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比於基因檢測，基因編輯技術的實用價值和道德意義更為重大。CRISPR技術在2013年首次被用於人類細胞，已經徹底改變了生命科學研究。
近年來，兩項新的基因技術正在帶來一場科學和醫學革命：兩項新的基因技術。這些創新讓我們能夠預測一些特定的健康威脅，消除致命疾病，最終改變我們自身和整個自然界。與之伴生的倫理問題也逐漸進入公眾視野，這項發展提出了複雜而緊迫的問題：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究竟是誰？
最新一期《紐約書評》刊發了一篇題為「基因編輯的美麗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of Gene Editing）」的文章，作者馬修⋅科布（Matthew Cobb）對三部相關著作——《基因機器》、《DNA並非定數》和《創造的裂縫》（圖書信息詳見文末）——進行了評述，指出美麗新世界已在不遠的未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免情況變得非常糟糕。
2000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和英國首相布萊爾共同宣布了人類第一個基因組草圖的完成，白宮的媒體聲明中說這一成就將「導向預防、診斷、治療、治癒疾病的新途徑」。十幾年來，隨著基因檢測的普及，倫理問題開始浮出水面。邦尼·羅克曼（Bonnie Rochman）的《基因機器》一書展示了基因檢測如何改變未來父母的生活，並探索了很多人在決定是否生下一個可能患有某種特定疾病的孩子時面臨的兩難局面。
例如唐氏症候群的血液檢測和旨在防止致命的薩氏病（Tay-Sachs disease）等遺傳疾病的猶太人基因疾病預防委員會Dor Yeshorim的基因資料庫，都遭到了批評。因為這些技術都使得我們能夠有意地改變總人口中某些特定人類基因的頻次，這正是與美國對精神疾病患者和土著強制絕育以及納粹大屠殺的暗黑歷史密不可分的優生學（Eugenics）的技術定義。儘管是由受到影響的人出於減少人類苦難的目的自願實施的，但通過基因檢測技術決定是否生下孩子顯然是優生學的一種軟性形式。由於唐氏症候群的基因檢測技術十分簡單安全，一些女性覺得她們被無意施加了壓力必須做這項測試，如果結果為陽性則進一步受到墮胎的壓力。很多有唐氏症候群患兒的家庭對此提出批評，他們想要強調他們和患有這種疾病的孩子一起生活的快樂。
近年來，基因檢測已經進入主流商業領域，直接針對消費者的基因檢測已成為平常之事。今年4月，23andMe公司獲得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許可售賣一種針對包括帕金森症和晚髮型阿茲海默症在內的十種疾病的自助基因檢測，消費者只要將吐了唾液的試管寄給公司，幾天內就能得到結果。加拿大社會與文化心理學教授史蒂文⋅海因（Steven Heine）親自做了幾種類似實驗後，在《DNA並非定數》一書中指出了其中包含的問題。
有一些疾病是完全由基因決定的，也就是說只要有錯誤基因，最終一定會患病，例如亨廷頓病、杜氏肌營養不良症等。但絕大多數疾病並不是完全由基因決定的，基因檢測的結果可能具有誤導性。海因的一項檢測結果顯示他有高出正常32%的概率罹患帕金森症，儘管這個數字看上去很嚇人，但實際上普通人患帕金森症的概率是1.6％，海因則為2.1%，很難說這樣的風險意味著什麼，在類似情況下是否要根據這些信息改變生活方式將是十分困難的決定。另外，由於採用的標準和資料庫不同，不同的基因檢測公司對同一種疾病可能得出不同的結果，對於普通消費者而言，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還不如沒有。更糟糕的是，基因信息很可能被用來對付我們自己。例如川普醫保允許保險公司有既存狀況者收取更高的保險費，一旦川普醫保通過，基因檢測結果就有可能被作為既存狀況。
相比於基因檢測，基因編輯技術的實用價值和道德意義更為重大。CRISPR技術在2013年首次被用於人類細胞，已經徹底改變了生命科學研究。它幾乎適用於所有物種，目前正在進行首輪臨床試驗，愛滋病、白血病和鐮狀細胞性貧血可能很快就能用CRISPR進行治療。《創造的裂縫》一書的作者、加州伯克利大學生物化學教授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是這項技術的先驅者之一，她和她曾經的學生塞謬爾·斯騰伯格（Samuel Sternberg）共同描述了CRISPR背後的科學及其發現的歷史。每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都應該閱讀這本書，其內容應該在學校中被討論，社區和患者群體需要理解這項技術中蘊含的意義從而幫助決定它是否應該被使用，政治家們必須直面基因編輯帶來的挑戰。
2016年，歐巴馬總統的國家情報局局長克拉珀（James Clapper）曾將基因編輯技術稱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杜德納在《創造的裂縫》的後半部分處理其深刻的倫理問題，但她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只是警告需要小心對待。她一開始堅決反對所有針對能夠遺傳給下一代的人類基因組的操作（germline manipulation ，稱為「種系操作」），這類基因操作是在精子、卵子和單細胞胚胎上進行的，而目前階段可以預見的採用CRISPR進行的基因編輯都是不可遺傳的。在研究初期，杜德納被這項技術的意義所困擾——她在書中寫到曾夢見希特勒熱切要求她解釋這項技術，但在過去幾年的研究中，在和一些遺傳疾病患者見面後，她改變了原先的立場，轉而認為在法律上禁止一個家庭移除胚胎中必定導致致命疾病的基因部分是不道德的。儘管現階段移植經過基因編輯的胚胎普遍被認為是錯誤的，但世界上第一個CPRISPR寶寶很有可能在下個十年間出生，很可能就是通過基因技術避免致命疾病。
與很多科學家和絕大多數公眾一樣，杜德納反對通過種系操作讓人類變得更聰明、更美麗、更強壯，但她也意識到了區分補救措施和增強手段將十分困難。令人寬慰的是，《DNA並非定數》和《創造的裂縫》都指出現在的CRISPR技術離創造出「優等種族」還差了十萬八千裡。但對於這種新技術可能將人類社會的經濟不平等轉化進基因之中的風險，杜德納唯一的建議只是建立管理種系基因編輯的國際準則，鼓勵研究者和律師共同找到「管控和自由之間的正確平衡」。
杜德納和斯騰伯格還指出基因驅動（Gene drives）是這項缺乏管控的技術目前最危險的潛在應用。尤其是對於世代壽命短暫的物種而言（例如害蟲），這種技術能夠將人造DNA在物種中快速傳播。例如有科學家建議使所有蚊子絕育或無法攜帶瘧疾。每年有30萬兒童死於瘧疾，通過這種改變蚊子基因組的技術可能使他們免於死亡，問題在於，這樣的生物炸彈可能引起各種各樣預料之外的結果，生態系統是非常脆弱的，人類目前對生態學的理解不足以預測其可能後果。（文/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