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蘊院士:懷念貝時璋先生

2020-09-07 光明日報教育家雜誌社




貝時璋


(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浙江省鎮海縣(今寧波市鎮海區)人。生物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細胞學、胚胎學的創始人之一,中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


每個人生命中都有難忘的、溫暖的相遇。在我的人生路上,得遇恩師貝時璋先生便是此生幸甚之事。


貝先生是我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也是我走上科研道路的引路人。我是77級大學生,1983年從醫學院畢業後,有幸進入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貝時璋實驗室,從事細胞生物學研究。當時,由於「文革」的原因,科研隊伍出現嚴重斷層。我第一次見貝先生時,他已經80多歲,大家尊稱他為「貝老」。我在貝老身邊學習和工作了六年,即使1989年出國深造之後,也與他保持著書信往來。貝老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深愛祖國、公正無私、實事求是、厚愛晚輩。


初進研究所時,由於我的醫學背景,缺乏生物物理方面的知識。為了適應科研的需要,貝老先後送我到北京大學和日本名古屋大學短期學習。之後,在貝老和實驗室其他老師(如李公岫、陳楚楚)的指導下,我開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我的第一篇論文發表在1988年科學出版社《細胞重建》論文集中。貝老對這篇論文的修改,讓我經歷了他對晚輩嚴格要求、耐心施教的全過程。他幾次把我叫到跟前,用濃重的寧波口音,對這篇文稿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


此外,他還經常戴著老花鏡,在文稿上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從學術思想到文章架構,從遣詞造句到標點符號,反覆修改了十多遍。每當我拿到貝老親手修改的文稿時,總是被先生的縝密思維、嚴謹的邏輯和紮實的文字功底所折服,同時也從中領會了先生的學術思想。在貝老長期的指導和影響下,我也逐漸養成了做事嚴謹的習慣,並將其傳承給我的學生。


貝老非常關心年輕人的成長,其提攜達到了一種無私的境界,並在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給晚輩施以援手。1989年,貝老推薦我去德國馬普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深造。臨行前,先生特意與我合影留念,並揮毫題寫「刻苦鑽研,精益求精。獨立思考,勇於創新」的寄語。這已成為我科研生涯的座右銘,無論走到哪裡,我總是將貝老的題詞,連同合影敬置於案頭,時時自勉。



在德國求學期間,我時常收到貝老的親筆書信,他不斷鼓勵我:「工作緊張是一件好事,要抓緊時間,向Traub教授學習,充分利用馬普所這樣好的科研條件,儘快做出優異成績,為生物物理所爭光,為祖國爭光」。


在貝老的勉勵下,我不敢有絲毫懈怠,努力克服語言和專業上的壓力,終於在實驗中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於1993年底獲得了博士學位。為此,PeterTraub教授專為我舉辦了一個小型慶祝會。在會上,他披露了一個幾年前的「小秘密」。原來,他最初並不想接收我這個科研資歷淺的中國人,而最終改變他的主要原因是貝老的推薦信。


當時,Traub教授是國際著名的馬普細胞所的所長,每周都會收到不少來自不同國家的推薦信。然而,貝老的推薦信與眾不同。首先,信是用德文手寫的,字裡行間透出大家風範,貝老青年時受過德語教育,之後在德國留學八年,精通德語。這使Traub教授驚嘆不已。其次,在信中貝老並沒有虛誇我如何優秀,而是先介紹了一下他自己的經歷,然後實事求是地評價我是「勤奮好學、做事認真的年輕人」,這與Traub教授看到的眾多推薦信風格迥異。


正是由於這封別樣的推薦信,使他改變了主意,最終決定接收了我。得知事件原委後,我一方面更加感念貝老對我的提攜之恩,另一方面,也為在外求學期間自己對先生的叮囑時時不敢相忘,未辜負貝老的推薦而自慰。


貝老是我國生物物理學的創始人。他學識淵博,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積極推進學科交叉的先行者。1958年,他創建了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被國務院任命為第一任所長。1980年,在貝老的倡議下,中國生物物理學會成立,貝老當選為首任理事長。在他的領導下我國生物物理學得以快速發展。在推進生命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貝老的一個重要理念,是「科學研究要為國家建設服務」。他所開創的我國的放射生物學和宇宙生物學研究,就是為適應我國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需要,以及為我國「兩彈」實驗服務的。



貝老是生命科學研究的泰鬥。早在20世紀30年代,貝老首次發現,細胞繁殖增生除了細胞分裂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方式——細胞重建,提出了「細胞重建學說」。但由於種種原因,當時這方面的研究未能繼續開展下去。新中國成立後,貝老以國家任務為重,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和國家重要科學規劃制定,任務繁重。他一有空就思考細胞重建工作。20世紀70年代,他年屆古稀,重新開始了系統研究,逐漸完善了這一學說。「細胞重建可能是細胞起源的縮影」,這是貝老對細胞重建研究的科學意義的精妙概括。鑑於貝老在科學上的卓越貢獻,德國圖賓根大學在他106歲壽辰時,特送來賀禮——博士榮譽證書。


2003年,經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特將中國國家天文臺於1996年10月10日發現的、國際永久編號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為「貝時璋星」。


貝老作為一代宗師,在學術上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經常告誡研究團隊:「科學研究是追求真理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對真理的認識會越來越深刻。要隨時準備放棄或修正自己的觀點,也要敢于堅持通過自己的實驗得到的認識;要創新,首先要敢於創新,不能一味地強調『與國際接軌』,而在已有的理論面前止步不前。」自由民主的學術氛圍與嚴謹的治學態度,充分體現在貝老實驗室的每個工作環節。


閻錫蘊院士與貝時璋先生(右)


每次組會,貝老總是平等地與大家一起討論學術,對於晚輩總是循循善誘,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獨立思考。對每個實驗結果,不經過反覆推敲和驗證,他從來不輕易下結論,也決不輕易發表。如果對某個結果有疑問,貝老還要反覆查對原始數據。這種追求科學真理、不隨波逐流、敢為人先的科學精神,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青年科學工作者。


貝老不僅是著名的科學家,他一生鍾愛藝術,喜歡傳統戲曲和古典音樂,他的書法藝術造詣頗高,曾題寫「科學藝術,相得益彰」,鼓勵科學與藝術相結合;他手繪的動植物標本圖,細緻逼真到令人驚訝的程度。他用科學的方法欣賞藝術,又用藝術的手腕錶現科學,科學和藝術在貝老身上得到完美的統一。


作為一名受過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文化人,貝老秉承古訓,嚴格操守。他公正無私,做人正直。在那個沒有電腦的年代,他辦公桌上總擺放著兩沓紙,一沓是帶有單位抬頭的信紙僅用於公文,另一沓私信所用的紙都是自費購買。貝老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每逢春節,他總是主動先給清潔工人拜年,給同事拜年。



耄耋之年,隨著聽力的衰退,他開始與上門求教的來訪者用筆交談,且毫無倦意。我珍藏著多張他留給我的紙條,紙條上的字跡說著他無聲的精神品質。2007年元宵節,我去看望先生,105歲高齡的他用筆告訴我「不僅要科學,還要學做人」,「做人要厚道,做事要認真,做學問要實事求是」。


貝老是科學家中著名的壽星,為科學貢獻了他漫長的一生。淡泊名利,專注學問,也許就是他長壽的秘訣。90多歲時,他還每天堅持步行上下班,出門的時間非常精準,與過路的同事親切問候早安。年過百歲,他思維仍然清晰,時刻關注著科技前沿。直到去世前一天,他還邀請6位科學家,探討自己的研究設想。然而,「我們要為國家爭氣」竟成為他留給中國科學界的最後囑託。就在第二天,2009年10月29日,先生在睡夢中仙逝,享年107歲。此後,每年10月10日貝老誕辰這天,我都會靜靜地站立在他的銅像前,懷念先生的知遇之恩和為科學獻身的精神。


致謝:感謝楊雄裡先生的推薦和《教育家》雜誌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再次感念我的人生導師貝時璋先生。


— END —


來源 | 本文刊於《教育家》8月刊第四期,原標題《得遇良師是人生幸甚之事—— 懷念貝時璋先生》

作者 | 閻錫蘊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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