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哪裡 圖／Laura
今天想說的劇作家，是王爾德。
小時候曾聽過一個童話。
在一座城市裡，矗立著快樂王子的雕像。一隻小燕子因掉隊而不得不在這個城市留宿，王子的眼淚和善良打動了他，他成了王子的信使。小燕子將王子寶劍上的紅寶石和王子藍寶石雙目取下，送去給這個城市裡需要幫助的人們。
面對雙目失明的王子，燕子毅然決然地主動選擇留下，以生命為代價。當快樂王子看到小燕子死在自己的腳下，他的鉛心瞬間裂成兩半。失去了任何裝飾的快樂王子被市民們視為醜陋不堪，隨即工人們將快樂王子放在爐子裡溶化，更將鉛塊扔在垃圾堆上。
當春天來臨，天使來到這個城市帶走了最美的兩樣東西——鉛心和燕子的屍體，上帝讓他們復活，在天堂裡面永生。
直到很多年後我回想起《快樂王子》這個故事，作者名叫奧斯卡·王爾德，這個英國劇作家，卻被以段子手鼻祖的高冷逗比姿態出現在大眾的視野裡。
「如果你想要把真相告訴人們，最好讓他們笑，否則他們會殺了你的。」
一百多年前，王爾德就已經道出這樣的真理，一碗碗反治癒的雞湯灌得我們無法拒絕，目的就是讓你大道理都知道卻任然無法過好這一生。
王爾德
在那個沒有社交網絡的時代，王爾德已經懂得巧用媒體和上流社交圈的力量，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越是刻薄越是萬人迷的高級段子手。兜售段子就能名利雙收，一邊從報紙賺稿費，一邊在宴會上出風頭。從商業模式上就領先了今天的網紅們多一個世紀，格調段位上也不知要甩出留幾手幾對破產姐妹。當然他也不會放過吐槽自己的碼字職業：「新聞和文學有什麼區別？新聞不忍卒讀，文學沒人去讀。如此而已。」而這，似乎正是段子手這一職業風靡後世的絕佳預言。
但他才不止於做一個段子手呢。王爾德的一生似乎也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他是一個集天使與魔鬼於一身的矛盾人物。既世故又純潔；既虛偽又真實。
他曾說過：「我不想謀生，我想生活。」想生活，就得謀生。同理，想真實就必須虛偽。他在取悅上流社會的同時，又諷刺著上流社會。
王爾德的魅力滲透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言辭行文,他的為人處世, 他的審美品味、奇裝異服，均刻以他獨特的個人印記——美麗的文字,對於華麗事物的嗜好,甚至於對於美麗男孩的鐘愛。
而王爾德離開這個世界的方式也不順遂人意。作為英國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卻因雞姦罪與猥褻罪名譽盡毀後默默死在了一個酒店裡。更諷刺的是，多年後他的故土卻給他立了一個無比陰柔且帶著冷笑的雕塑，而他的墳墓幾乎被口紅布滿，需要花9000歐元去修復。
正如王爾德自己所說：人生真是一件蠢事接著一件蠢事。
王爾德帶著冷笑的雕塑
王爾德向來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千年文學產生了遠比王爾德複雜或更有想像力的作者，但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有魅力。無論是隨意交談還是和朋友相處，無論是在幸福的年月還是身處逆境，王爾德同樣富有魅力。他留下的一行行文字至今深深吸引著我們。」博爾赫斯在提到王爾德時如是說。
還沒有一個作家能像王爾德一樣，如此透徹的看穿生活和藝術的本質。他一直想把自己充滿情趣的生命體驗轉化成藝術，他也真的做到了，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大多數作家，在現實生活中所表現出的一面，總是跟其作品大相逕庭，而且大多數的為人也枯燥無味，甚至讓我們懷疑起他們在作品中所宣導的主張。
而王爾德他一生都在為自己尋找著能表達他的人格魅力的寫作形式，能充分發揮他的天才的寫作形式，但他更在意的是他的生命在現實生活中演繹許多精彩的篇章。他有了這種充滿了生活情趣的真性情，其他的人也自然要黯然失色了。
作為唯美主義陣營中的一員大將,王爾德身體力行地追求他所認為的真正的美——希臘式的美。毫無疑問，王爾德是一位傑出的唯美主義者。
縱觀王爾德的戲劇人生，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他的生平，還是他的作品，無論是他後來的成功，還是一生的孤苦，都和他本身的不羈、反叛的花花公子特徵有著密切的關係，對藝術境界的追求使王爾德具有了現代主義作家的典型特徵。
王爾德在個人的生活中,充滿了對美的追求與反叛精神。生活藝術化是對他最好的評價，他企圖通過藝術創造唯我獨尊的生活。
暫且不去提他那柔軟的齊肩鬈髮，就憑他華麗的絲絨外套和綢緞長褲，在日趨沉悶枯燥的十九世紀男裝中也略顯輕浮造作，高貴質料及美感的衣服以混搭的方式來穿著，打破了傳統的沉默正裝打扮，王爾德是如此的優雅而又迷人。
他以一副花花公子的華麗外表示人，毫不掩飾自己對於美麗事物的偏好。對於社會陳規的輕視，以及反輿論地與許多貌美男子有著親密關係。他後來鋃鐺入獄、名聲掃地讓他本人的命運又帶上了一層殉道者的悲劇色彩。
當年出獄，王爾德擔心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衣服這麼寒磣，出去怎麼見人？於是身無分文的王爾德透過朋友找到了一個裁縫，在他出獄之前做好了一套衣服。不僅如此，他還給朋友們寫信，讓大家為他準備各種衣服、鞋帽、手絹、手套、裝飾紐扣、香皂、香料、頭髮營養液等，每一種都有具體品牌、顏色、樣式要求。一番折騰之後，終於所有東西都準備齊全了，才得以讓他實現「體體面面「的出獄這一想法。
在其作品《溫夫人的扇子》中，曾提及：「一條精心系好的領帶，是嚴肅生活的第一步。」而提起王爾德的作品，便不得不提那部令他名動四方卻也讓他聲名狼藉的《道林·格雷的畫像》。書中對女性的著裝有著非常細緻的描寫，而對男裝的描寫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別在道林·格雷翻駁領扣眼上的花朵。
王爾德本人也酷愛在扣眼上插花，留下了不少佩戴花朵的照片。就連刊登於1884年《名利場》諷刺漫畫中的王爾德，都身著灰色禮服，翻駁領扣眼上有一朵開得正豔的白色康乃馨。王爾德本人偏愛康乃馨，他最愛的香水便是Floris of London的Malmaison，是以一款俗稱法國石竹的康乃馨為主調的香水。1892年他的戲劇《溫夫人的扇子》首演的時候，王爾德還請其中一名演員戴上綠色康乃馨，並鼓勵他邀請來看戲的朋友也戴上綠色的康乃馨。
當時的綠色康乃馨極為罕見，要靠人工染色。愛爾蘭的習俗中，聖派屈克節會佩戴綠色的康乃馨，有人認為出生於愛爾蘭的王爾德因此選擇這種花，但是據王爾德自己說，選擇綠色康乃馨並沒有什麼深意，但是沒有人會猜得到它的深意便是毫無深意，真是十足的王爾德式悖論。然而王爾德沒有想到的是，因為他的這一舉動，綠色康乃馨後來也成了同性戀的象徵。
王爾德對時尚的研究不單體現在自身的衣著打扮上，還運用在他的老本行上。他曾是女性時尚雜誌《女性世界》的編輯，撰寫過論文《著裝哲學》，還專門在美國的第二次巡迴演講中論述了藝術、著裝與時尚的話題，甚至對著一群穿著汙跡斑斑的工裝的美國礦工也不忘大談唯美與時尚。可可·香奈兒曾說過，「時尚會褪色，風格卻千秋永存」，而這句話也被認為是對王爾德名言「時尚短暫，藝術永存」的借鑑。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軼事，當王爾德剛到倫敦定居時，看到窗外衣衫襤褸的乞丐，隨即便給乞丐定製了一身華麗的乞討制服，便一點都不奇怪。
王爾德在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就讀時，很多當時的校友都對他布置房間的豪奢風格印象深刻，王爾德幾乎將自己的房間布置成了家庭沙龍的模樣，他買了很多百合花，葡萄酒杯，藍色花瓶，咖啡杯，華麗鍍金的瓷器等等。每到周日晚上，當大家在公共休息室喝過咖啡之後，王爾德經常舉辦開放式的招待會，桌子上有調製的潘趣酒，菸斗裡有上等的菸草，還有音樂。
無論是王爾德的文藝思想，還是他的作品都具有矛盾、多重的特徵，他堅持自己的文藝主張，即一切藝術都與道德無關，一切藝術都是毫無用處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四部喜劇並沒有完全脫離現實，相反，它們都對現實採取了批判的態度，而且劇中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和道德牽扯上了某種聯繫。王爾德文藝觀與其作品內容之間的矛盾由此表現出來。 同時王爾德還將對傳統的繼承他的作品，猶如他的談吐一樣，使他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值得人們細細鑑賞和品味。
王爾德是一個生活在自己所創造的美學世界中的人。他不顧主流社會的道德規則,最後也被社會所不齒。這也是他個人悲劇的根源。王爾德塑造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花花公子，旨在揭露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虛偽，而王爾德式的花花公子才正是唯美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的最生動體現。
然而王爾德這樣一個優雅高尚的人類，他的悖論卻和他的反雞湯一樣，嗆得人無言以對，卻又自知地欽佩他的智商。
「我的缺點就是我沒有缺點。」
不僅如此狂傲，還有總裁式的無理霸氣：「第一：我永遠是對的；第二：如果我錯了，請參見第一條。」（請廣大戀愛中的女性向王爾德先生的簡單霸氣學習：）
「如果你以為已經理解我的意思了，那麼你已經誤解了我的意思。」
除此之外，王爾德似非而是式的悖論一樣讓人稱絕：
「每次人們贊同我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一定錯了。」由這句話可以推理出「我是對的的時候，人們都不贊同我。」
這樣的措辭使人理屈詞窮，百口難辯，他輕而易舉地將真理佔為己有，無論怎麼去論證以上的語句，真理總是站在他的那一邊。
王爾德式的機智以悖論為主，也是他至理名言的特色。在王爾德的作品中，層出不窮的，無懈可擊的悖論能夠讓理論散發出真理般的色彩。
生活本該在王爾德的智商和真理中長存，但事實卻又不那麼簡單。
1895年，昆斯伯理侯爵因發現兒子阿爾弗萊德·道格拉斯（Lord Alfred Douglas）與王爾德交往長達四年而控告王爾德，併到王爾德常去的名人俱樂部貼上紙條：「致奧斯卡‧王爾德——裝腔作勢的雞姦客。」公然斥責王爾德是一個好男色的「雞姦者」（當時尚未誕生「同性戀」這個名詞）。
王爾德與阿爾弗萊德·道格拉斯（Lord Alfred Douglas）
這項指控使王爾德立即寫信給他的好友羅斯·昆斯：伯理侯爵是一個暴虐的父親，與道格拉斯長期以來爭執不斷。對此，憤怒的阿爾弗萊德·道格拉斯讓王爾德立刻上訴，告侯爵敗壞他的名譽。
結果卻是王爾德上訴失敗，更被反告曾「與其他男性發生有傷風化的行為」（committing acts of gross indecency with other male persons）。
根據當時英國1855年苛刻的刑事法，王爾德被判有罪，在監獄服了兩年苦役。這兩年，王爾德停止了戲劇創作，在獄中寫下了詩作《瑞丁監獄之歌》和書信集《深淵書簡》。在這兩部作品中，他的風格發生了轉變，已很難尋得唯美主義的影響。
在王爾德服刑期間，妻子康斯坦斯與兩個孩子改姓為荷蘭德，移居義大利，而他社交界和文學界的大多數朋友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寥寥數人如劇作家蕭伯納仍挺身維護他。
1895年5月1日，陪審團對王爾德的罪名不能達成一致，一位陪審員同意將王爾德保釋。
5月7日，被保釋出獄。
5月20日，此案第二次開庭。
5月25日，王爾德因「嚴重猥褻罪」，被判強迫勞役兩年，先關押在倫敦本頓維爾監獄。
7月4日轉押倫敦旺茲沃思監獄。
11月20日被轉押距倫敦西部30英裡的雷丁監獄。
同年9月24日和11月12日，法院對王爾德分別進行兩次破產調查，然後宣告其破產。
王爾德在1897年獲釋後，動身前往巴黎。對於英國他失望透頂，不再有絲毫留戀。他為了兩個孩子曾嘗試與康斯坦斯複合，但阿爾弗萊德·道格拉斯卻主動來和他見面，表示想與王爾德重修舊好，王爾德選擇了道格拉斯。
他化名居住法國期間完成並出版了《瑞丁監獄之歌》，1898年王爾德與道格拉斯同遊義大利，但最後兩人仍然分手，重新在一起的兩人已不復當初。出獄後的王爾德風光不再，道格拉斯也開始明白王爾德已不再是那個已婚且人人敬羨的成功人士。
儘管他們曾經相愛，仍在一起聊到天南地北，但是任性的道格拉斯早前就曾對王爾德說過：「如果你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王爾德，那一切都不再有趣。」
羅伯特·羅比·羅斯
1900年，王爾德終於在他的好友且曾是他的同性情人羅伯特·羅比·羅斯（Robert 'Robbie' Ross）的幫助下改信天主教（羅斯是王爾德第一個同性情人，王爾德曾稱是因為羅斯的誘惑使他走上同性戀的道路，當時羅斯17歲，王爾德32歲。
儘管王爾德後來迷戀道格拉斯，但羅斯多年來愛慕王爾德，並給予他幫助，羅斯死後的骨灰按照他的遺願和王爾德葬在了一起，王爾德在同年的11月30日因腦膜炎於巴黎的阿爾薩斯旅館去世，終年46歲，死時只有羅斯與另一朋友陪在他身邊。
王爾德在巴黎拉雪茲公墓的墓地，按照他在詩集《斯芬克斯》中的意象，雕刻成了一座小小的獅身人面像。
20世紀末，在遭到毀譽近一個世紀以後，英國終於給予王爾德樹立雕像的榮譽。
1998年11月30日，由麥姬·漢姆林雕塑的王爾德雕像在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附近的阿德萊德街揭幕，雕像標題為「與奧斯卡·王爾德的對話」。
同時刻有王爾德常被引用的語錄：「我們都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We are all in the gutter，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儘管王爾德的悲劇童話作品不論故事背後暗藏的是同性還是異性的情愫，他所用的語言詞藻對情愛的修飾近乎一種浮華的美，但這種美對於世俗之愛的愛情最終的幻滅與消逝無濟於事，能夠達成完滿的唯有博愛的基督和至上的藝術。
正如王爾德自己所言「藝術的目的不是簡單的真實，而是複雜的美。」他以的獨特的敘事方式展示唯美主義風格的悲劇故事，打造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美。比起希臘悲劇大氣磅礴的因果宿命，莎士比亞戲劇人文主義者孤獨的痛苦，海明威筆下永不言敗的悲劇英雄精神，他記敘的是生命裡的美麗與哀愁—平凡生活裡的愛，精神世界中的美，以及這兩者的毀滅給人的心靈帶來的巨大痛苦，突出了基督神性的救贖與歸宿。
王爾德不再重複王子與公主幸福地生活一百年的陳詞濫調，也不表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美好願望，只用一種淡然超脫的口吻來講述悲劇，藉助人物交錯的視角與眼光讓讀者聽見打魚人長長的嘆息，夜鶯最後命若遊絲的歌聲，小矮人哀哀的哭泣和他的心破裂的聲音。
作為隱含作者的他始終對故事人物沉默不語，讓基督感召中的死亡成為人物告別悲劇命運最好的完結儀式。
他以不完美的童話反覆叩問生活中處處存在的矛盾與悖論、影射現實社會的困頓與複雜，以曲折的方式展現他對藝術、愛情及人生完美而純粹的追求，亦用自己的作品預言了他獨特的人生路線：生前走在享樂主義與感官主義的邊緣，搖擺於物質與精神之間，對愛情既渴望又絕望，臨終前於孤寂中皈依了天主教，投入基督的懷抱，和他筆下的悲劇人物一般，得到他真正的心靈安寧。
1895年監獄中的王爾德即使在服刑期間他的創作靈感也絲毫未受影響。在寫給男友的一篇名為《自深深處》的經典作品中，他不止一次說道「我是這個時代藝術與文化的象徵」，甚至在他去世前嘴裡還喃喃自語道「美，唯有美才是這樣」。
以前和別人談起王爾德，只要一提這個名字，不熟悉王爾德的總是會停下來，用故作平靜的眼神看著我，靜默片刻，清晰的說：「他同性戀」。仿佛蓋棺定論，簡單扼要。
正如王爾德在《獄中書》上所說，最可怕的一點是，它已經把悲劇裹上了喜劇的外衣。「我們變成了悲愴的小丑，肝腸寸斷的小丑，被特別裝扮擺弄，來逗引人們的幽默感」。那些偉大的著作，以及奧林匹斯山眾神賦予他的一切：才華、地位、金錢和榮耀，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在不公正的法官宣判的那一刻，似乎都不再重要。人們的嘲笑，如《不可兒戲》聖瓦倫丁節首演一般的熱烈，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柄，並延續至今。
英國在1861年終於廢除了同性戀者的死刑，可難道我們就該因此而慶幸？柴科夫斯基同樣因「有傷風化罪」而被折磨至死，難道我們就可以說王爾德比他幸運？二年的牢獄苦役已足夠摧毀一位藝術家的一切，特別是，當他的心已被悲愴充滿；當他除了懊悔和自責外什麼也不能做；當他失去了母親；當他的妻子和兒子被迫離他而去；當他愛護備至的波西在法庭上當證不證，親手把他推入地獄，然後在兩年裡沒有為他寫過片言隻語，甚至沒有口信，什麼，都沒有。
「所有的天才都是同性戀。」曾有人下過這個驚世駭俗的結論。現代藝術家甚至以此自傲。但對王爾德來說，因為1895年的公開審判，他同性戀的聲名甚至蓋過了他的文名。無知的人們已經把這點作為他區別於其他作家的標籤，甚至是他唯一的特徵。
這對他實在太殘酷。
奧斯卡·王爾德，就像一百年前在他對美國海關所說，他只有他的天才需要申報，也惟有這一點，值得為人們記住。
空間戲劇
戲劇迷的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