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美國人:「我的下一頓飯從哪裡來?」

35歲的布列塔尼(Brittany)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教育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她拒絕透露自己的全名。她說，幾周前，在她的伴侶丟掉了酒吧服務員的工作後，她開始去哈萊姆區塞勒姆聯合衛理公會教堂(Salem United Methodist Church)領免費午餐。

「我每周都要去那裡領兩三次午餐，」她告訴《紐約郵報》。「因為是在露天場地，感覺不是那麼可怕。」

塞勒姆聯合衛理公會教堂發放免費午餐

哈萊姆商會(Harlem chamber of commerce)的執行董事溫斯頓·馬傑特(Winston Majette)說，在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引發失業大潮之後，有數百名新鄰居——包括演員、作家、學生、音樂人和藝術家——在那裡尋求幫助，布列塔尼並非個例。

黛安娜·李(Diana Lee)是Do-Good汽車聯盟的創始人，這個非政府組織原本是為了將汽車廠商和經銷商團結在一起而成立的，疫情之下開始參與慈善工作。4月初，李女士帶領著由五輛汽車組成的車隊（包括兩輛瑪莎拉蒂）將2500磅的食物從三家目前已關閉的Pret a Manger門店運送到Bed Stuy消除飢餓運動(Bed Stuy Campaign To End Hunger)的一個賑濟點。

「我覺得自己就像空降在一個戰區，」李女士說。「有好幾百人在街區周圍排隊。他們在爭搶食物，如果覺得別人拿得太多，會互相大喊大叫。看到這一幕我真的很難受。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當我們把所有食物都卸下來的時候，75%的食物已經被拿走了。」

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4月中旬表示，食品不安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相信大約有200萬紐約人急需獲得足夠的食品。

白思豪說，在COVID-19危機之前，有120萬紐約人和五分之一的兒童經歷過某種程度的糧食不安全糧食不安全。而考慮到現在已有約50萬紐約市居民失業，審計長辦公室預計到6月底該市將失去90萬人工作崗位，失業率達21%，預計糧食不安全問題還會惡化。

白思豪已經撥款1.7億美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其中包括僱傭1.1萬名計程車司機，為老人、殘疾人和饑民送餐。「人們真的會問，『我的下一頓飯從哪裡來？』」白思豪說。

想要知道下一頓飯從哪裡來的，不止是紐約人。受疫情影響，在截至5月初的6周內，有超過3000萬人申請失業，部分失業救濟金未能發放到位，導致最近幾周，全美各地糧食銀行的需求量激增——有些銀行的需求量已經增加了六倍之多。

今年4月，在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一萬人為了從當地一家食品銀行領取餐盒等了幾個小時。成千上萬輛汽車一輛接一輛地排成長龍的畫面，捕捉到了這個國家飢餓危機令人震驚的規模。

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數百個家庭每周都到PPG Paints Arena體育場領取食物。在佛羅裡達州的森賴斯(Sunrise)市，在食品銀行外排隊的汽車延伸了近兩英裡。

在3月最後一周，阿肯色大學和智庫「都市研究所」(UrbanInstitute)的研究人員對美國各地的1萬多人進行了調查，38%的美國受訪者報告說，他們的糧食不安全程度處於中等到高水平。糧食不安全的通俗定義是指當你儲備的食物吃完時，不知道能不能買到食物或無法獲得健康食品（邊際糧食保障），不得不降低飯菜質量（低糧食保障），甚至跳過一天不吃飯（極低糧食保障）。

該研究負責人、阿肯色大學社會學教授凱文·菲茨派屈克(Kevin Fitzpatrick)說：「在疫情大流行之前，美國的糧食不安全問題就非常嚴重，現在情況變得更糟了。」

隱患早已埋下

甚至在病毒出現之前，美國就有相當數量的人在與飢餓作鬥爭。簡單來說，美國是富裕國家裡飢餓問題最嚴重的國家。

要理解美國的飢餓問題到底有多令人尷尬，將其置於全球背景下會有所幫助。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引用的蓋洛普調查結果，美國人比其他富裕國家的人更有可能說他們付不起食物錢。在2011年和2012年，21%的美國公民報告說他們買吃的會有問題，而在英國、瑞典和德國，這一比例分別為8%、6%和5%。愛沙尼亞和匈牙利的食品價格負擔問題比美國更嚴重，但這兩個國家在發達國家中都相對貧窮。

數據由經合組織提供

相比之下，皮尤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的情況要好一些。在2013年的調查結果中，24%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在過去的一年中很難負擔得起食物，與希臘(24%)持平，略高於韓國(26%)。但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德國等國家的表現要好得多。

數據由皮尤研究中心提供

上述研究處於2008年經濟大衰退尾聲，所以美國的情況可能會顯得格外嚴重，在2014年，約有4600萬美國人——佔人口七分之一——依賴於美國農業部的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即通稱的食品券)。而到了2018年，這個數據減少到3800萬人，但仍然佔到總人口的九分之一。

SNAP也不能幫人填飽肚子

在收入不足以確保自己和家人吃飽的情況下，最先求助的途徑應是食品券，它仍然是美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

接受食品券的商店

在2008年大衰退期間，受食品券福利擴大的影響，遭受「極低糧食保障」（基本上就是挨餓）的家庭比例有所下降。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家黛安·尚岑巴赫(Diane Schanzenbach)表示：「這是你所希望的安全網——在危機時期擴大範圍，為更多人提供保障。」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該項目時而被譽為「營養援助」，時而被攻擊為「養懶人的福利」。現在的形式則是折衷後的產物：它既能為貧困人群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又鼓勵人們繼續工作。

與其他安全網計劃一樣，SNAP會根據收入和工作要求等標準來限制參與該計劃的人數。要符合這一標準，個人和家庭的月總收入必須達到貧困線或以下的130%，即個人月收入為1354美元，四口之家月收入為2790美元。

年齡在18歲至49歲之間、沒有家眷的「身體健全」的個人也需要參加就業培訓計劃，或平均每周工作20小時，以便每三年使用該計劃3個月以上。

福利因收入和家庭規模而異；根據智庫預算和政策中心(CBPP)的數據，2018年SNAP用戶平均每餐消費只有1.40美元，這種缺斤少兩是有意為之：這種幫助只能是「補充」性質的。美國農業部(USDA) 2016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近三分之一的SNAP受助家庭每月都會光顧一家食品銀行補貼家用。

安全網下的安全網

今年疫情期間，許多人生平第一次需要申領SNAP。通常情況下，各州必須在30天內讓人們知道他們是否有資格參加該計劃，並在7至10天內發給他們一張電子福利轉讓卡，用於購買食品雜貨。但是，就像其他不堪重負的安全網計劃一樣，許多地方都陷入了僵局。這時，他們只能求助安全網下的安全網——各地的食品銀行和其他賑濟中心。

矽谷第二豐收食品銀行的執行長萊斯利·巴科(Leslie Bacho)說：「食品銀行面臨的挑戰是，我們的需求出現了令人心碎的急劇增長。50%的人以前從沒申請過這類幫助。」

22歲的長途卡車司機安德魯·舒斯特爾(Andrew Schuster)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後，回到克利夫蘭郊外的家中養病。由於網站崩潰，他無法獲得失業救濟，1200美元的刺激支票用來交完房租就已經所剩無幾，眼看著家裡的食品櫃裡變得空空如也。當他得知俄亥俄州中北部的第二豐收食品銀行在他過去的高中分發食物時，他只能硬著頭皮去領飯。

「我覺得有點尷尬，真的，這真的是很恥辱的事情，」舒斯特爾說。但一盒牛奶、一包玉米和豬裡脊肉「減輕了我肩上的負擔——領到食物時，我差點哭了出來。」

開車去領食物的美國人

舒斯特爾說，過去他也認為人們是在濫用食品券和福利，「我從沒想過我會需要它。」

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賈米·克林斯凱爾(Jami Clinkscale)每月靠一張580美元的傷殘支票生活，由於女兒被房東驅逐，她陸陸續續收養了六個孫輩。她用價值170美元的食品券餵養他們，但這顯然不夠，所以她還要經常光顧食品銀行。「我現在自己吃得少多了，只是為了確保他們能吃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她說。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員勞倫·鮑爾(Lauren Bauer)分析了Covid Impact Survey的數據，該調查是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樣本。她發現，近23%的家庭說他們沒有錢買足夠的食物，超過17.4%的家庭稱12歲及以下孩子吃得不夠，這些數據均高於2008年大蕭條時期的比例。

情況在好轉之前，還會繼續惡化一段時間。在這方面可以借鑑2008年時的例子。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Urbana-Champaign)的農業和消費者經濟學教授格雷格·岡德森(Craig Gundersen)研究發現，從2007年到2008年，糧食不安全的程度上升了30%。然而當經濟好轉時，相關比例並沒有下降，而是從2009年到2014年保持不變。「一直到最近幾年，它才開始下降。今天的糧食不安全水平仍然高於2007年的水平。雖然從很多方面來看，美國已經從大衰退中復甦，但是我們當中最脆弱的群體仍然沒有恢復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