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2月22日報導 幾千年來決定歷史發展進程的，無外乎是外部的物質文明和內在的精神文明。在傳統的歷史書寫視閾下，往往聚焦那些帝王將相、豪傑超人和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至於普通百姓的吃喝拉撒睡，似乎和歷史無關。果真如此嗎？不。在歷史在演進過程中，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同樣是影響歷史變革的重要推手。
亮點：日常生活進入經濟發展史視野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卷本）這部厚重的著作，立足歷史學和經濟學的雙重維度，以百科全書式的視野，試圖完整闡述400年間世界各地人口與階層、工業與農業、市場與貨幣、金融與城市等各個方面的運行與發展概貌，著力描繪一幅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圖景。
該書最大的創新之處，那便是在研究經濟史的過程中，考慮到了普通日常生活在歷史發展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在此之前，鮮有學者從這個維度「切入」。這並不是說其他學者沒有意識到日常生活對於歷史發展的重要性，而是日常生活的零碎史料，像散落在地的細小寶石，撿起它們，需下一番「笨」功夫，需要克服各種知識障礙並長時間搜集、研讀形形色色的、不同文種的史料，若沒有坐冷板凳的決心，這是無法實現的。作者費南多·布羅代爾（1902—1985）憑著一己之力陸陸續續歷經20餘年時間才完成，面對近3000頁的書稿，筆者不得不佩服他的學術研究定力。費南多是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年輕時期曾在巴黎大學攻讀歷史，後在鼎鼎大名的《年鑑》雜誌任職，1984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該書是他最有影響的著作。
經濟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社會發展的全部歷史，覆蓋領域尤為廣泛，人類一切的思想和行為，都和物質文明、經濟活動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人們的日常生活，儘管受到各種習俗、生產能力、自然環境等要素的各種影響，但是生活還是如同涓涓流水緩緩而前，具有相對穩定的特質。這就好比在當下的中國，城市建設是快節奏的，然而人們的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的慣性，經濟發展速度和日常生活方式，並非完全成正比。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林林總總，又在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經濟的運行。筆者贊成布羅代爾書寫經濟史所倡導的「總體史」觀，這更利於盡力去捕捉到真實的歷史。
該書共分為三卷，每一卷雖獨立成書，但在學術見解方面又互為相連。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經濟形態，或者一種社會制度，並非一種偶發現象，其形成的基礎，其實在長時段的日常物質生活中已經埋下了伏筆。因此，他以「總體史」為目標，將長達400年的時段為整體對象，從特定角度描述世界物質文明和經濟發展的變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好比「為世界過一次秤」，旨在確認前工業化時期世界的潛力限度，當時「物質世界」佔據重要地位；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換》將市場經濟和高級資本主義活動加以比較，通過混合和對立使二者互為解釋；第三卷《世界的時間》按時間順序，分析了國際經濟的先後更替形式和主導力量。
中國：人口增長影響經濟「航程」
人口是經濟發展的第一引擎，人口的增減，可以看出經濟發展的興衰程度。然而對十五至十八世紀的400年人口數量進行精確統計，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該書的首卷《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第一章「數字的分量」中，關於中國十八世紀人口數量論述，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大體走向。十六世紀時中國人口大約7500萬，十七世紀大約9800萬，到十八世紀末期已經超過4億，布羅代爾認為，中國人口在這400年之所以能持續增長，與花生、白薯、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的引進及大面積種植有關。
關於食物和人口之間的關係，布羅代爾的晚輩、美國歷史學家湯姆·斯坦迪奇在《舌尖上的歷史》中有過類似的表達：「對世界歷史進程改變最大的，不是別的，正是人類對吃飽飯、吃好飯的欲望。這種欲望激發了人類最大的勇氣，在探索與冒險中，人類自我挑戰，勇敢前行。」筆者認為，人口增長的另一大因素，布羅代爾並沒有把中國人傳統的生育觀念納入其中。在傳統中國社會裡，「多子多福」的思想在民間根深蒂固，加上農業生產和軍事鬥爭需要大量人力，人口可謂多多益善。其實不僅在當時的中國，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情況也基本類似。
與此同時，人口與醫療、健康又發生著關聯。對於中國的衛生狀況，布羅代爾借用了一位英國旅行家的描述：「1793年龐大的北京約有三百萬人，北京的面積小於倫敦，而倫敦的人口數量遠遠達不到這個驚人的數字。那裡住房低矮，全家人住在一起，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差。」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此言未免苛刻。當時的中國乃至歐洲，現代醫療體系位還未建立，英國城市的普通工人家庭中，情況也同樣糟糕。再則，中國人信奉「兒孫滿堂」的觀念，一大家族的人居住一起儘管擁擠，但是其樂融融的和諧與幸福，作為歐洲人的布羅代爾是無法理解的。
西方：殖民地拓展與資本經濟的本質
該書第二卷和第三卷，則主要聚焦這400年內的經濟貿易發展。這兩卷較之第一卷而言，經濟學理論開始凸顯，敘述的生動性和可讀性有所偏弱。這兩卷中，筆者感興趣的是有關殖民地的研究。
十五至十八世紀，對於歐洲諸國而言，經濟發展模式正從農業向工商業階段邁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開足了馬力。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海外殖民地拓展幾乎同時進行，這是因為，歐洲多數國家的自然資源貧乏，在此情況下拓展海外殖民地成為必然。在這400年間，英國、法國、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國家，陸陸續續在非洲、亞洲、南美洲，用武力奪得殖民地，並且屠殺當地居民，搶掠金銀珠寶，大批販賣黑人，實行關稅保護制度，進行商業戰爭。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加強對工人的剝削，積累了巨額資產。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曾指出：「資本主義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布羅代爾作為西方歷史學者，對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並不光彩的發家史，沒有予以否認，這是難得的，需要學術勇氣和底氣。自十八世紀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繼續向前發展，但是會遇到周期性的經濟大蕭條（危機），並且這種周期性的時間越來越短、越來越頻繁。2008年歐美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留下的後遺症，至今依然存留。
通讀全書，筆者獲得這樣的啟發：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風俗、信仰、環境的不同，其經濟發展的道路選擇也應該各不相同，沒有一套現成的、能夠照搬照抄的理論，恰到好處地運用到經濟社會建設中。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道理或崎嶇或平坦，目前任何人都不能給出正確的答案，這隻有在未來的社會實踐中不斷探尋。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共三卷）
著者：（法國）費爾南·布羅代爾
譯者：顧良、施康強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