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務工地點選擇影響因素研究*
——基於全國3176份問卷
郭俊芳 李 軍 武拉平
內容摘要：本文基於2013年對廣東、山東、四川、河南、浙江和北京6省市農民工進行調研所獲得的3176份有效問卷，建立離散選擇模型，分析農民工務工地點的選擇傾向。研究結果表明：個人特徵方面，受教育水平較高、年齡較小以及打工收入較高人員，多選擇離家較遠的外省市務工；家庭特徵方面，家庭資產越少、家庭負擔係數越小以及人均擁有耕地數量越少者，越傾向於選擇外省市務工；家庭社會關係方面，家裡在外打工人數越多和親戚朋友介紹找到工作者，多選擇外省市打工；家鄉所在地資源稟賦方面，家鄉位於山區和丘陵地區人員，偏向於選擇外省市務工，戶籍所在地屬於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多選擇外省市務工，而戶籍屬於華南、華東和西南地區傾向於本省市務工。
關鍵詞：農民工；務工地點；選擇傾向；離散選擇模型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794（2015）08-0028-05
DOI：10.13778/j.cnki.11-3705/c.2015.08.006
一、引言
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後，我國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農民工數量迅速增長。但需要注意的是，農民工的部分特徵隨著時代變化而與以往有所差別，特別是農民工的外出就業地選擇近年來發生的變化，突出表現為：本地農民工和舉家外出農民工的增加以及家庭中單獨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增速放緩[1]。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速明顯放緩，而本地農民工有較快增加，同時舉家外出人數也有較快增加。2013年農民工數量比2009年增長17.04%，其中本地農民工增速為21.78%，舉家外出的農民工的增速為18.85%。而外出農民工增速最低，僅為13.12%。近年來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屢屢發生的「用工荒」，也印證了農民工流動的新特點，這一變化趨勢對我國城市化進程具有重要影響。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受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推動，我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1996年之後的15年內上升20個百分點，2012年已提高到52.57%。因此，深入考察農民工打工地點選擇傾向及其影響因素，可為政府合理引導農村勞動力流動、推動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建議。
國外針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相關研究可以歸為結構主義方法、新古典主義方法和行為主義方法。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是結構主義方法的典型代表，強調社會制度因素對勞動力轉移造成的影響，忽視了微觀主體自身的作用。新古典主義從微觀角度出發，以勞動力個體為研究對象，託達羅模型是其經典研究。但它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沒有考慮勞動者個人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是複雜多樣的，需要從社會制度、群際關係以及個體特徵等方面引入更多的變量。
國內關於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基於行為主義方法的實證研究居多。趙耀輝（1997）運用Logit模型，從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擁有的土地等方面分析了這些因素對勞動力外出的影響[2]。都陽等（2003）針對遷移和貧困之間關係研究，認為家庭和個人稟賦差異是決定遷移的重要因素[3]。Lin Justin et al（2004）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區域之間的人均收入差異、遷移成本、國家制度因素、個人特徵以及家庭特徵都會影響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意願[4]。侯紅婭等（2004）的研究發現，文化水平和年齡是影響農民城市化意願的主要因素。年齡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轉移的意願越強烈[5]。而朱農（2002）和丁守海（2006）著重分析收入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結果表明，收入差距在遷移決策中起著顯著作用[6-7]。程名望等（2005）使用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分析了個體特徵和家庭特徵對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結果顯示，個人特徵中男性和身體健康的農民外出就業意願更強，家庭特徵中，戶主、受過農業技術教育或培訓的農民更不願意外出務工[8]。王智強等（2011）基於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資料庫，運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表明，婚姻狀況、健康和娛樂偏好對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決策有顯著影響，而當前收入的影響並不明顯[9]。朱欣樂等（2013）基於2009年東北三省的調查問卷，運用離散選擇模型研究了家庭中外出務工人數和打工地點的影響因素。結論表明，正在讀書孩子人數、農業收入、婚姻狀況會影響務工人員對地點遠近的偏好，60歲以上人口、正在讀書孩子個數、家庭農業收入及總支出對農民是否選擇打工有顯著影響[10]。
可見，目前國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既有宏觀經濟政策的角度，也有農戶微觀主體的角度，但研究主要集中於農村勞動力是否選擇外出務工的影響因素，研究對象主要為農村勞動力。而較少學者專門針對已經外出務工人群，分析影響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因素。且上述的實證分析中，使用的數據多為農村固定觀察點或者中國營養與健康資料庫，變量選擇受限，針對性有待完善。本文將運用2013年對廣東、浙江、山東、四川、北京和河南6個省市農民工的調研數據，基於對農民工調研獲得的3176份樣本，建立離散選擇模型，從農民工個體、家庭特徵、家庭社會關係以及家鄉所在地資源稟賦分析農民工務工地點選擇傾向的影響因素。
二、理論基礎
勞動力的流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Sjaastad（1962）和Becker（1975）認為遷移是人力資本的函數，年輕勞動力、文化素質高的勞動力有較大遷移的可能性[11]。而以Stark(1991)為代表的新遷移經濟學認為勞動力作出遷移的決策，往往需要和家庭成員進行商議。已經遷移的人員會對家庭其他成員以及親朋好友的遷移決策有重要影響，由此形成「遷移關係網」，該網絡的存在可以有效傳遞遷移信息，降低遷移成本和遷移風險，使得遷移更容易進行[12]。
Jorgenson(1967)明確提出了「推—拉」理論。認為人口遷移是「推」和「拉」兩種相反方向的力作用的結果，在遷出地存在促進人口遷出的「推力」，如較少的就業機會、較低的收入水平、惡劣的自然條件等因素，在遷入地存在促進人口遷入的「拉力」，如較高的收入水平、較多的就業機會、較完善的基礎設施等[13]。該理論主要強調外部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
依據上述理論，影響農民工務工地點選擇的因素可以歸納為：（1）個人特徵，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外出務工時間長短、打工收入、戶籍所屬地區；（2）家庭特徵，包括家庭耕地數量、家庭負擔、家庭擁有資產等；（3）家庭社會關係；（4）家鄉所在地資源稟賦及經濟發展水平特徵。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本文數據來源於中國農業大學糧食經濟研究團隊2013年度「城鎮外來務工人員就業和食品需求」調研項目，本次調研地點的選取是根據 《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輸入地的分布，考慮區域的代表性，選取廣東、山東、四川、河南、浙江和北京6省市作為調研地點。考慮到不同區域的生產、生活和消費特點，在每個省（市）選取兩個市（縣），一個是省會城市，另一個是農民工分布較多的地級或縣級市。從行業上說，選取農民工集中的製造業、建築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住宿餐飲業。在每個市（縣）基本按照《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6大行業的比例分配樣本數量。調研對象為農民工個體，調研時間為2013年4—7月。共回收問卷3500份，本文因後期計量分析的需要，最終使用了3176份，其餘約10%的樣本，均有個別變量的缺失被剔除。其中浙江683份、山東529份、四川357份、北京576份、廣東485份、河南546份。調研樣本的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調研樣本基本情況
調查內容
分類
樣本量
比重（%）
務工地點
本鄉鎮
107
3.4
本縣其他鄉鎮
342
10.8
本省其他縣市
1045
32.90
其餘省市
1682
53.0
性別
男
2109
66.4
女
1067
33.6
年齡
16～20歲
194
6.1
20～50歲
2661
83.8
50以上
321
10.1
婚姻狀況
未婚
1085
34.2
已婚
2091
65.8
受教育年限
≤9年
1755
55.3
9-12年
766
24.1
≥12年
655
20.6
打工收入
≤3500元
2215
69.7
3500～6000元
819
25.8
≥6000元
142
4.5
家庭耕地數量
≤4畝
1670
52.6
4-10畝
1348
42.4
≥10畝以上
158
5.0
家庭在外打工人數
≤2人
2445
77.0
3～5人
715
22.5
≥5人以上
16
0.5
家鄉有幾間住房
≤4間
1213
38.2
4～8間
1269
40.0
≥8間以上
694
21.8
戶籍所屬地區
東北
67
2.1
華北
220
6.9
華東
1010
31.8
華南
196
6.2
華中
1065
33.5
西北
73
2.3
西南
545
17.2
四、模型設定與結果分析
（一）模型設定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民工外出務工地點，解釋變量分為個人基本特徵、家庭基本特徵、家庭社會關係以及家鄉所在地資源稟賦。變量的具體解釋如表2所示。據此，本文建立離散選擇模型如下：
（1）
其中，表示被解釋變量，分別表示各解釋變量，表示各解釋變量的回歸係數， =1，2，…，12。
表2 變量選取與統計性描述
變量類型
變量名稱
變量含義
均值（比例）
標準差
因變量
務工地點
0=本鄉鎮
3.37
-
1=本縣其他鄉鎮
10.77
-
2=本省其他縣市
32.90
3=其他省市
52.96
個人基本特徵
性別
0=受訪者為女性
33.6
-
1=受訪者為男性
66.4
-
年齡
受訪者的年齡
33.98
11.25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10.33
3.18
婚姻狀況
0=受訪者未婚
34.16
-
1=受訪者已婚
65.84
-
打工收入
受訪者打工月收入（元/月）
3337.76
1711.99
家庭基本特徵
耕地數量
人均擁有的耕地數量（畝）
1.04
1.54
家庭負擔係數（burden)
60歲以上老人和16歲以下小孩人數之和與總人口數之比
0.32
0.30
家庭擁有資產（asset）
家鄉有幾間住房
5.78
3.30
家庭社會關係
外出務工人數
家裡在外打工人數
1.99
1.00
找到本工作的途徑
1=親戚朋友介紹
58.28
-
2=通過勞動力市場上
28.78
-
3=通過政府和其他渠道
12.94
-
家鄉所在地資源稟賦
所處地形地勢
0=其他地形地勢
57.37
-
1=山區和丘陵
42.63
-
戶籍所屬地區
0=東北
2.1
-
1=華北
6.9
-
2=華東
31.8
-
3=華南
6.2
-
4=華中
33.5
-
5=西北
2.3
-
6=西南
17.2
-
註：對於連續變量，表中的數據為均值；對於離散型變量，表中的數據為所佔比例（％）。
（二）回歸結果分析
在stata11.0中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TSLS）對方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回歸模型的整體擬合效果較好，LR卡方值為360.21，P值為0.000，表明在1%水平下顯著。個人特徵、家庭特徵和家庭社會關係特徵等諸多因素影響農民工外出打工地點選擇。
1.個人基本特徵。
不同的個體，其自身資源稟賦存在較大差異，對農民工務工地點的選擇有重要影響，除性別、婚姻狀況以及打工年限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餘個人特徵變量均通過顯著性檢驗。
（1）受教育年限變量係數顯著為正，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能得到的工作的機會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趨向於選擇離家較遠的其他省市打工。年齡變量顯著為負，表明年齡越小，家裡負擔相對較輕，沒有家庭的壓力，好奇心強，接受新事物能力也強，相對於老年人而言，更趨向於選擇距離家鄉較遠的其他省市去打工。
（2）打工收入變量係數顯著為正，表明打工收入越高，選擇外省市打工的可能性越大。農民工外出打工多因為對生活現狀不滿意，因而情願選擇離家遠點，到收入高一些的地方打工。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在調研中發現，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賺錢。
2.家庭基本特徵。
家庭基本特徵中，家庭擁有耕地數量、家庭資產和家庭負擔係數等變量通過顯著性檢驗。
（1）人均擁有耕地數量變量係數顯著為負，表明人均擁有的耕地數量少，越傾向於選擇離家較遠的其他省市打工。人均耕地數較少，需要的勞動力較少，收入也較少，為去離家較遠的外省市打工提供了客觀條件。
（2）家庭負擔係數顯著為負，表明家庭負較重的農民工多選擇離家較近的本省市務工。家中60歲以上老人和16歲以下小孩的人數越多，家庭負擔係數越重，沒有辦法去離家較遠的地方打工，只能選擇離家較近的地方。相反家庭負擔係數小的農民工通常選擇外省市打工。
（3）家庭資產係數顯著為負，和預期相反，表明家庭資產越少，越傾向於選擇離家較遠的其餘省市務工。家庭資產少的農民工意味著在家鄉經濟條件較差，為達到較好的經濟條件，寧願選擇離家較遠的外省市打工，這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3.家庭社會關係特徵。
（1）家庭在外打工人數係數顯著為正，與預期相符，說明家庭中外出打工人數越多，越傾向於選擇離家較遠的其他省市打工。一般來講，只要有一個成員外出打工，其餘有條件的家庭成員都會跟隨，陸續出來打工。
（2）在模型估計過程中，將通過勞動力市場找到工作作為參照組。結果顯示，通過親戚朋友介紹變量係數顯著為正，表明相對於通過勞動力市場，通過親戚朋友介紹找到工作者，更易選擇離家較遠的外省市務工。通過勞動力中介市場找到工作的農民工，則多選擇本省市。而通過政府和其他渠道找到工作變量的係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主要由於就業信息傳遞的制約。中介市場所擁有的招工信息地域範圍有限，跨省市的信息相對較少，而政府相關的服務處於剛起步階段，還不能及時、準確地向當地農民通報就業信息，導致農民工跨省市外出打工主要通過親戚朋友介紹。
4.家鄉所在地資源稟賦及經濟發展水平特徵。
作為家鄉所在地資源稟賦特徵代理變量之一，家鄉所處地形地勢變量係數顯著為正，表明家鄉位於山區和丘陵地區的農民工通常會選擇離家較遠的外省市打工。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和平原、沿海地區相比，山區和丘陵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所需的勞動力相對較少。因此，當地農民只能選擇到外省市務工。
表3 實證檢驗結果
變量名稱
係數
標準差
性別
0.078
0.053
年齡
-0.011***
0.003
受教育年限
0.029***
0.008
婚姻狀況
0.099
0.066
打工年限
-0.006
0.004
打工收入
0.001***
0.000
家庭負擔係數
-0.161**
0.081
人均擁有耕地
-0.065***
0.018
家庭資產
-0.025***
0.007
家裡在外打工人數
0.153***
0.024
找到本工作的途徑
（以勞動力市場途徑作為參照組）
親戚朋友介紹
0.242*
0.072
政府和其他渠道
-0.118
0.055
家鄉所處地形地勢（situation)
0.211***
0.052
戶籍所屬地區（region）
（以華中地區作為參照）
東北
1.226***
0.249
華北
0.758***
0.111
華東
-0.177***
0.058
華南
-0.776***
0.106
西北
1.419***
0.244
西南
-0.494***
0.074
觀測值個數
3176
LR卡方值
360.21
P值
0.000
註：***表示在1% 的水平上顯著；**表示在5% 的水平上顯著；*表示在10% 的水平上顯著。
就戶籍所屬地區變而言，相對於戶籍屬於華中地區而言，戶籍屬於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係數顯著為正，表明上述地區的農民工較多選擇外省市打工，而戶籍屬於華南、華東和西南地區的係數顯著為負，則說明以上地區農民工多選擇省內打工。該現象正好和我國各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契合。東北、華北（除北京和天津市外）和西北地區各省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偏低，務工機會偏少；華東、華南、華中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務工水平較高。調研中也發現戶籍屬於山西、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吉林和遼寧的農民工偏好於選擇北京市。而戶籍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以及四川、廣州等省市的農民工多選擇在本省打工。
五、政策建議
基於以上實證分析結果，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有關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政策時，必須要以農民作為主體，充分考慮其個人特徵、家庭特徵和社會關係特徵等因素。具體而言，第一，目前農民工外出就業信息的獲取主要依靠「血緣」和人際關係網絡，該方式的可靠性和信息量相對欠缺，而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收費較高，使用該方式的人數相對較少。因此，相關政府部門需要及時有效地搜集、發布就業信息，建立輸出地和輸入地一體化的就業信息網，同時要建立勞動力中介市場服務體系，規範勞動力中介市場，控制收費額度。第二，受教育水平是農民工外出務工重要的影響因素，需要加強農村的教育投入，提高農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職業教育，有助於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和轉移。第三，家庭負擔也是限制農民工遠距離外出務工的重要因素。因此，為了促進農民工的合理轉移，一方面針對農村留守老人以及年齡日益增加農民工迫切的養老需求，建立完善的新型養老保障制度，使其老有所養，合法權益能夠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要有效解決跟隨父母進城兒童的上學問題，同時社會和政府應儘可能多為留守兒童提供服務和便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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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郭俊芳，女，1977年生，山西神池人，現為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
李軍，男，1976年生，山東萊陽人，現為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
武拉平，男，1969年生，山西文水人，現為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