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高新科技運用於軍事領域:先行者優勢與安全困境

近年來，以人工智慧、高超聲速飛行器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科技迅猛發展，這些新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也被世人所關注，成為未來國家安全競爭中的重要部分。高新技術本身攜帶著大量的新奇和不確定性，包括「先行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的前景及其認知。

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來判斷近年陸續出現的高新軍事技術是否具有明顯的「先行者優勢」特徵，但是，大量的研究文獻以及一些國家的官方文件的說法反應出各國的決策者、研究者或多或少已經產生了對「先行者優勢」的焦慮，這種焦慮可能推動安全困境走向嚴重，使得國際社會上出現高新軍事技術的軍備競賽。

高超聲速武器已成各軍事大國前沿軍事技術競爭的重點。圖為美國B-52H轟炸機掛載AGM-183A空射高超聲速飛彈。

先行者優勢與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概念是國際關係領域解釋軍備競賽的一個主要工具。安全困境是指一個國家出於增強己方安全的目的做出了包括增強軍備在內的某些行為，但這些行為引發了對手國家的不安全感，因此對手國家針鋒相對地加強軍備投入，進而引發惡性循環，最終反而使本國的安全受到更大的挑戰。這種情況也被稱作「安全兩難」，對軍備競賽等一些安全問題有很強的解釋力。

安全困境導致的軍備競賽有時非常嚴重，有時不那麼嚴重。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差別呢？羅伯特·傑維斯、查爾斯·格拉澤等學者對引發安全困境嚴重程度區別的原因進行過研究，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解釋。其中一個主要的解釋是：一種軍備的進攻性作用越強，對手越不容易判斷發展這種軍備的動機，對手就越需要做出對抗性的回應，安全困境就越嚴重，就越容易出現軍備競賽。

按照上述的攻防關係來理解安全困境，如果武器的攻防特徵不發生重大變化，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就不會發生變化，軍備競賽的格局也就不會改變。而事實是，每當有「高新」武器技術出現，決策者和研究者都會十分焦慮，在武器發展的早期，軍備競賽十分激烈；等到武器技術的特徵被人們了解之後，軍備競賽會趨緩。這說明除了攻防等技術特徵之外，還有一個與時間關聯的變量在發揮作用。

研究安全困境的一個主要數學工具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按照這個模型，博弈雙方中任何一方主動採取對抗手段都會贏得短暫優勢，但是，對手能夠通過報復手段在一個循環內徹底地抵消這個優勢。也就是說，在這個模型中先行者優勢總是被完美地抵消了。受到這個模型的誤導，過去很少有學者會認真對待先行者優勢對安全困境嚴重程度的影響。

新的軍事技術出現之後，有的國家會搶先掌握這些技術並應用於軍事目的，由此獲得軍事上的優勢。如果這些優勢會不斷增長，這對其他國家而言將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其他國家擔心自己的劣勢會越來越大，不安全感會十分嚴重，從而做出強烈的反應。簡而言之，先行者優勢越大，或者先行者優勢越容易增長，則安全困境越嚴重；而若先行者優勢不強，或者優勢會隨著時間消退，那麼安全困境就相對不那麼嚴重。例如，進入冷戰後期之後，美、蘇（俄）對其擁有的核武器的數量的焦慮感就不那麼強烈了。

先行者優勢影響安全困境嚴重程度的機理包含兩種。其一是客觀存在的先行者優勢及其後續效應。一個國家在獲得新的武器技術之後，以此為基礎，可以進一步研發更為強大的軍事技術，其優勢可能越來越大。例如，一個國家首先掌握了短程飛彈技術，這有助於這個國家遠程飛彈技術的研發。其二則是人們對於某項技術的軍事化可能存在先行者優勢的感知。這種感知到的先行者優勢在客觀上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由於決策者出於最壞打算的考慮，僅是人們對先行者優勢的感知就會驅動安全困境走向嚴重，出現軍備競賽。人們對某種未來有可能帶來軍事優勢的新技術予以關注，即使這一技術的軍事化所將產生的具體影響尚不明確，是否具有先行者優勢也尚未可知，但新技術的陌生性和不確定性可能使人們主觀上認定對這一技術的投入會產生較大先行者優勢，這種感知會促使各國都競相發展這一技術，爭取為人先、不甘落人後，其結果即是在這一科技的軍事化上出現競賽。

俄羅斯「匕首」高超聲速飛彈已經列裝部隊。

對目前高新科技軍事化「先行者優勢」的感知

近年來新出現的高新技術中有一部分具備軍民兩用性，人工智慧技術即是其中一種，決策者和研究者對這類科技所可能產生的先行者優勢的感知尤為顯著。例如美國總統川普在2019年2月11日籤署的行政令中就提到：「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持續性的領導地位對於維持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隨後，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在對這份行政令更為細化的報告中直接闡述：「美國已經從成為人工智慧領域最早的開拓者和國際領導者中獲得了大巨大的利益……我們必須確保在人工智慧領域的優勢仍然以美國的創造力為動力並反應美國的價值觀……」。

美國總統以及政府部門的這些政令、報告無疑體現出了美國的決策者對人工智慧所具有的先行者優勢的感知，其中「領導地位」、「最早的開拓者」等詞體現的「先行者」意味尤為明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者麥可·C·霍格維茨則對人工智慧直接地應用於軍事領域的不可控後果提出了擔憂。他在研究中直接地使用了「first mover advantage」一詞，並認為基於這樣的「先行」特性，人工智慧在軍事上的應用極易引起國家間的競爭，這種認知體現出了美國學界對於人工智慧軍事化所具有先行者優勢的感知。

英國、俄羅斯等國也對人工智慧的先行者優勢極為敏感。英國劍橋大學學者史提芬·凱夫等人在分析人工智慧的競賽時提到了其在軍事上的運用，同時用到了「winner takes all」這一說法，意思是「贏者通吃」。這種說法將先行者優勢提到極端的高度。

高端隱身無人機也是近年來發展的熱門裝備。圖為俄羅斯「獵人」無人機。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7年9月的演講中曾表示：「誰能在人工智慧領域成為領導者，誰就能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普京這一「領導者」表述體現了對先行者優勢的感知，並且在俄羅斯的軍事發展規劃中已經有所體現，例如俄戰術飛彈公司已經開始研究人工智慧制導飛彈，這種飛彈能夠自主決定攻擊方向，屬於應用了人工智慧技術的自主武器系統（AWS）。

我國《解放軍報》於2019年7月發表了題為《搶佔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制高點》的文章，文中指出：「在以智能為特徵的資訊時代，誰搶佔了新一代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制高點，誰才能掌握國家安全的『命門』」。這一表述反映出了我國學者對人工智慧這類高新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所帶來的先行者優勢的認識。

在其他一些高新技術上，人們對先行者優勢的焦慮可能不如對人工智慧，但也是十分嚴重的，例如高超聲速飛行器。美國國防部前國防研究與工程部副部長麥可·D·格裡芬在多次演講和國會山聽證會中呼籲國防部門和承包商加快針對高超聲速飛行器的行動，否則會給俄羅斯等先行對手送去巨大的優勢，基於此美國《華盛頓郵報》甚至發表了一篇題為《五角大樓為何擔心美國會輸掉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高超聲速軍備競賽》的報導，進一步渲染了對高超聲速飛行器先行者優勢的擔心。此外，英國國王大學的學者海瑟·威廉士在研究高新科技的軍備控制問題時，引述了謝林等人的表述指出，高新科技的不確定性和決定性突破的風險意味著雙方不斷擔心對方已經或將要取得統治地位。威廉士認為這種情形適用於高超聲速飛行器，換言之她認為高超聲速飛行器這種高新軍事技術存在不小的先行者優勢，並容易引發劇烈的競爭。

從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各國對於人工智慧、高超聲速飛行器這類技術的軍事運用所具有的先行者優勢非常擔心，這種焦慮的感知已經蔓延到網絡、外空等很多高新科技領域的軍事應用中。不論這種先行者優勢是否是客觀存在的，是否會隨著時間消退，僅僅這種對先行者優勢的感知就足以驅動安全困境走向嚴重，甚至走向軍備競賽。事實上，這種驅動作用的消極影響已經初見端倪，一些領域中已經出現了競賽或者競賽的雛形。

有一些機制是可能抵消先行者優勢的，例如學習曲線。先行者由於需要不斷試錯，因此，對新軍事技術的研發成本會比較高。後來者有可能通過跟蹤研究的方法，以較低的成本達成與先行者相似的成就。目前高新科技在軍事上的運用仍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其作用的機制和產生的影響還沒有被完全掌握，因此其客觀上是否具有先行者優勢，以及先行者優勢是否能夠保持，尚未可知。但目前一些國家的決策者和研究者普遍已經存在了對這些技術的先行者優勢的感知，而且這種基於感知的焦慮感還在蔓延。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如果僅僅基於對先行者優勢的感知而對各項技術過度追求「先行」，不僅其中投入的各種成本可能無法獲得回報，甚至會被動捲入軍備競賽，得不償失。因此對於高新科技軍事應用所具有的先行者優勢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謹慎的判斷，避免全面出擊、大量試錯。我們應該在軍事技術發展上做到有序安排，並努力營造對我有利的國際環境。

（羅易煊/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研究生；李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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