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4丨孫文棟:《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的「求真」與「致用...

普魯塔克

外國史學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的

「求真」與「致用」

孫文棟

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原刊於《史學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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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魯塔克寫作《希臘羅馬名人傳》旨在探究和效仿歷史人物的德性。他廣泛搜求史料並加以辨析，冀圖通過歷史的真實情況反映人物的真實德性，表現出史實追求與德性追求互相一致進行「求真」的一面；當史實與普魯塔克的德性認識相衝突的時候，他就堅持德性、放棄史實，甚至系統地改編史料來適應德性，表現出史實追求與德性追求互相衝突而「失真」的一面。《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既有「求真」也有「失真」，共同服務於追求德性的「致用」目標，這是普魯塔克傳記寫作方法的重要特點。

關鍵詞：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求真；德性；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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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塔克（Plutarch，約45—120年）是生活在羅馬元首制時代早期的希臘哲學家、傳記家。他出身於希臘半島中部城市喀羅尼亞的地方貴族家庭，青年時在雅典柏拉圖學園接受教育，成年後投身政壇，多次前往羅馬辦理公務並講學，與羅馬權貴建立起密切關係，同時接觸到許多羅馬歷史和文化，為日後撰寫羅馬人物傳記奠定基礎。普魯塔克晚年在德爾斐擔任神廟祭司，專心著述，他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以下簡稱《名人傳》）大部分寫成於這一時期。

《名人傳》是傳世的普魯塔克傳記作品總稱，可以分為「單篇傳記」、「帝王傳記」和「對比傳記」三部分，記述了從傳說中雅典城的建立者忒修斯到殞命於公元69年的羅馬皇帝加爾巴等五十位歷史人物的生平，跨越古代地中海世界一千餘年的歷史，所記諸多史事為其他文獻所無，彌足珍貴。但是近代學者對《名人傳》的真實性頗有爭議:19世紀以來多數西方史學家認為《名人傳》沒有在史料批判基礎上如實反映真實歷史，如尼布爾（B. G. Niebuhr）說普魯塔克傳記的道德目標過於明顯，對史料既不批判也不辨析；邁耶（Eduard Meyer）提出普魯塔克傳記是用二手史料拼湊而成的；戈姆（A. W. Gomme）也認為普魯塔克缺乏史料批判能力，無法為歷史事件建立正確的年代順序，無從理解歷史的真實情況，《名人傳》作為史書價值有限。20世紀中期部分學者轉而肯定普魯塔克的史料批判能力，如特安德（Carl Theander）提出普魯塔克傳記中大量使用了文物銘文等一手史料，在使用文獻史料時也注意加以分析、辨別和求證；漢密爾頓（J. R. Hamilton）認為普魯塔克能夠辨別並儘量利用一手材料，並且會對互相矛盾的史料加以分析辨別。20世紀晚期又有部分學者提出《名人傳》具有部分真實性，如福斯特（Frank J. Frost）認為普魯塔克的首要目標是德性，只有符合其德性目標的史實才被寫進傳記；佩林（C. B. R. Pelling）也認為普魯塔克傳記具有真實性與道德性兩個原則，在史料符合他德性判斷的時候會表現出過人的史料批判能力。

本文認為，從《名人傳》文本來看，普魯塔克在傳記寫作中既有德性追求，也有史實追求；當史實與德性一致時，普魯塔克能夠探求歷史的真實情況，表現出「求真」的一面，當史實與德性衝突時，普魯塔克就保留德性、放棄史實，表現出「失真」的一面；「求真」和「失真」在《名人傳》中同時存在，統一服務於追求德性的致用目標，這是普魯塔克傳記寫作方法的重要特點。本文將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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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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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塔克是道德哲學家，他研究和追求的對象是「德性」，這一目標貫穿於普魯塔克傳記寫作的始終。作為柏拉圖學園的成員，普魯塔克在《名人傳》裡表現出高度的理論自覺。《伯裡克利—費邊傳》的序言就直言人類心靈不應無所事事，而應追求那些「憑藉本身的魅力將我們的心靈引向完善境界的事物」，這些事物就是「節制」、「正義」和「睿智」，也就是「德性」。人們不僅應當追求德性，還要注意追求德性的方法:德謨克利特認為追求德性應當祈禱，祈求那些代表德性的「吉祥如意而非邪惡乖張的精靈」能夠從天而降與人結合，普魯塔克批評他「把一種不真實的學說引入哲學」，把人引入迷信的歧途；他本人追求德性的方式是:「把歷史當成一面鏡子，努力與其中所描述的德性相一致，使我得以重塑和裝點自己的人生……我從靈魂深處珍惜這些對最崇高、最可貴的性格的記錄，隨著對歷史的研究和在寫作過程中對它的熟悉，使我得以驅散和遠離那些不得不與之相遇而可能會侵害我的卑賤、妒忌或者無知的暗示，使我保持平靜沉著，把我的思想從他們那裡轉移到我那些最為傑出的榜樣身上。」普魯塔克認為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具有崇高的德性，這些德性反映在他們的言行事跡之中，而這些言行事跡又被保存在各種歷史材料裡面，研究這些史料可以了解這些事跡，進而發現並效仿其中所蘊含的德性。

《希臘羅馬名人傳》，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普魯塔克由此決定「把歷史當成一面鏡子」，通過研究歷史、寫作傳記的方式來研究和追求德性。他認識到史料對於研究歷史的根本作用，多次強調由於史料缺失，很多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已經不可考究，因此非常重視史料搜集工作，感慨說歷史作家最好居住在一座擁有大圖書館且人口眾多的大城市裡，以便於搜集各種文獻和口傳史料。雖然身居故鄉小城，條件有限，普魯塔克還是力所能及地廣泛搜求材料，且經常註明出處。以來源論，《名人傳》所使用的史料可以分為文獻史料、文物碑銘史料和口傳史料三類。文獻史料的取材範圍包括一百四十餘位古代希臘作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埃弗魯斯、泰奧龐浦斯、波利比烏斯等）、四十餘位古代羅馬作家（狄奧尼修、李維等）的著作，展現出作者的博學多識。文物碑銘史料包括普魯塔克求學和遊歷海外時期搜集到的大量文物碑銘，比如他故鄉喀羅尼亞附近亞歷山大和蘇拉的遺蹟銘文，雅典城中梭倫、地米斯託克利、西蒙、尼西阿斯、福西翁等人的遺物銘文，薩拉米斯、普拉蒂亞、色雷斯等地古戰場的各種銘文刻字，羅馬以及義大利各地的歷史遺蹟等。這些堅實的史料證據，都被普魯塔克記錄下來寫進《名人傳》，使他的傳記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面貌。普魯塔克還非常重視口傳史料，他的曾祖父尼卡克斯曾經親歷公元前31年的羅馬內戰，曾祖父的朋友斐洛塔斯曾在埃及近距離觀察過安東尼，他們都給普魯塔克講述了親身經歷；普魯塔克還搜集了家鄉和羅馬的許多傳說軼事，並把這些口述史料寫進《名人傳》，留下了寶貴的一手材料。

普魯塔克利用這些豐富的史料寫作傳記時注意到，各種史料對歷史事件的記敘往往互相齟齬、差別很大，對了解歷史真相造成很大困難。他在《伯利克裡傳》第13節中感慨說：「敘述歷史，要掌握好事實很不易，因為，如果是後來人，時間對認清事實是個障礙；而如果是敘述同時代人的事跡和生平，那麼，或者由於懷恨，或者由於逢迎，又會對事實加以損害和歪曲。」這表現出高度的求真意識。為了從互相矛盾、紛亂蕪雜的史料中確定真實的歷史情況，進而反映傳主的真實德性，普魯塔克發展出一套較為合理的史料批判方法，體現出他傳記寫作中史實追求與德性追求互相結合、能夠依據史料探求歷史真實情況的「求真」一面。《名人傳》的「求真」有兩種表現:一是史實判斷與德性判斷相一致，真實的歷史記述反映的人物德性是真實的，虛假的歷史記述反映的人物德性是虛假的；二是史實追求與德性追求互相分離，但不衝突，人物德性的真假不妨害歷史記述的真假。

首先是史實與德性互相統一的情況。普魯塔克的史實追求與德性追求密不可分，在兩者互相一致的情況下，普魯塔克能夠立足史料，追求歷史真相，表現為:當某一歷史事實所反映的人物德性與普魯塔克的德性認識相一致的時候，它所依據的史料同時被判斷為真實可信，可以肯定這一史實是真的。例如，在《努馬傳》第1節中，對於「努馬是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密友」這一記述，存在很多否定的意見。有人說努馬是自學成才或另有導師，還有人以奧林匹亞競技會的年表為證說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生活的年代比努馬晚五代人，努馬認識的是另外一位畢達哥拉斯。普魯塔克同時從德性和史料兩方面論證這一史實:就德性而言，努馬與畢達哥拉斯同樣使用宗教迷信來軟化、馴服人們的狂熱激情，努馬禁止偶像崇拜的法令也與畢達哥拉斯哲學相一致，兩人德性相似；就史料而言，其一，奧林比亞競技會年表出現的年代很晚，所記述的早期歷史不足為憑，其二，畢達哥拉斯派的喜劇詩人埃皮卡摩斯記錄說畢達哥拉斯是羅馬公民，其三，努馬的一個兒子與畢達哥拉斯的一個兒子同名，其四，根據口述傳說，羅馬人曾經在廣場中樹立畢達哥拉斯的雕像，足以證明畢達哥拉斯與努馬有關聯。普魯塔克在這段分析中立足德性，肯定努馬與畢達哥拉斯之間德性一致，同時立足史料，批駁反對者證據不足，在德性和史實兩個方面同時肯定「努馬是畢達哥拉斯密友」這一記述是真實的，表現出史實追求與德性追求的統一。

普魯塔克的史實追求與德性追求相一致還表現在，當某一「歷史事實」所反映的人物德性與普魯塔克的德性認識相衝突的時候，它所依據的史料同時被判斷為虛假不實。以亞歷山大東徵途中會見亞馬遜女王的典故（《亞歷山大傳》第46節）為例。普魯塔克提出有五位作家（克萊伊塔克、波利克萊圖、奧涅克裡圖斯、安提戈涅和伊斯特）認為這一事件真實發生過，也有九位作家（阿里斯多布魯、王家司儀查勒斯、託勒密、安提克利特、忒拜人斐洛，忒安哥拉人腓力，厄利垂亞人赫卡泰烏斯、哈爾基斯人腓力，以及薩摩斯人杜裡斯）認為它是虛構的。兩種意見各有多位作家支持。普魯塔克在這種情況下拿出亞歷山大本人的信件（完全沒有提及這一事件）和親身跟隨亞歷山大東徵的將領呂西馬克斯的口證（「當時我在哪呢？」）作為決定性的材料，證明整個事件子虛烏有，某些作家的記敘是錯誤的。普魯塔克之前提及亞歷山大大帝具有熱愛榮譽、不好女色的德性（第4節），「亞歷山大約會亞馬遜女王」與普魯塔克的德性認識不相融貫，難以立足。這一典故在德性和史實兩方面都被證明是虛假的，在「求真」上具有一致性。雖然後世學者對普魯塔克所用亞歷山大書信的真偽存在爭議，但是在重視一手史料的價值這一點上普魯塔克並無過失。當代研究證明，亞歷山大與亞馬遜女王相會的故事表明了希臘人把亞歷山大事跡融入希臘文化傳統中去的一種傾向，是馬其頓與希臘歷史文化結合過程中出現的傳說要素融合，故事本身不足為信。

普魯塔克寫作傳記時對史料批判方法有所自覺，《呂庫古傳》第1節說:「儘管這些年代的史實是如此混亂與糾纏不清，我在敘述時儘量依照那些最少自相矛盾的作者，或者是那些為了撰寫呂庫古的事跡而掌握了最值得注意的證據的作者。」他重視一手史料的價值，注意分析二手史料的內容，掌握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史料辨析方法，《名人傳》在德性追求與史實追求互相一致，史實與德性或者同時為真、或者同時為假的情況下，能夠使用這些方法對史料加以分析和批判，表現出傳記作家具有追求歷史真實情況的意願和能力。

其次是德性與史實互不矛盾的情況。普魯塔克博學多識，他的傳記表現出多樣化特徵。《名人傳》中的德性追求與史實追求並不總是密切一致，也會互相分離，在不明顯脫離史料的前提下，兩者並不直接矛盾，而是分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這也是一種尊重歷史事實的態度。

某些史實所依據的史料互相衝突，僅憑史料批判難以辨別，普魯塔克在這種情況下會從德性層面進行「推理」，判斷史事的真假。以地米斯託克利的老師為例:史學家斯特辛布羅記錄說地米斯託克利是哲學家阿那克薩戈拉以及物理學家麥裡梭的弟子，但也有人說地米斯託克利的老師是弗瑞阿里亞人姆涅西菲洛斯，這個人「既不是位雄辯家，也不是所謂的自然哲學家，而是當時被稱為詭辯術或『智慧』的修煉者，只不過是政治上稍為機敏，加之在實踐當中比較精明而已」。普魯塔克從德性角度判斷兩種說法的真假:他認為地氏的性格特點是狡猾機智、雄心勃勃，自幼就對培養德性漠不關心，只憑自己的機智達到目的；以此看來地氏不大可能跟隨追求智慧與德性的哲學家阿那克薩戈拉學習，跟隨狡猾精明的智術師姆涅西菲洛斯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普魯塔克判斷後一種說法「更為可信」。在同時存在兩種互相矛盾史料，僅憑史料批判無法辨明的情況下，普魯塔克以德性認識為依據判斷其中一種史料記述的史實為真，另一種史料為假，也可以視為「求真」。

有些史事無關德性，普魯塔克出於興趣把他們寫進傳記，使《名人傳》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面貌。比如羅馬城的起源，普魯塔克在《羅慕洛傳》裡不厭其煩地記錄了佩拉斯基亞人建立羅馬說，特洛伊人建立羅馬說，拉丁人建立羅馬說以及羅慕洛建立羅馬說；關於羅慕洛的出身，普魯塔克又記錄了五種說法，把羅馬起源的種種傳說全部梳理一遍。後世學者認為羅馬起源傳說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層累」過程，到元首制時代才基本定型，其中的歷史真相已經難以考究。羅馬起源傳說並不涉及德性問題，但是普魯塔克對它感到興趣而詳加記述；他沒有能力在諸多傳說版本中發掘真相，但也沒有把官方版本奉為圭臬，而是並存多說，把多種說法一併記錄下來交代給讀者，表明在不涉及德性的歷史問題上，普魯塔克也能堅持「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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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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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塔克的德性思想十分複雜。如上所述，他在《阿米利烏斯—梯莫勒昂傳》序言中認為德性存在於歷史之中，認識德性需要研究歷史；但是在哲學散文《論道德德性》中卻又提出相反的觀點，認為「德性可以整個地獨立於物質，完全不與它混合，然而依然存在，這是可能的，我認為這非常明顯」，表達出一種德性獨立並凌駕於歷史的觀點，致使他的德性追求超出史料和史實的範圍。普魯塔克在《忒修斯—羅慕洛傳》的開頭用修辭化的語言把寫作傳記比作繪製地圖:由於缺乏信息，地圖邊緣以外的部分往往被地圖作家想像為沙漠沼澤、冰山瀚海，同樣，那些「推理所能及和確實有史可稽的時代」之前的歷史情況，人們無從得知，「那裡是詩人和傳奇作家活躍的領地，虛無縹緲、荒誕不經、令人難以置信」。忒修斯和羅慕洛就是屬於這些時代的傳說人物，普魯塔克明知他們的生平故事荒誕不經，但因為兩人都是「集健壯的體魄與超人的智慧於一身的人物」，具備強烈的德性特徵，依然決定寫作他們的傳記。普魯塔克自言「希望能夠將虛構的傳說予以澄清，使之合乎情理，具有歷史的容貌」，有些故事過於荒謬，就只能請求讀者原諒，表明他此時尚未忘記「求真」原則，但已經把德性追求與史實追求對立起來，並把德性追求凌駕於史實追求之上。

德性凌駕史實的原則在《亞歷山大—愷撒傳》序言中表現得更加明顯。普魯塔克說：「我寫的不是歷史，而是傳記。那些最為偉大光輝的事跡並不總是能夠彰顯美德或者邪惡，相反，相較於血流漂杵的激戰，陣勢壯觀的大軍和圍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句話或者一個玩笑，更加能夠深刻地揭示性格。」傳記只關注那些能夠彰顯人物德性的言行事跡，不會巨細靡遺地記述所有歷史細節，所以作者「格外關注那些人類靈魂的徵象」，而把「那些偉大的爭鬥留給他人去描述」。相較於史實，德性才是《名人傳》的根本目標，這一原則體現在史料選擇的標準上:普魯塔克自言不會「單純地堆砌一些沒有研究價值的素材」，而是「採用那些有助於了解人物性格和氣質的資料」。德性原則也體現在傳記寫作方法上:普魯塔克把寫作傳記比作畫像，「對那些優異傑出的地方完滿精確地追隨事實」，對於那些「偶爾出現的錯誤和缺陷」，則「不會過於熱衷而多餘地去描繪他們」。普魯塔克的以上綱領性陳述清楚表明，他在處理史料、記敘歷史的時候是以德性認識為前提的。如果史實能夠反映德性，他就「完滿精確地追隨事實」，如果史實不能反映德性甚至與德性相衝突，普魯塔克就會對史實棄之不顧。普魯塔克把德性追求置於史實追求之上，以德性為標準取捨史料、剪裁史實，表現出他傳記中「失真」的一面。通過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名人傳》中的「失真」也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德性背離史實，二是依據德性改編史料。

首先看德性背離事實的情況。當普魯塔克本人的德性判斷與依據史料做出的史實判斷互相衝突的時候，普魯塔克傾向于堅持德性、否定史實。比如《梭倫傳》第27節寫到梭倫教誨呂底亞國王克羅索斯幸運無常、應當保持理性的故事，普魯塔克評價說:「有人企圖根據年代紀來證明它是虛構的。但是既然一個故事這樣著名，這樣確鑿有據，尤其是這樣和梭倫的品格相符，這樣和他的雅量和智慧相稱，我就不能因遵守任何年代紀的條規，主張把它否認。」普魯塔克認為梭倫具有「智慧和公正」的德性，他與克羅索斯會面的故事完美體現了這種德性，雖然史料已經指明這個故事真實性不足，普魯塔克還是主張承認它是真實的。史實判斷為假，德性判斷卻為真，普魯塔克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德性判斷，認定梭倫會見克羅索斯的故事是真實的「歷史事實」。

梭倫像

德性背離史實還表現在，一些史實根據史料可以判斷為真，但是普魯塔克從德性出發判斷其為假。比如《呂庫古傳》第28節提到，亞里斯多德記錄說呂庫古建立「秘密勤務」制度（Krupteia），有組織地屠殺希洛人；柏拉圖也評價呂庫古的立法只能培育武勇，不能養成德性；普魯塔克自己也承認斯巴達人殘酷對待希洛人。但是在普魯塔克看來，呂庫古和努馬一樣都是「受神寵愛之人」，具有「節制平和」的德性，不可能設立這樣一種殘忍暴虐的制度，因此說「我根據呂庫古在其它方面表現出來的慈祥和正義的性格分析，實在不能將『克魯普特亞』這個如此令人痛恨的措施加諸在他的身上。」他進一步解釋說，斯巴達國中的希洛人在公元前464年的大地震中燒殺搶掠，斯巴達人從此才開始虐待希洛人，以此為斯巴達人開脫，試圖證明呂庫古建立秘密勤務制度的史事是虛假的。在有多種史料證明秘密勤務制度真實存在的情況下，普魯塔克從對呂庫古的德性認識出發否定這一史實的真實性，從而導致德性判斷背離史實判斷。

再看依據德性改編史料的情況。普魯塔克不僅依據德性否定史料和史實，還依據德性改編史料、虛構史實，以求達到宣揚德性的目標。普魯塔克改編史料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虛構。普魯塔克有時會在傳記中增添一些於史無憑的細節，以突出傳記人物的德性特徵，這在傳記人物的童年部分最為典型。傳主的童年是傳記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相關信息在歷史文獻中卻不一定存在，這一點在羅馬早期人物的傳記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由此普魯塔克不得不進行虛構。比如《阿米利烏斯傳》的主要史料來自李維和波利比烏斯，兩人都沒有述及阿米利烏斯的早年生活，普魯塔克無從知曉傳主青少年時代的情況，因此在介紹了傳主的家世之後說，阿米利烏斯是一個德性出眾的人物，青年時代沒有像其他人一樣上法庭為群眾辯護或者向群眾揮手致意以贏取他們的擁護，而是追求「一種得自勇敢、公正與值得信賴的名譽」，並且「在這些德性上立即超過了同齡人」。在普魯塔克看來，一個人的德性品質是始終如一的，「一個人年輕時候的品質在成年後肯定依然存在」，普魯塔克關於阿米利烏斯青少年時代的陳述過於籠統，可以認為是把阿米利烏斯成年以後表現出的德性品質照搬到其青少年時代所進行的虛構。

第二，壓縮。普魯塔克有時會使用壓縮年代的方法，把兩個相隔較遠的事件結合在一起，形成因果關係，以彰顯人物德性。比如《蘇拉傳》第5節說蘇拉在打敗辛布裡人贏得韋爾切利之戰後「立即」投身政治，競選法務官，並在第二年當選，這「部分由於他討好民眾，部分由於他用金錢收買他們的支持」。普魯塔克在寫到蘇拉從軍界投身政界的時候使用了形容詞「ευ'θυ'」（立即），諾斯英譯本把它翻譯為「no sooner」，朗豪譯本譯為「immediately」，德萊頓譯本亦譯為「immediately」，斯圖爾特譯本譯為「as soon as」，洛布譯本譯為「at once」，各英譯本差別不大，都做「立即、立刻、馬上」解。普魯塔克似乎是在說，蘇拉在戰爭勝利後沒有延遲，馬上投身政治活動。韋爾切利之戰發生在公元前101年，蘇拉當選法務官的時間則有爭議：賴納赫認為是在前93年，巴蒂安認為是在前97年，後來學者在這兩個時間點上爭論不休，難以達成共識。但是無論前97年還是前93年，都與蘇拉從戰場歸來的前101年相距遙遠，難以稱之為「立即」，可以認為普魯塔克在這裡使用了壓縮年代的寫作手法，把在時間上相距四年甚或八年之久的兩個事件捏合到一起，強調蘇拉在選舉中利用的「賄賂」和「收買」等煽動手段，凸顯蘇拉的權力欲望以及他與人民的不正當關係，使蘇拉作為一個討好民眾的煽動家形象躍然紙上。

第三，移位。普魯塔克不僅會壓縮事件之間的年代，還會更換事件之間的順序，以此凸顯人物德性。比如，《愷撒傳》的開頭部分講到，愷撒在蘇拉掌權後逃離羅馬，結果在海上被俘虜（第1節）；愷撒在繳納大筆贖金後獲釋並立即組織艦隊剿滅海盜（第2節）；後來愷撒前往羅德島學習演說（第3節），學成後返回羅馬進入政界，利用演說術指控前執政官多拉貝拉、安東尼烏斯等人，獲得平民支持（第4節）。蘇維託尼烏斯《神聖的朱利烏斯傳》敘事順序與普魯塔克不同：愷撒出面指控多拉貝拉，結果敗訴，因此離開羅馬以避免被報復，結果在前往羅德島途中被海盜俘虜，繳納贖金獲釋後，馬上率領艦隊剿滅海盜，然後才前往羅德島向阿波羅尼烏斯學習演說術。普魯塔克的敘事順序是「逃離羅馬—海上被俘—學習演說—回國辯護」，而蘇維託尼烏斯的順序是「羅馬辯護—逃離羅馬—海上被俘—學習演說」。愷撒在羅馬與多拉貝拉等人的官司，在蘇維託尼烏斯那裡，是一系列事件的開始，而在普魯塔克那裡，則是一系列事件的結束。施塔斯伯格（Hermann Strasburger）認為蘇維託尼烏斯的事件順序是正確的，普魯塔克的史料來源與蘇維託尼烏斯相似，他非常清楚這些事件的真實次序，調整應是他本人故意為之。西方學者一般認為，相較於普魯塔克的其他傳記，《愷撒傳》更偏向歷史編纂學，更重視愷撒生平中的政治與歷史因素，而非愷撒本人的性格特質；但是從這一段文字調整來看，普魯塔克突出強調了愷撒學習演說與他贏取辯護勝利、獲得平民支持之間的關係，使前後事件更加符合「自然順序」，並暗示愷撒乃是一個通過演說術打動平民、贏取平民支持的煽動家；這一段的主題是政治活動，同時也反映了愷撒的獨裁者品質。

第四，重釋。普魯塔克在利用前人史料時，會以自己的德性觀點對史料進行重新解釋，比如《克裡奧拉努斯傳》就把「克裡奧拉努斯變成了一個關於野心與憤怒的故事」。《伯利克裡傳》第15節對伯利克裡獲得雅典領導權的分析也使用了類似技巧。這一段文字與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高度相似，細微之處則不盡相同：在修昔底德看來，伯利克裡之所以能夠取得雅典領導權，是因為他具有非凡的英明、睿智和遠見，是「所有人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在他主持國政的整個和平時期內，他英明地領導國家，保衛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時代正是他統治的時期。當戰爭爆發的時候，在這方面他似乎也正確地估計到雅典的實力」。但是在普魯塔克看來，伯利克裡的核心品質是「自製」，他能夠用理性控制激情和情緒，在面對非理性的群眾時能夠堅定從容，毫不動搖，貫徹自己的意志；伯利克裡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他「靠說服和教育引導人民，使他們心服口服」，「更在於他從不接受禮品和賄賂，人民認為他生活上名聲好，可以信任」，這些都是自製品質的體現。修昔底德也強調伯利克裡的「廉潔」，但是排在「賢明」之後，而在普魯塔克的解釋中，「賢明」已經消失不見，「廉潔」「自製」成為伯利克裡成功上位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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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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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名人傳》進行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其中既有「求真」又有「失真」。普魯塔克一方面重視史料對於歷史研究的根本作用，使用較為成熟的分析方法對史料進行批判，以求從真實歷史中發掘真實德性；在難以通過史料批判求得歷史真相的時候，普魯塔克會在不完全脫離史料的情況下按照德性認識判斷史事的真假；在一些不涉及德性的史事問題上，他也能堅持依據史料追求真實歷史的「求真」立場。以重視史料、能夠從史料批判出發探究歷史的真實情況論，《名人傳》具有濃厚的「求真」意味。與此同時，普魯塔克又把德性追求與史實追求對立起來並凌駕於後者之上，不但超出史料範圍進行寫作，還在史實判斷與德性判斷互相衝突的時候有意識地肯定德性、否定史實，而且使用虛構、壓縮、移位、重釋等多種方法改寫史料、改編史實，以求突出和宣揚人物德性。以否定史料、有意識地抹煞歷史真實情況而言，《名人傳》又表現出強烈的「失真」特點。

《名人傳》中「求真」與「失真」的對立反映出普魯塔克德性思想的內在矛盾。在歷史與德性的關係中，普魯塔克一方面認為歷史是第一位的，歷史決定德性，德性存在於歷史之中，研究歷史、寫作歷史人物的傳記能夠發現並效仿其中的德性，因此「把歷史當成一面鏡子」，「隨著對歷史的研究和在寫作過程中對它的熟悉」，使他「得以重塑和裝點自己的人生」，向著德性不斷進步。另一方面，普魯塔克又在其他地方提出，德性是歷史的統治者，凌駕於歷史之上，「德性可以整個地獨立於物質」，不依賴物質和歷史而存在；而且德性是「整齊劃一的，圍繞著單一相同的秩序而展開」，它「天然的責任」是「管理」和「統治」，而物質和歷史的世界卻「分裂成運動與循環，彼此矛盾、四處徘徊，從而造成了那些在大地上變異與變化、產生與消逝的事物的開端」，「需要一個管理者」。究竟是德性在先、德性決定歷史，還是歷史在先、歷史決定德性，普魯塔克在此問題上自相矛盾，這是他在傳記寫作中同時表現出「求真」和「失真」複雜特徵的根源所在。

普魯塔克在德性與歷史關係上的思想矛盾促成了《希臘羅馬名人傳》的撰述特點。在普魯塔克看來，德性是神的品質之一，是唯一一種人類可以達到的卓越神性，德性所帶來的滿足感是人類所能獲得的最大幸福，人類應當追求德性，而寫作和閱讀歷史人物的生平傳記，正是追求德性的有效手段。這種對歷史實用價值的重視使得普魯塔克得以跳過歷史思維內在的邏輯矛盾，在「追求德性」的目標下靈活使用多種手段處理史料和史實:當歷史事實足以表明人物的真實德性，或者史實無關人物德性的情況下，他就通過詳盡考證追求真實的歷史情況；當歷史事實與普魯塔克的德性認識不合甚或相悖的時候，普魯塔克就堅持德性、放棄史實，甚至系統地改編史料以適應德性。重視歷史的實用價值，始終把德性追求放在史學寫作的核心位置，是《名人傳》的重要特點，也是元首制時代希臘羅馬史學寫作的共同特徵。普魯塔克靈活使用「求真」與「失真」等寫作方法，書寫了眾多歷史人物紛繁複雜的生平，表現出獨特的傳記寫作技巧，使《希臘羅馬名人傳》成為西方傳記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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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韓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