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十四測年技術，是考古學使用最廣泛，最有效和最可靠的測年方法
今天小編要帶給大家的文章內容與對偃師商城的碳十四測年有關的。話不多說，快點和我一起看看今天的內容都有什麼吧！
碳十四測年技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由芝加哥大學的利比(1908-1980)創造發明的。利比早年在美國著名的貝克萊實驗室從事開創性的放射性研究工作，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實驗，他終於成功地創建了碳十四年代測定技術，並逐漸為考古學界、地質學界所接受，從而成為確定舊石器晚期以來歷史年代的有力工具。為此，利比榮獲1960年諾貝爾化學獎。
1949年3月，當《科學》雜誌第一次公布了利用放射性碳素測定的年代數值時，立即引起世界範圍內考古學界與地質學界的矚目。人們在對這項重大科學發明深感驚異的同時，也向它的創始人利比教授投去了崇敬和由衷感激的目光。然而，碳十四測年技術並不是絕對的，它也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個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所測定的年代並不精密，一般都會存在一定的誤差。這種誤差的出現，一方面和標本的時代有關，年代越遠，誤差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也和地域差別有關，因為地球上的碳分布並不是絕對平衡的，從而使不同地區年代數據的可比性發生差異。再就是與標本的純粹程度有關。如果標本受到汙染，哪怕是草根的殘絲、細菌的粒點等，都要影響到碳十四測年的準確度。不過針對這種情況，還可以用樹木的年輪進行校正。
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碳十四測年仍然是考古學上使用最廣泛、最有效和最可靠的測年方法。目前，我國已經公布了上千個考古標本測定數據，測定的準確度越來越高，其水平已經居於世界的前列。正是鑑於碳十四測年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所發揮的獨特而巨大的作用，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對碳十四測年技術寄託著厚望。從1998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學考古系，分別在兩個實驗室中開始了碳十四測年工作，這標誌著構建夏商周文明整體框架的關鍵性工作由此正式開始。為了確保測試結果的精確度，仇士華、陳鐵梅、原思訓等碳十四測年專家們親赴考古工地，與考古學家一起進行小規模試掘。經測年專家對二里頭遺址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擬合，並與考古分期成果相互整合後，所推定的二里頭遺址的年範圍是公元前1880年至前1521年，其時間跨度為359年。
顯然，這與文獻記載的夏王朝始建年公元前21世紀要晚約百年，另外，碳十四測定二里頭文化的總年代，也與斷代工程所採用的夏代積年471年說，尚有110多年的差距。就是說碳十四測定的兩個數據，與文獻記載的這兩方面的數據均相差甚遠。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認為，二里頭文化只是「后羿代夏」以後，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夏代早期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去尋找，如登封王城崗等地。如果找到了夏代早期文化，整個夏代紀年便有可能和文獻記載相吻合。工程專家組大概對二里頭遺址的測年結果有所預料，所以在斷代工程」開始之時，同時也把早期夏文化研究」列入專題，並決定對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進行考古再發掘和碳十四檢測。
1986年，李伯謙先生在他的《二里頭類型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中，再次提出了這種見解。但他和田昌五先生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更多地從考古學上對二里頭文化進行分析和認識。他之所以能產生這樣的看法，並非突發奇想，而是經過了一個長時期思想孕育成熟的過程。李伯謙最初和大多數學者樣，也贊同二里頭文化西亳說，認為它是早商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才是夏文化。登封會議上，他的老師鄒衡先生提出鄭州商城亳都說、二里頭遺址夏文化說後，經過反覆思考與認真研究，他認為鄒先生作出的論斷，論據有力，論證充分，非常具有說服力，值得信服。
1983年偃師商城發現後，考古材料表明，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基本同時，這就為鄒先生的論斷增添了新的論據。既然二商城都是早商都邑，那麼早於它們的二里頭文化也就只能屬於夏。此後，李伯謙接受了二里頭遺址夏文化的觀點，但是他對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是否為最早的夏文化仍心存疑慮。從考古材料看，二里頭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時間上緊密銜接，但文化面貌卻迥然有別。從地層關係看，二里頭一期遺存常常疊壓在河南龍山文化之上，二者時間上緊密相連，其間不可能再有什麼缺環。可是它們之間的文化面貌，為什麼卻有著明顯的差異呢？二里頭文化中為什麼會存在著相當數量的來自被認為是東方夷人文化的山東龍山文化因素呢？
這種現象表明，從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之間，曾經出現過文化中斷，並產生過突變。二里頭文化既不是河南龍山文化的自然延續，河南龍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頭文化的全部來源。縱觀考古學演變過程，產生這種文化突變的原因，一般都是由大規模的戰爭或部族的遷徙等重大社會變革導致的。而根據文獻記載，夏王朝的建立並不是異族的入侵和兼併的結果，而是通過統治階級內部禪讓制的轉換，自然發展的結果。那麼，夏王朝早期文化面貌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的激變，而不是平緩的過渡呢？
這些問題就像謎一般時常在李伯謙的腦海中盤旋，他期望著儘快揭開其中最深層次的奧秘。一天他在先秦文獻中找到了「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少康中興」等記載，這些事件仿佛一道閃電在他的腦海中划過，讓他看到了希冀的曙光。他想這種文化差異和突變難道是太康時期東夷族入侵造成的嗎？他懷著興奮的心情急忙找出發據者在1965年第5期《考古》上發表的簡報進行對照，其中「二里頭類型應該是在繼承中原的河南龍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山龍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發展成的」論斷，像燧石一樣與他的思想發生碰撞，迸發出耀眼的火花。他茅塞頓開，相信兩者絕非巧合，作為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之所以與河南龍山文化有別，之所以出現東方夷族文化因素，不正是夏初時期，夷、夏兩族激烈衝突的結果嗎？
后羿族的居地恰好在山東龍山文化範圍內，因此又稱「夷羿」，夏初后羿乘太康外出遊獵時，鳩佔鵲巢，侵佔了夏的王國，並在此地統治40年之久，正是在這入侵過程中，后羿把山東龍山土著文化帶入到二里頭遺址，並和原有的文化相結合，從而構成了二里頭遺址特有的文化面貌。李伯謙的這種推論無疑是對夏文化探索的一大貢獻，它既以回答二里頭文化中為什麼會含有山東龍山文化的因素，同時又解釋了二里頭文化的總紀年為什麼會少於文獻記載的夏紀年的問題。而以往圍繞二里頭文化性質和年代提出的其他種種看法，似乎都還難以圓滿解釋這種矛盾存在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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