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歐洲三十年戰爭的瘋狂摧殘，德意志地區工商產業損耗殆盡，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更是通過國際法的方式將360多個邦國的形勢固定下來了。與此同時，英、法等國相繼形成了統一的民族國家，並建立了頗為完善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此背景之下，普魯士王國逐漸崛起，並最終完成了德意志統一的宏圖。
普魯士的崛起和德意志的統一離不開容克地主階級，其原意為無騎士稱號的貴族子弟，後泛指普魯士貴族和大地主階層。那麼在德意志眾多邦國中，普魯士是如何脫穎而出，容克貴族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的呢？
權力格局的多元化
德意志地區，又稱德意志空間，通常是指地理位置處於歐洲中心的德意志族群區域。由於天然處於四戰之地，自中世紀開始就始終面臨西邊拉丁人、東面斯拉夫人、南方天主教會和北部維京海盜的威脅，不得不四面設防、耗資巨大。神聖羅馬帝國成立之後，經歷了短暫的中央集權時期以後，中樞權力漸漸因與教皇爭霸而衰落，地方割據諸侯不斷做大。由於德意志空間內部缺乏一個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領土或邦國，分裂的時間遠大於統一時期。
不同於世界其他地方，中世紀的歐洲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是彼此獨立而對峙的關係。這東亞教權臣服於皇權、西亞教權凌駕於王權的模式大為不同，在歐洲的這兩股力量誰也無法壓垮誰。權力格局的多元化產生了大量的縫隙空間，有利於工商業城市、大學等一系列新生事物的誕生。不論是教權還是世俗權力都盡力拉攏新生事務，給予足夠的善意，這在諸侯林立的德意志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也因此率先爆發了宗教改革運動。宗教改革發生之後，對歐洲權力格局的多元化起到了進一步促進作用。新教與天主教的分離、獨立和彼此對峙，進一步加劇了德意志地區完成實質統一（名義上處於神聖羅馬帝國治下）的難度。
地緣外交的均勢化
伴隨著新教在德意志地區的發展壯大，許多企圖對抗天主教會的諸侯紛紛皈依和支持新教（主要是路德宗），如此就導致了世俗王權爭霸、新舊教派爭鬥、王權教權對峙在德意志地區被糾纏在了一起。到了16世紀中期，各個邦國通過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即《奧古斯塔拉的宣言》，從原則上規定了「君主的信仰能夠決定其臣民的信仰」，換言之每個邦國選擇信奉天主教還是新教由君主決定，不願意信奉的人可以選擇離開。
由於人們擁有選擇信奉的宗教和效力的國家的權利，這就導致德意志地區內部新教陣營諸侯和天主教陣營諸侯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最終爆發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起初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新教和天主教內戰，卻因歐洲大國的紛紛捲入和法國站隊新教陣營而發生性質變化，逐漸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混戰。大國爭霸、教派之爭、法理爭鬥均在戰爭中有所體現。最終由於各方打的精疲力竭，統治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妥協，承認了荷蘭的獨立地位，通過《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確立了德意志邦國林立的現狀，將其視為歐洲強國之間的博弈場和緩衝區，建立了歐洲均勢秩序。
集權政治的經濟化
歐洲三十年戰爭不僅破壞了德意志地區的工商業發展進程，重創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室的威望，還促使德意志民眾對建立中央集權的迫切。此時的英、法、瑞典和沙俄等國相繼建立起官僚專制統治，唯有德意志依然陷於諸侯徵戰的泥潭，經濟發展緩慢。前文提及德意志臣民擁有選擇國家的權利，此時也逐漸從依據君主教派轉移成為以國家效率為原則了。此時的德意志邦國中，誰能最先建立起強大、高效的中央集權國家，誰就最有希望繼承德意志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衣缽。
要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就需要擁有大量的財富（也就是徵稅能力），如此才能確保官僚體系的正常運轉和軍隊的有力保障。17世紀的歐洲經濟重心已經從原先的地中海沿岸轉移至大西洋沿岸了，英、法、荷蘭的工商業貿易所帶來的巨額商稅是這些國家鞏固中央集權的財政後盾。然而作為後發國家，德意志邦國顯然不具備與它們競爭的實力，狹小的國內空間、被三十年戰爭掃蕩殆盡的工商業基礎都是致命的缺陷。於是，農稅成為當時背景下德意志邦國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的唯一財政來源，誰的農業商品經濟最發達，誰就最有可能率先崛起。在整個德意志乃至歐洲遭受新興工業化衝擊之時，唯有布蘭登堡普魯士地區（即易北河以東、波羅的海沿岸）完成了農業的繁盛，建立起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化國家。
容克貴族的軍事化
普魯士之所以能夠在德意志邦國中率先崛起，與當時的歐洲大背景脫不了干係。17世紀荷蘭、英國的經濟重心逐漸轉向工業，從而成為糧食進口國。這就促使佔據北德海岸線的布蘭登堡普魯士地區能夠通過農業商品參與世界商品經濟大循環，這被普魯士容克貴族抓住了時機。從此以後，容克貴族從過去手坐收地租的土地貴族，逐漸變成了經營農產品的農業地主商人。在「商農並舉」的社會風氣下，普魯士容克貴族不斷擴大自己的農莊，並加強了對自己土地上耕種農民的控制。
容克貴族利用「父長制」的傳統關係，實質上重新恢復了農奴制度，更充分的壓榨農民。這樣的一個具有某種獨立性，又擁有雄厚財力的容克貴族，是有能力建立中央集權的。三十年戰爭中，率先建立中央集權的瑞典曾派兵南下，並封鎖了北德的黃金海岸線，切斷了德意志對外航線，給予容克貴族以重創，這就導致普魯士容克貴族為了確保自身利益而急切需要建立中央集權。不同於英、法、荷蘭等其他國家，王權是通過市民工商業納稅、官僚治理和國民募兵的方式加強統治的，而是採取容克地主繳納農稅和建立普魯士特殊常備軍的軍事制度給予鞏固的。
當時的歐洲社會普遍實行長子（長女）繼承制，家族次子、三子等往往沒有繼承權，故而容克貴族通常會選擇前往軍隊出任軍官，以此緩解貴族壓力和加強貴族影響。相應的，農奴家中沒有繼承權的子嗣同樣需要入伍，只不過他們是被管理的兵，這就意味著普魯士軍隊中的管理關係其實就是對日常生活中統治關係的映射，紀律性和戰鬥力可想而知。
綜上所述，由於先天地緣位置和地理條件因素，神聖羅馬帝國皇權衰微、諸侯割據，自《奧古斯塔拉的宣言》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更進一步加大了德意志地區重新統一的難度。恰在此時，由於英、荷等國產業轉移、航海技術發展和北德黃金海岸便利等因素，普魯士地區的農業商品被納入全球貿易大循環中，逐漸發展壯大，並從德意志邦國中率先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