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志（原創）
與安全困境有關的一個概念，在核時代具有顯著意義的是戰略穩定，限於篇幅，這個戰略穩定的概念以後在討論。我們今天先討論一下基礎的安全困境概念解析。
安全困境的含義：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一個國家增強自我安全的行動必然會削弱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國家往往通過增強軍備減弱自我的不安全感。但是，這樣做只能使其他國家以同樣的方式加強自己的軍備。結果就會出現國家之間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最後的結果是所有國家都因為增強了軍備而感到更不安全。
一、BHJ」即巴特菲爾德、赫茲、傑維斯三位學者對安全困境的概念解析
（一）巴特菲爾德認為：
1.安全困境的最終來源是恐懼，它來自於「人性的普遍罪惡」。
2.安全困境有賴於對他人意圖的不確定性。
3.安全困境在起源上是無意的——並不存在故意傷害的意圖。
4.安全困境產生了悲劇結果。
5.心理因素能惡化/緩解安全困境
6.在所有的人類衝突背後，安全困境都是一種決定性的驅動力量。
（二）約翰·赫茲是最先創造「安全困境」術語的學者，他闡明了安全困境的六個層面分析：
1.安全困境的終極原因是無政府狀態——「更高級的聯合」的缺失。
2.安全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對於彼此傷害意圖的不確定性和恐懼。
3.國家的自助手段——試圖通過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逃避安全困境——引發了權力競爭循環。
4.國家試圖通過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逃避安全困境，不僅有可能不增加本國安全，反而會加劇安全擔憂和自我挫敗。
5.安全困境能導致戰爭，但並不是所有戰爭的原因。
6.安全困境的動力是一種自我增強的「惡性循環」。
儘管赫茲最初認為安全困境是無處不在的，但也明確指出希特勒德國和其他國家並不存在安全困境，反駁了巴特菲爾德安全困境是所有人類衝突背後的原因的主張。
他認為邪惡意圖的存在將使得安全困境不再存在。
安全困境的起源必須是非故意的。
（三）羅伯特·傑維斯是將安全困境帶入主流（結構）國際關係理論中最重要的學者。他將安全困境定義為防禦性的、非本意的和非所欲的行為結果。羅伯特·基維斯具體內容如下：
（1）安全困境起源於國際體系結構。
（2）國家對其他國家現在和未來意圖的不確定性和恐懼。
（3）它是由防禦性行動引發的，因而是非故意的。
（4）它傾向於產生無意的和自我挫敗的結果，降低了自身的安全。
（5）它傾向於產生無意的和悲劇的結果，如戰爭。
（6）安全困境能引發戰爭，但它並非所有戰爭的原因。
（7）安全困境的動力是自我增強的，並看起來像一個螺旋。
此外，羅伯特·傑維斯指出，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既可以通過物質/物理因素（例如技術、地理）又可以通過心理/知覺因素（例如錯誤知覺）加以調節。
二、「安全困境」與「螺旋模式」的概念辨析
安全困境理論模型和更為寬泛的「螺旋模型」共同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基於國家戰略互動的戰爭與和平理論。螺旋模型可以指任何原因的衝突升級，不那麼考慮發動衝突的動機；而安全困境則假定國家的主要動機是防禦性的，即使發動進攻性行動，其本意仍舊為了維持本國的安全最大化。因此，螺旋模型適用於人類每一個歷史時期的國家（或類似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衝突升級解釋，而安全困境通常是指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自助所帶來的軍備競賽、聯盟對抗、地緣政治衝突等。
安全困境以及螺旋模型已經被用來理解二戰的起源、冷戰的起源、冷戰的結束、以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前南斯拉夫和非洲種族衝突的爆發。安全困境理論和螺旋模型已經被用來為諸多國際政治提供政策處方，如軍備競賽的管控、化解種族衝突、規避崛起大國與霸權守城國的結構性衝突。
螺旋通常被界定為一種連續加速的增加或下降，一種持續惡化的過程，或只是一種變得越來越壞的情境。一個向上的螺旋僅僅表示一種兩國間的緊張持續增加的情境，因為這一過程是由一個自我強化的機制所驅動的。一個向上的螺旋可以受到兩個具有防禦性意圖的國家間的真實安全困境驅動；也可能受到一個秉持進攻性意圖和另一個防禦性偏好的國家間的真實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驅動；還會受到兩個秉持進攻性意圖的國家間真實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所驅動。
總之，螺旋是普遍的，而安全困境是條件性的。螺旋，因為它與存在惡意和惡意的缺失均能兼容——可以存在於任何兩個國家之間。安全困境，因為僅與惡意的缺失相容——只能存在於兩個防禦性戰略偏好的國家。
三、一戰前英德海軍軍備競賽的案例分析
一戰前，英國和德國之間的海軍擴張競賽在促使兩國走向戰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並且這一擴張確實類似於經典的螺旋模式。但它卻不是一個純粹或主要由安全困境所驅使的螺旋。
一方面，英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霸權，為了保護其日不落帝國，希望保持其海軍的優勢（維持帝國是一個進攻性現實主義戰略的典型行為）。另一方面，德國希望追上英國，為了獲取強大的體系地位，德國願意承受挑戰英國海權主導地位的巨大風險。
因而，一戰前的英國和德國都對彼此秉持進攻性現實主義戰略，它們之間不存在安全困境，或者說安全困境並沒有對兩國衝突發揮主要原因。因此片面的將英德戰爭與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做不加區分的類比，在安全困境的概念理解上是解釋不通的。儘管兩國處於海軍競賽的螺旋模式中，但這一螺旋模式是由它們擴張主義的戰略利益所驅動的，而不是由安全困境驅動的。
四、對雅典和斯巴達衝突升級的再思考
儘管修昔底德的一句名言耳熟能詳：「雅典權力的增長，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慌，使得戰爭不可避免」，甚至不少學者把它解讀為安全困境的案例，並映射當今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
但雅典和斯巴達都是帝國強權，兩國在海上和陸上主導權的爭奪，很難想像它們之間會存在安全困境。修昔底德雖然認定權力轉移和恐懼是戰爭爆發的兩個主要原因，但是他並沒有必然談及安全困境。恐懼和權力不足以讓一個情形變成一個真正的安全困境。
五、關於「安全困境」邏輯假設推論
1.歐洲大國18和19世紀對殖民地的爭奪，儘管是一種螺旋，但卻不是由安全困境所引發的。它是由帝國主義大國（不列顛、俄國、法國等）之間的擴張主義野心引發的，而在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殖民爭奪是不存在真實安全困境的，因為它們秉持有意相互威脅奪取勢力範圍的進攻性戰略意圖。
2.當一個或兩個國家認為，從一開始它們的安全就需要威脅或進攻其他國家，這就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邏輯，安全困境並不是它們衝突和戰爭的動力機制。
3.當一國或兩國因為安全困境的動力，驅使它們相信本國安全的維護需要威脅或進攻其他國家。
4.在安全困境下，當一方或雙方都決定它們的安全現在需要它們去追求侵略時，安全困境就不復存在了。
5.當一國或兩國從防禦性現實主義戰略轉型為進攻性現實主義戰略時，「安全困境」的動力機制就停止運轉，「螺旋模式」開始發揮主導作用機制。
6.當擴張主義國家決定不再尋求擴張，這一局勢就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安全困境。
在冷戰之初（至1946年的土耳其危機），儘管許多美國決策者仍舊認為史達林治下的蘇聯是善意的，並且擔心兩個超級大國受安全困境驅使將出現一種本可避免的對抗危險，但是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只存在螺旋，卻沒有安全困境，因為史達林是一個擴張主義者。
在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赫魯雪夫鞏固權力後，批判了一些史達林的擴張主義政策，冷戰可能就已經轉變成了真實的安全困境。
然而，因為這一安全困境源於擴張性威脅的螺旋模式，故這種安全困境是真實深刻的。
真實的歷史和現實國際關係中，很難出現純粹的大國間安全困境關係或螺旋模式關係，更多情況下都是相互交織的，只是出於理論的簡約性，我們在前述的理論梳理中要把理論假設盡心提純和精簡。理論假設不符合現實案例並不意味著理論本身的解釋力弱，而是理論假設只有明確解釋範圍，確立界限，才能有它的案例解釋範圍。
六、現實主義學說對化解安全困境的路徑選擇
（一）現實主義的三個核心論斷
第一，國家是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行為主體。其中，大國在國際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塑造著國際體系的和平變更與戰爭變革。
第二，大國行為主要受其外部環境而不是內部屬性的影響，所有國家必須面對的國際體系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國家對外戰略。現實主義者一般不對國家的「好」或「壞」進行明確區分。無論何種國家政體、何種文化體系主導大國的國內政治，也不管誰來掌控政府，都會按照相同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邏輯行事。
第三，對權力的追求支配國家的戰略思維，國家為權力而競爭。
（二）人性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
1.人性現實主義的人性惡假定在很大程度上否認了安全困境的真實存在。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安全困境是真實存在的。
人性現實主義（摩根索）和結構現實主義（沃爾滋）對上述基本問題進行了回答。它們分析了國家追求權力的動機，即對安全困境和安全競爭的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論點。其它一些現實主義理論學說也強調大國對權力的重視，但它們並不打算解釋國家爭奪權力的動機或何種水平的權力會使國家感到滿意。
人性現實主義，有時又被稱為「經典現實主義」。基本命題是：國家受人性支配，人天生具有權力欲望。國家會不斷尋找機會來採取進攻姿態，企圖控制其他國家。由於所有國家都充滿敵意，沒有任何根據對國家侵略的強弱作出區分，因而也就不應存在任何維持現狀的國家。人性現實主義認定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之上不存在治理權威——導致國家對均勢的擔憂。
但是這一結構限制因素被視為引起國家行為的次要原因。國際政治的主要驅動力是體系中每一國家的內在權力意志，它促使國家爭奪霸權。防禦性現實主義又常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標誌該理論的問世。與摩根索不同，沃爾滋並未假定大國因為權力欲望而具有內在的侵略性。
相反，他假定，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生存，追求安全是最優選擇的考慮。國際體系結構迫使大國極為關注均勢。無政府狀態使追求安全的國家陷入安全困境，而權力是獲取安全的最佳手段。在摩根索的理論中，人性是安全競爭的深層原因，而在沃爾滋理論中，是無政府狀態在扮演這一角色。在沃爾茲看來，戰爭沒有深刻的原因，戰爭主要是由不確定性和誤判引發的結果，如果國家更清楚了解國家權勢對比和戰略形勢，就不會發動戰爭。
（三）攻防平衡理論
羅伯特·傑維斯、傑克·斯奈德、史蒂芬·范·埃弗拉通過論述「進攻-防禦平衡」的結構概念為防禦性現實主義提供了個案支持。它們指出，軍事力量可以被劃分為偏重進攻與傾向防禦兩類。
第一，當防禦佔優時，國家維持權力現狀相對容易。如果防禦明顯高於進攻，徵服就會變得困難，那麼大國更傾向於維持已有權力現狀而不是用武力實現權力擴張。
第二，如果進攻優於防禦，國家會非常渴望徵服他國，戰爭在所難免。在防禦性現實主義者看來，「進攻-防禦」平衡經常向防禦的方向嚴重傾斜，從而讓徵服變得更加困難。
總之，建立充分的均勢、加上防禦比進攻更具優勢的條件，可以打消大國尋求進攻性戰略的動機，從而使國家成為防禦的倡導者。
（四）攻防平衡的進一步驗證：人工智慧與安全困境
自1949年國際「磚家」們首次提出安全困境以來，人們一直在猜測和試圖解破安全困境。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際關係學者對一個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問題感到困惑：如果即使雙方都不需要戰爭，戰爭也可能爆發嗎？如果一個國家不確定其競爭對手的軍事意圖和能力，那麼該國家儲存武器並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來應對這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將是合理的。競爭對手可能會採取這種預防措施作為侵略的標誌，並採取實物應加以應對，從而引發進一步的軍事集結並使兩國走上戰爭之路。從本質上講，對安全性的追求會使國家的安全性降低。
在戰術層面上，AI作為一種使能技術而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AI本身並沒有內置在單個武器系統中，而是內置在各種各樣的武器系統和核心基礎架構中。坦克、大炮、飛機、潛艇-每個版本都可以自行檢測物體和目標，並據此進行機動。
同樣，AI也正在命令和控制中心以及後勤基礎設施內進行部署。然而，尚不清楚這些創新將如何改變衝突的性質。成群的無人潛艇會對海戰產生什麼影響？哪支軍隊將最擅長整合AI進入其武器系統和戰術，它將傳遞出多少在戰場上優勢？儘管人們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猜測，但是答案仍然是難以捉摸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不能解決問題。從軍事戰略家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根本需要提出問題。競爭對手可能會以創新和出乎意料的方式使用AI武器系統的前景足以加劇現有的安全隱患。
對於今天的軍事戰略家來說，如何使用人工智慧以及如何使用人工智慧的不確定性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一方面，一個敵對國家可能會以新穎的方式使用其武器系統AI化，並獲得德國曾經對閃電戰所做的那種先發優勢。另一方面，強國可能會自己開發更好、更強大的AI武器，並利用它獲得無法克服的軍事優勢。任何一種前景都足以加劇現有的安全困境。
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很可能重新喚醒進攻佔優的意識或塑造真實的攻方佔優態勢。更為困難的問題是如何防止AI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並進一步破壞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有爭議的是如何生產AI。過去，大多數主要的新軍事技術主要是由軍方開發的，但現在AI是一種「雙重用途」技術，其開發是商業驅動的，並且依賴於全球供應鏈。儘管以市場為導向的開發有很多優勢（最顯著的是，市場本身可以作為有關AI功能的重要信息來源），但它也帶來了戰略風險的複雜性成本。
（五）防禦性現實主義化解安全困境的邏輯思想總結
1.當一個安全困境是真實的，它就是不可避免的。
2.安全困境只能減輕，不能消除，而減緩安全困境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相互戰略保證」尋求合作。
3.如果兩國雙方都能意識到彼此處於安全困境中，那麼有助於避免大國的戰爭，促進持久和平。
4.一個秉持防禦性現實主義戰略的國家，應該在不危害到自身生存有關的安全利益條件下，通過合作性措施向其他國家傳遞善意的信號，使他國了解本國的戰略意圖。而如果另一個大國的信息反饋是互惠的，那麼有助於促使兩國形成良性的戰略互動，形成多輪次的博弈，強化對彼此的防禦性動機認知和戰略互信，減少安全困境升級的可能性。
5.當兩國都持有防禦性現實主義取向，並形成趨向於合作的螺旋模式，那麼這種戰略互動，就會成為增加它們安全福利的切實可行的自助手段。而如果一個大國的反應，是利用另一個秉持防禦性戰略的國家的善意，那麼該國更可能是持有進攻性現實主義戰略。該情況下，秉持防禦性戰略的國家，需要在保持足夠的威懾和防禦的同時，通過發出善意的信號讓持有進攻性戰略偏好的國家知難而退。
（六）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對安全困境的分歧
進攻性現實主義在國家需要多少權力來解決安全困境的問題上與防禦性現實主義分道揚鑣，在進攻性現實主義世界裡，國家的進攻性意圖偏好是明確的，安全困境不存在的。克里斯多福·萊恩認為，離岸平衡手戰略可以描述為推卸責任與均勢戰略的結合。進攻性現實主義並非全球主義或擴張主義，而是保守主義，它主張美國抽身。這就排除了「新帝國論」等誤導美國到處樹敵的做法。離岸平衡戰略本身與不熱津斯基的歐亞「大棋局」戰略有相似之處。分別代表了海洋與陸地兩種版本的霸權均勢戰略。國際體系的三個特徵導致國家間的戰略互疑：
1.缺乏一個凌駕於國家之上並能保護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權威。
2.國家總是具有用來進攻的軍事能力。
3.國家永遠無法得知其他國家的意圖。
在進攻性現實主義看來，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一樣在乎安全，況且霸權是任何國家確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
七、傑克·斯奈德與聯盟與安全困境
實際上，由於安全困境不止是國家內部實力的本身戰略輸出/輸入的互動呈現，還涉及到國家之間的聯盟戰略博弈所反映的多方安全困境，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傑克·斯奈德對安全困境的解讀，我會加上一些我個人的解釋說明，方便大家理解：
（一）無政府狀態中，國家在結盟/不結盟戰略選項中，所面臨的安全困境問題：如果己方不結盟、對手結盟、則己方安全受損最大；如果己方與對方都不結盟、則共同取得較大收益；如果己方結盟、對手不結盟，則己方獲益最大；如果己方與對方結成了兩個互相對抗的同盟，那麼彼此的收益僅高於己方不結盟、對方結盟的選項。但國家在結盟的選擇中，通常都會追求次優選擇而非最優選擇。
（二）在多極體系中，同盟博弈與對手博弈是同時進行的，並以各種方式相互補充。同盟博弈中的策略不僅會在同盟博弈中產生直接影響，而且也會在對手博弈中產生附帶的影響，反之亦然。因此，任何一種博弈中的策略選擇都必須考慮這兩種影響。大家只要參考一下歐洲五強均勢、同盟國與協約國的複雜捆綁和聯盟的牽連慣性，就能對下表中揭示的規律做一個理解。
（三）同盟安全困境中的選擇的影響因子
1.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可能是合作夥伴對同盟的相對依賴性，即他們需要彼此援助的程度，以及他們對彼此依賴性的看法。
2.另一個決定因素是雙方在相互防禦方面的戰略利益程度。戰略利益是指不讓盟國的權力資源落入對手手中的利益。
3. 第三個決定因素是同盟協議的明確程度。一個模稜兩可的協議往往使被拋棄的恐懼最大化，明確的協議則能使這種擔憂最小化，但這種擔憂並沒有被消除。相反，如果協議不明確，國家對被牽連的擔憂則會減少，因為他們可以聲稱自己沒有承諾過。
4.第四個決定因素是盟國與敵國的利益衝突的程度，這一因素既影響被拋棄的風險，也影響被牽連的風險。如果這些利益是相似的，並且被看作同等重要，那麼雙方的風險都將降至最低，因為他們可能都準備好為這些利益而戰。另一方面，如果雙方的利益相差甚遠，每一方都會擔心自己會為對方火中取慄，但每一方也會擔心，如果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對方可能會袖手旁觀。
5.對當前戰略選擇的激勵和抑制將受到自己和他者近期行為的影響。對盟國未來行為的預期，以及他們對自己行為的可能預期，不能很精確地從對盟國的「依賴性」、「利益」等的猜測中得出。行為證據補充了情境因素，以產生更具體、更有把握的預期。
（四）同盟安全困境的螺旋式與約束機制
同盟安全困境中的螺旋式上升是「一體化螺旋」（integrative spiral），在這種螺旋式上升中，盟國出於對被拋棄的共同恐懼而逐漸靠近。困境不僅在於是支持還是約束盟國，更在於是支持盟國還是與敵方陣營裡未捲入困境的國家合作，共同約束雙方。
（五）兩極體系中的同盟安全困境問題
在兩極體系中，同盟安全困境被嚴重削弱，因為核心的「壞」處之一——被拋棄是極不可能的。超級大國出於自身利益堅定地保衛自己的盟國，因此它們不結盟是不合理的。被牽連是可能的。可以想像，超級大國和他們的盟國都可能在一方的倡議下，不情願地捲入歐洲的衝突。
兩極同盟中，這種困境是弱的，因為在兩極體系中，這兩個風險中只有一個是顯著存在的。被牽連的風險可以簡單地通過脫離盟國的政策來處理，或者通過各種手段來限制盟國，而不必擔心盟國可能因此而叛變。（兩極體系中）同盟安全困境脆弱性使得對手困境在其中佔據主導。相反，在多極體系中，同盟困境和對手困境大致上是相等的，盟國在對手博弈中更會受到可能對同盟產生的影響約束。在多極同盟中，政策的一致程度與同盟的穩定性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在兩極同盟中，這種聯繫充其量是脆弱的。
安全困境出現在盟國之間和敵國之間。在多極體系中，同盟困境和對手困境大致同等重要，並且兩者緊密交織在一起。每一個困境中的選擇不僅受到自身內在的預測或恐懼效應的制約，還受到另一個困境中的附帶影響的制約。
多極體系中的同盟困境比兩極體系中的同盟困境更嚴重，因為在多極體系中，高度的相互依賴與重新結盟的選擇共存。盟國的背叛是災難，但顯然是有可能的。無論是與對手和解，還是削弱對盟國的支持來防止被牽連，都會面臨被拋棄的風險。但是，試圖通過支持盟國和避免與對手達成和解來確保不被拋棄，就會增加被牽連的風險，因此出現了困境。然而，總的來說，被拋棄的擔憂超過被牽連的擔憂。雙方對被拋棄的共同恐懼能夠促進雙方政策趨同，通常是在相互支持和對對手的堅定政策方面趨同。
在兩極體系中，同盟安全困境並不那麼嚴重，因為儘管存在對被牽連的恐懼，但被拋棄的風險卻很低。對手困境佔主導地位，在這種困境中的戰略選擇並沒有受到同盟博弈中附帶影響的太多約束。盟國可能會對對手採取獨立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不必擔心盟國會因此叛變。因此，政策趨向於分歧而不是趨同。雖然小的政策分歧可以通過協商一致的準則來解決，但主要的分歧往往會持續存在，因為解決主要分歧的結構性壓力很小。並且這種持續性的分歧並不會嚴重地威脅同盟的存在。
八、自由主義學說對化解安全困境的路徑選擇
自由主義可回溯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又叫「烏託邦」或「理想主義」。自由主義的三個核心信念：
第一，自由主義者把國家看成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行為體。
第二，國家內部屬性孕育著很多變量，會對國家戰略行為產生深刻影響。國際體系中存在「好」國家與「壞」國家（如民主優於專制）。
第三，權力的多寡幾乎不可能解釋「好」國家的行為，在一個只有好國家的理想世界中，權力並不重要。
（一）「經濟相互依賴和平論」認為：
1.國家間經濟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們不會彼此戰爭。
2.自由的經濟秩序、國家開展自由的經濟往來，有助於促進國家的繁榮。
3.使國家缺少戰爭動機，專注於財富的積累，避免戰爭。
（二）「民主和平論」認為：
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動戰爭，只存在民主國家的國際體系是不會發生戰爭的，民主國家內部的制度和文化約束力會保障國家對其他民主國家的和平戰略傾向。
該理論並非認為民主國家不如民主國家好戰，而是指民主國家之間不會彼此發動戰爭。
但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非民主國家之間、非民主國家在向民主國家轉型的進程中，更容易發生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