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歷史上，亞洲地區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恐怕就是日本、新加坡和中國的相繼崛起。這三個國家所走的路，是一條與英、美等海洋系國家完全不同的模式。
一些歷史學家將中、日、新三國的發展類型稱為權力現代主義，這是一種源自18世紀普魯士的政治模式。
什麼是權力現代主義？有歷史學家歸納出三個特點：
第一、這些國家的政治傾向都十分保守，但經濟方面卻十分進取，比如伊藤博文、李光耀。第二、能夠吸引資本家合作，並使得中產階級積極參與社會管理。
第二、普遍反對英美價值觀，以自身文化傳統為基點，強調集體主義等觀念。
這三個特點是否符合亞洲三國的現實，其實帶入歷史中就一目了然了。
亞洲第一個走上經濟現代化的國家，肯定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伊藤博文等元老的領導下，日本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大刀闊斧的對經濟、社會和軍事進行改革，最終打敗了衰老的清帝國和沙俄帝國，躋身世界列強。
在明治維新早期，日本受英國影響很大。日本覺得自己跟英國十分相似，二者都是離大陸不遠的島國，也都有染指大陸的野心，而且英國已經是當時睥睨天下的霸主，日本自然應當向英國學習，然而，日本沒有走上英式發展道路，反而將目光瞄向了歐洲大陸的普魯士。
18世紀的普魯士先後擊敗奧地利、法國，在聲望達到巔峰的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一躍成為歐陸一大強權。
1877年，日本的元老們為如何發展國家爭論不休，於是爆發了西南戰爭，打完了仗，恩怨已了，大家最終還是決定走上新興的普魯士模式。
1882年伊藤博文等人親自赴德國取經，並在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所謂的普魯士模式，歷史學家稱之為「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from above），經濟由國家規劃主導，同時對社會加強管控。
二戰後，雖然日本戰敗，但明治維新的發展模式依然影響了很多亞洲國家，畢竟侵略者也是強者，人們總希望向強者學習。
70年代起，新加坡展開一場「學習日本」運動。在1980年新加坡國慶節，李光耀甚至發表演說對日本大為稱讚，他說日本人口只佔全球3%，土地只佔0.3%，卻貢獻了全球10%的GNP（國民收入）。言下之意，地狹民少的新加坡，應當學習日本的發展模式。
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也視日本為學習對象，強調日本和新加坡人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特質，例如勤勞、節儉和奉獻精神。新加坡學日本可不僅僅是嘴上說說，很快他們的經濟也一飛沖天。
日本和新加坡都騰飛之後，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歷史學家稱中國當年也花了大力氣研究「新加坡模式」。每當發展遇到一些困惑，就會拿新加坡作為案例，跟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對比。
有歷史學家稱，新加坡可能是唯一一個被中國人視為學習對象的國家，在中國歷史裡，這是史無前例的。因為中國人自信而驕傲，始終不曾如此心甘情願向某國學習，但新加坡卻是個例外。
也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說，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權力現代主義由普魯士、日本、新加坡，再到中國，一脈相承地傳了下來。
歷史學家也承認，亞洲三國沒有選擇英美模式，並不代表英美模式不夠吸引人，只不過普魯士模式可能更符合他們的發展路徑，畢竟長時間以來，亞洲國家都是後進者，面對的是比自己先進和強大的對手，這一點跟普魯士十分相似。
德意志民族千百年來始終一盤散沙，無法形成對英國和法國的絕對優勢，而德國人正是借著普魯士模式的強力威勢，才一舉扭轉了自己的被動地位，走上了統一之路，成為了大國遊戲的正式玩家。
從以上角度來看，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的崛起，確實有模仿200年前普魯士的影子，但天底下沒有兩片一樣的樹葉，也沒有任何兩個國家面對過相同的局面，所以，中、日、新三國只能說是借鑑了某種模式，但並沒有全盤模仿。
亞洲三國，走的還是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