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鑑，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院)近年來設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較研究課題，從學理上探尋中西文明的本源，以歷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強化理論、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嶽同志為即將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作序，探討秦漢治理之道與羅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義」對中華文明的偏見與誤判，呼籲中西文明應當在交流互鑑的基礎之上，既尋找各自的改進之途，更淬鍊人類共同價值，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前言
《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近年來多次撰文指出，中國制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中國從秦漢開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先於歐洲1800年［1］。「現代」是指一套非血緣、依法理、科層明確、權責清晰的理性化官僚體系。
與秦漢同時是羅馬。歐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規模政治體時，無不以羅馬為精神象徵。從查理曼大帝到神聖羅馬帝國，從拿破崙到第三帝國。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還被人視為「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詞源正是「羅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
秦漢與羅馬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需要處理土地兼併和小農破產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政權與軍閥的關係、上層與基層的關係、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係。但兩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後再無羅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封建列國。而秦漢之後卻繼續興起了隋唐大一統王朝。
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是本文的主題。
第一章 兩大文明
(一)秦漢基層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脈湘西龍山裡耶鎮，考古學家們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廢井裡，發現了數萬枚行政文書竹簡(裡耶秦簡)。這是繼秦始皇兵馬俑之後第二個重大發現，使人們能近距離觀看秦代基層政權。
裡耶古城，是秦徵服楚後設立的「遷陵縣」。城很小，只有一個大學操場那麼大。全縣人口不過三四千。秦朝在這裡居然設立了完整的一縣三鄉機構，在編官吏多達103人［3］。這些秦吏組織人民開墾荒地，但畢竟高山深谷田地少，費了牛勁才達到戶均35古畝，還不到當時「一夫百畝」通制的三分之一。稅率只有8.3%［4］，相當於十二稅一，比周代的「十稅一」還少。一個縣每年新增的稅收，只相當於6.5戶人家一年的口糧。從經濟角度講，為這樣一塊土地設置這麼多官吏很不值。
但秦吏要的不是稅收。考古學家清理出一支竹簡，記錄了當地深山裡發現的一種並非豐產的植物「枝枸」(俗稱「拐棗」)，但秦吏仍認真描述了它的性狀、位置、產果情況，錄入了官方檔案(「下廣一畝，格廣半畝，高丈二尺。去鄉七裡。丗四年不實」)。這體現了一種不遺餘力探明山川物產的使命感。秦吏們一步步開發國土、編戶人民、畫出地圖交給上級的「郡」。「郡」再將下屬各縣的地圖合併成「輿地圖」，上報到朝廷歸檔閱存。秦吏們除了促進生產，還要處理紛繁複雜的民政司法事務。秦法非常完備，不光有法條，還有判例，還有上訴制度。小吏們必須嚴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書都要同時抄送多部門留底查驗；如輕事重判和重事輕判，都屬於「不直」之罪，法條互相牴牾時，還要層層上報等仲裁。在兩千年前，就把基層行政搞到如此精細化世所僅見。
縣鄉小吏還常輪崗。在裡耶秦簡的傷亡名冊上，記載著多名小吏累死病死於任上［5］。103人的編制，長期缺額49人。秦把天下驅使得很苦，把自己驅使得同樣苦。但也只有這種玩命苦幹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裡實現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整治山川，修建路網。這些使後面幾十代人受益的基礎設施，成本卻由這一代人背負。人民犧牲之慘烈，心靈之痛苦，連天下一統的成就都不能撫平。歷史評價，從來不只是道理，還有感情。秦滅亡時，天下沒有人愛它。
項羽滅了秦後希望恢復分封制。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而打敗項羽的劉邦卻拒絕退回分封，反而沿襲了秦制大一統。他與項羽最大的不同，項羽是貴族，他是小吏，當過沛縣的一個亭長(相當於派出所長)。他的骨幹集團大多也是小吏，蕭何是主吏，曹參是牢頭。他們最清楚帝國的基層與上層如何結合；他們最熟悉郡縣制的運作；他們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們最洞悉維繫大一統的奧秘。所以在攻入鹹陽時，蕭何不要金銀財寶，只搶奪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圖和編戶冊。漢朝正是依靠這些資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權郡縣制。
基層政權出天下。這是秦漢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現代國家的原因。
(二)羅馬國家之治
和秦漢同時，羅馬崛起為地中海霸主。
秦漢與羅馬，是歐亞大陸東西兩頭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兩者的人口與地域規模也相似。羅馬帝國晚期，其囊括的環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萬［6］。秦漢的人口(西漢末年標準)也在5000－6000萬［7］。
很多人認為，中國是黃色農業文明，希臘羅馬是藍色商貿文明，似乎從源頭就有優劣之分。並非如此。從1960年代開始，西方古史學界的共識是，從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後1000年的希臘羅馬都是農業社會，商貿只是很小的補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財富，社會結構中家庭佔據首位，幾乎所有人都以經濟自足為目標。大多數財富來自土地的租金和稅收。貿易規模狹小，即便商人因貿易發財，也會將所得投資於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從不曾超過總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為消費中心而非生產中心存在［8］。」這跟秦漢非常相似。
希臘出哲學家，羅馬出農民加戰士。羅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後有塊土地，回去種橄欖與葡萄。就像秦漢的大兵，打仗是為了日後能「解甲歸田」。
羅馬公民看不起商業，貿易和金融是被徵服民族才幹的營生。在羅馬共和國黃金時代，商人不能進元老院。貴族徵戰得來的財富都是購買土地搞大莊園。農業不是謀生，而是田園生活之歌。秦漢更是如此，農為本，商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讀傳家」。
羅馬人搞不出縝密的宗教和科學，所長是工程、戰爭和國家治理。希臘留下的遺蹟是神廟、競技場和劇場，而羅馬留下的是凱旋門、鬥獸場與浴場。秦漢也一樣。關注現實、經營國家、修築長城、發明火藥，但始終不以邏輯學與科學見長。
希臘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羅馬超越希臘城邦政治，建立了憲制官僚體制與私法體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會。無論是共和還是帝制，羅馬都是西方大規模政治體在觀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英國革命時的「大洋國」藍圖有著羅馬共和國的影子；法國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們有著羅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國參議院與總統制有著元老院和首席執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紀，美國右翼學界還在爭論，建國原則到底遵循羅馬式古典共和，還是啟蒙運動的民主自然權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羅馬的魅影從未消失過。
第二章 羅馬共和
（一）土地與內戰
公元前206年，在中國楚漢相爭的同時，羅馬正進行與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用了50餘年，羅馬終於滅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馬其頓，成為了地中海霸主。重要的是，在稱霸過程中，羅馬始終維繫著共和制。
史家波利比烏斯說，羅馬的成功是因為實行「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權制、貴族制、民主制。執政官代表王權，元老院代表貴族，公民大會代表民主。執政官掌握對外軍事權，元老院掌握財權，公民大會掌握否決權，三種力量互相制衡。羅馬人相信，各方利益衝突是保證自由強大的「必要罪惡」［9］，且「衝突」最終必能達成「團結」。羅馬早期的衝突確是溫和可控的。比如，羅馬平民戰士和元老院做鬥爭的方式，是在打仗前「集體罷工」提條件，元老院也願意做出妥協讓出部分權利，因為戰爭勝利與殖民擴張會帶來更大利益。近200年時間裡，羅馬共和制度內，不論執政官、貴族和平民吵得多麼厲害，面對外患時總能團結起來。
直到公元前一世紀，羅馬人突然發現，衝突變得不再容易妥協了。公元前88年到公元前31年，羅馬進入「內戰時期」。［10］馬略和蘇拉鬥了6年；龐培、凱撒、克拉蘇鬥了16年［11］；安東尼、雷必達、屋大維又鬥了13年［12］，在西漢成帝年間（公元前27年）［13］，羅馬最終轉變成帝制［14］。為什麼過去150年內軍人從不打內戰，現在卻要刀口向內你死我活呢？
因為土地。
一個半世紀的海外徵服，羅馬的權貴們將巨量的奴隸和財寶帶回本土，產生了大規模的「奴隸大莊園農業」。「大莊園」的效率技術遠超小農，以致大批小農破產，並將土地賣給權貴富豪，加劇了土地兼併。羅馬平民，漸漸成了羅馬貧民，最終成了羅馬流民。流民最好的出路就是當兵。哪個將軍能帶回更多的戰利品，羅馬戰士就為哪個將軍而戰，想打誰都成。為國家而戰的公民兵變成了將軍們的僱傭兵。
羅馬政治沒有調節土地兼併的能力。過去曾有一條法律，要求徵服來的土地應在貴族與平民間公平分配，並規定貴族擁有的土地上限，但這條法律從未被執行過［15］。凡是想執行這條法律的人，哪怕是貴族也會被殺，如格拉古兄弟。
在王權、貴族、平民三種力量中，最強大的還是貴族。從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一百年間，羅馬共和國的200名執政官出自於58個貴族世家［16］。這種可以「造王」的世襲貴族，在中國稱之為「門閥」。選舉制度不但沒能削弱門閥，反而加強了門閥。因為選舉需要動員投票。門閥庇護了大量人口，又有錢賄買選票，最有機會選上保民官。
馬基雅維利說，羅馬貴族願意在榮譽上向平民讓步，但在財產上從來分毫不讓鬥爭到底［17］。在內部分配土地，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羅馬人最害怕的事。反正都要打仗，還不如對外殖民。史家芬利說，「只要可能，羅馬人寧願殖民，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殖民是消除內戰最好的安全閥，也是政治平靜和穩定的關鍵。」［18］正因如此，羅馬流民最終投奔了軍閥。只有軍閥能夠從對外戰爭中拿到土地，也只有軍閥能強迫元老院給士兵分配土地。
在政客無法取得共識的地方，軍閥登場了。
（二）以自由的名義
在前三頭與後三頭爭雄時期，有一個哲學家和雄辯家始終貫穿其中，他是西塞羅，是古典共和之父，是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的精神偶像。
但西塞羅不是貴族，而是「騎士」。所謂騎士，出自希臘羅馬「有財產者出騎兵」的習俗。騎士古而有之，但作為一個財富階層，是在羅馬小農破產的廢墟上發家的。他們雖有錢，卻很少有貴族的從政資格。
西塞羅是個例外——他是雄辯天才。他曾跟隨希臘雄辯大師學習，大師教完他後落寞地說，我為希臘感到悲傷，因為希臘唯一的榮光也轉歸羅馬。學成後，他依靠雄辯術成為大律師，用二十年廣結人脈，最終以法律領袖的身份贏得競選，成為執政官（公元前63年）［19］，一度被尊稱為「羅馬國父」。
西塞羅在羅馬政壇呼風喚雨，「前三頭」與「後三頭」的命運都與他相關。有人因他而死，有人因他而敗，有人因他而名垂史冊。
凱撒死於西塞羅。
刺殺凱撒的布魯圖斯，雖然是凱撒的「繼子」，精神之父卻是西塞羅。在凱撒遇刺前的幾個月內，西塞羅不斷給這個年輕人灌輸：刺殺暴君乃真英雄，血緣越近越英雄。相當於中國的「大義滅親」。最後，布魯圖斯一邊揮刀衝向凱撒，一邊呼喊著「西塞羅」的名字。此時元老院人人都在，就西塞羅不在。
凱撒死後，西塞羅轉頭全力對付其繼承人安東尼。很多羅馬史家認為，挑起這場內戰完全沒必要。因為安東尼並不想走獨裁老路，一心想和元老院共治羅馬。他不僅壓住狂怒的軍隊為凱撒「復仇」的請求，還宣布不追究共和派刺殺者的責任。從人倫道義來說，這是對凱撒的背叛；從國家層面而言，是一個軍頭對共和秩序的主動服從。但作為共和派領袖，西塞羅不但不接招，反倒一邊讓共和派到東方行省招募軍隊，一邊鼓勵屋大維叛亂。
屋大維此時只19歲，屬政治邊緣人物。他是凱撒的財產繼承人，但不是政治繼承人。他想取安東尼而代之，便用私財召集了3000名老兵進軍羅馬。對安東尼的合法政權而言，屋大維的私軍形同叛逆。他唯一的指望，就是西塞羅能引導元老院將「反叛」合法化。西塞羅欣然同意。他在元老院發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反腓力辭》，把安東尼定性為「發動內戰」，把屋大維定性為「保衛共和」。
由此，屋大維的小部隊配合著元老院的大軍，在穆蒂納戰爭中擊敗安東尼。但英雄氣終究藏不住。元老院驚奇地發現，自己的數萬大軍更願受屋大維的領導。恐懼之下，元老院立即解除了屋大維的兵權。屋大維的政治生涯本應到此結束，也不會有日後的奧古斯都。
孤立無援的屋大維，呼喚西塞羅為「父親」，懇求與西塞羅搭檔競選羅馬執政官。他賭咒發誓，當選後由西塞羅一人說了算，自己甘當馬前卒。63歲的西塞羅打量著乳臭未乾的屋大維好半天，又一次同意了。這真是再造之恩，因為執政官的年齡要求40歲以上，屋大維至少要等20年。
在洶湧的反對聲中，西塞羅以無與倫比的資歷人脈，疏通了元老院，招募了大量選票。他押上了人格擔保，「我發誓、我擔保、我保證，『小愷撒』一定會像今天一樣，永遠保持一個『公民』的本色」。
後面的事眾所周知。
屋大維當選執政官後，立刻拋棄了西塞羅，轉頭與安東尼和談，以「後三頭」同盟瓜分了羅馬政權。安東尼恨西塞羅入骨，要求取其性命作為聯手條件。屋大維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普魯塔克記錄下了這位雄辯家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盲目地奔逃，在馬車窗中不斷回頭張望追兵。安東尼的大兵們手起刀落砍下了西塞羅的頭顱，懸掛在他經常發表宏論的講壇之上［20］。正是在這個高臺上，西塞羅一直疾呼，「要讓刀劍聽命於長袍，要讓徵戰的桂冠讓位於辯才」。
這是羅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劇，是共和向帝制謝幕的輓歌。西塞羅死後11年，屋大維在亞克興海戰中完敗安東尼，成為了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一個掌控羅馬政壇多年的老政治家如何會上一個十九歲少年的當？致命傷正是羅馬元老院的典型思路。不求解決問題，只會玩弄權力。安東尼太強大，就支持一個弱小的屋大維來制衡，然後再對屋大維實行控制［21］。平衡控制，再平衡再控制，永遠保持自己的主導權。他們忽視了，此時的羅馬人民和戰士，已經厭煩了雄辯家的政治權術，而將獲取公正的希望寄托在軍頭身上。
西塞羅無法解決羅馬人民的根本關切。如羅馬的貧富分化問題；如士兵們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問題；如腐敗的外省總督與包稅商勾結髮財而得不到監督的問題；如羅馬城內數百年沒有警察管理市政的問題。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時間，卻從未想過解決的辦法。西塞羅的現存著作中，全是關於共和國原則、法律、正義的鴻篇大論，卻沒有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的一項內容。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是屋大維。他設立軍事財庫，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後的土地和現金，把士兵從多頭依附中解脫出來；他在羅馬首次創立了警察制度和市政官；他第一次派遣了直接向皇帝負責的行省一級財務官。
凱撒也曾有過整理國土的宏圖。他想排乾羅馬附近的龐普廷沼澤，為數以萬計的羅馬貧農提供耕種的土地；他還想開鑿科林斯運河，把亞洲商業與義大利經濟進一步整合起來。這對於羅馬控制東方行省十分重要。如果真能完成，會延緩日後的東西羅馬分裂。但西塞羅當時滔滔不絕地批判說，這些工程與維護「自由」相比微不足道。這些工程是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徵，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當奴隸」的明顯標誌［22］。這也是後來西方學者批評古代中國的路數。巨型公共工程是孕育專制主義的溫床。但正是京杭大運河，打通了南北中國，避免長江以南成為獨立區域；正是建於400毫米等降水線上的長城，保護了北方的灌溉農業而養活了更多貧窮人口。
不僅雄辯家們濫用「自由」，軍頭們也濫用「自由」。在軍頭們眼中，「自由」的含義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約。羅馬史書上經常看見，當某個派系控制了元老院，反對派就宣稱該派系正在「壓迫自由」，理直氣壯地起兵造反。龐培宣布掌控元老院的馬略派是暴政，自己要保衛自由，於是招募了一支私人軍隊，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違法的；凱撒宣稱龐培黨迫害了羅馬人民的自由，於是帶著高盧軍團跨過了盧比肯河，而軍團是屬於國家的；屋大維自己造反，卻宣稱是要把羅馬從安東尼手中解放出來，成功後，在鑄幣銘文中將自己刻成「羅馬人民自由的維護者」。
史家塞姆說，在羅馬史上，「再造共和」或「重塑自由」等口號可以賦予任何暴力陰謀以合法性和神聖性［23］。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什麼是「自由」「合法」，選擇最有利的理由進行鬥爭。自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無限鬥爭的藉口。
羅馬擁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財富，為什麼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決貧富差距以防止國家分裂呢？史書歸罪於羅馬貴族生活奢侈天天辦宴會。這不全面。破產農民雖在羅馬城裡四處遊蕩，但他們畢竟有一張選票。羅馬執政官一年選一次，貴族爭相贊助大型節慶、角鬥與宴會，就是為了爭取這張票。辦慶典總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貴族雖然富有，但年復一年的競選花銷仍然不夠用。很多貴族因搞政治而破產，凱撒就曾欠下一身債。因此，各行省的包稅商、工程商、貿易商、高利貸商就開始紛紛出面。他們雖然不能直接登上前臺，卻能投資登上前臺的代言人。
西塞羅就向來主張「貴族與財閥共天下」（等級和諧）。他的文集中，隨處可見為財閥們的法庭辯護詞。而財閥們往往兩邊下注，不光投資元老，也投資軍頭。軍頭間的密約，沒有一次不是在財閥的牽線搭橋中完成的。前三頭和後三頭的贊助人中，充斥了各種包稅商和金融家。當軍頭們控制政局後，就把他們拉入了元老院成為「新貴」。羅馬元老院的上限本來只有600人。凱撒上位後，將元老增加到了900名；後三頭上位，增加到了1000多人［24］。
財閥們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入了羅馬軍團，如烈火澆油，將黨爭演化成內戰。軍頭們開始從行省直接截留稅收以支付軍費。龐培派、共和派搜颳了亞細亞；凱撒派搜颳了高盧和西班牙；後三頭為了支付43個軍團的軍餉，把義大利本土再全部搜刮一遍，連廁所都上了稅。
五十年中四次大內戰，將整個地中海世界捲入無政府狀態［25］。內戰消耗的財富，遠遠大於彌合貧富差距所需要的數額。混亂絕望中，羅馬人民最終選擇了屋大維［26］。500年前，羅馬正是因為痛恨王政才創建了共和國。500年後，羅馬公民們卻一步步投票給獨裁。公元前49年，人民投票給愷撒當「獨裁官」［27］；公元前43年，人民投票通過了後三頭［28］；公元前27年，人民投票屋大維將共和變成帝制［29］。
這並非他們不愛自由，而是自由沒有給他們帶來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論不能解決人民的根本關切。共和政治想要達成共識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羅馬早期「中等衝突」時管用。當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制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中等衝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彌合它的，不是感情安慰，也不是票決政治，而是政治家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自我犧牲精神。
保衛自由的，從來不只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漢王朝
(一)大一統：一體多元
中國西漢王朝與羅馬共和國同時。
西漢初期繼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繼承了直達縣鄉的基層官吏制度，但給宗族鄉紳留下自治空間；繼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條文，但去掉了肉刑；繼承了中央集權的框架，卻推行「無為而治」而讓民間休養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漢朝從天子湊不齊四匹同色馬［30］，到糧食多得吃不完——「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為什麼會突然變富？儒家經師們都解釋為「以儉治天下」，似乎皇帝省著花錢就能讓民間富有。還是司馬遷有眼光，他說「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據的廣袤土地上，用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貨幣、統一的法律、統一的度量衡創造出一個巨大市場，用商業將幾大經濟區域地聯繫起來。分工產生的交易價值讓社會財富整體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飛速提升。造就這個統一基礎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來搞政治，漢朝拿它來搞經濟。
「文景之治」以黃老之道統攝「法家之術」［31］。道家思想最善於將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脈絡。儒法之間，儒墨之間，得時而起，過時則退，不留名相。這種拋卻「名實之爭」的氣度，成為中華文明善於自我整合的智慧。不過，道家解決了一些問題，又產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賈周流天下，小農卻大量破產［32］；民間有周急振窮的俠義之士，也多了武斷鄉曲的「兼併豪黨之徒」［33］；諸侯王們孕育了《淮南子》這樣的人文經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據的「吳楚七王之亂」［34］。
漢朝體制最終定型於漢武帝劉徹。他為中國幹了兩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層「郡縣化」，並在此基礎上奠定了「大一統」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國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論語》，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史書修訂而成，譏刺諸侯，彰顯王道。在多個傳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傳》是最有影響力的一派。
春秋公羊學的核心是大一統。從哲學上說，是天人感應；從政治上說，是中央集權；從制度上說，是文官治國；從倫理上來說，是三綱五常。這套制度解決了「起於布衣」的漢王朝為什麼能「君權天授」的合法性問題。最難得之處，在於既塑造了權力，又約束了權力。中國的「奉天承運」和西方的「君權神授」不同。羅馬的「皇帝神格化」是為了論證其統治的神聖性，但「神意」和「民意」無關。在古代中國，天意要通過民心來體現。天子對人民好，「天」才認其為「子」，對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35］。為了確保皇權對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還加上了「災異」說。但凡有天災，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沒有做錯的地方。於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構成了一個三方制衡體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強調「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責任」。有多大權就要盡多大責，不盡責就會失去權力合法性。父母不盡責，子女絕親不為不孝；君主不盡責，民眾改朝換代不為不忠［36］。「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37］。
大一統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會道德與個人道德。例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38］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責於外」［39］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親，君臣上下之誼，耆老長幼之施」［40］的親親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體系都不能過度。災異學說一過度就成了東漢讖諱迷信；三綱五常一過度就成了束縛社會活力的教條；親親尊尊一過度就沒有了法律意識。但在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秦漢時代，建設一個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過程，只能是邊建設，邊批判，邊創造，邊完善。
劉徹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舉孝廉。在此之前，都是世家子做官，商人之家也偶爾可以「貲選」。這與羅馬開端相似，都是「貴＋富」政治。但從他開始，官府從民間尋找既懂得「當世之務」、又能夠盡孝守廉的寒門之儒［41］。推薦的責任在地方官。如果不推薦，就要治「大不敬之罪」。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一道詔書傳到邊疆要四十天，再組織基層的寒士依靠驛站系統前往京城開始「問策」，則要七個月之久。但這個折騰很值。劉徹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讀透一本《春秋》而成為公卿。日後，凡想做官的權貴之後，都得爭先恐後學好儒家倫理。
文官政治的察舉制由此開啟。劉徹明白，治理如此廣闊的天下，不能僅靠門閥富豪，而要把權力分配給基層中那些最識大體、最有道德、最有知識、最有責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擴大執政基礎。秦朝基層都是法吏，會用嚴刑峻法，但不懂教化人心。劉徹讓儒生與基層法吏並行，實現了「治理與教化」合二為一。從此，地方的郡守、縣令，不僅要負責治理，還要負責建學校化風氣。察舉制亦有很多弊端。比如師生門戶之攀援，比如儒生與舉薦人之勾結，到東漢還發展出了「四世三公」經學門閥。真正的公平，要等到幾百年後的隋唐科舉制誕生。但漢的察舉制畢竟先邁出了一大步。
劉徹還創造了「刺史制度」以約束文官。即設立一批縣處級小刺史，不定期巡查郡縣「六條問事」［42］。一是針對地方豪強的土地兼併；二是針對地方文官的職業操守。這是歷代中央監察制度的開端。
說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誤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時，還用了法家張湯、商人桑弘羊、牧業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43］。這些人，雖讀春秋，但並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國家設立的太學有儒家經學的學官，民間則是法、墨、刑名、陰陽四處開花。西漢政治從思想到實踐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來作底？因為沒有一體，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終還會分裂。而只有「大一統」才能將多元的思想匯聚在一個共同體內。
文化上便是如此。齊國早不存在，但齊國的「月令」成為漢的「政治時間」，中國兩大神話系統之一「蓬萊」，正是出自齊地；楚國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頌過的楚神「太一」成為漢的至高神，伏羲、女媧、神農、顓頊、祝融，成為漢人共同的祖先神；漢皇室是楚人血脈，劉邦的大風歌，劉徹的秋風辭，都是楚歌，可定音協律的卻是趙人，漢樂府之祖李延年出身於趙國中山。考古學家們在北方長城，發現了楚風的銅器與漆器；在長江以南，發現了匈奴草原風格的動物牌飾［44］；在從河北到廣西的漢代銅鏡上，發現蜀地首創的款式和銘文［45］。大一統並沒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過原生的界限，在更大範圍內傳播。只要永遠保持開放，統一之上也能多元。漢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是因為漢將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一體。
一體多元，是漢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責難中華文化產生不出與「公權力」保持「絕對獨立」的西式知識分子。唯一有點接近的人物是司馬遷。他雖拜董仲舒為師學儒，但更加推崇黃老道家，更加喜歡自由放任的商業社會，更加讚許文景的「無為而治」。他《史記》裡的刺客、遊俠、商人享受著和王侯將相同等「列傳」待遇。他敢於批評漢武帝［46］，還敢於站出來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罰宮刑。
但司馬遷終究跟遺世獨立的希臘學者們不同。宮刑之後，出於君道，漢武仍任命他為中書令，相當於貼身秘書；出於臣道，他仍然秉筆直書繼續發表意見。他雖不喜歡漢武帝的政治風格，但對其強化郡縣制之「推恩令」大加讚許，認為是解決動亂根源的偉大舉措［47］；他一生清貧，但從不仇富，認為大部分商人的財富是靠把握經濟規律苦幹而來「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48］；他被酷吏折磨，也沒有記恨法家，還認為法家政策如實行得好，也有「維萬世之安」之效果［49］。
司馬遷從沒有因個人痛苦而發展出對體制的系統性批判。因為「個人」不是司馬遷的精神追求，他關注的是整體，是「天下」。他批評公權力，不是因為刻意追求獨立，而是認為對天下有害；他讚許公權力，也不是因為屈服淫威，而是認為對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個人得失全得放在後面。自由之上，如何盡到家國天下之責任；責任之上，如何不失心靈之自由。不光破，還要立；不光提出差異，還應追求共同。個體自由和集體責任的對立統一，是中國知識分子區別於西方的鮮明特點。
《史記》中不光批評了漢武，還寫了劉邦之猜忌、呂后之亂政、各個功臣名將之微處，將漢的開國說得毫無神聖可言。《史記》一共只抄了兩部，銷毀輕而易舉。然而，從昭宣兩朝開始，這部「謗書」竟成為官方正式收藏的國典。《太史公書》亦作為西漢的國史代代相傳。沒有主動包容的意識，沒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漢將史官制原則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評價皇帝的權力。歷史相當於中國人的「宗教」，歷史評價相當於宗教審判。這個原則被歷代王朝所繼承。哪怕是元朝與清朝，皇帝可以殺個別史官，但從來不敢撤銷史官制度。撤銷了，就不是華夏正統。
華夏正統就是中華道統。大規模政治體的長治久安不會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是各群體各階層對道統的內心認同。中華道統的核心是中容和。體現著一種原則，一種境界，一種規律，一種價值。聖賢有聖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將有將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書畫醫酒茶劍等人倫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深埋於士民骨子裡的春秋大義，對一切事物都要評點一番。拿兩漢臣道為例，霍光、王莽、諸葛亮都是勢可傾國的權臣，在士民心中評點完全不同。王莽雖號稱儒家，但其篡漢是為私而不為公；霍光出於公心兩易皇帝，但為人太霸道；諸葛亮雖然國弱，但不尋求割據，寧可失敗也要「王業不偏安」。是為公還是為私、是維護大一統還是搞分裂，士民心裡如同明鏡。史書這麼寫，戲詞也這麼編。大道高懸，各種人都逃不過「道」的評判。軍閥也要有「道」。如曹操雖對漢朝不忠，但也要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為理想，也要以「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而自辯。至於像董卓這類無道無術的土匪軍閥，就如亂雨浮雲而不值一評了。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負擔
2017年盛夏，中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國杭愛山一處紅色石壁上，發現了一幅摩崖石刻，蒼古斑駁、模糊不清。經學者仔細辨認後，確定這就是東漢大破北匈奴後的「燕然山銘」。「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無數書傳中都說到「燕然勒碑」，卻從沒人找到準確的地方。作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像，人們終於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這塊碑文，對羅馬也很重要。正是因為這一仗結束了漢與匈奴兩百年拉鋸戰，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牽引了中亞草原民族西遷的連鎖運動。兩個多世紀後，匈人、東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羅馬邊防，瓦解了西羅馬帝國。中國史家喜歡說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認可。雖然從人種上來說，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發中亞草原民族大規模西遷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匈奴為什麼要西遷？ 2013年，美國古氣候專家Edward R. Cook採集了中國青海的植物年輪數據，結合太平洋地區氣候變化歷史，提出匈奴的西遷與氣候變化有直接關係［50］。原來，在公元二三世紀，蒙古高原和中亞草原經歷了長達100多年的嚴重旱災，遊牧族群無法生存，要麼南下中國，要麼西遷歐洲。匈奴首選是南下，但與兩漢打了兩三百年後仍無法得手，只能西遷。西遷的匈奴與中亞草原上同樣為旱災所困的遊牧民族一起，衝向另一個繁榮的農業文明中心——羅馬。正好趕上西羅馬的「三世紀危機」。搖搖欲墜的奴隸制大莊園生產被遊牧民族「踏上最後一隻腳」，西羅馬就此崩潰，再沒有統一過。
如果兩漢沒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東亞史與世界史都將重寫。氣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農耕文明的巨大考驗。秦漢羅馬相隔萬裡，都面臨著不可抗力的同樣考驗。兩漢經住了考驗。
漢匈之爭了結於東漢，肇始於西漢。西漢早期就已出現了氣候變化的前兆。匈奴領地連年出現雨雪大災，牲畜大批死亡。文景時每和親貿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穩十年八年。但從景帝末年、武帝初期開始，送財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剛送完，明年還來搶，矛盾迅速激化。西漢武帝時也出現了大規模水災、旱災與饑荒，都靠舉國體制硬挺過來了。是以內生力量消化天災，還是以侵掠遊走轉移天災，體現著文明的可持續性。
漢武帝即位7年後(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續進犯，開始了十二年的漢匈戰爭。最終衛青取得河套地區，設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這兩個基地，日後東漢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這個勝利十分昂貴，文景兩朝的存糧被一掃而空。誰能捐錢捐糧，誰就能做官。「入羊為郎」的笑話就是這十二年裡發生的。
最大的尷尬發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後一戰。匈奴渾邪王率四萬部眾投降，漢武帝決定在邊郡劃出五個屬國好好安頓。他詔令長安地區的商賈捐獻兩萬乘車馬給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費」。但沒有商人肯捐。劉徹怒極，要砍長安縣令和五百商人的腦袋［51］。
大臣抗諫說，匈奴為非作歹，我們花費了無數資財才戰勝。現在既然得了俘虜，就應當賜給死難戰士之家做奴僕以補償。現在居然要用官府的錢財去供養，讓漢地的良民去照顧，就像奉養驕橫的兒子一樣，這是傷害中國之根本［52］！
漢武帝默然半晌，沒有聽從，依然出錢安頓好了這批匈奴部眾。只不過錢不是由國家財政(大司農)出，而是由皇室內庫(少府)出。這是了解中華文明又一角度。有人說，漢朝開邊與其他帝國殖民沒什麼不同，但哪有不以戰敗者為奴隸、還自掏腰包去供養戰敗者的「殖民者」？與漢匈戰爭前後腳發生的，是羅馬與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146年)，羅馬將迦太基全城夷為平地，將投降的5萬老幼婦孺全部賣為奴隸。
希臘羅馬的對外戰爭都能掙錢，而漢的開邊都是貼錢，史書上批評其「虛耗海內」。但漢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錢。匈奴部眾只要誠心歸附，就是中國百姓，就要以仁義財帛待之，以換「遠人歸心」。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負擔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災，小農出現了大規模破產——「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小農不能抗災又不能免債，只好賣掉田宅。賣給誰？自然是賣給巨商大賈。漢朝出現的大商人主導的土地兼併，與羅馬「大土地農業」一樣；投機商和大地主們從來「不急國家之事」，也與羅馬一樣。商人們的財力早已壓倒了各級政府(「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裡者，不可勝數」)［53］，但當朝廷要平七國之亂而向富戶借錢時，富戶們覺得朝廷未必打得贏而不肯借(「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54］。
從文景開始，朝野就在爭論農商矛盾的解決辦法。一種是賈誼的「重本抑末」。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書》裡對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徵稅、禁止貿易、把旗下夥計都發配去修路等等，可商業是西漢繁榮的基礎，豈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種辦法是晁錯的減免農業稅。這是典型的儒家。萬般困難一招鮮——減稅，可減免了稅，中央財政又拿什麼去抗災打仗？文帝景帝都難以定奪，就這樣繼續熬下去。
最終解決的還是漢武帝。有人為他發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農稅賦，還能增長國家財力的方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個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個商人。
(二)儒商的家國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後一年，洛陽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計」(心算)進入宮廷做「郎官」。這一年他才十三歲。和長安不同，洛陽是商業都市，居民都「喜為商賈，不好仕宦」。漢朝也不讓商人做官，做「郎」的資格只有郡守和將軍的後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進宮很不容易。
桑弘羊進宮是為了給16歲少年天子劉徹當伴讀。劉徹讀什麼書，他就跟著讀什麼。劉徹微服野遊，他就去侍衛。劉徹的侍衛大多成了名臣名將，他卻二十年沒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馬匹給匈奴這件事發生。
憋了一肚子氣的劉徹，在桑弘羊的策劃下，於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讓儒生們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鹽商東郭鹹陽與著名的大鐵商孔僅，主導了全國鹽鐵官營。伴讀郎官桑弘羊則以「計算用侍中」，在內廷裡予以配合。
鹽鐵官營，是指將此前由民間經營的製鹽鑄鐵行業，轉隸官方實行更大規模經營。鹽和鐵是古代社會最大消費品，官方經營就是壟斷了最大財源。很多人批評這是國家與商民爭利，但幫國家搞壟斷鹽鐵的，竟是鹽鐵商家本人。這就奇了。羅馬商人用財力挾迫國家讓自己發財，漢朝商人卻幫國家搞宏觀調控。
桑弘羊還發明了「均輸法」和「平準法」。
均輸法，就是各地的「土貢」以當地最豐饒之物品上交，再由官營網絡運往稀缺地區出售。對民間而言，可以避免中間商的盤剝；對國家而言，亦在不增加農稅的情況下獲得了巨大財力。平準法，就是以官營網絡解決價格波動。某種商品價格過分上漲或下跌，國家就向市場拋售或買進該商品，以平抑物價。而羅馬帝國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對物價波動時下過一道限價敕令(公元301年)，從商品到工資都規定了最高價格，結果失敗了。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試了一次，同樣失敗了。
桑弘羊還統一了幣制，將各郡國分散的鑄幣權收回到朝廷，銅錢都是用統一鑄造的「五銖錢」。而羅馬只實現了金幣銀幣由國家鑄造，銅錢仍歸各城市獨自鑄造。
正是這套宏觀調控財經制度，幫助漢朝同時扛過了農業災害和匈奴進犯，用「均輸」「鹽鐵」之積蓄，既支付了戰士俸祿也賑濟了北方饑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俸，饑民以賑」［55］。初創的宏觀調控亦有缺陷。鹽鐵官營中，公營器物的規格經常不合私用；均輸平準中，官吏經常亂徵收物產［56］；告緡制度中，為了徵收高利貸和投機商的財產稅，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運動。桑弘羊在晚年承認政策初衷與官僚執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雖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還幹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農中丞)，就將從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手中沒收上來的土地，重新租給無地的流民耕種［57］。羅馬也有公地制度，即從徵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給貧民。但仍擋不住權貴者的大量侵佔，致使公地越來越少，國家最終喪失了調節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公元前114)與羅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調節被殺(公元前133年、121年)時間相距不遠，一個成，一個敗。
他幹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漢朝設立河西四郡，本來只是軍事點，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議下，徵發了六十萬戍卒河西屯田。這花費了數以億計的財富——「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裡，皆仰給大農。」沒有這個基礎，東漢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就永遠打不通。桑弘羊對西域比朝廷還要狂熱。在劉徹晚年，桑弘羊還力主「屯田輪臺」徹底鞏固西域。最後還是劉徹先放棄了，發布《輪臺詔》，下令「棄武歸文」。
一個巨商之子為何如此執著地為貧民分土地，為朝廷開西域？因為他讀《春秋》。他少年時和劉徹一起讀了《春秋》、《魯詩》、《尚書》。老年之後，在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時，他還能句句引用春秋大義和儒家經典。自劉徹開始從貧寒儒生中選拔文官後，民間儒學蔚然成風，不談「王道」都會被樵夫舟子恥笑。沒有這樣的文化氛圍，產生不出這批發明了「宏觀調控」的大商人們。和他共同搞鹽鐵官營的商人東郭鹹陽與孔僅，也同樣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著商人習氣。他不認為持家必須簡樸，反而得意地誇耀如何「善加籌策」朝廷的賞賜和俸祿而使自己過得更富裕［58］。他的子弟也曾因遊獵被都城治安官查辦。但他靠中央集權搞出來的那些錢，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與山東的水患，投入到了「經營天下」。他服膺儒家精神，卻看不起儒生空談(「不知治世而善訾議」［59］)。他的觀點沒錯。漢朝所有的成就，沒有中央財政體系，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開啟了一個永恆的話題。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個跨越任何束縛的私人商業帝國？還是在獨善其身之外去兼濟天下？這是中國商人心中永遠的掙扎，帶來了各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時，羅馬的頭號巨商是與凱撒、龐培齊名的「前三頭」之一克拉蘇。他幹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鎮壓了斯巴達克斯大起義。
克拉蘇是「羅馬最富有的人」。普魯塔克記錄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羅馬沒有消防隊，自己成立了一個500人的私人奴隸消防隊。誰家的房子著火了，他就帶人堵在門口要求廉價收購房產。如果房主答應，他就滅火。如果不答應，就任由其燒光。等房主不得已將房子低價賣給他後，他再加以整修，高價租給原來的苦主居住。就這樣，他空手套白狼，買下了大半個羅馬城。他還經營著羅馬最大的奴隸販賣生意，從義大利的種植園，到西班牙的銀礦，到處都是他賣出去的奴隸。他死後的遺產，相當於羅馬國庫的全年收入。
他從政後的慷慨，與經商時的盤剝同樣驚人。他拿出財產的十分之一辦慶典，給每個羅馬公民發三個月生活費。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輕鬆競選成功，與龐培一起任命為聯合執政官。偉大的凱撒拼命苦戰了十年，才勉強與他倆並稱「前三頭」。
克拉蘇的名言是，不夠武裝一個軍團，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於率領羅馬軍團遠徵安息帝國的途中，戰鬥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滿羅馬風範。但他打安息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自己——羅馬的潛規則是，誰打下新行省，誰就有權利先行搜刮那裡的財富。他沒有成功，帕提亞騎兵砍下了他的頭顱，往裡面灌滿了黃金。
克拉蘇這類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其發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說當政治領袖。而在羅馬，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武裝起一支軍隊，只要他的財富足以搞定更多選票，都可以。
羅馬創造的地中海世界裡，產生了大量克拉蘇式的金融家、包稅人、奴隸販子，他們投資羅馬的政治，但在羅馬崩潰後，他們都沒受影響。他們和蠻族和教會充分妥協，轉化成新的封建領主。
近代以來，總有人認為明末才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精神似乎是儒家農業文明主幹上的支流。實則不是。中國的商業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內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鹽鐵會議上提出的，商業亦可立國(「富國何必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他認為，國家要建立大市場，匯聚萬貨，讓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還說，國家沒能讓人民富裕，不是因為道德問題，而是因為工商業不發達。「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這些來源於戰國時代齊國的「管子輕重之學」。輕重學派明確地提出用市場調節財富，用貨幣塑造價格，用利益機制來引導社會行為，反對以行政手段強制管束。這些思想是非常現代的。我們經常低估了先賢的價值。中國最終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有很多原因，但並非沒有工商文明的種子。
中國工商業一開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倫理，後來又被套上了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沒能早產生西方式企業家。然而，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家們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自利和利他的關係？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共利？國家和個人的邊界？自由經濟能否脫離國家主權？這些問題，中國2000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第五章 羅馬帝國
(一)上層與基層
西漢王朝滅亡時(公元8年)，羅馬帝國剛剛開始。創建羅馬帝國的屋大維，和劉徹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都是天才少年。劉徹17歲即位，23歲同時開始立儒學打匈奴，49歲前兩件事都完成。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制度建設［60］。
他們都是複雜的人。劉徹的歷史評價在窮兵黷武和雄才大略之間擺動了2000年。說他是儒家，他行事卻像法家；說他是法家，他又沒有退回秦制；說他愛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國。屋大維也充滿矛盾。他與巨頭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與元老殘黨合作，消滅了巨頭。他保留共和國的形式，卻變更其內在邏輯，雖稱元首，實為皇帝。他身兼多個文職，從執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長，但18萬羅馬軍隊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沒有建立明確的繼承制度，但王朝最終還是在家族內傳承。
屋大維和劉徹之複雜，在於羅馬與秦漢都是超大規模政治體。在草創之初，要整合這樣廣闊複雜的疆域，任何單一的理論、制度、安排都不足為憑。
屋大維和劉徹的治國思路，也是英雄所見略同。
屋大維很重視制度建設。除官僚、軍隊、稅吏制度外，也很重視國家意識形態，希望以羅馬早期的傳統道德來凝聚人心，即對家庭、對國家、對本土神靈的忠誠與責任。就像劉徹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維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維吉爾仿照希臘的荷馬史詩，創作了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構建了「羅馬民族」的認同；李維寫了《羅馬自建城以來史》，總結羅馬建城700年來的興衰成敗，批判分裂的派系主義；賀拉斯的《諷喻詩》，批判當下的腐敗風氣，號召社會回歸對家國的責任感。
而兩人的路徑與結果大不一樣。
屋大維建立了文官系統。為了克服財閥對政治的破壞性，他大膽吸納財閥進入文官體系。騎士階層可以從實習軍官做起，進入稅吏系統，最終出任行省的財務官，頂尖的可以進元老院。真正實現了西塞羅的「貴族與財閥共天下」。與之相比，漢朝的文官路線則是求取基層寒士。錢穆說，漢代是第一個「平民精神」王朝［61］。
羅馬帝國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沒有建立一桿子插到底的基層政權。行省之下無官僚，下面是一堆擁有自治權的王國、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運行。羅馬派遣一個總督和若干財務官，掌管稅收、軍事與司法，對於行省下的公共服務和文化教育則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財務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層，更懶得設垂直管理的基層稅吏，徵稅就攤派給地方領袖。地方領袖對當地事務很有發言權，總督經常按照地方實力派的願望作決斷。如羅馬總督彼拉多並不想處死耶穌，然而在猶太領袖們的強烈堅持下，還是不情願地將耶穌釘上了十字架。總督不管事，也不承擔公共經費。地方的城市建設和文化活動由本土富商志願掏錢。在中央政權衰落之後，這些地方實力派就此轉化為蠻族王國之下的封建地主，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獨立的，誰收稅都一樣。英國學者芬納將羅馬帝國稱為「由眾多自治市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控股公司」［62］。
歸根結底，羅馬的治國思路是只管上層，不管基層。羅馬帝國，只是環地中海的上層精英大聯合，基層群眾從來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談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學者所言，羅馬帝國文明有著無比豐富和複雜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卻是粗陋和簡樸的「奴隸制大莊園」［63］。文化基礎也如此。羅馬的行省中，只有貴族、官僚能說拉丁語，基層群眾基本上不會拉丁文，因為羅馬從未想教他們。高盧和西班牙併入羅馬300年後，農民們還在說自己的凱爾特語。也因此，屋大維苦心建構的「羅馬民族認同」，隨著拉丁語僅停留在貴族圈裡，從未抵達基層人民心裡。一旦上層崩盤，基層人民就各自發展，把羅馬拋到九霄雲外。而秦漢則是打通了上層與基層，創立了縣鄉兩級的基層文官體系。由官府從基層徵召人才，經過嚴格考核後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稅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在居延漢簡中，連一個在西域屯田的小吏，都被嚴格要求「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64］。文吏還要專門讀史書，寫文件，練禮儀［65］。兩漢的基層官吏不光管理社會，還要負責公共文化生活［66］。郡守設學，縣官設校，配備經師，教授典籍，慢慢將不同地區的基層人民整合起來，聚合成一個大文化共同體。即便中央政權崩塌，基層的人民還是要書寫同樣的語言，遵循同樣的道德，擁有同樣的文化。唯有這樣的人民基礎，大一統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權與軍權
羅馬與秦漢第二個不同在於軍隊與政權的關係。
屋大維起於軍隊，他解決政權與軍隊的關係，仍然是軍閥式的。他先將最富有的埃及財政收歸為「元首私庫」(fiscus)，再用私庫之錢給軍團發酬勞。士兵雖不再是各將領的私軍，但依然是皇帝的私軍。這導致了一個雙向規則：一方面，軍隊屬於能發出最多軍餉的那個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發不出軍餉，就得換一個能發餉的人當皇帝。果然，這種規則下的和平，在屋大維之後只維持了50年。公元68－69年的內戰中，地方軍閥都從行省趕到首都參與帝位紛爭，各軍團將領多次舉兵奪取中央政權。專家統計，「從屋大維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發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於近衛軍和軍隊之手，佔總數70%；只有12位皇帝屬於自然死亡，不足20%。」
先是義大利本土兵為主的中央禁衛軍操控皇帝。近水樓臺先得月。合法繼承人要賄賂禁衛軍才能登基。一旦禁衛軍不滿意其報酬便殺了再換新人。最後發展到在軍營前「拍賣」皇位，財閥和元老競相出價。有勝選者當了60天皇帝而被殺［67］(公元193年，朱莉亞努斯)。
壓制中央禁衛軍的，是邊疆軍閥。發家於邊疆行省總督的塞魯維王朝，解散了義大利本土兵，帶領外省軍隊佔領了羅馬。他們屠殺羅馬的貴族和財閥，把沒收的資產拿來發軍餉。軍隊的賞銀雖增加了一倍，但慾壑難填，塞魯維王朝也滅亡於自己軍隊的暗殺(公元235)。之後的羅馬，50年內出現了23個皇帝，統治不到一年都死於兵變。
羅馬帝國晚期經濟崩潰，出不起豐厚的賞金，羅馬人都不想當兵，只能僱日耳曼蠻族看家護院。此後，帝國的命運就掌握在蠻族僱傭軍首領手裡。最後攻陷羅馬的阿拉裡克、奧多亞克、狄奧多裡克，都是蠻族僱傭軍首領。羅馬興也軍隊，亡也軍隊。塔西佗說，「羅馬帝國的秘密，就在於皇帝的命運實際上把握在軍隊手中。」
羅馬為什麼無法控制軍人幹政？第一個重要原因是，羅馬沒有基層政權，因而軍隊代行著許多政權職能。行省總督們要仰仗軍隊的威勢來維持治安與收稅，收上來的稅又變成了軍餉。行省軍隊和稅賦激增成為惡性循環。如此，本應代表中央的總督，變成了代表地方的軍閥。秦漢的軍隊不能收稅，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軍隊都是小農，戰時徵召為兵，戰後復耕為農。邊疆部隊也是屯田為生，兵農一體，沒有變成羅馬軍隊那樣固化的利益群體。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羅馬軍人的「國家意識」有問題。孟德斯鳩說，因為軍團距離羅馬太遙遠，便忘記了羅馬。「當軍團越過了阿爾卑斯山和大海的時候，戰士們不得不留駐在他所徵服的地方，逐漸地喪失了公民們應有的精種，而在手中掌握著軍隊和王國的將領們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聽命於別人了。於是士兵們這時就開始只承認自己的將領了，他們把自已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將領的身上，而且和羅馬的關係也越發疏遠了」［68］。
並非如此。漢朝與西域近萬裡之遙，中間隔著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但漢將班超赤手空拳僅靠千把散兵，憑著縱橫捭闔的外交軍事智慧，在西域諸國數十萬軍隊圍裹中，為東漢重建了西域都護府，打通了絲綢之路。西域各國與相鄰的月氏貴霜等國都只敬服他一人。他完全可以割據自重。但他為漢朝苦心經管西域30年後，只提出一個要求，就是歸葬故土，不帶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他的成就，是在政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完成的。他的胞兄班固是與司馬遷齊名的史學大家，追隨外戚竇憲驅逐北匈奴，起草了《燕然山銘》，之後捲入竇憲宮廷案，以61歲高齡身死囹圄。此時的班超孤懸西域，前有未克之敵，後有不可測之政治風險。他不僅沒為兄長之事抱怨，反而集中精力打下最艱難一仗，徹底拿下了北道諸國，西域50國全部歸附漢朝。戰後，班超病入膏肓，屢屢上書乞求回歸漢土而不見應答。他妹妹班昭上書求情，這才在死前一個月萬裡回朝，總算「生入玉門關」。兩漢像班超這樣的將軍還有很多，如衛青、霍去病、馬援、竇融等等。
有意思的是，班超放權乞歸的這一年(公元69年)，正是羅馬邊疆軍閥首次幹預中央政權的那一年(公元68－70年)。有人說，羅馬軍人能夠幹政，是因為羅馬皇權是「相對專制」，而漢朝皇權是「絕對專制」。似乎軍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強力管制。更非如此。東漢黃巾之亂，名將皇甫嵩出師剿滅，威震天下。當時弱主奸臣當道，有人勸皇甫嵩擁兵自重，否則功高震主後更會性命不保。皇甫嵩卻說，「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長安，放下兵權。
在皇權沒有強制之力時，軍人為什麼還要遵守規則？這並非畏懼皇權專制，而是主動服從國家秩序。中國雖然也出現過藩鎮割據與軍閥混戰，但從來沒成為主流。中華文明大一統精神產生了「儒將」傳統。在法家體制與儒家意識雙向發力下，中國古代最終實現了由文官控制軍隊，保證了長久穩定。雖時有反覆，但總算漸成體制。海外漢學家們公認，「文官控制軍隊」是中華文明又一重要特徵。西塞羅的「讓刀劍聽命於長袍」的夢想，反倒在中國實現了。
第六章 基督國教
(一)「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
西羅馬帝國最後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原始基督教，源於中東巴勒斯坦，是「漁夫和農人」的樸素宗教。這些底層貧民是羅馬各行省從不在意的人群，也是拉丁語從未到達的人群。許多基督徒也不在意羅馬，他們屬於「上帝之國」的兄弟，而不屬於「塵世之國」的公民。他們拒絕服兵役，拒絕任公職，拒絕向羅馬多神獻祭，拒絕向皇帝的雕像焚香跪拜。
羅馬本土的多神教，沒有嚴肅的道德規範［69］，無法約制羅馬社會墮落。羅馬墮落源於富有。毫無節制的個人享樂成為了社會風尚，婚姻家庭責任全面瓦解，國家居然要靠立法來對獨身施以重罰，要靠公務員升職來對婚內生子予以獎勵。多神教已從宗教變成了娛樂［70］，富貴人家花錢祭神，民眾參會取樂，有事求神，無事享受。
羅馬越墮落，基督教越高尚。羅馬國家對底層貧民、孤兒寡母、殘疾病人不聞不問，只有基督徒們竭盡全力去養老存孤，去訪貧問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後，不光是平民，有點理想追求的精英都開始信基督。如30歲就出任義大利總督的貴族安布羅斯，信教後放棄官職，散盡家財分給窮人和教會。如生於義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兒法蘭西斯變賣家產，穿粗布長袍、赤足託缽募捐，「方濟各會」由此而來。
多神教以宗教寬鬆為傲，萬神殿裡供奉著一萬個神靈，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政，多元缺一體。基督教卻紀律嚴明，在邊遠城市和蠻族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在軍隊與宮廷中也發展了大批信徒，在羅馬的軀體內形成一個日益壯大的「隱形國家」。
對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精神力，羅馬起初感到恐懼，進行了300年屠殺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轉而懷柔，承認基督教合法，甚至賦予主教司法權，希望將「凱撒」和「上帝」統一起來。公元392年，狄奧多西皇帝正式確立基督教為國教，摧毀多神教的神廟。
羅馬為什麼要以基督教為「國教」？有史家說，是為了爭取下層民眾和平民士兵的支持。還有史家說，是因為多神教的神太多了，每個軍人造反都宣稱自己是某個神的後裔，一神教更有利於塑造絕對皇權。不管是哪一種，羅馬皇帝們的願望都落空了。
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的40年後(公元354年)，羅馬的北非行省努米底亞一個羅馬官吏家庭，誕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按照羅馬精英模式，系統學習了拉丁語、希臘語、雄辯術、哲學，尤其痴迷於維吉爾的史詩和西塞羅的政論［71］。當他第一次閱讀《聖經》時，因其語言簡陋而斥「這部書和西塞羅的典雅文筆相較，真是瞠乎其後」［72］。他深研新柏拉圖主義，也短暫信奉過摩尼教。無論哪種，都帶著羅馬式的慧辯。他的私生活也有羅馬時尚——14歲就和一名底層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
30歲那年，他去了米蘭在羅馬皇帝瓦倫提尼安二世的宮廷內當公共演講家，頌揚皇帝，宣講政策。羅馬老政治家西馬庫斯認為他是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火焰傳承人」。然而，優渥的生活，自由的思想，寬鬆的環境，極低的私德門檻，都無法填補他心靈深處的缺憾。當他再次閱讀「言語粗陋」的《聖經》時，卻經歷了一個無法言說的「神啟時刻」。從此，他就變成了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他用已學成的希臘羅馬知識，將基督教原始教義發展成龐大的神學體系。他的原罪、神恩、預定論、自由意志等思想，成為基督教教父哲學的集大成者。其後中世紀幾乎所有的西方神學，都是給奧古斯丁做註腳。
被視為古典文明火種的精英，轉頭就開始清算希臘羅馬。曾經的他為西塞羅的政論五體投地，皈依後的他改稱西塞羅為「半吊子哲學家」；曾經的他為維吉爾的史詩熱淚滂沱，喚作「我們的詩人」，皈依後的他改稱維吉爾為「他們的詩人」；曾經的他為《埃涅阿斯紀》中的英雄輾轉反側，皈依後的他說，羅馬祖先埃涅阿斯從特洛伊廢墟上搶救回來的祖先神，連特洛伊都保護不了，如何能保護羅馬？
公元410年，西哥特首領阿拉裡克攻破了羅馬，洗劫了三天三夜，被稱為「永恆之城的陷落」。羅馬民間出現了一種呼聲，認為這是因羅馬拋棄了自己的多神教而信奉外來基督教所遭致的「報應」。奧古斯丁拍案而起，寫了《上帝之城》予以駁斥，並徹底否定了羅馬文明。他說羅馬建城的羅慕洛斯殺掉兄弟而得國不正，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敗亡的種子。羅馬的太陽神、戰神和美神沒能阻止羅馬人道德敗壞，也並沒有抵擋蠻族入侵，毫無用處［73］。他引用西塞羅《論共和國》，指責羅馬從來沒有實現正義，從沒實現「人民的事業」［74］，因此不是共和國，只是一個「放大的匪幫」［75］。他甚至全盤否定了早期羅馬戰士「愛國即榮譽」的精神，認為所有的榮耀應該歸於上帝［76］。連羅馬早期的節制、審慎、堅忍都不是美德，只有基督教的信、望、愛才是。
奧古斯丁最後總結說，羅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終的期許是上帝之城。而教會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二)「國家之惡」與「國家之善」
奧古斯丁為什麼稱羅馬國家為「匪幫」？考慮到羅馬帝國如同「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考慮到長達200年亂軍分肥的中央政權，考慮到上層精英對於底層人民的拋棄，奧古斯丁用「匪幫」形容晚期羅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來看，羅馬再不好，也是母國。恨其腐敗，難道不應該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外族入侵時，難道不應該先投筆從戎捍衛家國，等天下太平後，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麼能在尚未盡到改造國家責任之前，就全然拋棄打倒。說到底，基督教雖被羅馬奉為國教，但從未與羅馬血脈相連。
這是漢朝與羅馬又一不同之處。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倫理嚴格於羅馬多神教，「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是從政者的天然責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層治理遠勝於「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還是人民，從不認為「國家是非正義的匪幫」。這不是靠說教能達到的，只有在現實中見過「好的國家」，人民才會擁有長久記憶。
一神教在中國很難像在羅馬那樣發展。因為儒家信仰涵蓋天理與人倫，文官組織又貫通精英與人民，沒有留給任何一神教像羅馬那樣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以人文理性立國，中華文明是罕見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後，都必須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熱，在國家的秩序之下和諧共處。與基督教傳入羅馬的同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三百年後趕上五胡亂華，北方胡族政權大多信奉佛教，而所有胡族帝王都主動選擇儒學為官方意識形態，都主動爭取華夏正統，都沒有變成佛教國家。中國對佛教不像羅馬對基督教那樣輕率，要麼屠殺鎮壓，要麼全盤接受，而是產生了中國「禪宗」。
中國很難產生奧古斯丁這種宗教家。因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脫離人間而存在，中國的天道卻要在人間實現才算數。儒家知識精英很難認同宗教大於國家，反倒認為，國家有難時「遁世」才是「非義」。「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因為儒家意識和國家已融為一體。儒家的「教會」就是國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潤下，中國化宗教都對「國家價值」有著深刻認同。道教一直有著致天下太平之藍圖，佛教也認為當政者治理好國家的功德絕不亞於當一個高僧。國家觀念外還有哲學觀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臘哲學既有個體也有整體。但經中世紀一千年的神權壓制，導致宗教改革後的「個體意識」反彈到另一個極端，此後的西方哲學執著於「個體意識」和「反抗整體」。中華文明從不曾以宗教立國，沒有神權壓迫，也沒有對個體的執念，所以中國哲學更關注整體秩序。
自基督教與羅馬國家分離之後，殘存的羅馬知識分子，不再背誦維吉爾和西塞羅，劍術和《聖經》變成了進身資本，主教職位更能獲取地位權勢。羅馬的地方貴族，也不追求「光復羅馬」，而是就地轉化為新的封建地主。羅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繼承。羅馬之後再無羅馬。
中國東漢末年大亂不下於羅馬。上層宦官外戚奸臣黨爭輪番權鬥，基層百萬黃巾軍大起義。此時，在朝堂上，總站著一批楊震、陳蕃、李膺、李固、範滂這類的忠臣士子，不顧身家安危，成為黑夜中的盞盞孤燈，最後死無葬身之地。在草野之中，總生出一批桃園結義劉關張之類的販夫走卒，主動為國家興亡盡匹夫之責。他們永不拋棄國家永不拋棄道義。這是中國士民的主流。歷史上出現的諸多昏君亂臣，從未阻斷過這一主流。這一主流，雖沒能改變兩漢滅亡的結果，卻始終高懸出一個價值觀。任何逐鹿天下之人，都必須遵守這一價值觀。士民信仰倒逼著英雄選擇。
有人說，中國哲學中沒能產生西方獨立自由，是阻礙政治現代化的精神缺陷。實際上，現代西方政治中把「國家當成惡」的「消極自由」精神，不是來源於啟蒙運動，而是來源於基督教中「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的分離。基督教將「羅馬國家」視為惡。到最後，天主教會也被視為「惡」而被宗教改革攻擊。除了上帝之外，在「眾生皆罪人」的塵世間，沒有任何由「人」組成的機構有資格領導其他人。從洛克的保護私有產權的「有限政府」，到盧梭的基於公共意志的「社會契約政府」，再到亞當·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為了防範國家之惡。
而中華文明是相信「國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惡，只要見賢思齊，化性起偽，總能夠通過自我改造，建設成一個更好的國家。就像「國家之惡」的概念不是憑空產生的一樣，「國家之善」的概念也不是憑空產生。兩漢儒法並行後的盛世記憶，又將「好國家」的信念傳了下去。
結篇
呂思勉說，「秦漢之世，實古今轉變之大關鍵也」。對此轉變，譽者贊為「從封建到郡縣的進步」，毀者謗為「東方專制主義的開始」。
「東方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最初由亞里斯多德定義，指君主對人民就像主人對奴隸，擁有隨意處置的無限權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時希臘羅馬眼裡的東方，僅限於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裡的東方，僅限於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儘管早在亞里斯多德定義「專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中國的商鞅變法就已實現了「編戶齊民」、「一統於法」的郡縣制度。
歐洲最初了解中國，是通過明清來華傳教士們帶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暫的「中國熱」。凡爾賽宮的舞會上法王穿著中國服裝；塞納河邊民眾爭看皮影戲；淑女養金魚，命婦乘轎子。由此激起了兩派大師的爭論。一派是以伏爾泰為首的「崇華派」。他想「託華改制」，把自己的書房稱為「孔廟」，給自己取筆名叫「孔廟大主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科舉取士」類似柏拉圖的「哲學王治國」；魁奈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審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鳩為首的「貶華派」，為了指桑罵槐反對法王的「絕對王權」，而把中國塑造成東方專制的典型。同樣是君主統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國人只能叫「專制」(despotism)。因為歐洲君主制有貴族和教會制約，而中國沒有。他不了解對中國君主加以制約的是規模龐大的文官體系(「皇權與士大夫共天下」)，不了解相權分治、行封駁事、史官監督、言官諫議等制度設計。文官制度與基層政權，是中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性不同。孟德斯鳩還把中國和韃靼帝國同歸一類「東方專制」進行批判。他說，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遠勝於「東方專制」［77］。再後來，黑格爾發明了歷史從東方開始到西方結束的歷史觀，東方天然是落後、停滯、奴役；西方天然是進步、自由、文明。這些評論中國的大師們，除了從傳教士那兒道聽途說，沒有一人去過中國，沒有一人看得懂中文，沒有一人研究過中國歷史，甚至沒分清有多少種「東方文明」。大師們對中國政制的一知半解，卻被不少中國人自己當真了。
除了「東方專制」這條脈絡，大師們對中國的誤判還有很多。比如馬克斯·韋伯。他說中國是「家產官僚制」，說官僚們都是君主家臣，說中國沒有建立統一的財政體系，說讀書人科考做官是對「官職俸祿」的投資，期待成為「包稅人」，上交完正稅配額後的錢全歸私人腰包。這不符合基本史實。從漢代開始，財政就分為國家財政(大司農)和皇家財政(少府)，皇帝從不用私錢支付俸祿，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從秦朝開始，徵稅都是由縣鄉兩級的基層稅吏完成，「包稅人」從不曾在大一統王朝時代存在過。韋伯描述的場景倒完全是羅馬皇帝與家臣、與軍隊、與包稅人的關係。對這類誤判，中國史學家們想講也沒處講，因為西方很少認真傾聽過中國。幾百年來的現代化始終以西方為中心。中國一直處於被改造被教育的邊緣。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國，只是由於中國工業化成功的事實使他們回頭看看而已。
我們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義後面認識自身。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自由」與「專制」間掙扎。如梁啓超。戊戍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有著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裡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之後，他訪問美國，當聽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擴充海軍的兩次演講中談到「彼中國者老朽垂死，歐洲列強當共盡勢力於東亞大陸，而美國亦可同時擴其版圖」時，徹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復之而不能去」(《新大陸遊記》，1903年)。梁啓超便又寫了一篇《開明專制論》(1906年)，說中國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開明專制主義」［78］，儒墨重民本，類似於沃爾夫與霍布斯；法家重國本，類似於博丹與馬基雅維利。梁啓超的矛盾與變化，反映了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對西方叢林法則無法認同的痛苦心路。
秦漢與羅馬，兩條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們不能用別人的高峰來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別人的低谷。我們應當從高峰中體會到彼此的優點，從低谷中體會到彼此的缺陷，再尋找各自改進之途。中國歷史遠非完美無缺，否則就不會在近代遭遇慘敗；中華文明仍需轉型提升，才能真正體現與時俱進的能力。
羅馬之獨特價值，在於相信有限的衝突能創造活力。羅馬史家林託特說，「這個社會允許其最能幹的公民以廣闊空間實現自我、成就偉大。這個社會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內，有活力的衝突可能富有創造性」。羅馬之失不在於衝突，而在於衝突失去了界限，又沒有「一體」來予以調節，最終導致大分裂。「衝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團結需要外敵。西方史學家們認為，羅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敵，達到一種無人能及的優勢和統治地位時，一切平衡的因素都開始越過應有的「界限」而開始崩裂。羅馬之衰落，從擊敗迦太基成為霸主之後就開始了。
兩漢的獨特價值，在於一體與多元並存。一體保證凝聚，多元保證活力。難在同時保持一體與多元。當一體完全壓倒了多元，就開始僵化。當多元完全壓倒了一體，就開始分裂。秦亡於「法家壓倒一切」，西漢亡於「儒家壓倒一切」，東漢亡於上下層同時分裂。如何同時駕馭「一體」與「多元」，是中國政治的永恆課題。
在真實的世界裡，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發揮好壞，取決於運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種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於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今天，在於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擁抱世界多元，又能堅持自身一體的青年一代。
中國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掙扎在「現代化」和「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們必將完成現代化，也必將開始講述被現代化一時遮蔽的古老價值。中國如能與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鑑開闢出一條近路。
東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歷史遺產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依然可以商量著來。
*此文為潘嶽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
注釋：
［1］參見：福山著，毛俊傑譯，《政治秩序的起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傑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參見：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 52－64.
［3］參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裡耶戰國——秦代古代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裡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裡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年，第179－217頁。
［4］參見：陳偉主編，《裡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5］參見：《裡耶秦簡·吏物故名籍》，簡8－809；簡8－1610；簡8－938＋8－1144。
［6］參見：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參見：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309頁。
［8］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VII頁。
［9］馬基雅維利認為，是「平民和羅馬元老院之間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國的自由與強大」。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
［10］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1］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第四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87頁。
［12］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13］參見：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頁。
［14］參見：H.F 喬洛維茨、巴裡·尼古拉斯著，薛軍譯，《羅馬法研究歷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頁。
［15］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6］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83頁。
［17］參見：馬基雅維利著，馮克利譯，《論李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
［18］參見：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40頁。
［19］參見：西塞羅著，王煥生譯，《論共和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頁。
［20］參見：普羅塔克著，席代嶽譯，《希臘羅馬名人傳》(下)，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1581頁。
［21］參見：Cassius Dio，The Roman History： The Reign of Augustus ，Penguin，1987.
［22］參見：伊莉莎白·羅森著，王乃新等譯，《西塞羅傳》，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62頁。
［23］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12頁。
［24］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57頁。
［25］參見：羅納德·塞姆著，呂厚量譯，《羅馬革命》，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9頁。
［26］參見：塔西佗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
［27］愷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歸之後首次受任此職。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47頁。
［28］公元前43年，安東尼、屋大維和雷必達在波倫尼亞附近會晤，達成協議，史稱後三頭政治同盟。是年11月，公民大會通過了一項法律，授權同盟頒布法令和任命高級官員，統治國家5年。
［29］「就是這個屋大維——他更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奧古斯都』的稱號——通常被說成是第一位羅馬皇帝」。參見：H.F 喬洛維茨、巴裡·尼古拉斯著，薛軍譯，《羅馬法研究歷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頁。
［30］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44頁。
［31］參見：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學甄微》，巴蜀書社，1987年版，第284頁。
［32］「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參見：賈誼著，《賈誼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頁；「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33］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平準書》，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352頁。
［34］西漢初年，中央直接統治的地區不過15個郡，僅佔全國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諸侯大的如齊、楚、吳等，每人都有五六個郡，幾十個城。漢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漢武帝時，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亂。
［35］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3頁。
［36］「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精靈》，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98頁。
［37］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4頁。
［38］參見：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8頁。
［39］「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而誹之。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參見：凌曙注，《春秋繁露·仁義法》，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13頁。
［40］參見：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3頁。
［41］「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17頁。
［42］「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置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623－624頁。
［43］「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頁。
［44］參見：黃展嶽，《關於兩廣出土北方動物紋牌飾問題》，考古與文物，1996年第2期。
［45］參見：鄭君雷，《百越融入中華一體的考古人類學考察》，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
［46］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00頁。
［47］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92頁。
［48］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62頁。
［49］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437頁。
［50］Edward R. Cook提出了一種關於氣候機制的假說，4世紀中亞旱災的發生與匈人(the Huns)第一次向西遷入羅馬帝國幾乎同時發生。參見：Nicola Di Cosmo， Neil Pederson， Edward R. Cook：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744–840) with Paleoclimate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LVIII： 4 (Spring， 2018)。
［51］「上怒，欲斬長安令……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13頁。
［52］「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113頁。
［53］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頁。
［54］「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參見：韓兆琦譯註，《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頁。
［55］「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俸，饑民以賑」。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7頁。
［56］「有者半賈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參見：晁錯集注釋組注，《晁錯集注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頁。
［57］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同時存在國家擁有的「公地」和個人擁有的「私地」。國家公地用於重新分配和租借，雖然不能解決根本矛盾，但能夠緩和土地兼併。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與授田制相始終；但每當國家失去公田這一調節手段的時候，也就進入了王朝衰敗的周期。
［58］「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俸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19－220頁。
［59］參見：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95頁。
［60］參見：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
［61］參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28頁。
［62］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頁。
［63］參見：佩裡·安德森著，郭方譯，《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64］參見：佛雷德裡克·庫珀著，柴彬譯，《世界帝國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2頁。
［65］「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參見：黃暉撰，《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23頁。
［66］「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參見：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48－249頁。
［67］參見：Cassius Dio， lxxiv， 17.5； Historia Augusta， DidiusJulianus， 8.8.
［68］參見：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原因論》，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8－49頁。
［69］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70］參見：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羅馬史》，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84頁。
［71］參見：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0頁。
［72］參見：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悔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1頁。
［73］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74］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頁。
［75］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頁。
［76］參見：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
［77］「韃靼人摧毀了希臘帝國，在被徵服國家中推行奴役。哥特人徵服了羅馬帝國，到處建立君主政體，確立自由。」參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24－325頁。
［78］參見：梁啓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啓超全集》，第5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