轉變。其次是歷史文化共識的重構。為了儘快實現去俄羅斯化， 烏克蘭啟動了對烏克蘭歷史的重新研究， 並強制推廣烏克蘭語言和文化。烏政府多次推動把與俄羅斯之間的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提升到國家層面甚至外交領域來看待。
在國家結構系統和歷史文化共識的重構過程中， 一方面， 烏克蘭主體民族的國家認同得到鞏固和強化；另一方面， 因損害其他民族的既得利益， 本已存在的社會分裂與民族矛盾被激化， 這使國家認同的二元結構更加突出。獨立後的國家認同危機具體體現在法律體制、 國家結構、 利益群體等多個方面。
１，憲法認同危機動搖國家認同的法制根本
公民國家認同 「 便是對作為國家根本法規範下的國家文化和制度架構的認同， 即對主權和法統的一種認同， 即是一種憲法認同」 。① 然而在獨立後的二十餘年間， 烏克蘭憲法經歷了涉及政治體制變動的數次重大變更。烏克蘭在 １９９２ 年初就出臺了一部憲法草案， 但因各派之間的分歧， 其遲遲未能通過。１９９６ 年， 烏議會通過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 確定烏克蘭為三權分立國家， 實行共和制。總統為國家的最高元首， 最高蘇維埃為立法機關， 作為最高行政機關的內閣向總統負責。２００４ 年橙色革命期間， 烏議會憲法修正案規定自 ２００６ 年起烏政體由總統議會制過渡為議會總統制， 總統權力被削弱， 議會權力相應增加。２０１０ 年， 亞努科維奇上臺後， 謀求擴大總統權限， 迫使烏克蘭憲法法院做出裁決， 認定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違憲， 國體重新改回總統議會制。烏克蘭危機爆發後， 烏克蘭議會趁機宣布 １９９６ 年憲法失效， 並於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通過法律恢復 ２００４ 年憲法。
憲法是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和核心， 但當權者出於自身私利在短時間內數次對國家憲法進行重大變更， 不僅體現出當政群體對於國家認同的高度不一致性， 也充分說明烏克蘭未能建立涉及規範穩定的國家以及政黨治理行為的法制體系， 政治體制尚不夠完善。這種做法勢必使國家認同的建立失去法律根基， 成為無本之木。
２，東西部二元認同危及國家發展穩定
自 １６ 世紀以來， 烏克蘭東西部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傳統習俗的影響。獨立後， 烏克蘭東西部地區的二元認同仍然在諸多方面具有明顯的地區分化特點， 並且危及烏國家認同的穩定性。
語言格局是東西部二元認同的一個重要指徵。眾所周知， 由於受沙俄與蘇聯時期大力推廣俄語的語言政策及移民政策的影響， 有相當多的烏克蘭人使用俄語進行交際。目前烏克蘭國內實際的語言格局呈現俄烏雙語特徵， 並且地域分布特徵較為明顯———東部和南部居民主要使用俄語， 西部和中部居民主要使用烏克蘭語。獨立後， 為了擺脫俄羅斯的影響， 尋求獨立的國家身份和文化認同， 烏克蘭政府曾經採取種種降低俄語地位和限制俄語使用範圍的政策與措施。此次危機持續激化並達到高峰的標誌性事件就是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烏克蘭通過新的教育法。該法中有關教學語言的第七節規定， 自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起， 烏少數民族兒童的母語教育只許在幼兒園和小學五年級之前而且只能在地方自治政府所辦學校的專門班級開展；從五年級開始， 所有的課程都只能用烏克蘭語來教授， 少數民族語言只能作為一門單獨的課程開設；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之後將不分年級全面使用烏克蘭語進行教學活動。也就是說， 未來除各民族語言科目外的所有科目均將採用烏克蘭語教學， 因此， 該法大幅降低了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學習的可能性。該法規提到的少數民族語言顯然主要針對的是俄語。這是波羅申科政府推動國家烏克蘭化的一個比較激進的舉措。這種做法對於彌合東西部語言差異有何作用有待觀察， 但該法一經發布就引起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多個國家的抗議， 匈牙利、 羅馬尼亞甚至提出要阻撓烏克蘭加入歐盟。①
政治認同的二元分化在區域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以農業區為主的西烏克蘭地區在政治經濟體制上向西歐靠攏， 希望儘快加入歐盟。而以工業區為主的東烏克蘭地區的俄羅斯化程度深， 主張增強地方權力， 進一步深化與俄羅斯的關係。２０１０ 年， 烏克蘭 ３ 家民間調查機構共同對頓涅茨克（ 東部代表城市） 與利沃夫 （ 西部代表城市） 居民的調查結果顯示：８８％的頓涅茨克人認為烏克蘭的最大盟友是俄羅斯， 而利沃夫選擇同樣答案的人數只佔 １６％ ；在反對還是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問題上， ８３％ 的頓涅茨克人表示反對， 而 ５４％ 的利沃夫人表示支持。①
在這樣一個二元結構明顯的社會中， 地方認同有其發展的內在需求， 認同向地方回歸併有取代國家認同之趨勢， 民族主義大行其道， 地區分離主義傾向隨之產生， 這極大地危及國家的發展和穩定。而俄羅斯和西方外部力量便利用這種東西部二元認同來拉攏親近自己的勢力， 使烏克蘭危機爆發並延續至今。
３，不同利益群體和派系爭鬥破壞國家認同的道德基礎
與中東歐地區許多轉軌國家一樣， 寡頭經濟和寡頭政治是烏克蘭經濟和政治的一大特點。寡頭集團建立政黨， 操縱傳媒， 甚至凌駕於國家意志之上， 左右國家政治、 經濟和社會政策。頓涅茨克集團、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集團、 基輔集團等不同的寡頭集團佔據不同的產業， 各自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 政治基礎和政治經濟訴求， 相互之間競爭十分激烈。這些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爭鬥和相互撕扯成為分化與瓦解統一的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
政治派別爭鬥以及政府官員貪汙腐敗成風嚴重影響了烏克蘭政府的公信力， 從根本上破壞了公民國家認同的道德基礎。在烏克蘭的歷次選舉中， 不同黨派經常把民族問題作為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和政治博弈的籌碼。親歐派與親俄派兩大陣營都會把民族認同分歧刻意放大， 以拉攏選民。政客們在政治博弈中用盡手段， 不惜挑逗公眾情緒， 激化社會矛盾。這種現象在 ２００４ 年的 「 橙色革命」 和此次的烏克蘭危機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烏政府時不時會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故意誇大俄烏之間的隔閡和衝突。例如， ２００６ 年， 烏克蘭議會就在總統尤先科的呼籲下通過決議， 認定烏克蘭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大饑荒為蘇聯有意製造的種族滅絕。這種做法勢必造成社會意識進一步分化、 對立， 反對派會抓住一切機會放大和製造矛盾， 而上臺一方也因為無法得到反對派陣營的支持而大大降低執政效率。
獲得權力的一方往往不斷排除異己， 把權力當作斂財的工具。由於政治、 經濟轉軌帶來的寡頭政治、 執法框架和商業系統不健全、 管理不善等原因， 烏克蘭官員貪汙腐敗成風， 這成為阻礙烏克蘭社會發展的一大毒瘤。２００５ 年尤先科與季莫申科在 「 橙色革命」 中以反對前政權貪汙腐敗而贏得最後勝利， 而不久之後季莫申科政府就因腐敗問題引發內部衝突。
２０１０ 年亞努科維奇上臺伊始即將打擊腐敗和履行法律職責列為新政府的絕對優先事項， 而在其政府倒臺後， 亞努科維奇奢華豪宅被媒體曝光， 其貪腐行為也陸續被披露出來， 極具諷刺意味。此外， 在政權爭鬥過程中， 貪腐問題往往與權力爭鬥相互交織， 發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貪腐與權力爭鬥不斷引發烏克蘭政界地震， 政府更迭頻繁。１９９１ 年脫離蘇聯獨立以來， 烏克蘭在 ２８ 年間共產生了 １６ 任總理。政府的頻繁更迭既是東西派別長期爭鬥的結果， 也進一步激化了它們之間的矛盾。
五.結語
一般認為， 民族認同是先於國家認同產生的， 且一般保持相對不變， 而國家認同則可能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在追求國家獨立的過程中， 烏克蘭建立起了具有獨特二元結構的民族認同， 這是其後建立起的國家認同基礎 「 先天不足」 的根本原因。在後續烏克蘭國家結構體系和歷史文化共識的重構， 即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 其亦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弱化和規避這種局面， 反而屢屢出現民族問題政治化的事件， 導致社會分裂加速， 民族矛盾激化。這就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二元分化的認同格局， 使民族認同無法支撐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亦不能統領民族認同。另外， 由於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缺乏可以有效聯結的紐帶，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互動形成一種非良性循環， 這種結構性困境讓烏克蘭時時處在危機四伏的境地。外部力量的博弈特別是俄美歐大國的介入使這種矛盾變得更加不可調和。此次烏克蘭危機的產生可以看作長期以來形成的烏克蘭國家認同危機的一次總爆發。烏克蘭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困境結構循環示意見圖 １。
「 真正完整、 和諧的民族國家應當是願意形成一個統一的國族的所有民族共同締造、 共同擁有的國家， 而不是一個民族單獨締造、 單獨擁有的國家。」 ① 不同族群民族認同的多元性需要尊重， 而維護統一的國家認同是多民族平等共存的重要前提。無論是漠視還是打壓民族認同， 抑或是過分縱容和放大這種認同， 都會極大危害社會穩定。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礎上的民族國家認同， 是烏克蘭應對認同危機、 樹立國家認同的根基的首要路徑。在歷史上， 在反抗外來壓迫和侵略的過程中， 東西烏克蘭有著對基輔羅斯光輝歷史和對自由豪邁的哥薩克精神的共同追憶， 追求獨立自由的精神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 烏克蘭東西部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基因是共通的。烏克蘭國家認同構建的最優選項是東西兩地能夠摒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 建立共同民族記憶基礎上的語言、 宗教、 歷史和文化認同， 尋求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共通性和互補性， 從而建立起統一的民族國家認同。其實質就是進行政治和文化的同一性建設， 通過各種途徑彌合民族裂痕， 使原本文化多元和民族多元的狀況顯示出同質性來。但這並不是主張謀求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完全重合， 而是建立起兩者之間矛盾統一的良性互動關係， 保持一定的張力。而要達到這一目標， 文化認同的內部建構和對外推廣同樣重要。
在國家認同的國際維度上， 正確處理與俄羅斯、 歐盟、 美國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關鍵點。如前文所提及， 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 東西烏克蘭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東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更為緊密， 西烏克蘭則更傾向於與歐美融合。當今世界， 大國之間的關係正處在深刻調整的過程中， 烏克蘭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 歷來是群雄必爭之地。俄美歐正是利用了烏克蘭內部力量的撕扯， 介入烏克蘭危機， 以實現自己的戰略利益。外部勢力的插手只會強化烏克蘭的認同分裂。 無論大國之間較量的結果如何， 烏克蘭都是這場博弈的最大輸家。由於烏克蘭處在美國、 歐盟和俄羅斯政治經濟戰略利益的前沿地帶， 其國內局勢的變動會對歐亞大陸甚至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影響。正如烏克蘭著名政治學家葉甫蓋尼·科帕季柯所指出的， 烏克蘭應該集中力量解決內部問題， 而不是盲目選擇俄羅斯或者北約， 這個話題也會加劇烏克蘭東西部地區的對立。
由此可見，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維度上， 目前烏克蘭都沒有形成較為一致的國家認同。在這種狀況下， 烏克蘭勢必仍然危機四伏， 一觸即發。烏克蘭危機徹底出現轉機， 有賴烏克蘭國內東西分化現實狀況的緩和與改變。烏克蘭危機頻發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 多民族國家在強化內部認同的同時， 也應關注國際社會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一方面通過外交渠道在區域和國際平臺上塑造和展示國家形象， 不斷提升國家認同在國際社會的認可度；另一方面要推動國家認同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進行良性互動， 尤其要防止外部力量介入內部民族事務。
由於篇幅過長，省去文章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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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別和區域研究》
（第五卷 2020年第1期，總第11期）
排版：虞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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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集刊 | 王會花梅穎：認同理論視閾下的烏克蘭危機根源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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