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長波理論」依次崛起的世界城市
經濟發展是有周期的，有3年到5年的短周期，有10年、25年的中周期，也有50年、60年的長周期。「長波」指的是50年-60年的長周期。
1926年，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長波理論。該理論認為，從18世紀末期以後，全球經濟發展經歷了三個長周期。第一個長周期從1789年到1849年，上升期為25年，下降期35年，共60年。第二個長周期從1849年到1896年，上升期為24年，下降期為23年，共47年。第三個長周期從1896年起，上升期為24年，1920年以後進入下降期。康德拉季耶夫認為，基礎創新是導致長波的一個主要原因。
關於世界城市的崛起，英國地理學家霍爾曾在1986年撰文，首次把世界城市的形成與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波理論結合起來，探討了19世紀中葉第二次長波對倫敦等世界城市形成的影響。他認為，當時的新產業——鋼鐵工業帶動了大規模的鐵路建設，由此形成匯集於國家首都如柏林、巴黎、倫敦的鐵路系統，從而使得這些首都城市能夠集聚原材料和勞動力發展大規模的製造業，並帶動服務業的發展，為這些城市成為世界城市打下了基礎。
如今，自18世紀末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已經歷了四次長波，促使世界經濟增長重心從英國向德國、美國，再向亞太地區轉移，相應形成倫敦、紐約、東京等世界城市。在此過程中，由創新帶動的每一次長波都會形成新的主導產業，進而帶動世界經濟增長重心的形成和轉移——第一次長波和第二次長波分別形成煤炭、鋼鐵等主導產業，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第三次長波形成電氣機械、汽車、化學等主導產業，世界經濟增長重心轉移至德國、美國；第四次長波形成電子、航空航天等主導產業，世界經濟增長重心轉移至美國西部和日本領銜的東亞國家和地區。
德國為何沒有出現倫敦、巴黎那樣的世界城市
作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卻沒有形成像倫敦、巴黎那樣的世界城市。這與德國特定的歷史條件有關。
德國在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後，分裂成一個個小邦國。1848年，德國各地爆發革命，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領導了內政、軍事和外交鬥爭，先後收回被丹麥佔領的土地、擊敗奧地利、建立北德意志邦聯、發動普法戰爭，直到1871年完成了德意志統一併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由於德國的獨特歷史，造成了每個公國都有自己的政治中心。所以，儘管今天的德國有柏林這樣的大城市，但柏林的歷史相較於有2000年歷史的巴黎、倫敦，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城市布局分散，德國的知識分子沒有在首都集中。比如，德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歌德住在魏瑪；近代哲學的奠基人康德居住在一個小城市，且終生沒有離開過這座城市。但在法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雲集巴黎。伏爾泰、雨果、巴爾扎克等一流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都在巴黎活動並活躍，這就使巴黎具備了世界級影響力。在英國也是一樣，各行各業的人才一定要去倫敦才能夠奠定其影響力。
因此，儘管德國的經濟很發達，但它的城市布局相對分散，這也是德國的一個特點。有學者認為，德國的城市體系代替了全球城市的作用，生產力合理分布，避免了過度集聚。在德國，柏林是政治中心，也是科學和文化中心，法蘭克福是金融中心，慕尼黑是科技中心。許多跨國大公司的總部則分散在各個城市。例如，大眾總部在沃爾夫斯堡、博世總部在斯圖加特。
由跨國公司引發的一場城市競爭
隨著後工業經濟在美國逐漸根深蒂固，以及消費城市和電子商務的興起，服務業更加精細化發展，以亞馬遜為代表的公司開始主導城市的盈虧得失。
2017年9月，亞馬遜公司宣布將在西雅圖以外成立第二個總部，承諾配有50000個工作崗位，投資50億美元建造新樓。亞馬遜此舉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城市之間的競爭。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00多個城市投入亞馬遜第二個總部城市的招標，爭先提出減稅、新建園區、改善基礎設施等條件作為吸引。參與競爭的不乏一些小型的、已衰退的去工業化城市，如康乃狄克州首府哈特福德市。已經陷入市政預算赤字窘境的哈特福德市為吸引亞馬遜，還提交了一系列在康乃狄克河兩岸開發新建築的龐大計劃。
2018年1月，亞馬遜宣布了20個入圍「決賽」的城市名單，其中包括新澤西州紐瓦克這樣的老牌去工業城市，但多數是像亞特蘭大、芝加哥和洛杉磯這樣的大型經濟繁榮城市。該年11月，亞馬遜最終選擇紐約市皇后區和維吉尼亞州北部阿靈頓的水晶城作為第二總部的兩個分部，各創造25000就業崗位。
亞馬遜所採取的這種通過城市之間競標獲取最大利益的做法遭到不少批評。激烈的競爭態勢也反映出不少城市為吸引價值千億美元的企業寧願犧牲某些公共利益。以紐約為例，儘管其提供的30億美元的公共補貼預計可獲得270億美元的回報，紐約一些民選官員依然發聲反對，認為紐約公共基礎設施（如逐漸老化的地鐵系統）更急需更新，公立學校亦資金不足。在此情況下，亞馬遜不該再享受如此巨大的稅收優惠。他們還擔心，亞馬遜的進入將對小型地方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響，甚至影響到計劃中的城市低價住房建設。面對種種阻力，亞馬遜於2019年2月宣布取消其在紐約建設新總部的計劃。
這個案例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城市在平衡競爭發展與公共利益方面面臨的難度，同時也反映了紐約、舊金山等「超級明星城市」所面臨的經濟繁榮發達與社會不平等共存的「新城市危機」。這對其他亦處於在競爭中發展階段的國家與城市不無警示。
（曹靜綜合整理自《中國城市的全球定位:——全球城市的問題域和生長點》，《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期）
[ 責編：秦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