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時璋:奏響生命科學交響曲

貝時璋

本報記者 李晨陽

人物簡介

貝時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浙江鎮海人，實驗生物學家、細胞生物學家、教育家。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7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細胞學、胚胎學的創始人之一，中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

1921年畢業於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醫預科，1928年獲德國圖賓根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之後又先後4次被該大學授予博士學位榮譽證書。1930—1950年任浙江大學生物系系主任及理學院院長。1950年後，在中國科學院歷任上海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 2003年，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根據中國國家天文臺的申報，正式批准將國際永久編號36015的小行星命名為「貝時璋星」。

貝時璋主要研究動物個體發育、細胞常數、再生、中間生、性轉變、染色體結構、細胞重建、昆蟲內分泌腺、甲殼類動物眼柄激素等領域，其中尤以關於細胞重建的研究最為突出。

他以「學科交叉」理念創建了浙江大學生物系、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他組織開展了「核試驗放射性本底自然監測」「我國核試驗對動物的遠後期輻射效應的研究」「生物探空火箭」等研究工作，為中國生命科學和載人航天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貝先生，為什麼我們研究生物學的研究所，要招化學專業的人來呢？」女研究生鄭竺英一臉好奇地問自己的導師貝時璋。當時擔任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的貝時璋，從浙江大學要來了兩個化學專業的畢業生。

貝時璋笑了：「以後，我還要招物理學、數學等很多專業的人員，和我們一起來研究生物學問題。」

那是20世紀50年代，不理解貝時璋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不光是學生，連當時很多聲名卓著的科學家，都在質疑他要走的路：「生物物理學」也能算一門學科嗎？有人更是斷言：「只有生理學，沒有生物物理學。」

在重重阻力面前，貝時璋從來不曾卻步。他知道，生物物理學這隻「醜小鴨」，終將長成「白天鵝」，一飛沖天。

洞察先機

貝時璋20多歲時，曾在德國圖賓根大學留學，師從著名動物學家哈姆斯（J.W.Harms）教授。圖賓根大學的動物系和物理系在同一座大樓裡，作為動物系主任的哈姆斯和物理系主任傑拉赫（W.Gerlach）教授相交甚厚，兩系之間經常組織學術交流活動。從這時起，生物與物理學科交叉的先進思想，就已經在貝時璋心間暗暗萌發。

1930年，貝時璋來到浙江大學，把實驗生物學—— 一門用物理學和化學方法研究生物學問題的學科，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到20世紀40年代時，貝時璋已經認識到物理學與生物學的交叉融合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自學了高等數學，還不斷充實自己的物理和化學知識。

同一時期，量子力學開創者之一、著名物理學家薛丁格也在他的書中寫道：物理學規律和化學規律，包括量子力學和熱力學理論，都同樣可以應用於生物學研究。

但在當時，這種洞見只屬於極個別具有遠見卓識的大科學家。對不少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而言，「生物物理學」這個看起來像是嫁接而成的古怪詞彙，實在有些難以理解。

洞察先機的貝時璋，已經在暗暗醞釀，要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培育一個嶄新的學科。

師法蘇聯

1956年，貝時璋加入國家和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這次考察的重點是蘇聯科學院和多所高校開設的放射生物學、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等專業。歷經3個月的參觀、諮詢、交流，貝時璋將蘇聯這些學科的組織情況調查得清清楚楚。

按照相關規定，貝時璋這種身份的學術大家，肩負國家任務出國考察，理應下榻在專門的高檔酒店，享受一定的優待。但貝時璋堅持住在簡陋的小招待所，吃便宜的麵包、香腸。

考察臨近尾聲時，國家給的各種經費還剩下不少，按例無須上交，但貝時璋委託助手忻文娟將這筆錢交給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人員在接到錢後，既意外又嘆服，都說：「貝先生嚴格要求自己，處處為國家著想，實在太不容易了。」

貝時璋歸國不久，便開始起草籌建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方案。1958年7月29日，中國科學院第九次院務常務會議通過了將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改建為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方案。9月26日，改建方案得到國務院正式批准。貝時璋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

「八大處」

生物物理所剛成立時沒有自己的所址，要開展科研工作，只能借用兄弟單位的辦公用房。當時中科院已有一批建在中關村的研究所，比如化學所、動物所、微生物所、高能物理所等，都為生物物理所職工提供過實驗和辦公場所。生物物理所因此有了個「八大處」的別稱。

隨著工作開展、隊伍壯大，生物物理所人都希望趕緊建設自己的研究所大樓。但貝時璋讓大家先等等，待作出更大貢獻後再考慮向上級匯報。

出於多方考慮，時任中科院副院長裴麗生主動向貝時璋提出：「生物物理所該有自己的房子了，你們籌備建大樓吧。」

然而，由於生物物理所的大量工作涉及國家機密，不曾公開發表，當時很多人不理解，這個研究所憑什麼要建這麼多房子。為此，所領導讓楊福愉向承建大樓的中科院基建局同仁闡述了生物物理所在國防建設事業中作出的貢獻。

聽到一個個激動人心卻鮮為人知的科研成果，大家心悅誠服，也對貝時璋多年來沒有向國家申請建址的高風亮節深表欽佩。

謀篇布局

貝時璋將自己為國為民的信仰，融入了生物物理所的謀篇布局。結合當時國家重點發展的兩大尖端科技領域——原子能利用和宇宙空間探索，生物物理所建立了放射生物學研究室和宇宙生物學研究室。

放射生物學研究室的科研人員從1964年我國第一次核試驗開始，6次到達核試驗的核爆炸現場進行動物實驗，並對實驗動物及其後代進行了長達20年的研究，圓滿完成了「我國核試驗對動物的遠後期輻射效應的研究」這一國家任務，為制定我國輻射安全標準提供了珍貴數據。宇宙生物學研究室與相關單位合作，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批生物探空火箭，並回收了搭載的生物樣品和實驗動物，對這些動物和樣品的研究，讓我國獲得了首批寶貴的宇宙生物學資料……

建所第二年，生物物理所又成立了理論研究組。生物專業的鄭竺英、數學專業的汪雲九、理論物理專業的鬱賢章，組成了理論組學科交叉、互補融合的「鐵三角」。得空時，貝時璋喜歡來理論組轉悠，他親切地把這3個年輕人喚作「偵察兵」，給他們講自己看到的文獻、思考的問題，從生物物理學出發，一路談到量子力學和相對論。

這可不是閒聊，因為理論組最重要的任務是放眼全球科學大勢，尋找有潛力的學科生長點，為生物物理所的未來發展探路。

20世紀60年代，理論組看中了「仿生學」這個有著廣闊前景的新生學科，提議建立了仿生學研究室。在非常簡陋的物質條件下，仿生學研究室模擬青蛙捕食中的視覺機理，組裝出國內第一臺仿生學裝置——百發百中的「可控小口徑步槍」。他們對視覺感知的研究，也為後來的生物物理所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打下了基礎。

「醜小鴨」終成「白天鵝」

儘管重要成果頻頻湧現，但在生物物理所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學術界內「什麼是生物物理學」的質疑聲音仍時有耳聞。

「生物物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並不平坦，幾起幾落，歷經艱辛。」生物物理所研究員王谷巖回憶道，「但貝老始終堅定信心，排除幹擾，不斷推進著生物物理學的發展。」

1958年，貝時璋承擔了創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的重任，並親自為學生授課，有針對性地為我國生物物理學的發展培養人才。該系的前三屆畢業生，後來成為我國生物物理學早期發展的骨幹力量，其中還湧現出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

1979年，在貝時璋的奔走呼籲下，中國生物物理學會正式成立。歷經20年的艱苦發展，生物物理學終於以成立一級學科學會為標誌，擁有了獨立學科的地位。

在中國生物物理學這卷藍圖上，貝時璋不僅謀篇布局，描繪出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脈絡；還調兵遣將，安排好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更悉心培養每一株資質優良的「小苗」，讓他們逐漸成長為日後的中流砥柱。

作為一名科研人員，貝時璋也有深愛的研究工作。他在自己創立的細胞重建學說上傾注了數十年心血，有非常深的感情。但為了生物物理所的發展，為了中國的生物物理學事業，他後期犧牲了很多自己的科研時間，也很少再發表論文，以致招來議論：「堂堂大科學家，怎麼會沒有文章呢？」

「對這些閒話，貝老心裡也會不痛快，但他從不申辯，也不抱怨。」作為助手陪伴貝時璋多年的王谷巖說，「正是這份獻身精神，讓他成為中國生物物理學當之無愧的奠基人，領導整個學科為國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生物物理所成立50周年時，105歲高齡的貝時璋寫下了題為《50年義無反顧》的慶賀文章：「看到生物物理所有了今天的發展，看到有那麼多年輕科學家投身於生物物理學研究並取得卓越成績，我很高興……」他還鼓舞全體同仁，以更大的氣魄、更寬闊的眼光，去創造生物物理所和生物物理學的更大輝煌。

他的「醜小鴨」，早已長成了「白天鵝」，未來，還將飛向更高遠的天空。

記者手記

在撰寫這篇文章前，我走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楊福愉，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忻文娟、汪雲九、王谷巖4位老人。他們都曾與貝時璋有過數十年的交往。

在聽完許許多多貝時璋的故事後，我常規性地問了一個補充式的問題：「關於貝先生，您還有哪些話是最想說的？」

汪雲九沒有直接作答，他坐在樹蔭掩映的長椅上，靜靜思索了一會兒，然後悠悠說道：「我個人以為，優秀的科學家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戰術家，『武藝高強』，能在某一個具體的研究領域扎得很深、鑽得很透；還有一種則是戰略家，這種人不一定要親自扛著『槍』上前線，但他們具備遠見卓識，能高瞻遠矚、運籌帷幄，為國家發展和科技事業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無須贅言，貝時璋正是一位「戰略家」。事實上，在科學奠基人這個群體中，有很多都是這樣的戰略家。倘若只把目光聚焦在發了幾篇論文、出了幾個成果上，往往難以領略他們的偉大。但你把眼界放遠放寬，去看他們在學術發展歷史上的位置，就會發現，就像一座座偉岸的界碑，經此一人，科學的涓涓細流都匯聚為長河大川；人才的點點春芽都成長為桃李芳林。

如今，大概已經沒有人會質疑貝時璋的學術地位。中國生物物理學領域人才濟濟、碩果纍纍的盛景，都在為他的功業做著最好的註腳。

貝時璋一生淡泊平和，在晚年的照片上，都留下了那標誌性的垂眉淺笑，令人觀之可親。但這樣一位謙謙君子，卻屢屢力排眾議、迎難而上，在極端困難的外界環境中，為中國的生物物理學科開闢出一條光榮的荊棘路。他本可以在熟悉的實驗室裡，琢磨自己最擅長的科研工作，但對國家和人民的使命感，迫使他選擇了一條更加艱辛、更不容易被理解的道路。

常有人說，「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努力固然是做事的準則、成功的要素，但不要忘了，一個正確的選擇背後，那過人的眼界、胸襟、膽識和奉獻精神，卻更加難能可貴。而這數十位科學奠基人，正是傾一己之力、盡平生之智，為國家、為民族、為中國的科技事業，做出了惠及後世的重要選擇。

百年以後，今天的我們，為什麼還在尋找科學奠基人，還在講述他們的故事，宣揚他們的精神，紀念他們的功績？

試想，假如你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員，在埋頭耕耘某個研究課題時，是否會偶然想起，自己正在跋涉的這條長路究竟由誰開闢，自己揮灑心血的這個領域究竟因何存在？

在科研的路上，向著前沿、向著未來急流勇進，固然是重要的；但回望過去，飲水思源，重溫學科發展的來龍去脈，再憶那些遠去的偉岸身影，也別有一種意義在心頭。

貝時璋在德國圖賓根大學

中央研究院院士（貝時璋後排右二）

貝時璋入黨時的留影

中國生物物理學會成立

貝時璋與進行20年總結的「核爆炸輻射對動物遠後期效應」任務組部分成員合影

貝時璋100歲留影

《中國科學報》 (2019-09-17 第4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