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字典》裡的時代胎記
記者 趙涵漠
這個穿著紅裙子的姑娘，儘管打扮得不算時髦，卻在7月4日成為人們目光的焦點。這一天，這個名叫「新華」的女孩同上百萬個同胞姊妹一起，剛剛誕生，便佔據了書店最顯眼的位置。
她們就是第11版《新華字典》。自1953年起，這個小小的字典家族在當代史上影響著數億中國人。從初版首印至今，《新華字典》的總發行量已逾4.5億冊，這還不包括盜版。
中國人能在其中找到的，是父母一頁頁翻著這本字典為兒女挑選名字的身影，是小學寫作文時咬著鉛筆頭苦苦查找「大詞」的煩惱，是第11版問世前還始終號召「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的鬥志昂揚，是這個國家過去62年的時代胎記。
時尚的帽子被史無前例地戴在了「新華」姑娘頭上
就在這個夏天，時尚的帽子被史無前例地戴在了「新華」姑娘頭上。
人們發現，這個平常總是一臉嚴肅的女孩，居然能講出不少潮詞。她將「學歷門」的「門」解釋為「事件，多指負面的事件」。 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她喜歡在電視裡看「服裝秀」，偶爾會「曬工資」，也會關注「房奴」和「車奴」。
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新華字典》始終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中國人。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第一本字典，它並不僅僅在語言上給人以指導。在《新華字典》1965年版和1971年版中，鵝被解釋為「一種家禽，比鴨子大，頸長，腳有蹼，雄的頭部有黃色突起」。後來，一名讀者寫信向編輯抱怨，由於不知道如何分辨鵝的性別，他在殺鵝前特意查了《新華字典》，於是將「頭部有黃色突起」的鵝殺掉。沒想到，這隻倒黴的鵝居然腹中有卵。由此，編輯才發現，無論雌鵝、雄鵝，頭部都有突起，只是雄鵝突起較大。這一錯誤在1979年版中得以修正。
一個很愛打扮的男配音演員稱：「作為一個語言工作者，你可以忘帶錢包，忘帶手機，忘帶護膚品……唯獨《新華字典》不能忘。」相似的故事也發生在已經過世的羅京身上，在26年的新聞聯播播音員生涯中，他從沒出過錯。他去世後，人們在他的辦公桌下找到一本已經被翻爛了的《新華字典》。
就連這本字典的價格也被人們詳加考據：1957年版1元錢，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2.4元，今年雙色本定價24.9元，據稱，它的價格一直和同時代一斤豬肉的價錢差不多。
有媒體人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無論從發行量、普及面、影響程度，還是讀者的忠誠度來看，它對中國人的意義都類似於聖經之於基督徒。」
因此，對於修訂第11版的主持人之一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副主任程榮來說，修訂新版字典是項「充滿敬畏感的工作，始終讓人戰戰兢兢」。甚至從2004年1月第10版出現在書店那一刻開始，對新版字典的修訂就已經開始了。
儘管這只是一本收錄了11000多字的小字典，可是修訂的工作卻絲毫不能馬虎。在詞典室前主任韓敬體的辦公桌上，第10版字典已經被用得卷了邊兒，由他負責修訂的那一部分布滿了密密麻麻的標註。
這些學者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斷地從「語法比較規範的報章雜誌」上查找新詞，並時刻關注著最新的網絡用語。眼下，已經71歲的韓敬體像年輕人一樣熟悉「神馬」和「有木有」。但是學者們經討論後認為，這兩個詞其實都是年輕人為了「圖新鮮」而使用的錯別字，無助於增加語言的豐富性，所以眼下並不會被收入字典。
事實上，一個字的新義項想要進入「新華」的世界裡，可需要經過一段相當漫長的考察期。早在第10版出版前，程榮就注意到了「秀」作為「表演、展示」的新含義，但因為擔心這些流行詞不夠穩定，當時她並沒有貿然進行修改。直到8年後，「作秀」才算通過考察，正式進入《新華字典》。
但人們注意到，「曬」和「奴」等字的新義並沒有出現太久，卻已經登堂入室。人們甚至發現，就連常用的bye bye在7月4日都真正走進了漢語世界，「拜拜」有了二聲讀音。「不管這個音譯詞合理不合理，但是它太常見了。」韓敬體笑著說，隨即又補充道，「畢竟，語言學家只是語言的記錄員和研究者，而不是語言的警察。」
扎著羊角辮、跳著忠字舞、又紅又專
學者們當然沒有忘記，在新中國最初的數十年裡，這個名叫「新華」的姑娘曾被戴上過紅袖章，並被賦予「監察員」般的使命。
1953年10月，幾乎就在新中國4歲生日的同時，「新華」家族的大姐在北京誕生。從這個時間節點向前推8年，「《新華字典》之父」、北京大學中文系原主任魏建功被國民政府的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派赴臺灣，推行國語。1948年他回到北京時，解放大軍包圍了北京城，魏建功找來周祖謨、金克木等語言學家，想要編纂一部字典。
那是一個動蕩的年代，金克木曾撰文回憶：「我們在魏家的大廳中草擬新字典的構想……城外傳來的炮聲仿佛給我們打節拍，我們當時想不到所擬字典的前途，但有一個信念，中國的未來繫於兒童，危險在於文盲和無知。」
那時，中國還沒有一部白話字典。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的葉聖陶找到魏建功，並由魏主持編纂字典。這部字典最初甚至從名字開始，就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或者，當時最美好的祝願，「新華，新的中華啊」。
一個將近50歲的中年人，曾經使用過1953年版《新華字典》。於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認為蘇聯、朝鮮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是除中國外最強大的，因為在字典的各國首都、面積、人口一覽表中，社會主義國家高居前列，一長串資本主義國家只能在榜單末尾無精打採地跟著。
因此，當這個中年人被派到「排名倒數第三位的美帝國主義」考察時，他的腦袋亂了套。本來，根據字典，他應該看到一幅「在剝削階級專政的國家裡，只有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的苦難圖景。
初版的編纂者大多已經作古，但在魏建功的學生、現年79歲的曹先擢看來，初版《新華字典》內容中的政治色彩，來自新中國成立之初知識分子自覺主動的政治熱情，並非高層授意。
韓敬體也曾經聽說過魏建功等學者的編纂方法，他們從當時的報章雜誌上勾詞，人工抄寫了30多萬張卡片，並從中選出一部分作為字典的詞條和例句，「那時候，人們就是這樣說話、寫文章，字典就勾勒著一個時代。」
但是學者並沒能獨立於政治太久。1966年，韓敬體進入詞典編輯室工作兩年後，一場政治運動興起了。直到如今，他還記得那些前一年剛剛經歷修訂、再版的《新華字典》被撕掉封面，以5毛錢一本的價格被「迅速處理掉」。此後的幾年間，人們在書店裡再也找不到一本字典。
1971年，和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的大多數人一樣，韓敬體下了幹校，在河南息縣整日與稻子和棉花為伍。北京傳來消息，最新版《新華字典》出版了。
一名軍宣隊代表是該版修訂小組的組長，實際工作由幾位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的北大教授做。極負盛名的語言學家王力當時被分配在燕園掃樓梯，無緣修訂小組，只能悄悄地貢獻幾條名言警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還記得，當時上層領導提出口號，「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詞條」。
所有詞條都要經過「政審」：「背著太陽」有「背著紅太陽毛主席的嫌疑」，要刪；「巴不得馬上回家」，革命性不強，需改為「巴不得馬上返回戰鬥崗位」；「茹毛飲血」，「茹」有吃的意思，那豈不是成了吃「毛」？這絕對是反動成語。
蘇培成甚至聽說，當時的詞都要被劃分三六九等，「革命」是積極詞，「頹廢」是消極詞，而這部用紅色大字印著《毛主席語錄》的字典，必須摒棄一切消極詞。近2000條修改意見最後被匯總到周恩來總理的案頭，這位總理兩次接見修訂小組，幾乎逐條批示。看到「背著太陽」被刪，他說了句：「神經過敏！」
最終，根據周恩來「小改應急需」的指示，只有64處被改動。根據後來的媒體報導，全書引用46條《毛主席語錄》。幾十年後，有人聽到這段故事評論說，歷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如1971年出生的「新華」——扎著羊角辮、跳著忠字舞、又紅又專。
從這個「臉譜化」的姑娘身上找回人性
想要從這個「臉譜化」的姑娘身上找回人性，卻沒有那麼簡單。
蘇培成親歷了「政治對語文的傷害」，在他看來，「文革」後的字典「一直在慢慢往回走」。到了上世紀80年代，參與修訂的學者意識到，去掉各種「主義」、階級分析、個人崇拜與意識形態批判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一點無須討論，我們編的不再是政治字典」。
上世紀70年代人人都必須背誦的，為了「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經典理論，在1992年的字典上消失了。同年，「社」的詞條下出現了「社交」。當時間推移到1998年，人們在這裡不再能看到「仇恨」與「主義」。宗教不會被視為「虛幻的、歪曲的反應」，「利潤」也不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手段」了。
到了2004年，這個原來總有點「端著」的姑娘，已經可以大大方方地談論「性教育」和「禁毒」，她也在經歷「代溝」，關注著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
2011年，新版字典中加入「和諧」一詞。一位參與修訂的人員稱，現在修訂小組中仍然有「專門負責折射條的同志」，遇到宗教、民族、政治等問題須報權威部門核准。但由於認為「和諧」只是「普通的語文意義上的詞語」，他們並沒有為此事特別呈報上級。
如今，修訂這本在中國擁有幾千萬甚至上億讀者的字典，終審權由社科院詞典室的學者們行使。
「新華」大姐自打出生那年起，就帶著一塊不起眼的「胎記」，那時的她在用「翻」字造句時，總愛說「剷除封建剝削，農民才能翻身」。後來，她膽小的妹妹們為了順應時代需要，則將這句話改為「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
7月8日，一本第10版《新華字典》安靜地躺在社科院詞典室寬大的會議桌上。在第121頁的「翻」字詞條中，「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這一例句，被用鉛筆淡淡地畫上了一道。
幾乎就在一個我們來不及注意的瞬間，在剛剛出生的小姑娘「新華」那裡，這個伴隨著她整個家族58年的胎記，永遠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