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0日，一位美國學者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內發現了一幅400年前的地圖-《塞爾登的中國地圖》（Selden Map of China），這是一張彩色的，長度約1.6米的捲軸。雖然這張捲軸已經破損不堪，但是這幅地圖奇特之處在於，它是以南海為中心的，而且與今天我們看到的地圖極為相似，地圖當中文字、航路、地貌等也蘊含著豐富的信息。
這幅繪製於明朝中葉時期的地圖，它是應用了何種技術，畫出了如此精準的地圖呢？於是很多國內外的學者加入了研究的行列，而且博德利圖書館還專門開設了一個網站，為全世界研究者服務。這張圖不僅在國外引起廣泛關注，同時在國內也引起很多學者興趣，比如港大錢江教授，陳佳榮、龔纓晏等中外學者紛紛加入研究的行列，2014年港海事博物館與博德利圖書館聯合舉辦《針路藍縷：牛津大學珍藏明代海圖及外銷瓷》特展，並借該地圖展覽之際專門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中國學者也將這幅《塞爾登的中國地圖》命名為《明代東西洋航海圖》
加拿大學者卜正民教授，在2013年出版了《塞爾登地圖：破譯神秘製圖師的密碼》一書，詳細介紹了這幅圖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這幅圖背後的秘密。400年前，中國對世界的了解，遠超西方人的想像。
塞爾登為何要高價收藏這幅圖
這幅圖的作者並不是塞爾登，而是收藏者的名字，約翰塞爾登是一名東方學者，在17世紀，英國人認為東方文化中蘊含了改變世界的知識，所以塞爾登才花費巨資收藏了這幅地圖。
17世紀的英國處在詹姆士一世統治時期，這一時期的也是宗教統治逐漸衰弱的時期，但是教會還在向民眾徵收什一稅，也就是每個人要向教會捐獻1/10的收入，塞爾登寫了一部鴻篇巨著《什一稅的歷史》，該書引經據典，論證了賦稅是教堂與信眾之間的契約，並不是上帝的本意。這一下可炸開了鍋，否定了教會的信仰根基，斷了教會財路。因為影響力太大，詹姆士一還特意接見他，讓他有機會與教會辯論，最後塞爾登憑藉自己淵博的知識，打贏了這場官司。但是沒過兩年，他又激怒了詹姆士一世，因為他主張法律至上，自由至上的言論。於是他被判為洩密罪，關進了監獄。
約翰塞爾登
塞爾登能獲得自由，得益於他另外一本著作《海洋封閉論》。當時蘇格蘭北海一直有荷蘭人在捕魚，歷代君王都沒有管這件事情。但是詹姆士一世認為，這片海域是屬於英國的，如何荷蘭人要在這裡捕魚，那麼就必須繳納賦稅。
但是荷蘭人認為海洋和陸地不同，國家對海洋是沒有主權的，而且他們還有專門寫了法學巨著《海洋開放論》。詹姆士一世雖然不同意，但是拿不出任何論據來，這時候他想到了塞爾登。塞爾登利用自身所學法律相關知識，寫了一本《海洋封閉論》，專門駁斥荷蘭的《海洋開放論》，當然這也是他能夠出獄的條件。雖然這是刀架脖子寫出來的著作，但是後世海洋立法，都是出自這兩部著作，可見他對後世法學的影響。
17世紀歐洲盛行研究東方學問，因為這些知識分子不再滿足於文藝復興以來的知識結構。像塞爾登這樣以睿智出名的學者，一生中掌握的東方語言包括希伯來語、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甚至還有部分的波斯語和土耳其語。這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對知識充滿好奇的人，還因為他渴望突破歐洲現有的知識結構，為他的法學理念尋找更為古老和堅實的歷史依據。
當學識淵博的塞爾登看到這幅彩色巨幅航海圖的時候，雖然搞不懂這幅圖背後的深意，但是他相信這幅圖背後肯定有它巨大的價值，可能具有改變世界的知識，因而他要把它購買下來，並保存好，以便以後深入研究。那麼這幅圖，究竟畫了什麼內容，讓塞爾登驚呆了呢？
《塞爾登的中國地圖》為什麼讓塞爾登震驚
我們時常所看到的地圖，往往都是以中國大陸為中心，《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雖然也用了大量的面積來表現中國大陸，但是畫卷中央卻是一片海洋。這是第一幅以海洋為中心而非大陸為中心的航海圖，圖中準確表現了中國與東南亞、東亞的地理關係。這些現象在中國地圖發展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從西方製圖史來看也是極為特別的。
這幅圖準確度非常高，有關大陸輪廓的描繪和今天的地圖幾乎一致，而且在地圖的上方還繪製一個羅盤，並且在羅盤下方還標出了比例尺。這個羅盤一共被等分了24個方位，正中寫有「羅經」兩字，最外圍標明了8個方向，比例尺分為10個等份，每個等份又分為10個刻度，這些都是歐洲地圖的繪製方法。
這並不是說繪圖者已經掌握了歐洲繪圖的方法，地圖上的比例尺也絕不是裝飾，其中的1寸相當於帆船以4節的航速，航行一天的裡程，在地圖背面還有一些線條與正面東海岸的主航道完全重合。繪圖者是先繪製航線，後填充地形和地貌，而且地圖上的航線也與羅盤圖上的羅經方位也是非常吻合的。但由於當時中國地圖未採納墨卡託投影法，所以難免會因為曲率問題（依據針位與航距推算出的航線無法容納大面積地域而出現扭曲）而影響航線的準確度，因此折中考慮，繪圖者採取了擴大南方海島與海域的方式，將複製的海圖分為幾部分，再重新合攏。
而且這幅地圖居然畫出了磁場的特性，這在400年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為今天的史學家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出版的歷史磁偏角的修正報告能知道，17世紀初，東亞地區的磁偏角大致是偏西6°，而將圖上航線對照著羅盤，竟然也是呈現向左偏斜大概6°的角度。這足以證明塞爾登地圖上的航線信息都具備磁性編碼，反映出地圖繪製時北磁極的位置。
不懂中文的塞爾登如能將地圖展示給歐洲地圖學家，可能其價值會有更大程度地發揮。在西歐科技知識不斷發展，越來越追求精確的情況下，新的海圖不斷出現。從1640年開始歐洲已經有了更為精準的中國海圖，1705年科學家哈雷看到塞爾登中國地圖的時候已經覺得它不夠準確而摒棄不用。所以大概從1658年開始，地圖便一躺就是350年。
這幅圖是從哪兒來的？
卜正民教授在他的《塞爾登的中國地圖》一書中猜測，地圖可能是英國薩利斯船長帶回英國的。約翰·薩利斯可謂英國的一位傳奇式人物，他在17世紀，憑藉一己之力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
17世紀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面對東方香料的巨大利潤，英國與荷蘭之間常常發生衝突，而且英國與荷蘭、西班牙之間的衝突往往以失敗告終。為了避開荷蘭、西班牙，薩利斯船長只能率領船隊來到日本，並且想把歐洲的油畫賣給日本人，這當然是不掙錢的，後來薩利斯船長就利用日本當作跳板，作為中國商品中轉站。因此他在日本遇見了來自泉州的商人李旦，李旦聲稱他掌握者明朝的大量「人脈」，能夠在明朝海禁時期，獲得往來貿易的特權。
很多歷史記載明朝實行海禁，但是海禁並不是完全斷絕與外界的聯繫，而是強調限制出海貿易，對出海的港口、航程、時間進行管控。管控的程度有時嚴苛有時鬆弛，所以，海禁有「嚴禁」和「馳禁」之分。
明朝初年，朱元璋擊敗元朝勢力之後，很多元朝餘部逃往海上，他們勾結日本浪人，侵擾東海沿岸，因此明朝開始實行海禁。後來，日本對明朝的藩屬國朝鮮發動戰爭，為了制裁日本，下令禁海防止對日的貿易。因此在非戰爭狀態下，明朝並不是嚴格實行海禁，有部分掛著朝廷旗幟可以任意航行，進行貿易。這也成為很多海禁官兵的特權，因此李旦所說的「人脈」就非常重要。
靠著這層關係，李旦在與薩利斯船長的貿易當中獲利頗豐。因此卜正民教授推測，這幅航海圖是薩利斯船長帶回去的，那麼它很可能出自一位身處李旦商團這樣混雜環境中的中國人之手。繪製者可能見過西方航海家的地圖，同時也親身經歷過這些航線，因此才有一幅具備現代意識的航海圖。
有一些學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著名收藏家譚廣濂則認為地圖可能是不同族群共同繪製而成，可能是在日本由中國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聯合製作的，因為地圖的紙張可能是日本紙，而且當時中國的分野總圖在日本非常流行。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SotiriaKogou等幾名學者通過遠程光譜成像儀器對地圖的各個部分的光譜帶進行了分析，發現地圖的黏合劑是阿拉伯樹膠，與中國習慣使用的動物膠來繪製地圖的情況不同，這表明地圖的繪製可能與阿拉伯人有關。
和官方的地圖不同，《塞爾登中國地圖》充分體現了大航海時代民間海商的活力與智慧。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以葡萄牙、西班牙為首的西方殖民者對物質財富有巨大渴求，從而開啟了大航海時代。當他們來到東方的時候，發現這些華人早就在環中國海，以及印度洋地區建立了密切的往來貿易，這幅圖充分說明了當時活躍的華商群體。
這張來自民間的地圖，圖中很多大陸地名，為了書寫的方便，使用很多簡化漢字，以節約製圖的空間。這充分體現了大航海時代民間海商的中國觀與世界觀，地圖當中地名並不重要，海洋貿易當中的航線，以及貿易網絡最為重要。朝廷盛行天下觀：「率土之濱莫非王土」，而民間更多的是海洋觀，是一種務實的地理思想與世界觀。
這幅《塞爾登中國地圖》反映了中國在17世紀，開始從境外看中國，從海洋看中國，如果說《鄭和航海圖》是以明朝為中心的航海圖，而《塞爾登中國地圖》則是民間早期全球視野的一個縮影。同時也是16世紀華人積極參與東亞、東南亞貿易的一個明證，證明了民間在全球化中的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