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冷戰後單極體系中的唯一一極，在所有領域都擁有史無先例的巨大實力優勢，卻似乎仍然對安全現狀強烈不滿：不斷加強和擴大軍事同盟體系，推進飛彈防禦計劃。
而處於美國軍事同盟體系之外的中俄等崛起國（或潛在崛起國），卻似乎對自己的安全現狀比較滿意，以至於面對美國的戰略壓縮，始終沒有建立針對性的軍事同盟。
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實力地位如此優越的美國反而會對現狀如此不滿，而又為什麼中俄這樣不斷遭到壓制的崛起國反而會甘於現狀？為什麼冷戰後對一家獨大的美國缺乏制衡呢？
最主流的解釋認為，單極結構下，美國與一般大國的實力差距非常懸殊，從而形成了很高的制衡「門檻」。但問題是，實力差距懸殊，弱勢一方就會因此而置自己的生存安全於不顧了嗎？
歷史上許多案例都說明，即使在實力差距異常懸殊的情況下，弱勢一方仍然會做出積極的努力制衡強勢一方。例如戰國後期，自齊國於公元前284年敗於反齊聯軍後，秦國就確立了單極霸權。但直至公元前247年和241年，依然接連出現了合縱聯盟。又如在二戰剛結束美國尚未對西歐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英法等5個與蘇聯實力有著等級差距的西歐國家於1948年3月毅然建立「西方聯盟」，以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
美國不斷加強軍事同盟，是不是出於對未來損失的考慮，因而才會在當下搶先採取行動呢？如果美國真是如此，那麼問題是，這條損失厭惡原理應該適用於所有行為體。為什麼中國俄羅斯這些想崛起的大國就不擔心自己未來的損失呢？它們難道沒有考慮到，如果現在不積極採取行動而任由美國打壓，那麼未來實現崛起的成本和難度都會更高？
總之，現有的這些可能的解釋，都難以完滿地解釋冷戰後霸權國和崛起國之間的戰略互動。
「大國無戰爭」時代
我認為，國際政治在近幾十年裡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大約自1945年起，大國與大國之間很難再有戰爭，特別是不再會有全面戰爭。
如果1950年剛剛建國百廢待興的中國和1962年的印度勉強能被視作大國的話，那麼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國際體系內至多也不過發生過兩次大國間戰爭——韓戰和中印邊境衝突。
一項統計研究顯示，1816~1945年，大國間由衝突升級為戰爭的概率為0.346。1946~1992年這一概率驟降至0.077。1816~1945年，所有國家間衝突升級為戰爭的概率為0.296，1946~1992年這一概率降為0.089。這一結果突顯了1945年之後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困難。
不僅回顧歷史如此，而且展望未來，我們甚至也看不到大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任何可能性。
大國無戰爭，從根本上是國際政治進化的結果，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最重要的催化劑和直接原因是1945年核武器的出現，而經濟聯繫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輔助作用。
我們不妨將1945年以後的時代稱為大國無戰爭時代，而將此前的時代稱為戰爭頻發時代。
在大國無戰爭時代，大國獲取國際影響力的最主要的途徑，已經由武力和武力脅迫，變為了利益交換。在大國無戰爭時代，大國要想獲取更大的國際影響力，就需要儘可能多地為其他國家提供好處，以此換取其他國家對自己的支持。
國際安全市場上的寡頭競爭
霸權國和崛起國以利益交換的方式爭奪利益和地位，與微觀經濟世界中寡頭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相似。
對於某一市場中的寡頭企業而言，誰的商品能夠擁有更大的市場佔有率（市場份額），誰就對市場擁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誰就能在寡頭競爭中佔據優勢。如果某個寡頭企業的市場佔有率足夠大，那麼它甚至有可能將其他的寡頭企業擠出該市場，從而形成壟斷。因此，寡頭企業總是會尋找一切機會，儘可能地擴大其市場份額，同時擠佔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
第一種情況是，市場中同時出現了兩個寡頭企業。這兩個寡頭企業都想在競爭中佔據優勢，因此它們的選擇都是，儘可能擴大生產，從而佔據儘可能多的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企業都不敢做太多的等待和觀望，因為一旦自己行動遲緩而對手行動迅速，那麼對手就有機會搶先佔據更多的市場，自己再想參與競爭就會陷入被動。因此，這兩個寡頭企業會同時擴大產量，直到兩個企業的產量相等並且等於一個定值時，兩個企業才會滿足於現狀，停止擴大產量。
第二種情況是，市場中原來只有一個壟斷企業。此時有一個競爭企業意圖進入該市場與該壟斷企業展開競爭。在這種情況下，該壟斷企業的理性選擇依然是，搶在該競爭企業之前率先擴大產量。這樣會使得商品的市場價格下降。此時競爭企業再進入該市場，就不得不將自己的產量控制在較低的水平。原壟斷企業因為有這個先發優勢，從而可以在與競爭企業的競爭中佔據優勢。
通過類比寡頭企業的競爭機制，我們可以推出大國無戰爭時代大國權力競爭的機制：
在大國無戰爭時代，霸權國和崛起國為了爭奪權力，會儘可能多地為其他國家提供諸如安全保障這樣的「服務」。誰擁有更多的「消費者」（即接受其安全保障的小國），誰就擁有更多的國際支持，誰也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權力。而兩國所擁有的「消費者」的相對數量，則取決於霸權國是否有機會率先擴大和加強其安全同盟體系。如果沒有這個機會，那麼兩國所擁有的「消費者」的數量會大致持平。而如果霸權國有這個機會，那麼霸權國一定會佔據很大的「市場份額」，而只留給崛起國很小的消費群體。
蘇聯解體後，由於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這使得美國擁有了巨大的「先發優勢」。美國有充足的時間，能夠在其他競爭者湧現之前，籠絡儘可能多的安全「消費者」。事實上，美國也正是這麼做的。在蘇聯解體後不久，美國就開始迅速加強其與西歐、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的同盟關係。隨後又不斷擴大北約成員範圍，同時努力推進飛彈防禦計劃。為了堅持這些計劃和戰略，美國甚至不惜付出加深中俄等國疑懼這樣的政治成本。美國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它必須搶在崛起國有能力與之競爭之前，佔據儘可能大的安全「市場份額」。
對於目前的中國（和俄羅斯）而言，其相對實力固然尚未達到當年蘇聯那樣的等級，而更為關鍵的是，由於美國搶先擴大安全供給的「產量」，使得可供中國結盟的國家已經變得越來越有限。例如，隨著美國「重返亞洲」，即使中國現在改變政策願意提供安全保障，東南亞許多國家也不可能再接受中國的安全保障了。再如，去年美國主動與越南接近，兩國還開展了聯合軍事演習，這又是美國擠壓中國潛在盟友的一個跡象。
也就是說，美國之所以在冷戰後會不斷加強與其盟友的關係，不斷擴大其盟友數量，既不是因為擔心中國和俄羅斯會主動威脅和侵犯其安全，也不是為了在未來對中國和俄羅斯發動預防性戰爭，而是為了在自己的「買家」（盟友）那裡樹立良好的信譽度，讓它們安心於接受自己的安全保障，同時也搶奪了中俄兩國潛在的「買家」，從而確保自己擁有絕對多數的國際支持。
中國的崛起困境
由此可見，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問題，不是如何預防和避免體系戰爭，而是如何同美國競爭國際安全這個「消費市場」的「市場份額」，如何以後入者的身份，擠佔儘可能大的「市場份額」。
在微觀經濟世界中，一個企業如果選擇不參與某市場的競爭，那麼它的收益固然為零，可它的成本也為零，即不賠不賺。
但在國際政治世界中，一個一流大國如果不參與國際安全這個「消費市場」的競爭，換言之，它如果不積極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那麼它的淨利潤甚至可能為負數，即非但不賺錢，反而會賠錢。
這是因為國際政治世界中存在「安全困境」效應。國家的物質實力，除了有保衛本國安全、獲取利益等積極作用之外，還有引發其他國家恐懼的消極作用。如果一個大國只一味發展和積累物質實力，而不願用其強大的實力為國際社會做積極貢獻，那麼很難避免其他國家，尤其是其鄰國，對它的猜疑和恐懼。出現這種情況，不僅會惡化這個大國的外部安全環境，而且會進一步削弱其國際影響力。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外交已經出現了上述這種問題。去年東南亞國家主動邀請美國「重返亞洲」制衡中國，根源就在於中國在地區安全保障問題上的不作為所引發的周邊小國的安全恐懼。
一方面，如果中國只積累物質實力，而不積極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那麼就會引發安全困境，這樣會惡化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同時削弱中國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如果中國選擇積極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那就意味著與美國展開「市場競爭」。由於相對實力的差距，更由於美國的「先發優勢」，中國在這場競爭中很難佔據優勢，而且還有可能因為競爭而付出超過其收益的成本。
總之，中國的崛起雖然不再有遭遇體系戰爭之虞，但所面臨的新的困境和挑戰，同樣非常困難和艱巨。如何化解這種全新的「崛起困境」，是戰略學家們有待研究的新問題。
（作者系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生，本文選編自中國社科院亞太所「中國的崛起戰略：理論與歷史」研討會遞交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