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侯旭東
秦漢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奠基時代。
為什麼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分析秦漢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這種認識並不是今天才有的，從漢代開始，就不斷地有士大夫討論秦漢特別是對秦朝的認識，一直到後代，到現代，我們仍在追問這個問題。「百代都行秦政法」，「勸君少罵秦始皇」，是我們這個年歲的人，上學啟蒙時就聽過的詩句，不過未解其滋味。
秦王朝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二世而亡，但兩漢加起來前後有400年，原因何在？這裡面有很多因素，包括律令、皇帝、官吏和王朝的日常統治，以及它們之間密切的互動，國家能維持運轉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絕大變局 「豈非天哉」
我們先看看司馬遷怎麼說。司馬遷生活在西漢前期，大概是在武帝的晚年才去世（約前145―前90年）。他在《史記》裡對秦的歷史，對由秦變漢的歷史有好幾段表述：
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際，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司馬遷對秦如何崛起感到不解，歸之於天助。更令他驚奇的是，秦漢之間的轉機為什麼這麼快，五年之中就天翻地覆。秦國崛起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才統一天下，但劉邦這樣一個「起於閭巷」的無賴式人物，怎麼就能突然從民間崛起？劉邦最終在幾年內帶領眾多義軍推翻秦朝，建立漢朝，這是非常偉大的功業。在司馬遷看來好像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所以他發了兩句感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我們再把目光推後將近兩千年，看看清代以來人們的觀點。乾隆嘉慶時期很有名的學者趙翼（1727―1814年）說：「蓋秦、漢同為天地一大變局。」他以後的很多學者都贊同這一看法。錢穆先生（1895―1990年）上個世紀30年代在北大講《秦漢史》，講義後來在1957年出版，裡面有類似的表述：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前後僅十五年。然開後世一統之局，定郡縣之制。其設官定律，均為漢所因襲。其在政治上之設施，關係可謂極大。對於文教上之影響，亦復匪淺。物質上之種種建設，亦至偉大。
他還說，漢朝興起「此誠中國歷史上一絕大變局也」。不光中國學者、政治家高度評價秦漢時代，日本學者西島定生在他的《秦漢史》裡也說：
（秦漢帝國）的意義在於因統一國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國家構造基本形態，與這一時代造就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態，一同跨越並規範了其後中國兩千年的漫漫歷史。
「傳舍」雖小 「五臟」俱全
秦王嬴政放手支持商鞅變法，富國強兵，前後十年間連續徵戰擊敗六國，完成統一大業，這些史跡大家耳熟能詳。今天我想換個角度，講講具體的例子，通過「傳舍」制度來看看，秦王朝如何實現從國家到地方各個層面的管理和運轉的。
「傳舍」用現代話講就是官方設立的招待所。這種機構戰國就開始存在，秦和兩漢叫傳舍，後代則有不同的名稱，如客館、館驛、驛站。秦漢時全國範圍內，縣以上都會設立，如果兩縣之間距離太遠，也會在交通線上設置。據我統計，西漢末年，全國有2057個這樣的機構，它提供的吃飯、住宿、車馬等服務都是免費的。但入住傳舍，需要獲得官方籤發的「傳」文書，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介紹信。有這個東西證明你的身份，才可以免費吃住和使用車馬。傳舍提供的飲食叫傳食，車馬叫傳車、傳馬，這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材料裡都曾出現過。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肅敦煌東北方向發現了懸泉置遺址，1990―1992年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簡牘。懸泉置是河西走廊上一個綜合性的後勤保障機構，有提供馬的懸泉廄、負責做飯的懸泉廚、可以住宿的懸泉傳舍、傳遞普通文書的懸泉驛，還有辦理速遞的懸泉騎置，這些都是圍繞著統治運轉而設置的機構。懸泉置周邊是戈壁，供給比較困難，所以把五個機構放在一處，在內地應該是分開的。
1993年，在江蘇東海縣，也就是連雲港附近的一座西漢末年墓葬裡出土了一批簡牘。墓主人叫施饒，是當時東海郡的功曹，也就是人事廳廳長。在他元延二年（前11年）的日記裡發現，這一年他有38天夜宿傳舍，那是他外出住宿時進出最頻繁的地方。由此可知，王朝官員出差最常住的就是傳舍。
為了維持統治的日常運轉，官員出差十分常見，傳舍不可或缺。管理傳舍顯然不能皇帝親力親為，需要制度化的辦法。秦王朝通過律令來管理傳舍，今天可以看到的秦漢律令中，有很多規定與傳舍的使用有關。從什麼人可以使用傳舍，到具體的招待規格，如一頓飯吃多少鹽、能在傳舍吃多少天；從隨從人數到能不能發兵，從動用當地車馬的規格到馬匹如何管理，規定十分細密。
一般情況下使用傳舍都依據律令來處理，但皇帝可以給本來沒有資格的人下詔書，賦予他們使用傳舍的資格。只是皇帝批示文書未必能及時送達，一些應該由他批准才能籤發的「傳」文書未必能按時獲準，後來也允許在向皇帝報告而未獲批准的情況下簽發「傳」文書（要註明「有請詔」），由此可以看到皇帝不同的側面，他既可以超越律令，其職權也可以被臣下預支。
這一日常事務，亦成為皇帝與官吏圍繞律令相互博弈的空間。皇帝可以說是個失敗者，儘管法網嚴密，但官員未必都會嚴格遵守。我們在敦煌懸泉置出土的簡牘中就可以看到，當時傳舍的出米記錄，說明官府的免費口糧花費在哪些人身上，除了外國使者和出差官員，還有縣長夫人：
出米一鬥二升，十月乙亥，以食金城枝陽長張君夫人、奴婢三人，人一食，東。
西漢的金城枝陽縣在今天甘肅蘭州市西北不遠處，枝陽縣長的夫人與奴婢並非官吏，同樣享受傳舍的免費口糧，等於佔國家的便宜。他們從枝陽一路走到敦煌，往返兩次的開銷可以計算出來，一共用糧7.2石。
「日且十輩 取辦於民」
地處西北邊關的懸泉置一次額外的招待花銷有限，全國一共有2057個這樣的機構，如果到處都有佔便宜、搭便車的，積少成多，加在一起對國家來說就不是個小負擔，會成為朝廷財政的巨大包袱。皇帝對此並非毫無察覺，而是高度注意，卻無法解決。
西漢時，每年年底各地郡國都要派遣官吏向朝廷匯報全年的工作，稱為「上計」。上計完畢，發遣返回時，丞相都要令人重複宣讀同樣的敕令：「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就是要求各地官吏遵守傳舍與飲食的接待及供給標準。最早大概在漢宣帝（前74―前48年在位）時，就已有這樣的詔書，元康二年（前64年）五月詔提到：「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詔書年年讀，表明問題年年得不到解決，不難看出皇帝的無奈與無力。這類現象歷朝歷代都會遇到，積年累月也可能成為使國家走向崩潰的最後一根稻草。西漢末王莽（前45―23年）時期許多機構已無法正常運營，《漢書王莽傳下》「地皇元年」提到：
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現谷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翼平郡（今山東省青州一帶）太守田況甚至向王莽上書建言：
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
1972―1982年間考古工作者在甘肅省發掘的居延新簡中，也可見多位地方官員進言「廚傳食者眾，費用多，諸以法食者皆自齋費，不可許」。無論文獻還是簡牘，都在抱怨傳舍供應負擔沉重，難以承受。東漢初年就因為財政無法供應，只好大量裁減這些機構。《晉書刑法志》引《魏律序》稱：
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
這裡雖是從律令角度來描述，「費廣稍省」已經點出制度變化的核心背景。從上述例子可見，秦漢以來的傳舍設置既幫助維持了國家運轉，但也掏空了國庫，前期正面意義大，後來逐漸朽壞。
「上計」國情 損多益寡
在律令、皇帝、官吏之間的互動的同時，秦漢國家管理還有許多其他機制。一個是年度的層層匯報，從鄉裡開始，到縣郡、朝廷，自下而上每年都要進行，國家要掌握全國的統計數字，包括人口、田地、財政收支、官吏與機構設置，以及司法案件數量等。除了民政系統，軍事系統也要一層層上報，以使國家了解「國情」。因為王朝對統計的需求，數學作為統治術的一部分獲得發展。
在下對上的匯報之外，還有上對下派出的使者，刺史就是使者的一部分。皇帝不放心，時不時要派一些身邊的臣下到郡國視察工作，皇帝自己也會出去巡視，到各地進行檢查。定期的統計與臨時的監察兩相結合，管理國家。秦代有監御史，漢代武帝之後設刺史，名稱不一樣，但功能差不多。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皇帝，丞相、九卿等也都可以派使者去地方檢查工作。西北地區出土的漢簡中就不時可以看到「丞相使者」的身影。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出土材料裡有上報用的各種統計報表。朝鮮平壤出土過樂浪郡（編按：漢武帝平定衛氏朝鮮後在今朝鮮半島設置的漢四郡之一，直轄管理朝鮮中部和南部）戶口簿，整個敘述方式和中國出土的文書完全一致。前面提到過的江蘇連雲港東海縣的尹灣漢墓出土材料中，有西漢成帝末年東海郡向朝廷上計用的「集簿」抄件，內容很豐富，郡國的基本數據都包含在內。具體如下：
行政機構設置（縣邑侯國、鄉裡、亭郵數量），郡界，縣鄉三老、孝、悌、力田數量，編內官吏數量，不同性質的官員分類統計，戶口數量與增量，土地面積、各類耕地面積、種麥子面積，人口統計、春種樹數量、成戶數、錢穀收入與支出等等。
很有意思的是，這裡面也不乏虛假數字。根據這份抄件，東海郡當時人口不到140萬人，90歲以上的就有11670人，這個高齡人口比例今天也達不到。造假原因大概是「仁者壽」的觀念流行，以此來暗示郡太守的德政。
國家掌握了郡國的年度基礎統計數據之後，如何實施管理呢？我們來看看財政管理是如何運作的，東漢的一條材料非常重要，《續漢書百官志三》「大司農」條：
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拖欠）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大司農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長。這說明當時的財政運作是通過文書來管理數據，根據數據安排實物轉運。各郡國每三個月要向大司農匯報一次錢、谷的基本帳目，由大司農依照各郡國錢、谷的盈缺需求進行調撥，原則是「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全國一盤棋，實際就是古代的計劃經濟，然後再根據大司農的指令，郡國之間調劑轉運。
這種行政調撥是很常見的，具體體現為百姓承擔的各種運役。當時人們還不會計算GDP增長率，只是作多與少的比較而已。因受天災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生產無法計劃，所以和現代計劃經濟的管理效率相差甚遠，但也是數目字管理了。調度與損多益寡，類似今天的轉移支付和物資調撥。
結合其他資料，可以了解漢代財政管理最基本運行方式大致如下：農民生產物資，交給縣，縣收納物資並登陸在冊，變為統計數字，層層上報，最終匯總於大司農。大司農根據各郡國的供求情況安排調劑，最後落實為郡國之間的物資調運，以及最終的分配與消費。這一機制對於維持國家運轉非常重要。
「請、議」並行 上通下達
在「上計」等制度化安排外，秦漢國家運轉還有很多隨機因素，一是請，二是議。請就是下對上提建議，皇帝不可能事事皆能預見，許多具體事務他未必能意識到，臣下乃至百姓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建議。小到個人乞求田地，大到立太子、立皇后這些重大事情都允許提建議。1983年底湖北江陵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規定：
縣道官有請而當為律令者，各請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御史，相國、御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徑請者罰金四兩。
這就是說，制定律令可以由臣下提議，經過層層篩選，最後如獲皇帝批准，便成為律令。越級直接向皇帝建議，也只是受到罰金四兩的行政處罰。總之，提建議在漢代是有制度的。
「請」之外還有「議」，從朝廷到郡縣，都允許各種各樣的商議。有皇帝親臨的議，也有皇帝不在場由丞相主持的議。東漢以後三府、公府（編按：三公皆可開府，亦是國家最高行政長官泛稱）主持的議很多，一直延續到六朝（編按：222年―589年，三國至隋朝南方的六個政權）。因為很多禮儀問題皇帝不懂，就讓大夫、博士一起去商議。不同意見各有多少人同意，會作記錄，由皇帝最後裁決。舉個例子，西漢元帝時珠崖郡（海南島）不斷發生反叛，皇帝與大臣議發大軍討伐，賈捐之（漢初名士賈誼曾孫）認為不當擊。接到建議，朝臣又是一番討論：
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於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睏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
最後皇帝聽從了賈捐之的建議，放棄發兵，且放棄了珠崖郡。這裡面有元帝的個性因素在，遠帝不是個性很強的人，容易聽取別人的建議，但這也是朝廷處理政務時一種通行的辦法。不僅朝廷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湖南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東漢中期長沙郡臨湘縣司法文書簡，有不少記錄了縣丞與屬員就某個案件「議請」，也就是商議、建議如何處理。後來郡縣官府有議曹，主要工作就是議。議與請，從不同角度體現了漢代以來政務處理中，君與臣或府主與僚屬的互動。
概括而言，我們不能把秦漢王朝的統治簡單地理解為獨裁專制，實際運作過程中很複雜，按照律令執行的日常事務，無須皇帝或府主出面，這應佔多數，不過史書中保留下來的反而不多。若需要皇帝或府主裁決，最終結果以命令形式下達，但裁決本身應包含了很多人的智慧。
此外，我們也應注意，皇帝和府主還有其他辦法來駕馭群臣和下屬，這就是「寵」的機制，即利用身邊的熟人統御外圍的群臣和下屬。歷代王朝反覆上演的求寵―爭寵―得寵―失寵―再求寵的循環往復，不僅見於皇帝身邊，不止於後宮，亦普遍見於朝中以及各級地方官府，銜接成一個不斷發生的機制，構成歷史變化（不時帶來波動）的直接動力。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內部有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差別，人們成長於熟人社會，這些情況兩千年來一直存在，寵的機制本身也是對抗這樣一種狀態的武器。
制度運作 「多面」時代
最後簡單歸納一下，為什麼說秦漢是奠基時代，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從諸侯爭霸到統一王朝，奠定了兩千年的基本制度格局。
其二，這個時代孕育出了皇帝制度、等級官僚制、郡縣鄉裡制，還有律令、文書等制度運作方式，以及實際運作中伴生的問題如萌生官場文化等。
其三，以這個時代為起點，確立了農耕為本的方針、耕織結合與重農抑商的傳統，出現了百姓的日常抵抗。
其四，強調儒家思想獨尊制度化。
其五，中外關係體制的初步形成和東亞核心地位的奠定。
日本著名的中國史學者西島定生認為，日本國家的形成就是對秦漢的模仿。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一個時代？歷來有很多種說法，最常見的就是專制國家。錢穆的講法與眾人不同，他反對專制論，認為秦朝是中國古代最後一個貴族政府，而漢朝是第一個平民政府，秦漢是一次轉換。這些看法都展現了秦漢時代的不同側面。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近期新作《什麼是日常統治史》《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及《新雅中國史八講》（合著）；12月12日作者在京舉辦學術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