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隨筆】
2019年1月16日，驚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為中國失去了氫彈主要的一位研究者，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學術造詣很高的科學大家，為我失去了一位和藹可親、道德高尚的良師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前身）進行氫彈原理研究。在我的記憶裡，他是一位對祖國和人民做過卓越貢獻的科學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師長。
記得1956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個晚上，所裡開大會，錢三強所長向全所職工介紹所裡工作情況，談到人才培養時，就表揚了于敏，「于敏就是我們國內自己成長起來的優秀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剛到所裡工作的新大學生向于敏同志學習！」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產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參加一個國際核物理的會議，我負責照料于敏在杜布納期間的生活，並在開會時當翻譯。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于敏。我發現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強，有一些我沒翻譯的地方，他也都聽懂了，這源於很深的業務功底。
1982年，全國第一次慣性約束聚變研討會在北戴河舉行，于敏應邀在會上作了雷射核聚變的主旨報告，王淦昌先生等當時聚變與等離子體物理學會的領導都參加了會議。會後原子能院從事粒子束慣性約束聚變的研究團隊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離我們不遠的于敏先生聽到了，他也跑過來，主動參加我們的合影，大家拍手歡迎，可見他對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對我的工作幫助也很大。1965年，我從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回國後，被調往青海工作，從事核試驗中近區物理的測試工作。為了驗證武器理論設計的正確性，在熱試驗中要測量核武器設計中許多關鍵的物理量，要進行很多探測設備的設計和安排。這就需要我們弄清楚理論部對物理測試有什麼要求，物理測試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滿足檢驗理論的要求。這時于敏就成了我們最好的老師和朋友。
有時候，我們從青海、四川到北京來專門向他請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後有時有些還沒有徹底弄明白，或許還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專門跑去找于敏討論、請教，每一次他都是那麼謙遜、耐心地和我們討論，直到我們把問題弄清楚。
在氫彈研發突破的過程中，我們和于敏的接觸就更多了。在向領導和技術骨幹介紹突破氫彈的會議上，我們聽到了鄧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紹的理論方案，當時心情都十分激動。我們近區物理測試的工作也按照理論的要求，準備了物理測試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進的意見，這些都對後來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氫彈原理性試驗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我們測量的結果完全證實了它不僅達到了原定的設計指標，而且還超過了原來設計的當量。
于敏不僅精通理論，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視實驗、理論聯繫實驗的典範。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個小組，當時有一個複雜的數學問題困擾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響著我測量數據的修正效果，我想解決它，也看了好多書，請教過許多同志，都沒解決。有一天在會議休息的時間，我把問題告訴了于敏等人，他們說可以幫忙。在散會的那一天，他把寫了好幾張紙的推導給了我，我當時又感動又佩服。
在國家高技術主題專家組中，于敏的真知灼見對我們選擇正確的技術路線、制定既積極又穩妥的工作規划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論物理基礎、淵博的知識，又熟悉許多具體的實驗技術。在小組會上，他總是非常認真地聽其他同志的發言，又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發表他的見解和分析。我們聽了後，總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徹，他最擅長把一個複雜的問題進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種矛盾的相互關係，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對立面，並加以解決。這可能是他多年從事科研工作的經驗總結，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一個方面。
我和于敏最後一次的交談是在一次人民大會堂春節茶話會上。當時已有很長時間沒見過他了。我在遠處看見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們高興地相互問候，並談了一些自己的情況，他還是像往常那樣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但講話的聲音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響亮。
今年，這樣一位對祖國和人民有過卓越貢獻的科學家，這樣一位品德高尚、為人師表的師長和我們永別了！我們愛戴他，敬仰他，他將畢生的經歷都奉獻給我國核武器研製的事業，並作出了載入史冊的卓越貢獻。我們將永遠學習于敏的光輝榜樣，將他的愛國精神和崇高思想銘記心中，繼續前進！
願于敏先生安息！
（作者：王乃彥，系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