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底的這段時光，對於天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鄭連斌來說頗不尋常。在剛剛度過了72歲生日後，他在上海人類學學會學術年會上榮獲了2020年「人類學終身成就獎」（又稱「金琮獎」）。作為這一殊榮的獲得者，鄭連斌的紀念浮雕將被永久鐫刻在復旦大學江灣校區「人類學終身成就獎」紀念牆上。
不過，更令鄭連斌欣喜的是，在度過了因疫情而蟄伏的大半年後，他終於帶領團隊又一次出發，到湖南麻陽採集了湘西苗族的體質數據。此後，又與廣西取得聯繫，於年底前赴防城港市，開展計劃已久的京族體質調查。
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為各族群進行體質調查，繪製中國人的體質地圖，這是潛心民族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鄭連斌保持多年的工作常態。近四十年執著堅守，櫛風沐雨風餐露宿，他帶領團隊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建立起中國各民族體質人類學的完備資料庫。
與體質人類學結緣
1983年的一天，從內蒙古師範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的鄭連斌「泡」在圖書館裡看書。當隨意翻到一本《中國八個民族體質調查報告》時，他眼前一亮。這本由復旦大學和上海博物館專家在雲南及周邊地區做了8個民族的體質測量後寫的書讓他動心了：「這項工作我也能做。」他隨即聯繫復旦大學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教授夏元敏，開啟了民族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科研「長徵」。
「8000元，這是我的第一筆科研經費。」鄭連斌回憶。上世紀80年代末，他用這筆當時堪稱「巨款」的經費，花了三年時間跑遍了內蒙古110多萬平方公裡區域內的所有民族聚集地，對蒙古族進行體質測量。火車、汽車、馬背，是他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彎角規、直角規、馬丁尺，是他行囊中的常備工具；乾燥、風沙、嚴寒，是他每一段路途中形影不離的「夥伴」……在這樣艱苦的研究條件下，鄭連斌開展了國內首次全面針對蒙古族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完成了對四個民族青少年生長發育、營養狀況、優勢眼以及眼部特徵、耳部特徵、聽覺閾限等一系列指標的測量與調查。
自此，鄭連斌開始了中國民族體質研究的漫漫徵程。
1997年，鄭連斌調入天津師範大學工作，組建了天津師範大學人類生物學團隊。此後，天津師範大學和內蒙古師範大學兩個人類生物學團隊緊密合作，將研究對象從內蒙古自治區諸民族逐漸擴展到全國範圍的族群，先後開展了「內蒙古7個民族18項指標的人類群體遺傳學研究」「中國僜人、克木人等6個人群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中國11個少數民族體質特徵的人類學研究」三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2009年，由天津師範大學牽頭，鄭連斌帶領團隊啟動了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漢族體質調查。為了儘量保證數據的「典型」性，團隊刻意避開了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動大的城市，而是以方言特徵做大致分類，深入到各省份中小城市和農村，對在當地世居三代、身體健康的漢族成年人分年齡組進行測量、調查。
從東部的浙江、福建，到西部的西藏、甘肅，從南邊的廣東、廣西，到北邊的黑龍江、吉林，團隊在22個省份設置測量點，歷時4年，測量了2.7萬餘名「典型」漢族人。通過調查獲取可觀的數據，團隊完成了規模浩大的漢族體質人類學研究。這不僅破譯了漢族人體質「密碼」，還為生物學、遺傳學等學科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數據支持。
這項調查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建立資料庫，在調研過程中，團隊解決了很多以往學界存疑的問題。譬如，他們通過數據搜集和分析發現，維吾爾族主流上屬於東亞人種，該成果發表於《中國科學》期刊。
「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國家生產領域提供最基礎的人體數據。比如說，生產衣服、鞋帽的尺寸確定，各類學校裡教室的高度設置，等等，這些都與個體數據密切相關。」談起自己熱愛的體質人類學，鄭連斌眼睛裡充滿了深情。
他是最能吃苦的「領頭羊」
「團隊裡他年紀最大，但最能吃苦，常常令我們自愧不如。」
「他的腿受過傷，但不管多難走的路，他永遠走在最前面，讓我們年輕人都甘拜下風。」
……
這是團隊成員對鄭連斌的評價。
天津師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宇克莉忘不了，2016年夏天團隊前往西藏墨脫尋訪「門巴人」的驚險遭遇。墨脫曾經是全國2100多個行政建制縣中唯一不通公路的縣，如今雖然通了路，但只有越野車才能保證安全通行，大家好不容易找到了越野車，卻沒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塌方將路阻斷。
「那條路是從半山腰上硬鑿出來的，下面幾十米全是懸崖，懸崖下邊就是水流湍急的雅魯藏布江。」宇克莉回憶說，當時大家都嚇壞了，有的學生甚至嚇哭了。鄭連斌也猶豫著到底該怎麼辦，是打道回府還是繼續前行？和當地的村民們一聯繫，得知他們已經在村子裡集合，甚至自發地排好了隊，大家一致決定走著去村裡。
鄭連斌和大家一起翻過2米多高的落石，背上測量儀器，走了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後終於抵達目的地。他們來不及休息便立即開始工作，為100多名門巴人進行了測量，直到下午4點才吃上一口午飯。
離開墨脫，團隊前往日喀則地區。在中尼邊境上有一個獨特的族群——夏爾巴人。他們世居深山老林，過去幾乎與世隔絕，後來因為給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各國登山隊當嚮導而聞名於世。鄭連斌帶領團隊來到了定結縣陳塘鎮，對夏爾巴人進行體質測量。
說是鎮，大家還是被陳塘鎮的位置震撼了——這是被重重疊疊的高峰巨壑阻隔著外界文明的喜馬拉雅山脈深處，是珠峰東南側的原始森林地帶，路途之艱險令人心驚。
「夏爾巴人都住在山頂，車到半山已經上不去了，大家只好開始爬山。」團隊成員、天津師大生命科學學院教師張興華回憶道，雖然垂直距離只有400多米，但大家在這條危險崎嶇的山路上足足爬了一上午才最終到達，「你都想不到，第一個登頂的竟然是鄭老師。」
艱苦的條件絲毫沒有影響工作進度，他們在相同的工作時間內能比別的團隊採集更多的數據，因此常有人向鄭連斌「取經」，鄭連斌也會無私地分享經驗。
「我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鄭連斌說，這是自己多年野外組織測量工作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如何與當地政府溝通、挑選什麼樣的聯絡人、住宿的地址選在什麼位置、怎樣安排路線和時間……鄭連斌心裡都非常「有譜」，這也是他為什麼堅持要和大家工作在第一線的重要原因。
關於鄭連斌獨特的工作方法，宇克莉至今記得2015年在瀘沽湖畔為摩梭人做體質測量時的情景，「當地已經是非常熱門的旅遊地，摩梭人都在忙著掙錢，沒空搭理我們」。就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鄭連斌反而樂呵呵地帶著大家開始「觀光」。等到夜幕降臨，摩梭人開起了篝火晚會，鄭連斌趕緊帶著大家「賣力」地唱歌、跳舞，和當地人相處得很愉快。第二天，摩梭人三三兩兩來到測量點，所有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團隊成員、天津師大體育科學學院教授包金萍則對鄭連斌的小心謹慎印象深刻：「每次調研回來的路上，他都自己親自負責背著調研數據資料，夜裡在臥鋪睡覺的時候，就把數據資料壓在枕頭底下。」
「錢可以丟，數據不能丟啊！」這是鄭連斌經常說的話，「那些數據，是大家克服多少困難，一點兒一點兒測量搜集來的，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言傳身教自樹樹人
團隊裡的研究生們都記得，加入團隊之初，鄭連斌會給他們「打預防針」，告訴他們開展田野調查時條件非常艱苦，要做好心理準備。有的學生會說：「鄭老師，我不怕苦，我從小在農村幫父母幹農活，田野調查不在話下！」然而，做調查回來後，每個人都會對他感慨：「鄭老師，我真沒想到會是這麼苦！」
在貴州凱裡望壩村做數據採集時，因當地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身高近1.8米的鄭連斌只能躺在一張不到80釐米寬的床板上休息，連續三個晚上他「動也不敢動」。
在四川平武做調查時遇到了罕見的暴雪，大家只帶了春秋穿的衣服，鄭連斌凍得「身體完全沒了感覺」；在雲南楚雄又遭遇了連日陰雨，大家只能在雨中完成測量，又得知下一個目的地的鐵路已經中斷……
但不管條件多麼艱苦，鄭連斌都始終保持著積極樂觀的心態。「這些都是小事」是他對大家說得最多的話。
團隊裡的研究生宋晴陽每次外出參加調查，在勞累了一天之後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看鄭老師在朋友圈裡發的「遊記」。她還記得鄭老師這樣描述在新疆工作時的狀態：「西域大道測維族，秩序井然工作忙。日半測完二百餘，工作順利好還鄉。漫漫戈壁飛馳過，長城垛口迎朝陽。人生苦短皆行客，難留史冊寫數行。不如背包四海走，看遍落霞心舒暢。」
「再難再苦的工作，鄭老師都能用灑脫的筆觸描繪出來，我們也受到他的感染，樂觀地面對困難，積極投身到調研工作中。」宋晴陽說。
研究生向小雪從鄭連斌身上受益最深的，是他嚴謹的工作態度。「每次調查中，他都會認真監督每一個人的測量，以儘量避免出現誤差。他讓我們明白，科學是嚴謹的，搞科研的態度必須是嚴肅認真的。」
鄭連斌的敬業精神也深深影響著團隊的每一個成員。
2019年，團隊開展了「中國56個民族的表型調查」，隨後開始籌備出書。然而2020年8月，鄭連斌的身體出了問題，去醫院做檢查被高度懷疑是癌症。在做完穿刺等待結果的5天住院時間裡，鄭連斌每天還是會在工作群裡準時出現，給大家安排出書的各項工作，提出注意事項。只有宇克莉等少數人知道鄭連斌的狀況，看到他忘我的工作狀態，心裡很難受。還好最終檢查結果出來，是一場虛驚。
傳統的體質人類學近年來受到冷落，因為研究人員必須下苦功夫做調研，而影響因子高的期刊又不接受這類論文，所以需要耐得住寂寞，甘心坐冷板凳。鄭連斌用自己的言傳身教告訴大家，要「有耐心，不計較，用一個個紮實的數據來說話」。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由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高校人文社科學者期刊論文排行榜（2006—2018）的社會學學科排名中，鄭連斌的論文影響力位列第一。
鄭連斌從事民族體質人類學研究田野調查的行程已超過30萬公裡，他的足跡遍布全國22個省份、200多個村莊。如今，本可以退休在家享受天倫之樂的鄭連斌仍然與年輕人一起爬高山、涉險灘，在大山裡，在邊境線，在一個又一個散落在地圖上的小村莊從事著他喜愛的體質人類學研究。
為什麼不願意離開？鄭連斌說：「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還缺少一份完整的、可靠的、屬於我們自己的身體數據。我既然從事了這項研究，就有責任來完成這個任務。雖然工程浩大，但我還是想堅持下去。」
《中國教育報》2021年01月0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