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困境」既是一種在國際關係史中反覆發生的地緣政治現象，同時也是本研究進行理論構建所關注的興趣起點。從現象角度講，「威廉困境」描述的是作為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崛起進程中，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既支持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要求擴張海軍的「龐大海軍計劃」，同時也支持陸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施裡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擴充陸軍的「兩線作戰計劃」。為了同時獲得海陸兩棲戰略優勢，威廉德國不得不將寶貴的戰略資源投放到與海權霸主英國之間昂貴的海權競爭，以及同陸上強國法俄之間緊張的陸權競爭中。在海陸並舉的安全戰略選擇下，德國的兩線擴張戰略不僅誘發了一個原本可以不必出現的反對它的協約國同盟，同時也使自身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馬拉松式的軍備競賽。
威廉二世（左）阿爾弗雷德提爾皮茨（中） 1897年，提爾皮茨被威廉二世任命為帝國海軍大臣。他剛一到任，就向德國議會申請7000萬馬克用以建造三艘新式戰列艦。威廉二世和提爾皮茨的親密合作，以及德國海軍對英國海軍的挑戰之路，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從概念角度講，「威廉困境」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國因同時追求在兩大地緣空間上的優勢而激活體系內潛在的權力均衡機制，從而成為被其他成員聯合制衡的主要對象。更重要的是，實行這種戰略的崛起國意識不到自身的戰略選擇對霸權國及周邊國家所造成的威脅感，也意識不到來自周邊的結盟制衡很大程度上是對其目標過多而四面樹敵的反應。克勞斯愛潑斯坦（Klaus Epstein）在分析一戰起因時指出：「威廉德國的威脅並不在於其版圖、人口、經濟水平、工業能力，而在於其國內存在的強烈的軍國主義擴張情緒，對現存國際體系秩序與領土安排的否定，以及皇帝本人對採用激進軍事手段打破秩序安排的傾向。這一切都令其他歐洲國家對德國的崛起感到恐懼。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德國本應卻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第二層含義是指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國對體系霸權國制衡行為所產生的認知悖論，即霸權國對崛起國的任何妥協或善意綏靖都會被崛起國解讀為自身採取強勢姿態的明顯奏效和霸權國的軟弱與缺乏決心，而霸權國對崛起國的強硬反應則會被解讀為霸權國對崛起國本能的敵意，從而使崛起國以更強勢的姿態針鋒相對地打破霸權國的戰略包圍。這種認知悖論最明顯地體現在一戰爆發前的威廉德國。當時國內的樂觀主義者認為，德國已經強大到可以把任何眼前的敵人像牛皮紙一樣揉成一團，而悲觀主義者則認為國家面臨著嚴重的戰略敵視與圍堵，因而需要儘早發動一場堅定且毫不妥協的預防性戰爭。
從本質上講，「威廉困境」與其說是一種崛起國在戰略角色上的精神分裂，不如說是缺乏一個有能力對國內各種利益集團所主張的戰略優先性進行協調與統籌的權力核心。在一戰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內部，海軍元帥提爾皮茨和支持他的「海洋軍工複合體」認為歐洲大陸已經像一個填滿了格子的跳棋局，因而主張發展公海艦隊並獲得「陽光下的廣大地盤」；同時，他們對德國與法俄之間因為很小的歐洲領土所產生的敵意感到無法理解。陸軍元帥施裡芬、毛奇（Moltke）和支持他們的「陸軍軍工複合體」則認為，德國面臨的現實安全威脅是地處法俄兩國之間的中歐平原這一尷尬位置，而不是相距遙遠的海洋國家英國。他們對德國主動挑起同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感到氣憤。此外，德國社會中的其他大利益集團――如羅馬天主教中心和社會民主黨――則僅僅贊成對俄國發動戰爭，同時主張積極爭取英法兩國的友誼或中立。在一戰爆發前的20年裡，德國領導人的案頭擺滿了關於建立強大的海軍、修建近東的巴格達鐵路和爭奪歐洲霸權等主題的研究報告，而這些看似能夠給君主和國家帶來權力聲望的建議最終都被德皇隨波逐流地予以默許。
本研究所關注的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在戰略空間分布上應包含兩個基本特徵。第一，這類國家必須既有綿長的領海基線，同時又不能四面環海而遠離大陸。因此，近代崛起的日本、英國這種典型的離岸海權國就不符合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的特徵。第二，這類國家與周邊其他陸上強鄰存在著明顯的安全博弈這一條件將崛起的美國作為地緣政治中的特例排除在關注普遍性的研究之外。美國雖然是19世紀末的崛起國，但它自建國以來一直奉行孤立主義原則而遠離歐洲國際社會的紛爭。二戰爆發前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都沒有深度捲入到以歐洲體系為核心的安全競爭之中。鑑於獨特的地緣政治空間――遠離國際政治核心的歐洲大陸且周圍沒有其他陸上強鄰存在――美國可以被看成為「相對亞歐大陸板塊而存在的超大型離岸海權國」。因此，美國也不屬於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
通過以上對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的概念界定，可以認為，本研究關注的對象是地處歐亞大陸邊緣――太平洋沿岸或大西洋沿岸――的海陸複合型崛起大國。一方面，這類國家擁有兩棲地緣空間稟賦；另一方面，它們也可能因雙重誘惑而被兩大戰略空間所反噬。縱觀近代400多年的國際關係史可以發現，自1580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Philip II）派遣阿爾瓦公爵(Duque de Alba)率軍強行兼併海權國葡萄牙並親自兼任其國王以來，除了西班牙帝國兼具了海陸霸權特徵以外――西班牙帝國在歷史上的曇花一現正是由於其被來自兩大地緣戰略空間的拉力所撕碎――國際體系中再未出現過能夠同時獲得兩棲地緣戰略優勢的權力單元。
相比於西班牙帝國在全球的兩棲霸權，「簡配版」的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並舉戰略都可能面臨著海陸聯盟制衡的風險。這其中存在著兩大重要原因：第一，區域海權戰略本質上是對全球海權戰略的部分侵蝕與分割。一旦崛起國在特定區域內建立起海權優勢，就等於否定了國際社會存在全球海權的基本事實。其次，區域海權戰略是走向全球海權戰略的必由之路，歷任海權霸主無不是從區域海權中成長起來的。同時，由於國家戰略的不可知性、欺騙性、階段性與動態性，全球海權霸主對其聯盟體系外一切追求區域海權的國家均會產生本能的防範意識。
全球化使當今國際體系成員間的交往力度與安全互動日益頻密。在此背景下，每一個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都可能面臨來自海上和陸上的雙重戰略壓力。從國家追求絕對安全的角度講，只有同時獲得海陸兩線的戰略優勢才能夠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與影響力。但問題在於，所有因奉行絕對安全哲學而進行的努力不僅會被體系內其他大國間構築的海陸「聯姻」所抵消，同時也會導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猶如一戰前德意志第二帝國所面臨的「威廉困境」之中。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是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因權力轉移或認知敵意螺旋等造成的某種結果，那麼從崛起國角度講，「威廉困境」就是導致「修昔底德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於正在崛起的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來講，奉行什麼樣的安全戰略更有可能激活一個包含霸權國在內的遏制性軍事同盟？什麼樣的安全戰略選擇能夠使其在崛起進程中面臨更小的體系結構性壓力？
縱觀冷戰後的國際社會，並沒有出現以多極化為趨勢的群體性崛起，而是呈現出中國孤軍突起的一國崛起態勢。雖然習慣上將新興的金磚國家作為國際體系變遷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經濟增速看，中國都遠超其他金磚國家。例如，2015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美國為179689.6億美元，位居全球之首，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4.44%；中國為113856.6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49%。而其他三個金磚國家的GDP及其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分別為：印度21832.8億美元，佔2.97%；巴西18008.7億美元，佔2.45%；俄羅斯12360.2億美元，佔1.68%。此外，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速同其他體系強國之間的距離仍處於擴大趨勢。冷戰末期，美國、日本和德國的GDP分別約為6萬億、4萬億和3萬億美元，而目前日本的GDP從美國的2/3下降到1/3弱，德國則從1/2降到了1/4。可見，日德等發達國家與中美兩國的差距在拉大，而中美兩國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21世紀的中國是體系中唯一最有可能接近並超越美國的新興大國。
當今處於崛起進程中的中國正在力圖通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來避免同體系霸主美國及其全球聯盟體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戰略作為一種雙向的互構過程，在其運行中所反覆生成的「施動―反饋」會直接影響到國家間對於敵友身份的認知和安全態勢的研判。作為一個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中國自近代被捲入全球化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海防」與「塞防」之辯。進入21 世紀，隨著中國完成同俄羅斯領土邊界的劃定，國內學術界主張中國在穩定陸權的基礎上拓展海權的呼聲日隆，並在「海洋強國」與「大國崛起」之間建立起了某種因果聯繫；同時，還在「藍水海軍」「海上生命線」同「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等意象之間建立起了帶有必然性的觀念映射。
但問題在於，現代意義上的海權擴張是指荷蘭模式的海運能力，還是英國模式的海軍實力？抑或是葉自成等認為的海洋資源的整體開發能力？為什麼隨著中國在東亞地區海軍實力與遠洋能力的快速提升，反而出現了更多的地緣安全緊張局面？如果一個國家增強軍事實力的戰略會刺激霸權國及其聯盟體系，那麼這樣的戰略選擇是否可能會造成一種自拆臺腳或自我包圍的「威廉困境」？崛起國將安全戰略從消極的「非對稱近海防禦」向積極的「遠洋對等威懾」調整，是否會促使霸權國以聯盟的形式對衝或抵消這種謀求縮小權力位差或重構優勢的權力增長的努力？在缺乏推責對象的前提下，崛起國選擇區域海權戰略是否真正有利於消除其與守成國之間潛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國作為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其安全戰略選擇不僅關係到崛起進程中可能面臨何種壓力，更關係到能否實現和平崛起的全局謀劃。如何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威廉困境」中抽象出規律性的理性認知，直接關係到中國和平崛起大業的未來走勢。
歷史中的「威廉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為什麼俾斯麥執政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崛起進程中沒有面臨巨大的周邊安全壓力，而威廉二世執政後德國的地緣安全環境卻出現了急劇的緊張態勢？「威廉困境」看似為海陸複合型崛起大國因其地緣結構而面臨的雙重壓力，實則與崛起國的戰略選擇有著更大的關係。「威廉困境」產生的直接原因在於崛起國追求海陸並舉的兩線戰略目標，這一目標設定可能導致崛起國同海權霸主陷入海權之爭，以及同周邊陸權國之間陷入陸權之爭。在這一直接原因的背後存在四個重要的深層原因。
正是這些深層原因的疊加效應，導致一戰前的德國陷入「威廉困境」的戰略泥沼。
首先，當崛起國自我認可的身份與國際社會給定的身份出現不一致時，就會產生「身份位差」
1902年1月30日，第一次英日同盟條約在倫敦籤訂
其次，缺乏一個有能力協調並統合國內不同利益集團訴求的決策中樞
1880年俾斯麥治下的德國由於專守歐洲陸權優勢，其海軍軍費開支不到英國的四分之一或法國的三分之一。隨著德國逐漸開啟與英國的海軍軍備競賽，到一戰前的1910年，德國的海軍軍費雖有大幅提高並成為全球第二，但也僅僅為海權霸主英國的一半（參見表1）。而早先一直佔有優勢的陸軍開支雖也大幅提升，但其增幅卻被協約國的相應增長所抵消。德國海軍挑戰英國海上霸權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於海軍軍費的增長威脅到了其原本享有的歐洲陸權優勢。1901～1903年，德國海軍耗費了國防開支的20%；1907～1909年，這一比重上升為25%；而到了1911年，德國海軍預算佔到了陸軍預算的54.8%。1908年，德國推行了10年的海陸並舉戰略使德國的周邊環境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惡化。時任德意志帝國宰相的伯恩哈德馮比洛（Bernhard von Bulow）在寫給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的信中說：「德國已經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競賽中精疲力盡。如果在德國實現財政改革後我仍是宰相的話，我就要主動給海軍軍備競賽降溫。德國的發展已經不能再允許這種伊卡洛斯式的飛翔了。」
在被「克魯格電報」激怒之前，處於「光輝孤立」政策下的英國與法俄之間的共同戰略利益甚少。英國在同法俄爭奪非洲、近東、中東和遠東問題上都存在著戰略矛盾。但是，正是威廉德國同時追求歐陸霸權與世界海權的戰略建構起了英法俄三國基於共同威脅的安全利益。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認為，倘若德國放棄了挑戰英國海上權威的「龐大海軍計劃」而集中力量加強陸軍建設，他們就有可能使英國保持中立，同時必然會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中贏得勝利。如果德國人把1914年以來直到戰敗仍停泊在軍港中的無畏艦的製造經費和鋼鐵用來製造重炮和運輸機械，那麼他們在陸戰中將一直保持優勢。
第三，不滿足於單一的區域陸權優勢，全民性痴迷於「海軍民族主義」，並傾向於認為國家建立強大海軍是確保外向型經濟運輸生命線、保衛國家海外利益、保衛國家領土安全和提升全球戰略影響力的重要基礎。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國對海權霸主最大的挑戰不在於陸權優勢，而在於它對全球海權的分割與侵蝕。對於獨佔一塊地緣政治板塊且擁有充分安全剩餘的區域陸權國德國來講，其真正的安全威脅不可能來自於單純的海上封鎖或登陸進攻，而只能來自於陸上鄰國的軍事進攻。對於這一點，即便是當時德國的戰略決策者也是深信不疑的。因為在一戰前，德國人的戰略設想始終是謀求英國人中立以便對法俄開戰，而不是謀求法俄中立以便對英國開戰。英國著名海軍戰略家朱利安科比特（Julian Corbert）對海權與陸權的關係進行分析後認為：「由於人們生活在陸地而非海面上，因此交戰國間的重大問題總是取決於要麼你的陸軍能控制敵人多少領土和有生力量，要麼艦隊協助陸軍所產生的威力使對方感到恐懼。」同時，享有陸權優勢的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也無需擔心沒有海軍的保衛海權國會對其展開登陸進攻。正如1911年威廉二世同一位英國到訪者談話時所說：「恕我直言，你們在這一區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幾個師並不起什麼作用。」
實際上，單純的海上力量除了協助陸軍打消耗戰外，對贏得整個戰爭不具備太大的作用。1853～1855年間，英法之所以贏得了對陸權霸主俄羅斯的克裡米亞戰爭，
第四，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是否會因區域海權戰略而陷入「威廉困境」，取決於實行這一戰略的體系結構與時機把握。首先，如果在某一地區除了霸權國以外還存在兩個以上的次強國，那麼霸權國的優先制衡對象就是首先選擇區域海權戰略的次強國。從這一角度講，崛起國實施區域海權戰略存在著「先動劣勢」，即在同等條件下，率先實施區域海權戰略的崛起國會遭到霸權國的戰略圍堵。其次，如果某一地區內出現了二元結構，即霸權國與崛起國的實力都遠超其他國家，那麼崛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就很難找到有效的推責對象。最後，在同一時期內，在與霸權國安全聯繫更緊密的地區推行區域海權戰略的國家更容易遭到霸權國的圍堵。在這一圍堵過程中，霸權國甚至會鼓勵區域次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以便對更具威脅的前者加以制衡。
美國的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理論上將全球海權同大國崛起之間建立起了因果聯繫，但率先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的則是來自德國的「歐洲馬漢」提爾皮茨。1890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地緣安全戰略的轉折點――逐漸從俾斯麥主張的區域陸權戰略轉向了威廉二世主導下的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並舉戰略。德國在國際體系中率先追求全球海權的戰略選擇直接導致了其在體系中角色身份與地緣安全環境的變革。為什麼在19世紀末威廉德國、法國和美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施海權戰略，威廉德國遭到了英國的遏制，而法國和美國卻得到了英國的鼓勵與綏靖呢？答案就在於「威廉困境」內蘊的「先動劣勢」，即相對於同一時期法國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戰略來講，德國的全球海權戰略涉及的範圍太大了；相對於美國後來推行的全球海權戰略來講，德國推行全球海權戰略又太早了。因此，對於英國來講，來自追求全球海權的威廉德國率先構築的威脅要遠遠超出僅在地中海構築區域海權的法國和英德兩敗俱傷後不慌不忙崛起的美國。
海權論的鼻祖，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
德國的「先動劣勢」導致了英國對體系內其他崛起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實行鼓勵或綏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拿破崙戰爭後取得歐陸霸權的沙皇俄國想獲得黑海區域海權以及達達尼爾海峽控制權時，海權霸主英國將其視為最大挑戰者。一方面，英國默許海陸複合型國家法國增加地中海區域的海上軍備；另一方面，聯合法國並不惜同俄國打一場需要登陸作戰的克裡米亞戰爭。同時，也能夠解釋為什麼一戰前英國為了同德國爭奪海權，一改往日的防範法國加強直布羅陀與地中海海軍實力的政策，轉而鼓勵法國在地中海掌握海權優勢，並默許沙皇俄國積極發展黑海艦隊控制達達尼爾海峽。
「威廉困境」的政治化解：俾斯麥德國與地中海法國崛起的戰略啟示
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在崛起進程中必然會伴隨來自海陸兩大空間的戰略壓力嗎？這一問題的答案與其說是權力結構分布造成的必然，不如說與崛起國奉行的安全戰略有著更大的關係。俾斯麥德國是典型的追求區域陸權優勢的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而地中海法國則是典型的奉行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並舉戰略的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通過對實施區域陸權戰略的俾斯麥德國、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並舉戰略的法國和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並舉戰略的威廉德國比較發現：首先，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崛起大國選擇區域陸權戰略面臨的安全壓力最低。其次，對於實施區域海權戰略的國家來說，僅當國際體系中存在推責對象――在同等重要的區域率先追求區域海權者或同一時間內在更重要地區追求區域海權者――的時候，海上霸主才會對區域次強國進行戰略綏靖並鼓勵其追求區域海權。再次，當一個海陸複合型崛起國選擇區域陸權與全球海權並舉戰略時，其必然因面臨來自兩大戰略空間聯合的壓力而陷入「威廉困境」。最後，如果一個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放棄了最基本的區域陸權戰略，就等於徹底放棄了大國地位，其不僅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海權爭霸，同時還將面臨來自周邊陸上強鄰更大的進攻風險（見表2）。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的頭20年，俾斯麥能夠以其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成功地引導或壓制住國內主張對外擴張的利益集團的權力衝動。俾斯麥擔任德國宰相時，國內關於海外殖民和擴張海軍的呼聲日隆。俾斯麥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的決策能夠一直保持對社會思潮的「引領」，通過提供超出相關利益集團預期的政治利益或在某個利益集團提出完整的政治訴求之前就果斷給予其可能要求的政治結果，對其加以駕馭和引導，使之處於可控狀態。俾斯麥曾私下裡向英國駐德國大使表示：「德國的地理位置並不適於建立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來保衛本土或貧弱的海外殖民地。同時，德國的地理位置也不適合發展成為一流海軍強國。」
一戰前的歐洲政治版圖
俾斯麥治下的德國奉行的是典型的區域陸權戰略。這種戰略的最大特徵便是僅僅將國家安全戰略目標限定為在西歐地區獲得陸權優勢。俾斯麥與同一時代的另一名戰略高手拿破崙三世最大的共同點在於，二者在等待戰略機遇上都擁有無限的耐心：耐心等候聯盟者上門，耐心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普丹戰爭後，俾斯麥曾告誡他的部下：「我常常不得不在埋伏的地點守候多時，忍受身邊昆蟲的覆蓋與叮咬，直到射擊最佳時機到來。」然而，耐心與定力只是崛起國等待與把握戰略機遇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俾斯麥與拿破崙三世之間具有決定性的不同點則是：前者更懂得國家在追求利益的問題上要考慮到國際社會的整體反應而主動地自我節制――在普魯士發動的三次統一戰爭中，俾斯麥都獲得了除對手以外的歐洲主要國家的支持；而拿破崙三世的貪婪與俾斯麥的節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直接導致了法國成為擋在德國前面最佳的推責對象。
布萊恩希利（Brian Healy）與阿瑟斯坦（Arthur Stan）通過細化國家能力指標，以及將外交事件劃分成衝突與合作兩種類型，來論證為什麼在俾斯麥主政德國期間歐洲地區沒有出現制衡德國崛起的軍事聯盟，其結論為：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以後，由於俾斯麥奉行自我節制的戰略目標――這種目標使除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有理由相信德國不是一個潛在的侵略性國家，而是一個對現狀安排與國際秩序完全滿意的國家――德國並沒有因為強大的陸權優勢而成為歐洲大國制衡與防範的對象。完成統一後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擁有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陸軍。為了避免成為歐洲權勢均衡的制衡對象，俾斯麥多次公開宣稱：統一後的德國利益已經飽和，不再有侵佔更多領土的任何野心，以此來向俄羅斯表明自己對巴爾幹沒有興趣，向英國表示自己對海外殖民毫無野心。
在俾斯麥主政德國的近20年時間裡，他始終小心翼翼地避免本國直接捲入同霸權國英國的衝突之中。「他用超乎尋常的審慎，不讓任何大國有任何藉口組建反德聯盟。」整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將外交政策的重點牢牢限定在歐洲大陸，這反而使法俄成為了與英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潛在對手。通過「海洋貿易安全搭車」與「安全威脅角色推責」的搭配組合，俾斯麥為德國崛起贏得了穩定而寬鬆的國際環境，有效地避免了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可能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
奧託馮俾斯麥（ 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 ），照片攝於1896年6月，李鴻章訪問德意志帝國期間專程前往漢堡，拜訪並求教德國前首相俾斯麥。
俾斯麥推行「海權搭車」的根本原因在於，他明白對於任何國家的商業利益和海外殖民地來說都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安全，而任何試圖使德國海上力量超越英國的努力都會激活一場得不償失的軍備競賽或被英法海軍聯合的優勢所完全衝抵。同時，德國並沒有因為放棄追求強大的海權而面臨海外貿易的風險或降低了其崛起的速度。事實上，海權與國家崛起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雖然提爾皮茨在鼓吹擴充海軍時反覆強調海外經濟利益對德國生存與繁榮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但在一戰中面對協約國嚴密的海上封鎖，德國仍在美國參戰前的四年消耗戰中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對英法俄保持了明顯的戰略優勢。美國雖然是當今最大的海權國，但其海權的發展則是在其獲得全球經濟霸權幾十年之後才開始進行的。因此，海權與海外經濟安全之間並沒有時間先後關係或邏輯上的因果關係。
通過對俾斯麥德國的戰略選擇與崛起壓力的研究可以發現，海陸複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在崛起進程中並不必然會伴隨來自海陸兩大地緣空間的擠壓與圍堵。俾斯麥通過推行單一的區域陸權戰略，並憑藉其個人的領導才能，緩解了德國崛起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全面衝擊，這為德國在區域陸權戰略下持續的崛起贏得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俾斯麥戰略的成功一方面源於他的耐心、審慎與節制力使其抵禦了追求更大權力聲望與國家榮譽的誘惑；另一方面也源於他有充分的政治才能協調和引導國內不 同利益集團激進的政治訴求與野心。然而，當1890年俾斯麥黯然下臺後，德國在大戰略上的「壓艙石」就不復存在了。他下臺後，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幹的庸人」和一大批易於憤怒的民眾。歐洲各國很快發現，就在經濟發展為德國這艘巨輪添加馬力的同時，輪船的舵手卻被船長趕上岸了。
同俾斯麥的區域陸權戰略不同，在克裡米亞戰爭後，法國不僅從俄國手中奪回了歐洲陸權，同時也積極追求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由於拿破崙三世推行的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兩棲戰略在當時沒有推責對象，直接導致了英俄奧等國在普法戰爭中支持普魯士制衡法國。普法戰爭的失敗使法國喪失了歐陸霸權地位。俾斯麥為了鼓勵法國放棄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要求而積極支持法國在地中海及其北非沿線進行殖民擴張。在俾斯麥執政時期，法國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由於俾斯麥堅持區域陸權戰略，因此，在普法戰爭後的20年裡，對海上霸主英國威脅最大的國家就是侵蝕地中海區域海權的法國和侵蝕黑海地區與達達尼爾海峽海權的俄國。
隨著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國的全球海權戰略成為了法國和俄國區域海權戰略的最佳推責對象。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後，英國也逐漸默許了法國在地中海區域追求海權的努力，並於1912年7月22日通過《英法海軍協定》將地中海地區防衛任務全部交給法國海軍――法國兩大主力艦隊北海艦隊與地中海艦隊全部移師地中海――而英國海軍則分擔了法國大西洋沿岸的保衛任務。同時，在《英俄協約》籤訂以前，英國對俄國在黑海達達尼爾海峽地區和遠東地區攫取區域海權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並不惜發動克裡米亞戰爭和支持日俄戰爭來打擊俄國區域海權戰略對英國全球海權地位的侵蝕；而當1907年《英俄協約》籤訂後，英國甚至在一戰前主動鼓勵俄國黑海艦隊取得黑海區域海權並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以確保英國同印度殖民地海上航線的安全。
超越「威廉困境」：中國崛起的戰略選擇
如果認為一個國家是體系中的崛起國，那麼其背後的隱含邏輯就是它一定是在該秩序下相對獲益最大的國家。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通過融入戰略成為現有體系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並逐漸被國際社會公認為崛起大國。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戰略的實質就是希望中國在夯實區域陸權的基礎上，儘量不要過早地觸碰區域海權這塊「蛋糕」，以免在崛起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成為美國制衡的重點對象。而「絕不當頭」的實質則是通過安全搭車與推責來實現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崛起。過早地追求或展現出國家對權力的欲望，或揠苗助長式地催熟崛起進程，就像是搖落尚未成熟的果實一樣，對崛起國沒有幫助。
美國將中國在西太平洋區域海權的提升視為對其全球海上霸權「切香腸式的」侵蝕。為了更好地平抑中國區域海權的崛起，美國加速了從中東地區的戰略抽身，並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確保其能夠在未來30年內對中國的區域海權地位始終保持優勢。首先，美國在南海地區進行戰略威懾的頻度陡增。其軍機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抵近偵察從2009年的260餘架次陡增到2014年的1200餘架次，即平均每天都有3～4次的抵近偵察活動。這個數字超過了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抵近偵察的強度。其次，通過「戰略再平衡」衝抵中國區域海權增長的努力。美國在2013年確定了「兩個60%」的軍力部署目標，以平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海權崛起，即在2020年以前將60%的海軍艦艇和海外60%的空軍力量調配至亞太地區。最後，美國在南海爭端中也出現了日益針對中國的表態，並明顯呈現出直接介入爭端和偏袒鼓勵盟友及其他爭議方的姿態。2015年，美國連續發布了《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國家軍事戰略》和《亞太海上安全戰略》四個戰略性文件，其內容都明顯針對當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海權崛起，並聲稱要讓中國付出成本代價。
美國《防務新聞》8月2日報導，美國「斯特塞姆」號驅逐艦8月1日發現有一名水兵失蹤後，隨即在南海展開了搜救行動。原本執行監視任務的的兩艘中國海軍艦艇秉承人道主義精神隨後也加入了搜救行動。
一支海軍要成長起來需要幾十年的漫長歲月，這也是很多人說海軍是一種「百年軍種」的原因。當我們羨慕美國崛起擁有無法比擬的優越地緣環境時，不應忘記，美國獲得區域海權――直至後來通過《四國海軍條約》和平地分享全球海上霸權――之前許多年就已經成為了遠超英國的全球經濟霸主了。美國的全面崛起首先仰賴於其長期深耕區域陸權，並實行海上安全搭車與推責，以至於在經濟規模問鼎世界霸權幾十年後才逐漸水到渠成地成為海權霸主。對於當今中國來講，奉行審慎、耐心與節制的區域陸權戰略――在沒有推責對象出現以前不去過早地觸碰海權霸主美國在東亞地區敏感的地緣政治神經――也許是防止自身陷入潛在的「威廉困境」的現實出路。對於海上存在領土爭議的周邊國家，如果我們願意通過善意的讓步並達成「沒有阿爾薩斯和洛林式的和平」，對於降低中國當前所面臨的體系結構性壓力甚為有益，因為只有首先跳出因區域海權戰略引發的「威廉困境」，才能進一步探討如何避免中美之間可能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說中國實施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並舉戰略的代價可能會因美國及其亞太聯盟體系的「戰略再平衡」而陷入到潛在的「威廉困境」，那麼中國實行對等威懾的區域海權戰略的潛在收益是什麼？從最直接的角度講，中國能否在沒有推責對象的前提下，通過區域海權戰略獲得在西太平洋區域的海權優勢，或通過建立更適合遠洋作戰的航母戰鬥群同美國建立起在亞太地區對等威懾的權力均衡呢？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大的優勢是沒有領土訴求，而中國同周邊許多國家都存在著現實的陸地與海洋領土爭端。因此，面對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碰撞，周邊國家可能會更傾 向於參與到一個制衡中國崛起的戰略聯盟。一旦中美之間開啟制衡與反制衡的敵意螺旋，不僅印度和日本可能會得益於中國成為推責對象而發展區域海權，同時，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的其他周邊國家可能將積極參與美國對中國的制衡。
研究「威廉困境」的意義並不在於還原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戰略選擇與崛起成敗之間的內在聯繫，而在於為今天的中國崛起提供可資借鑑的戰略經驗。研究大國崛起問題經常能體會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愚蠢的國家從自己的失敗中積累教訓，而聰明的國家則從他人的經歷中總結經驗。因此，中國有必要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威廉困境」中吸取教訓以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大國崛起是一個水到渠成、實至名歸的過程。在我們不具備霸權國實力的前提下，過早地催熟崛起進程或「搖落霸權國花園中的果實」是極其危險的。尤其是在權力轉移令崛起國與守成國都異常敏感的時期內，中國推行區域海權戰略更需審慎與耐心，以避免過早地同美國陷入因「威廉困境」而導致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