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科學:無盡的前沿》誕生75年後,留給我們哪些啟示?

1945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萬尼瓦爾•布希（Wannevar Bush）的《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endless frontier，簡稱布希報告）發表，這篇報告是應羅斯福總統的要求而寫的。在雷達、青黴素以及隨後的原子彈在「二戰」中決定性作用向世人突顯的時刻，這篇報告把發展科學技術作為美國戰後建設的一個核心任務提出，為戰後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成為美國科技政策的藍圖和裡程碑。

75年來，《科學：無盡的前沿》成為無數研究、報告、分析、解釋和評論的主題，有人甚至把它比作科技政策的《聖經》，它的理念和思想影響著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美國科學界的精神財富和共同語言。每當美國科學技術發展遇到關鍵的挑戰和危機的時候，美國人總是會提起和引用這篇文獻，吸取新的思想力量，應對危機和挑戰。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5月21日，美國兩黨兩院四位議員聯合提交《無盡的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提出採取新的措施使美國到本世紀中葉仍然保持世界頭號科學技術強國的位置，即是一個例子。可以說，《科學：無盡的前沿》是我們認識和理解美國科技政策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視角。同時，《科學：無盡的前沿》所論述的問題（科學與國家目標，政府在科技發展中的作用，基礎研究的作用，科學人才的培養，自由探索精神等）具有普遍性，超出了美國國界（布希報告在中國被廣泛稱為《科學：無盡的前沿》，已經脫去了大部分美國情景，即是一個明證），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科技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布希報告可以從三個層面認識：1. 戰略層面：科學技術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 政策層面：政府在科學技術發展中角色和職責；3. 關於科學和技術的具體論述，如基礎研究。在75年發展歷程中，布希報告的戰略性和關鍵政策思想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具體的一些論述則得到不斷修正和更新。

撰文 | 樊春良（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

註：本文首發刊載於《科技中國》雜誌2020年7月第7期，原文標題為「沒有止境邊疆的科學 ——《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75年的歷程和影響」，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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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邊疆的科學

「邊疆」 或 「前沿」 （Frontier） 是美國人經歷中一個核心的內容。美國的發展伴隨著一批勇敢的拓荒者對未知疆域的不斷開拓， 「邊疆」在美國的實際發展和思想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美國早期的發展史是邊疆不斷擴展的歷史。在向西部擴展的進程中，殖民者逐漸擺脫了歐洲的影響，形成了美國的特徵和生活方式。邊疆的推進讓美國成為各民族的大熔爐，塑造了美國的社會發展和民主進程。向西部邊疆的推進，不僅通過獲得自然資源、軍事上的安全、新的社會-文化空間和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塑造了現代美國的發展，而且賦予 「邊疆」 象徵的含義。歷史學家特納 （F.J.Turner，1862—1932） 提出著名的邊疆論點 （Frontier thesis） ，認為美國的進步是與邊疆聯繫在一起的，邊疆是美國進步的象徵，包含地域擴展、文化演進和民主形成，構成一個蘊含豐富想像和意義的隱喻詞語，遠超 「邊疆」 一詞客觀描述的意義。特納論點強調邊疆在美國傳統中的重要意義，成為許多美國人看待美國社會進步的一個視角。

邊疆思想在 「二戰」 期間與科學技術聯繫到一起。1944年11月，在 「二戰」 歐洲戰場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羅斯福總統給時任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 （OSRD） 局長布希寫信 （圖1） ，要求就如何把戰時的科學技術經驗用於即將到來的和平時期提出建議。在提了四個問題之後，羅斯福總統寫到：「需要聰明才智開拓的新邊疆正位於我們面前 （New frontiers of the mind are before us） ，如果我們以進行這場戰爭所用的同樣的眼光、勇氣和幹勁來開創它們，我們就能創造出更加豐富多彩的工作和生活。」

圖1 羅斯福總統寫給萬尼瓦爾•布希的信

8個月後，布希的報告完全響應了羅斯福的要求。布希賦予這份報告一個富有想像力的題目—— 《科學：無盡的前沿》 （圖2、圖3） ，展現了科學的前景—— 作為 「沒有止境的邊疆」 的科學將會取代美國西部物理上的邊疆，成為國家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標準和推動社會變化的新動力：「政府應該鼓勵開闢新的邊疆，這已成為美國政策的一部分。它為快速船隻打開了海域，為開拓者提供了土地。雖然這些邊疆或多或少已經消失了，但是科學的邊疆仍然存在著。應該使這些新的邊疆變得容易接近而由所有的美國公民來發展它，這是和已經創造出合眾國偉大形象的美國傳統相一致的。」

圖2 萬尼瓦爾•布希（1890—1974）

圖3《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1945年第一版

布希在這篇報告前面致總統的呈文中回應羅斯福：「我們民族中開創精神仍然是早期蓬勃的。開創者有完成他的任務的工具；科學則為它提供了廣闊的尚未開發的內地。這種探索給與整個民族和個人的報酬是極大的。科學的進步是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身體的更加健康、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好的生活水準以及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這樣科學成為美國發展的新邊疆，與美國邊疆的傳統和意義接續，獲得正當的合法性，成為推動美國進步的一個動力，成為美國戰後戰略計劃的重要一部分。

科學技術成為美國的新邊疆、創造美國的新邊疆，成為美國政府支持科學技術的一個常用修辭。甘迺迪總統 （1961—1963任職） 把空間探索和技術稱為美國的新邊疆。喬治•布希總統 （1989—1993任職） 在1992年說道：「在很多方面，對於科學和技術的投資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美國觀念—— 創造美好未來的可能性，同心協力，那個美好的未來—— 沒有止境的邊疆—— 就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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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報告的思想和影響

布希的《科學：無盡的前沿》一出版，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受到媒體 （報刊） 廣泛的支持和讚揚，超越了黨派、地理和意識形態的局限。布希報告提出的計劃隨後成為戰後美國科學政策的基石，達到了一種 「永恆的、抽象的」 質量。

布希報告之所以取得成功，有三個因素：題目抓住了美國人的想像力；直接針對美國人最關心的問題 （抗擊疾病、就業和國防等） 提出公共資金支持科學的理由；提出了聯邦政府新的責任。

布希報告基於戰時美國發展科學技術的經驗，面向剛經歷大蕭條痛苦和戰爭中的美國一代人關心的問題說話。這篇報告開頭就說 「戰爭抗擊疾病的進步依賴新知識的湧現」，接著舉出科學徵服疾病的各種例證，證明政府應該增加經費支持醫學科學研究。布希還提到科學對就業、對國防的重要意義。這些都是政府和公眾關心的問題。概括地說，這篇報告有三個基本假設： 1. 新的知識對於保證人民健康、國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是不可少的。 2. 新的知識要靠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基礎研究的發展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廣泛的利益。 3. 科學共同體需要保持相對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壓力，保證科學知識的進展。據此，報告提出政府應當承擔起新的責任：促進新科學知識的湧現和培養青年科學人才。報告建議，建立一種能保證穩定長期計劃、保障維護探索自由的獨立的支持機構—— 國家研究基金會 （國家科學基金會最初的名字） ，專門支持科學研究工作和高級科學教育。布希把大學作為戰後科學政策的中心：「首要的，正是在這些機構 （大學） 中，科學家可以工作在一個相對免於不利的慣例、偏見和商業需要的壓力的環境中。它們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個人思想自由……」

布希報告包含幾個重要的思想。 1. 科學的社會契約思想：政府提供科學家資金開展基礎研究，保證科學家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科學家開展研究，研究的結果會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換句話說，政府只要給科學家以錢和適當的自由，就會收穫科學研究結果所帶來的實際利益。 2. 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這不僅是科學界的傳統，也是戰爭期間OSRD （科學研究與發展局） 的經驗—— 由民間科學家自主管理。 3. 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布希第一次把 「基礎研究」 這個詞帶給政策界和公眾，突出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意義。

布希報告提出政府組織和支持科學研究與教育的設想，在當時的美國是一項制度創新。要知道，在 「二戰」 前，美國聯邦政府並不把支持科學技術作為自己的責任，它對科學技術的支持都是作為實現政府目標的手段而支持的 （如為支持農業發展而支持農業科學技術） ，並且沒有長期性和系統性。在戰後，科學界既擔心聯邦政府的支持是短暫的，又擔心聯邦政府的資助會伴隨著幹涉。布希提出的政府支持是一個 「社會契約」 方案：政府資助科學技術，特別是資助基礎研究，主要通過對大學的資助，同時保持科學家的探索自由。

雖然布希關於建立單一的支持全國基礎研究機構的組織設想並沒有成功，但是其觀點卻取得了勝利。在戰後，聯邦政府成為科學技術的主要贊助者，並建立專門資助基礎研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與國防部、原子能委員會、農業部、國立衛生院形成支持科學技術發展的多元化機制。聯邦政府支持科學技術的經費不斷上漲，特別是1957年受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尼克的衝擊之後，創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 （ARPA） 和國家宇航局，對研究發展 （R&D） 的支持大幅上升，在1957—1966年間投資達到美國歷史上的高峰。科學家不僅有著充足的經費，而且享受高度的探索自由。國防部等部門在大量的資助中，並不幹涉，而是鼓勵科學家從事自己認為值得做的研究。正像布希提出的，這個科學體系應該與培養新的科技人員結合起來，產生基礎的科學和技術知識，把人才和知識作為副產品 （spinning off） 傳給企業，由市場決定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用途。結果，政府對大學的多元化投資，在尖端電子、空間技術和醫藥等領域形成了實質性的力量，產生了巨大的科技實力和經濟效益。戰後聯邦政府的支持使美國大學成為世界第一流大學，在 「二戰」 之前大學的研究還是第二位的。 （圖4）

圖4 尼克森總統給萬尼瓦爾·布希頒發核能先驅獎（1969年11月） 從左至右分別是Glenn Seaborg, 尼克森, 萬尼瓦爾·布希, James Conant和Gen. Leslie Groves

在《科學：無盡的前沿》發表55年、NSF 成立50年之時，NSF的管理機構——國家科學委員會 （NSB） 發表特別報告指出，「《科學：無盡的前沿》並沒有打算成為美國科學政策的藍圖。事實上，它的持久影響可以由這樣的事實解釋：它集中在關鍵的領域，並且令人信服地向前推進了它。這些思想中最持久的就是後來成為 『為科學的政策』 （Policy for Science） 那類：研究的資助水平、資源、激勵和優先設置，為科學與工程發展和使用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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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報告的不足和爭議

布希報告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不斷引起爭議和討論。首先是對基礎研究不考慮實用目的以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分離和線性模型觀點的爭議。1986年，D.Sharpley 和 R.Roy 出版了題為《迷失在邊疆：美國科學和技術政策的偏離》的著作，認為聯邦科技政策遵循布希報告，強調自主的基礎研究，只是一部分內容，而應用研究、工程學、技術、科學教育以及基礎與應用之間的相互聯結被忽略了。他們認為，這每一部分都是重要的，應該平等對待。他們進一步提出了基礎研究不單單是沒有指向的，還有有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 （purposive research） 。之後，一些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對布希的基礎研究觀點提出異議、批評和討論。在對布希觀點的批評和討論中，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觀點。著名的有克萊因和羅森伯格斯提出的創新鏈式模型 （1986） ，提出創新是一個發明、設計和生產相互作用的過程，科學只是一個因素；託克斯提出的著名的巴斯德象限 （1997） ，指出在純基礎研究 （波爾的工作） 和純應用的研究 （愛迪生的工作） 之外，還有一類研究是應用激發的基礎研究，可以稱作巴斯德象限的研究。之所以稱作巴斯德象限，是因為巴斯德在生物學上許多前沿性基礎工作的動力是為了解決實際難題。根據科學研究的象限模型，必然引申出新的科學政策導向：重視巴斯德象限，即對應用背景引發的基礎研究從政策上、項目組織和社會評價上予以重視，建立科學和社會之間新的聯繫。對布希基礎研究觀點的討論一直延續至今。2016年哈佛大學教授文卡希·那拉亞那穆提出版了《發明與發現：反思沒有止境的邊疆》，批評線性模型，提出了發明—發現循環模型。

第二個爭議的問題，是科學的社會契約問題。這一問題的爭議更多地來自政策界。在冷戰前，基礎研究在國家安全保護傘下，科學的社會契約享有合法的地位，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基礎研究需要重新定向，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政策界開始要求基礎科學面向國家目標，解決社會相關的問題。這一過程，被稱為科學與社會的契約關係需要重新籤訂。關於基礎研究和國家目標關係引起激烈的、引人矚目的大討論，從喬治·布希政府的最後幾個月開始，到柯林頓政府執政的一年半達到頂峰。在這場爭論和討論中，新的科學政策逐漸成型。1994年白宮發表《國家利益中的科學》，1998年美國國會發表《開啟我們的未來——走向新的國家科學政策》。這兩份重新考察在經濟、政治和社會變化形勢下的科學政策的關鍵文件，相互對照，提供了一個新的轉型時期美國科學政策的框架，核心的因素包括：科學為社會服務；保持對研究的投資；增強保持研究體系的活力；加強人力資源建設；強調公共投資的負責性；與全社會建立夥伴關係；加強國際合作。科學與社會的契約關係，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美國學者 Roger Pielke Jr 2010年在《自然》雜誌刊登回顧《科學：無盡的前沿》發表65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寫道：「單單的言語 （指新提出的各種基礎研究概念） 不能彌合科學家和政治家在追求研究方面的不同利益：政府要求相關性，科學家希望自由。迄今為止，徒勞地尋求與當今需求相關性的言語，既反映了科學政策懸而未決的性質，又加強它。自《科學：無盡的前沿》寫成已經有60多年了，研究和政策已經發生轉變。我們討論的框架需要跟上。」

回顧這份報告，布希的論述有著歷史情境的考慮，我們不能脫離時代背景理解，如布希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強調基礎研究沒有特定的用途，是有針對性的。布希是一個工程師，而不是科學家。他顯然知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是不可分的，可是為什麼他那麼強調基礎研究？布希的意圖是在於加強基礎研究。「二戰」 之前，美國的基礎研究很弱，政府也不支持。事實上，美國戰爭期間最突出的成就，如原子彈，基本上是基於歐洲人產生的科學原理。在從事原子彈研製的科學家中，大部分是在國外出生和受教育的，或者是在歐洲實驗室中學到技藝的。戰爭的經驗使布希認識到戰爭期間產生的技術奇蹟深深依賴於基礎研究。通過戰爭的經驗，布希知道，工業界和軍隊都沒有耐心和眼光支持 「純」 科學的研究，但這兩方面都要依靠新的科學知識來刺激經濟的增長和新武器的研製。布希一邊看到基礎知識和應用知識匯合起來，一方面卻相信戰爭已經耗盡了國家的基礎科學，而美國實踐文化更傾向於促進科學技術的應用而不是科學知識的創造。因此，必須大力加強和持續保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而且，布希關於基礎研究的論述在很大程度是正確的。著名的科技專家哈維•布魯克斯提醒美國人，放棄線性模型是個錯誤，它在一些標準下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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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報告思想的持續影響

布希在1960年《科學：無盡的前沿》第一次重印本前言中這樣寫道，這項工作代表了一群傑出科學家和其他方面學者的集體努力，他們把自己的特殊經驗和知識用來解決戰後科學研究發展計劃的難題。布希報告的思想反映了科學共同體的共識和精神,反映了科學研究和教育一些本質的特徵。

冷戰結束之後，20世紀90年代圍繞布希報告激烈的討論和爭論，一方面讓人們看到布希思想的不足，激勵一些新的思想產生；另一方面，布希報告的基本觀點得到重新確認。1994年的《國家利益中的科學》報告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布希在1945年闡述的科學投資戰略思想：科學是一種具有豐厚利潤的、無盡的、可持續的資源，「政府應當承擔起促進新的科學知識的產生和培育青年科學家的職責」。歷經半個世紀，這句至理名言已得到一次又一次驗證。對基礎科學的回報是巨大的。「科學確實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邊疆…… 科學還是一個取之不盡的資源」。報告指出，科學不僅對布希報告中所指出的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人民健康是重要的，而且對於新的國家利益——環境也是重要的。《國家利益中的科學》指出，科學知識是達到國家目標的必要條件，不過布希報告隱含的線性模型不再有效；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密切關係，任何一方面的進步取決於其他方面的發展。

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科技界積極響應國家向恐怖主義宣戰的號召，迅速投入反恐和保衛國家安全的行動中。同時，美國許多聯邦機構和部門紛紛採取關於反恐的科學技術行動措施。一系列新的技術很快研製出來，並用於反恐活動。一時間反恐成為科學的 「最後的邊疆」 （final frontier） 。2002年4月11日，在 「911」 事件發生的半年後，美國總統科學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 （OSTP） 、物理學家馬伯格 （John H. Marburger III） 教授在美國科學促進會 （AAAS） 舉行的第27屆科技政策討論年會上發表了題為 「 『911』 之後的科技政策」 的演講，他指出，科學技術應用於反恐非常重要，但用於降低恐怖襲擊危險和後果的手段，大部分已經內在地存在於今天可以利用的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中。馬伯格指出，雖然反恐包含重要的研發成分，但一般來說這一成分不會成為資助科學的重要的驅動力。他說，科學是以自身強有力的動力前進的，由此產生出解決諸多社會難題的方法，包括反恐。聯邦政府對科學的支持必須首先以保持這一動力為指導，其次，抓住它為發現和改進人類條件所創造的機會。馬伯格稱這是 「 『以科學為基礎』 的科技政策」 （「science based」 science policy） ，它不同於或許可以稱之為 「 『以問題為基礎』 的科技政策」 （「issues bases」 science policy） 。科學具有先導性，它會沿著與任何社會目標都沒有明顯關係的軌道前進，但由它帶來的新的技術對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從馬伯格這番講話中再一次聽到萬尼瓦爾·布希聲音的迴響。這種聲音提醒美國人，越是關鍵或緊急的時刻，越需要看得更多、看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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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邊疆在哪裡？

進入21世紀，科學技術在美國政府中仍然佔有很高的地位。小布希政府 （2001—2009） 雖然因在氣候變化方面的退步和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方面的保守，深受科學界和社會的詬病，但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方面則保持強大的投入。也許很多人想不到，小布希政府時期是美國研發投入的第二個高峰期，僅次於20世紀60年代所謂的黃金期。歐巴馬政府 （2009—2017） 大為重視科學技術。歐巴馬在未正式就職之前，就確定了總統科學顧問人選—— 在氣候變化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哈佛大學教授霍爾德倫，這是前所未有的。霍爾德倫在正式就職之前，在美國國會就科學技術政策作見證時，提到萬尼瓦爾·布希的名字，說正是 「二戰」 時期MIT 的布希關於科學技術發展的一系列建議為美國贏得「二戰」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歐巴馬總統的科技政策目標雄心勃勃，他競選時承諾，在未來10年裡把主要科學機構的研究預算翻一番。但實際上，除了第一年2009財年美國《恢復和再投資法案》之下，科研經費大幅上漲，其他年份經費並沒有得到增加。歐巴馬政府在氣候變化和新能源方面推出一些新的計劃，加強 「腦計劃」 的支持，提出精準醫療計劃，在國家層面啟動人工智慧研發戰略。歐巴馬政府與科學界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和諧時期。

2016年11月9日，川普出人意料地當選為美國45任總統。美國科學與政府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川普政府一改往屆政府對科學技術大力支持的立場，力圖大幅削減科研經費，冷落政府中的科學家，否認國際科學界公認的氣候變化。遲遲不任命總統科學顧問，引起科學界的極大不滿，以至於在2017年4月22日，數千名美國科學家在華盛頓冒雨舉行 「為科學的遊行」 （March for Science） ，打出 「科學使美國偉大」 的標語。經過兩年衝突，到2019年，科學界與川普的衝突得到緩和。2018年美國推出太空、生物、網絡等多項科技計劃，2018年12月通過《國家量子倡議法案》，2019年2月啟動國家人工智慧倡議。讓科學界感到高興的是，2018年8月，經過歷史上最長的 OSTP 主任空缺期 （從2017年1月開始） ，川普總統提名氣象科學家德羅格梅爾 （Kelvin Droegemeier） 擔任 OSTP 主任，並在2019年2月11日，在《美國AI倡議》籤署的同一天，德羅格梅爾在副總統彭斯主持下舉行正式宣誓就職儀式，正式入職白宮。

2019年2月13日，德羅格梅爾選擇在 AAAS 年會作其第一次公開講演。他講演的主題是美國科學研究的未來 （圖5） 。他從萬尼瓦爾·布希《科學：無盡的前沿》談起。他說,「我選了一個作為今天演講主題很明顯相關的一個起點：這就是美國在 『二戰』 結束前的狀況」。當時，羅斯福總統要求他的科學顧問布希回答關於如何把戰爭中獲得的經驗應用到和平時期的一系列問題，即總統所說的 「精神的新疆界」。布希博士給出的回應是一篇名為《科學：無盡的前沿》的精闢簡潔的報告。德羅格梅爾稱,他喜愛這份報告，喜愛它的原因不是因它是一個戰略計劃，而是它為美國創建了一個由三項支配性原則組成的戰略框架。第一個原則是，科學進步對於發展所有關鍵領域的新知識是至關重要的；第二個原則是聯邦政府在資助相關基礎研究方面應發揮獨特的作用；第三原則是，除非真正需要保密的信息，其他信息都應該公開。德羅格梅爾說，正是布希博士幫助設計的框架，使美國取得了迄今為止遠遠超過「二戰」結束時的巨大成功。他用一系列數據說到美國研究事業的發展，讚揚私人企業對研發的投入後來超過了聯邦政府。他說：「由私營部門資助的基礎研究確實有大幅增長。2015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私營部門為基礎研究提供的資金超過了聯邦政府。這不是因為聯邦政府停止了對基礎研究的資助，而是因為美國公司有創造的自由，有投資和探索新想法的自由。」 他強調，這正是從布希的教條中得來的。

圖5 總統科學顧問德羅格梅爾談美國科學技術的新邊疆

德羅格梅爾稱，美國正在真正進入第二個偉大的英雄時代，正進入新的科學和技術的邊疆。他提出了所謂第二個英雄時代的三個支柱：長遠規劃、夥伴關係和研究環境。

這一番鼓舞士氣的講話，美國科學界有許多年沒有聽到了。德羅格梅爾滿懷信心談他對未來的設想。然而，美國科學技術雖仍居世界第一，但已出現下滑傾向，不僅投入和產出的份額相對下降，而且在若干關鍵領域開始落後 （如5G通訊） ，使美國科學界和政府都很焦慮。一些人開始無端地指責中國是不正當競爭，甚至剽竊美國的智慧財產權。美國政府把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競爭對手，設立種種限制措施。

美國科學界繼續多年來對美國科學技術事業未來的思考和討論。2020年2月26日，美國科學、工程和醫學學院召開紀念萬尼瓦爾•布希《科學：無盡的前沿》發表75周年研討會—— 「沒有止境的邊境：下一個75年的科學」 （圖6） 。參議員 Chris Van Hollen 作主旨講演，總統科學顧問德羅格梅爾做了評論。國家科學院院長 Marcia McNutt，醫學院院長Victor J. Dzau，工程院院長 John L. Anderson，國家科學基金會主任 France A. Córdova 以及一些學術界、工商業界和私人基金會的領袖人物參加會議。

圖6 「沒有止境的邊境：下一個75年的科學」研討會圖標

與會者都認為，70多年來，美國在科學創新和研究方面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布希在1945年的報告中提出的戰略設計。但是這一計劃的許多方面不再有效，《科學：無盡的前沿》奠定的結構性框架在2020年需要更新。從國內來看，研究資助特別是政府對基礎研究的資助正在減少，更窄地集中在短期的效果，聯邦機構正在砍掉科學顧問組。國家、研究機構和共同體和公眾如何響應這些變化，將決定美國的政治地位。從國際來看，是全球更多競爭者的出現。與會者談到中國已發展成為美國強大的科技競爭對手，談到中國一些促進科技發展好的做法，談到美國科技發展的不足。對於限制美國與中國的合作，許多人感到很糾結：美國應該限制知識轉移，還是繼續合作？而合作是促進科學知識發展最有效的方式。大多數學者表示都願意與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進行更多的合作，與會者對來美國留學的國際學生數量的下降表示憂慮。與會者一致認為：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聯邦科學計劃，一個跨越未來許多屆政府的計劃—— 一個既具有保護性又具有雄心壯志的科學路線圖。

2020年5月21日，由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 Chuck Schume、共和黨參議員 Todd Young、民主黨眾議員 Ro Khanna、共和黨眾議員 Mike Gallagher 在參眾兩院提出《沒有止境的邊疆法案》 （Endless Frontier Act） 議案 （S.3832，H.R.6978） ，提議在美國國家基金會設立技術學部，賦予它特定的使命和職權，提供1000億美元用於戰略性地推進科技研發，以及100億美元用於在全國各地建立區域性技術中心，以啟動新公司、重振美國製造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推動當地社區的發展。這一法案的目的是努力保持美國科學技術直到21世紀中葉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在目前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許多重大議題持對立立場的政治環境下，這份兩黨、兩院共同推動的《永無止境的邊疆法案》格外引人注目。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美國國內外廣泛的關注，2020年6月5日出版的《科學》雜誌發專文評述議案的影響。

提案者認為，當今美國科學技術的領導地位正在受到侵蝕。原因之一是美國雖然做出了許多具有潛在性的創新，但缺乏關鍵的公共投資建造美國新技術的實力。提案者認為，如果在基礎科學研究、教育和培訓、技術轉讓和創業等方面沒有大幅增加投資，沒有遍布全國的更廣泛的美國創新生態系統，美國的全球競爭對手趕超美國只是時間問題。無論哪個國家在關鍵技術方面勝出，比如在人工技智能、量子計算、先進通信和先進位造業領域，都會成為未來的超級大國。美國政府需要通過推動經濟增長來促進美國的創新，需要通過對新技術的發現、創造和商業化的投資，確保美國在未來工業中的領導地位。《科學》雜誌上的文章指出，這一法案在某種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科技的強勢發展提出的，可以稱這一法案為 「領先於中國法案」 （Stay Ahead of China Act） 。

《無盡的前沿法案》與布希報告的精神一致：科學技術的領先要靠政府的公共資金大力投入。75年前，萬尼瓦爾•布希《科學：無盡的前沿》提出，政府的公共資金要大力支持基礎研究，支持科學教育，支持大學。如今，《無盡的前沿法案》提出，政府的公共資金要支持關鍵技術領域的研發，支持地區技術中心建設。這超出了傳統的美國政府資助科學技術發展的理念。

這是邁向新邊疆的第一步嗎？

製版編輯 | 皮皮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