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主義的崛起
劉青（staylight）
北京時間2020年11月8日凌晨，美國各大媒體紛紛宣布民主黨人拜登當選美國新一任總統。儘管最終官方結果還未公布，然而本次大選激烈焦灼的局面令各界感嘆通往總統之路的日久漫長、跌宕起伏。四年前的大選，在民調、主流媒體紛紛看好民主黨人希拉蕊·柯林頓的情況下，共和黨人、商界出身的唐納·川普最終勝選，令各方大跌眼鏡。儘管川普的當選令人意外，然而其背後所代表的美國保守主義勢力卻是美國政壇一隻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崛起過程中，融合了各種思想觀念，並作為美國國父的思想遺產、各種思潮相互碰撞的產物盛行於美國社會。本文以相對概括的筆觸回顧這股保守主義浪潮的發展歷史，為讀者們呈現其崛起的大致面貌。
一 建國時期的思想發展史
美國建國之前，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便有爭取自身權利的傳統。當時各殖民地的總督是由英國政府任命，然而殖民地的居民可以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議會。殖民地擁有比較發達的議會制度，麻薩諸塞州和維吉尼亞州的議會都有兩院的形式。殖民地的總督對英國政府負責，而殖民地的議會則儘可能多的向總督爭取權利。這種傳統令美國人在獨立後時刻擔心國家政府權利的過大，以侵擾個人和州的權利自由。
《獨立宣言》發布後的1777年11月12日，第二次大陸會議批准了《邦聯條例》，該條例強化州權而弱化美國邦聯政府的權利。由於擔心無政府主義的出現，強化政府對剛誕不久生的民族工商業的保護，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詹姆斯·麥迪遜的倡議下，議會開始探討修訂賦予邦聯政府實際權利的新憲法。出身於維吉尼亞州的派屈克·亨利出於對專制和強權政府的恐懼，帶頭反對該提案。儘管輸掉了憲法之爭，他仍堅持自己的主張，最終促成了《人權法案》的通過。新的憲法擴張了國家和個人的權利，限制了州政府的權利。
由上可見，美國國父（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對於政府權利的大小有著不一的看法。這其中分成以新英格蘭地區清教思想為代表的聯邦派和維吉尼亞州貴族自由思想為代表的共和派，前者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亞當斯為核心，後者以託馬斯·傑弗遜、詹姆斯·麥迪遜為主導，聯邦派和共和派之爭可以看作美國最早的黨派鬥爭的雛形。在這場政治爭鬥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主張賦予政府權利以保障剛剛誕生的美國工商業和製造業，建立為工業輸血的金融業，帶有濃鬱的重商主義傾向。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權力屬於少數精英；約翰·亞當斯強調個人的自由以國家的等級秩序為前提，對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暴力傾向極其反感，也因此對「多數人的暴政」持有戒心、對絕對的民主平等抱有牴觸情緒。此外他還認為道德和宗教對於國家發展至關重要。託馬斯·傑弗遜與詹姆斯·麥迪遜同為維吉尼亞人，儘管麥迪遜曾支持漢密爾頓邦聯政府權利的擴張，然而出於與傑弗遜同樣的南方成長背景，他的思想主張更接近於傑弗遜。託馬斯·傑弗遜是維吉尼亞州的農場主貴族，其政策主張美國建立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有著很強的南方烙印。此外，由於深受當時盛行於歐陸（法國和蘇格蘭）的啟蒙思想的影響，傑弗遜的理念中也有許多民主、平等、自由的觀念，儘管這種民主、平等、自由僅僅局限於少部分農場主土地貴族階層。
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派和以託馬斯·傑弗遜為代表的共和派對同一時代進行的法國大革命的態度截然不同——大革命時期英法對戰期間，漢密爾頓支持英國，主張對法宣戰，而深受啟蒙運動影響的傑弗遜則支持法國。與此對應的是，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際上是貴族階層對王權的鬥爭，反映的是政治權利的重新分配，而不是物質財富和社會階層的重新洗牌；而法國大革命的領導階層則是啟蒙運動影響下的普羅大眾，這一革命進程預示著從政治勢力、到經濟地位、乃至階層身份的徹底洗牌。美國獨立戰爭是由新英格蘭地區的精英階層和維吉尼亞地區的貴族階層領導，儘管雙方在許多政治議題上看法不盡相同，但其從屬階層都是上流階層，因此美國獨立戰爭也具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保守傾向；當然，由於美國國父中傑弗遜等人深受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獨立戰爭也含有一定的進步特徵（如對自由、平等、民主的強調）。
這一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以不幹涉外國事務的「孤立主義」為主，然而隨著1823年「門羅主義」的發表，美國開始試圖限制歐洲列強殖民美洲的同時，對美洲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其外交理念也在悄然改變。
二 南北戰爭到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美國思想潮流發展
建國後的幾十年間，伴隨美國領土面積的不斷擴張、移民運動的不斷深入、社會財富的不斷創造，在傳統的東部精英之外，美國又誕生了許多新富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為了爭取自身權利而不斷推動民主制度的壯大。傳統觀念認為從政者必須出身上流階層，因為他們不用擔心物質財富的匱乏、不會對生存所需的金錢利益斤斤計較，因此可以毫不利己的從事政治活動，為廣大民眾爭取權益；然而在美國建國後大發展的幾十年間，人們的觀念發生了改變——由於新的社會階層的湧現，他們認為每個階層都應該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站出來發聲爭取權利。政治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各個階層站在平等的政治舞臺上，為自身的利益搖旗吶喊。也因此，在平民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執政期間，美國日漸形成了民主社會的根基，早期的精英共和制日益向大眾民主社會過渡。
在這前後，美國現今的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雛形也漸漸成型。由於利益上的糾葛（新英格蘭地區擔憂新晉加入美國的西部各州會削弱自身的權益），聯邦黨人在哈特福德會議上提議讓新英格蘭地區獨立出美國，自立門戶，遭到新晉加入美國的西部各州的強烈反對。在新英格蘭獨立未果之後，聯邦黨人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作為反對漢密爾頓勢力出現，由託馬斯·傑弗遜創建的共和黨（為與今日的共和黨區別，下文稱其為民主共和黨）在這一時期獨霸美國政壇。然而好景不長，由於安德魯·傑克遜1824年總統選舉失利，輸給其競爭對手約翰·昆西·亞當斯（約翰·亞當斯的兒子），傑克遜本人分裂了民主共和黨，並於1828年成立民主黨，在南北戰爭前該黨又再次分裂，之後逐漸演變成今日所說的民主黨。
而民主共和黨的另一分支則由約翰·昆西·亞當斯、亨利·克萊領導，自稱國家共和黨，其作為輝格黨的前身一直反對傑克遜的政治勢力。由於1828年和1832年兩次大選失利，1833年到1834年期間，國家共和黨解體，約翰·昆西·亞當斯與亨裡·克萊成立了輝格黨，並在1840年贏得大選後不久，輝格黨也很快解散。在這之後，聯邦黨人政見的追隨者、輝格黨人的殘黨分子以及反對奴隸制的人士一起成立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共和黨。
然而與我們今天熟知的作為進步主義象徵的民主黨和保守主義標誌的共和黨不同，當時的民主黨代表著南方種植園的利益，有著濃濃的農業化背景，更傾向於擴大各州的權利；而共和黨則代表北方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帶有很強的工業化特徵，認為聯邦應該掌握支撐工業經濟的權利資本。雙方的利益糾葛一直不斷，在政治妥協和抗爭的過程中，最終引發了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作為蓄奴州與自由州，蓄奴主義與資本主義，南方農場主階層與北方工商業階層、州權（邦聯制）支持者與聯邦權利支持者之間政治見解、經濟模式、文化傳統、階層差異等各方面不可調和的矛盾引發的結果，在美國歷史中具有重要意義。這場戰爭最終以北方勝利而告終，而美國也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進入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大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又被稱為「鍍金時代」，財富的快速積累令社會急劇轉型和變化，自由的市場競爭使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壟斷企業日益形成。脫胎於聯邦黨人大政府理念的共和黨人，如今已轉變了立場，日益認為政府對企業的限制應該越少越好。出現這一現象是因為美國獨立早期，處於襁褓中的民族工商業非常脆弱，因此需要政府在金融資本、貿易政策方面大力支持；而19世紀下半期，由於南北戰爭以北方工商業階層的勝利而告終，不斷擴大的新市場令此時的企業已經發展壯大，部分行業已形成壟斷局面。作為企業主尤其是大企業的領導人來說，當然政府監管越少越好，這有利於其不斷發展壯大、一手遮天。由於共和黨一直以來都以保護工商業自居，因此這一轉變也就不難理解。
然而如上文所述，此時的美國雖然財富積累迅速增加，各種社會問題也集中爆發。壟斷企業的出現令自由市場的價格調節機制逐漸失靈，分配的不均也使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工人罷工事件、農民民粹運動時有發生。20世紀初，共和黨人西奧多·羅斯福上臺，大力限制壟斷企業的發展，擊退鐵路、金融等大企業、大財團的託拉斯勢力。儘管西奧多·羅斯福本人是共和黨出身，但由於當時美國社會的矛盾已日益加深，他本人必須力挽狂瀾，施行部分進步主義政策，以緩解各階層之間的嚴重對立。
西奧多·羅斯福之後的幾任美國政府，其國家內政導向均搖擺於進步觀念和保守思想之間。而在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在「門羅主義」的基礎上，以「大棒加胡蘿蔔」政策為導向，進一步對美洲國家施予影響和控制。託馬斯·伍德羅·威爾遜執政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則真正試圖打破建國以來一直奉行的「孤立主義」信條，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陣營，並在一戰勝利後倡導建立國際聯盟。然而這一外交理念背離了美國建國以來的傳統，並未獲國會通過，也因此美國的外交理念仍處於相對的「孤立主義」狀態。
進入1920年代，美國的經濟發展日趨進入鼎盛時期，不僅實業領域成績斐然，金融市場也發展迅猛。共和黨人總統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信奉自由市場政策，不幹預經濟發展，然而一戰後由於資金過渡進入、金融投機盛行，美國股市於1929年驟然崩盤，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史稱「大蕭條」。面對「大蕭條」造成的嚴重失業現象和民不聊生的經濟社會狀況，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於1933年當選美國總統，其上臺伊始便力推「新政」，這是一種凱恩斯主義，包括擴大政府支出建設公共設施、通過《格拉斯－斯蒂高爾銀行法》，將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縮小金融財團勢力、增加社會保障……。新政的推行使得美國政府的權利不斷擴大，這種大政府模式與美國建國早期漢密爾頓的思想不同，前者是通過擴大政府權利保護社會弱勢群體，而後者則是通過政府來保障新生階段的工商企業的發展壯大。
「新政」的社會模式一直延續到二戰之後，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十分巨大，也令民主黨的政策導向日益明晰。而美國二戰後的外交導向，也是一派全新面貌。
三 戰後初期到唐納德川普執政時期
戰後的美國在經濟上處於全盛時期，而在外交和軍事上，美國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的領袖，正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冷戰激烈對抗。過去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逐漸變成深度參與戰後國際體系的建立——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紛紛建立。而在內政方面，由於戰前「新政」的成功實施，令人們相信在政府科學的管理下，經濟增長會無限延續。也因此在這一階段不管是民主黨執政，還是共和黨上臺，美國政府管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理念一直沒有改變。
與蘇聯這一時期的對抗催生了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出現，這是一種反共、排外、迫害進步分子的右翼保守主義政治思潮。在其影響下，許多左翼人士、藝術家、學者都遭遇了政府的調查，言論自由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冷戰意識形態在這一時期貫穿人們的價值理念之中，右翼人士以國家安全這種寬泛的事項為理由，對各種左翼思潮展開調查。
而1960年代，隨著民主黨人總統約翰·甘迺迪的上臺，美國大舉向民權運動方向挺進，並在林登·詹森執政時期達到高潮。甘迺迪的「新邊疆」政策、詹森的「偉大社會」理念，分別從聯邦對教育的資助、對醫療的保障、對就業公平的承諾，再到反種族歧視人權法案的通過，令社會朝進步主義的方向大步邁進。這一期間「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 Movement）在年輕人中開展開來，這是一種反對傳統正統文化的社會運動，具體表現為黑人民權運動、性別平權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等，這些運動的開展令少數族裔、女性、少數性群體的社會地位得以上升，同時也使得他（她）們權利的伸張與環保運動一道，成為民主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新議題。
在這一階段，還不存在與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相對抗的保守主義政治運動，保守派正在暗處積聚能量，伺機尋找突破口崛起。以巴裡·戈德華特1964年競選總統為標誌，共和黨此時分裂為保守傾向（（代表人物巴裡·戈德華特，其代表中西部利益）和自由傾向（代表人物納爾遜·洛克菲勒，其代表東海岸精英的利益）兩波勢力。最終保守勢力贏得黨內初選，由巴裡·戈德華特出面與林登·詹森角逐美國總統的寶座。
儘管戈德華特輸掉了1964年的大選，然而他的保守理念卻影響了之後的保守主義勢力，令其伴隨時代的發展進而崛起成為歷史的必然。這一時期，民主黨人林登·詹森大力開展平權運動，引發美國中西部和南部下層白人對民主黨產生不滿——一方面，非洲裔美國人等少數族裔通過平權運動地位上升，令這些白人認為自己的權利極大受損；另一方面，同性戀活動、墮胎等行為的興起，使這些地區持保守基督教觀點的民眾日益反感。此外，該地區信仰宗教的部分保守人士不但反對進步平權的觀念，同時也無視科學理念，帶有反智情緒（比如美國歷史上曾經有反對進化論的保守主義人士），現如今他們也不認同氣候變暖，抵制環保運動。以往南部地區的白人是民主黨的基本盤，然而經過詹森乃至尼克森執政之後，南部地區已慢慢由支持民主黨的藍州向力挺共和黨的紅州逐漸轉變。
與此同時，保守主義思想也漸漸融合和凝聚起來。共和黨人理察·尼克森在其執政時期要求手下大力研究自由主義智庫（比如當時為政府機構充當重要智囊的布魯金斯學會）的運作機制，為保守主義崛起奠定思想基礎。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能源價格的高漲令美國和西方各國紛紛陷入滯脹局面，「新政「以來凱恩斯主義大政府模式漸漸解決不了現實經濟問題，令自由至上主義這一保守勢力漸漸登上歷史舞臺，它和基督教右翼、新保守主義等多重保守主義派系一道，在隆納·雷根的帶領下，於1980年代初正式宣告了保守主義勢力登上美國政治舞臺的中央。
保守主義者裡根能登上總統寶座，與保守勢力多年來的臥薪嘗膽不無關係，它們在自由主義一手遮天的1960年代尋找到了突破口，並於1970年代，在社會各個領域，利用各種危機機遇傳播其思想。這一時期，保守主義的宣傳陣地逐漸形成，以傳統基金會、美國企業研究所為代表的保守派智庫也承擔了各種保守主義思想融合推廣的重任，它們的研究和報告將各種保守主義思潮加以融合，並將這些理念向政府、國會、大眾形成大舉傳播態勢，為最終政界和公眾的觀念轉向打下了基礎。
裡根的保守主義體現在限權政府、自由企業、個人自由與責任、傳統價值、外交強硬和強大國防等方面。其思想來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時期，限權政府、個人自由與責任的理念從建國之初便存在於託馬斯·傑弗遜的思想之中，而傳統價值和宗教道德的信念也出現在約翰·亞當斯的論述之中。此外，「小政府，大市場」的觀念在19世紀後期到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前也一直是共和黨的主流政策。外交的強硬和國防的強大雖不是美國一直奉行的「孤立主義」的傳統，然而它們也由於二戰後冷戰的需要而一直是共和黨的政策選項之一。
裡根上臺後在國內大舉為富人減稅、削減福利開支、放鬆對金融業，企業的管制、擴大州權、針對蘇聯推行強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與日本升級貿易糾紛並迫使其籤訂《廣場協議》。「裡根革命」在當時獲得了成功，間接促使了冷戰的終結，然而其政策也令失業人口和貧窮人口大幅增加，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在其後的共和黨人喬治·布希（以下稱老布希）執政時期，儘管冷戰迅速終結，國內的經濟形勢卻不盡如人意。由於前任的減稅政策造成了巨額的財政赤字，老布希只得增加稅收；在國內福利方面和國際援助方面也都加大了開支，這些政策都背離了保守主義原則，激怒了保守主義者。
經濟的低迷使得老布希在面對新生代政客、民主黨人比爾·柯林頓時顯得力不從心，他輸掉了大選，而柯林頓則順利入主白宮。儘管作為民主黨人，柯林頓卻並未全力推行自由主義政策，而是在任期內推動了政府僱員的縮減，做到了保守主義者夢寐以求卻從未做成的事情。並通過兩黨合作的形式，在金融領域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讓金融業得以再次混業經營。柯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的科技產業蓬勃發展，自由市場經濟、自由貿易欣欣向榮，全球化時代正大步前進，然而這些成就卻不能掩蓋其在道德領域的過錯，「性醜聞」使柯林頓面臨彈劾，儘管成功躲過一劫，卻為他後半期的執政以及民主黨的前途蒙上陰影。
在柯林頓與老布希競選之前的1992年共和黨初選中，敗選於老布希的帕特·布坎南在支持老布希參選時提出了「文化戰爭」這一概念——伴隨冷戰的結束，美國內部墮胎、同性戀、平權問題正面臨著與傳統觀念、宗教信仰相鬥爭，這是一場同冷戰一樣重要的文化戰爭。該時期，自由派和保守派紛紛立足於自己的宣傳陣地，都希望將對方置於二元對抗的境地之中。可以說，今日美國社會的撕裂、政治極化現象的發端便是那時埋下了伏筆。
21世紀初的美國大選在「布希王朝」的第二代人物、共和黨人喬治·W·布希（以下稱小布希）與民主黨人阿爾·戈爾之間展開，結果小布希以微弱優勢取得勝利。在其執政時期，小布希的執政理念也著眼於保守主義改革，比如減稅、放鬆監管，並由於911恐襲事件的發生，開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然而由於戰爭的進行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國內和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這一時期，美國中、西部「鏽帶地區」（Rust Belt Area）的衰落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全球化進程中，這些地區的工業城鎮遭受重創。伴隨製造業、工業從該地區遷出轉移至中國、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產業的凋零、街區的破敗、失業現象的無處不在、犯罪現象的日益叢生令「鏽帶地區」一片蕭條。這一區域衰落的趨勢從1980年代的裡根時代開始，90年代伴隨冷戰的結束，世界貿易版圖的擴大而逐步加快。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面臨著黨派分歧、文化撕裂、階層分化的現實局面，常年的「文化戰爭」、經濟發展不平等令美國國內不同黨派、性別、種族、膚色、宗教、信仰、階層、社區、教育背景的人們之間形成一道巨大的鴻溝。此時一位誓言改變美國現狀的民主黨人出現，他就是巴拉克·海珊·歐巴馬。2008年他當選美國總統，其勝選為美國政壇颳起一陣旋風——他是第一個當選美國總統的非洲裔美國人，誓言要給美利堅的所有人帶來希望和改變。他上臺伊始雖全力救助銀行業，然而與此同時也大力收緊金融業、企業監管措施、推行歐巴馬醫保法案……，希望美國能再次走上進步之路。
然而事與願違，現實施政方面，歐巴馬受到了來自共和黨內部極右民粹勢力「茶黨」的阻礙，尤其是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幾乎沒有通過國會完成一項重大的改革議案。彌合各種分歧不僅沒有實現，反而令「創傷」愈發嚴重，而這種政治撕裂也在美國地方愈演愈烈，階層間的區隔和固化越來越明顯。貧窮白人的呼聲一直沒有得到實施全球化精英階層的回應——「房間裡的大象」無時不在，卻一直被當權者視而不見。而這時一個出身富豪階層的商人參選總統，以「反精英」（雖然他自己就出身於精英階層）的形象直言美國社會「鏽帶地區」的嚴重問題，令該名候選人的人氣迅速飆升，成為總統競選最有力的人選之一。此人就是唐納·川普（除了右翼民粹主義傾向的川普之外，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左翼社會主義者）也直言美國中產階級衰落的問題，同時將矛頭直指金融財團和大企業；共和黨人川普則維護金融財團和大企業的利益，將經濟衰落、失業高攀的矛盾焦點轉移到海外）。川普是紐約的明星地產商人，主持過收視率頗高的脫口秀節目，並擁有雄厚的資產。他深諳大眾的群體心理和情緒，善於運用媒體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川普敏銳地發現21世紀大眾傳播媒介——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的巨大傳播效力，並利用它一步登天。
與之前的美國領導人不同的是，川普並不是通過擴大選民基礎、彌合分歧來實現自己的競選目標，而是通過發展自己的核心選民群體——白人群體，尤其是那些被遺忘的中西部「鏽帶地區」的白人選民來贏得選舉。「川普旋風」的颳起令美國的建制派始料未及，也令東西海岸的精英們深感意外。
川普的當選昭示了其同建制派尤其是共和黨建制派的不同，一方面，他的極右白人民粹主義傾向使其更有力呼應美國底層白人的要求，他對總統個人權利的私慾極強、對大權獨攬不加掩飾的嚮往，這是其與裡根等傳統保守主義者最大的區別。另一方面，他的許多政策主張也可以看作是裡根後保守主義的又一次發揚光大，他實施減稅、縮小政府權力、放鬆監管，推翻歐巴馬醫保法案，限制移民，力圖促進經濟增長，使美國再次偉大。此外，在軍事、外交和貿易政策方面，川普加大軍事投入，奉行傳統美國「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其與盟國以及中國的貿易糾紛逐漸擴大，形成貿易戰局面。
由於川普本人極右民粹主義取得了成功，令共和黨內部溫和派勢力逐漸失勢，使得共和黨的政見主張日益往極端的民粹方向發展，其與民主黨的黨派之爭也愈演愈烈；川普本人利用推特和福克斯新聞網，與自由派控制的媒體之間激烈對抗。在媒體和社交網絡以及陰謀論的推波助瀾下，美國的政治極化、種族區隔、階層分化局面越來越嚴重，國民對政府責任、企業職責、權利秩序、宗教觀念、科學理念的立場截然不同，這在2020年發生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殺害之後的遊行事件、年底的美國大選中都有著深入體現。而民主黨人拜登當選美國總統，還不能宣告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重新歸來。現實狀況的巨大分裂，眾多人民的不懈支持，令保守主義勢力擁有極大能量，也許在不遠的將來這股勢力會帶著更大的衝擊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