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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革命，給中西貿易帶來根本的變化。而此時的天朝帝國商人們，卻在這個新變化面前進退失據。而抓住了機會的新加坡，卻左右逢源，依託交通革命帶來的中西貿易量井噴，在那時就成了一條飛速增長的「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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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乘坐遊輪到新加坡，或者參觀其港口，就很難感受到航運對新加坡的重要性——這個城市看上去太安靜了，而它的繁忙，主要就在港口。
這個城邦國家的崛起，第一當然要歸功於其地理位置，第二則要歸功於蒸汽輪船的普及。
在蒸汽輪船出現之前，這裡的地理位置雖然重要，但遠遠不如南面的巽他海峽(Sund Strait)。來往於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商船，大多走的是好望角-巽他海峽，相比之下，那裡更為便捷。
彼時的新加坡，是海盜們的天堂。在帆船時代的刀兵抗爭中，海盜們無論從船隻的噸位、裝備，還是從作戰經驗，都絲毫不遜於任何一國的官軍，甚至連荷蘭的軍艦，也會被海盜們劫掠。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淵對這裡的海盜活動記載說：「舶往西洋，本番（單馬錫，即今日新加坡）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舶人須駕箭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賊船二三百復必默來迎戰數日，若僥倖順風，或不遇之；否則人為所戮，貨為所有，則人死系乎頃刻之間也。」(《島夷志略》)
英國人在新加坡設立了殖民地後，面對當地海盜，開始也束手無策。開拓新加坡殖民地的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其秘書文西阿都拉（Abdullah Munshi）如此記載道：
「當時無人敢過新加坡，連魔鬼也害怕這個地方，因海盜在此住宿分贓。他們在這裡殺死擄來的人，有時困分贓不均而自相殘殺，岸上沙灘人頭白骨累累，有新的也有舊的，有些還長著頭髮、牙齒、有些已連牙都沒有了。法誇爾聞言，令人把骨頭搜集放在麻袋，拋在大海底去。」
英國人對此只能望洋興嘆，直到倫敦在1837年從印度調來了蒸汽輪艦「狄亞娜號」（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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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亞娜號」建於1823年，是印度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輪，起先在印度被當作渡船。1824年，英國人將這艘船投入了英緬戰爭（Anglo-Burmese War），立下不少戰功。1837年，這艘船被派往新加坡，進行航道測量，卻意外地成為海盜們的剋星。
據乘坐該船的Charles Buckley日後在《新加坡佚史》（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一書中回憶當時的場景：
「康格爾頓船長（Captain Congalton）坐在狄亞娜號小輪船上面繼續前進，分乘六條大木船（prahu）的海盜看到汽船冒煙，以為船失火了。他們於是拋開正受其追擊的中國帆船，向小汽船衝去。海盜們在船靠近時，便開槍射擊。可是令他們大吃一驚的是，小汽船掉轉過頭迎戰，對準每一條木船猛然剎車，沒頭沒腦地向它們進行毀滅性的射擊，然後迴轉過頭揚長而去，留下許多海盜的屍首，四腳朝天地躺在艙面上……」
這次戰鬥，標誌著新加坡海盜末日到來。在圍剿海盜的行動中，船上的蒸汽本身也被派上用場：英國人直接拿水龍軟管接上蒸汽，向海盜船噴射，將海盜們燙得亂蹦亂跳。
研究新加坡史的英國史學家H.F. Pearson認為：蒸汽預兆著海上搶劫的末日，同時也預兆著貿易新時代的到來（《新加坡通俗史》， Singapore: A Popula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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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海盜們第一次領略蒸汽輪的利害前10年（1827），新加坡就接待過第一艘到訪的蒸汽輪。而在「蒸汽大戰海盜」後3年（1840年），英軍的18艘蒸汽輪，通過新加坡前往中國作戰（即第一次鴉片戰爭）。彼時的印度洋和東南亞，總共約有57艘蒸汽輪在從事航運，還算不上繁忙，帆船依然是海洋上的主角。
蒸汽輪帶來的裝備懸殊，解決了新加坡的海盜問題，到1855年，海盜就不再是新加坡的「不穩定因素」了。但是，蒸汽輪要在「維穩」之外，再扮演「發展」的角色，還需要另一個有利因素的到來——交通流量。
30多年後，這個機會到了——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從蘇伊士運河往東前往中國，穿越馬六甲海峽要比穿越巽他海峽更為便捷，新加坡的交通要衝地位自此奠定。而且，蘇伊士運河規定只準蒸汽輪船通行，於大量的蒸汽輪船迅速地取代飛剪船，投入東西方的航運，載貨量更大的蒸汽輪，在新加坡經停和裝卸，嫋嫋的蒸汽象徵著這個城邦的經濟飛躍。
交通革命，給中西貿易帶來根本的變化。而此時的天朝帝國商人們，卻在這個新變化面前進退失據。
在中國出口額中佔了70-80%比重的英國，從倫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縮短到55-60天。中國茶葉經由蒸汽輪的快速運送，更能保鮮，因此倫敦市場已不再需要維持六至十二個月的茶葉庫存，而同時，世界茶葉的供應量開始急劇上升。這導致了茶葉從賣方市場迅速走向買房市場。
絲綢方面略好。航運大提速後，絲綢交易速度和頻率加快，中國的絲綢出口在當季的頭2-3個月就完成了，絲價因而大漲，甚至在落季後的第三個月，還大大高於倫敦價格。中國（上海和香港）和英國（倫敦）之間電報的開通，令行情能夠迅速傳遞，洋行甚至根據電報開始經營買空賣空的「期貨」，進一步刺激了需求，絲綢市場出現了嚴重脫離產能的「大躍進」。但是，貪圖近利的中國商人們，隨即開始給外商提供偽劣商品，並且對外商協會的多次呼籲置之不理。在產能大躍進之下的質量問題，最終毀滅了這個行業，到1873年中國絲綢價格平均下降了約30%。絲綢的定價權也轉到了外商手上。
在華的外商只要發現茶葉或者絲綢有質量問題，或者價格不合理，便拒絕購買。而中國絲茶產地的農戶和生產商，並不介意國際市場的變化，他們拒絕接受低價。左右為難的中國商人，開始了夾縫中的艱難日子，為自己釀造的苦果付出代價。
抓住了機會的新加坡，卻左右逢源，依託交通革命帶來的中西貿易量井噴，在那時就成了一條飛速增長的「小龍」。
（作者系太平紳士、歷史研究者。此為《穿越新加坡》系列文章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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