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Oscar Schwartz 科學藝術研究中心
via Wikimedia Commons/Jonathan Aprea
2017年，費城兒童醫院的一個研究團隊在羊膜囊中將一個預活（不能離開胎盤存活的）羔羊胎兒保存了4周之久。這個塑料羊膜囊被設計出來的目的就是模仿子宮，而使用的發育胚胎則是從子宮中被過早取出的。接下來，胎兒的心跳一直保證了它與環境之間的營養物質交換，以及其他生長因子交換。在這個人工環境中，研究人員看著它從一個粉紅色、看起來像外星人的東西變成了一個會呼吸、會吞咽的動物。
保存在塑料羊膜囊中的羊羔胎兒
隨著這個人工子宮在媒體上曝光，有人提出，即便該醫療設備的設計初衷是幫助嚴重早產的人類嬰兒，但此舉也無異是向阿道司·赫胥黎1932年小說《美麗新世界》中所設想的未來邁出了一步。這本書描繪了一個人類胚胎受精在試管中完成的世界，用化學的方法來排列社會生物等級，從「阿爾法」一直到「埃普西隆」，「阿爾法」代表最重要的那些精英，而「埃普西隆」則是在大型火葬場工作、從燒焦的人骸骨中挖磷的奴隸。然後這些胚胎會被帶到「孵化場」培育成型。
赫胥黎的觀點是如此具有爭議性和影響力，以至於即使在90年後的今天，任何支持子宮外胎兒生存的技術，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被和他的反烏託邦聯繫在一起。人造子宮被視為一個技術分層未來的象徵，在那個時候，我們將放棄與演化史、動物祖先以及彼此之間最後的也是最深刻的聯繫。
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赫胥黎的反烏託邦理論的背景，實際上是英國一些最著名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關於人造子宮的可能性和危險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爭論。當時由於科學的進步，許多傑出思想家認為這種革命性的技術就在眼前。雖然對赫胥黎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前景，但對他的許多更激進的同時代人來說，情況卻恰恰相反。
1923年的一次演講中，英國生物學家J.B.S.霍爾丹（J.B.S.Haldane）首次對人工子宮進行了廣泛討論，他是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宮外受精的人之一。那場講座在劍橋大學異教徒協會舉行，英國哲學家查爾斯·凱·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於1909年創辦了這個活動。協會作為異見知識分子的避風港，給他們提供一個質疑傳統權威和宗教教條的空間。奧格登認為自己是一個「知識解放者」，請來的都是當時最令人興奮的大腦，喬治·蕭伯納、維吉尼亞·伍爾夫、路德維希·維根斯坦，並允許他們暢所欲言。目標直指打破常規，震驚並挑釁世俗。
來自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
霍爾丹的演講遵從了反主流的期望。他的演講題目為「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是以一位2073年的學生的口吻講述的，回顧了前150年生物學的進步。這名學生描述了1951年兩名科學家如何提取從一名死於飛機失事的女性的卵巢中提取了卵子，並使之受精，然後在一種「合適的液體」中讓胎兒長至足月。演講文描述的這個世界裡，下一個千年來到之際，人類已經完全停下從前那種基於本能的生育循環，而接納了一個更加理性和開明的生殖過程，霍爾丹稱之為「體外發育」，意思是胎兒在體外完成妊娠。
演講出來後引起了一片爭議，這正中霍爾丹本來的意圖。他來自英國上流社會，身處一個不時有新鮮激進思想冒出來的進步環境。20世紀30年代，在倫敦大學學院教書時，他就自稱成了一名共產黨員。霍爾丹的妻子把客廳收拾成了志同道合的詩人、哲學家、科學家和作家的聚會場所。在這個小圈子裡，有一種反叛的烏託邦主義信念，部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而產生的，這種信念認為未來可能與過去完全不同，科學技術將是這場進步革命的主要推動。
對於霍爾丹來說，體外發育是科學如何帶來根本性社會變革的完美例子：通過把婦女從懷孕的必要性中解放出來，性和生殖不再捆綁在一起，他相信，這將徹底改變社會權力的不平衡。他寫道：「擁有了體外發育的基本原理，生物學家就擁有了徹底改變人類生活的知識。」
他的思想受到了多位知識分子的讚譽，其中包括多拉·羅素（Dora Russell），哲學家羅素的妻子。1925年，她寫了一篇關於科學的未來的文章，從女權主義角度，為一種與霍爾丹十分相似的體外生殖解放觀念進行辯護。她說，人工受孕的想法讓女性可以去想像一個不同的社會現實，她們不必生孩子，因此不需要扮演一個讓她們被役使、羈絆在家、隔絕於公共領域之外的母親角色。
醫學歷史學家伊萬·克羅齊爾（Ivan Crozier）在《性史期刊》上指出，羅素夫人傾向於掀起一個更廣泛的運動，將女性主義利益與科學進步結合起來。雖然她知道公眾會本能地對玻璃瓶嬰兒感到反感，但她堅持認為，與人類幾千年來一直從事的繁育動物和種植作物的生物幹預相比，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會使體外生育更不自然。只有男性至上主義才會把女人身體放到一個自然神聖化的解讀中，把婦女排除在科學技術的利益之外。「他們譴責我們不該尋求科學技術的幫助來減輕痛苦，」羅素寫道，「同時還告訴我們，回到自然分娩中去，將使靈長類動物從幾千年來失去的痛苦中恢復愉悅和自由。」
《使女的故事》劇照。在這個科幻設定中，生態急劇惡化的未來，極端宗教組織控制了政權,在他們的統治下，只要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就會被徵用為「使女」，唯一使命就是為國家生產胎兒。
並不是所有英國內戰時期的知識分子都持有這種激進觀點。192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尼採學者安東尼·盧多維奇（Anthony Ludovici）曾直言不諱地批評了霍爾丹這些進步派，爭辯說體外發育會破壞男女兩性在生物上被授予的角色。他認為，這完全蔑視了身體價值，而人造子宮將導致性別的徹底根除。「隨著對性別肉體的最後一擊，女權主義勝利很可能會達到頂峰，再過幾代，女性的性別殘餘將只有光滑的臉和主要的生殖腺。」
其他更溫和的思想家也表達了對人造子宮前景的擔憂，儘管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擔憂並非像盧多維奇那樣是被惡毒的厭女情緒所激發。1929年，英國回憶錄作家維拉·布裡塔因（Vera Brittain）寫了一篇文章，指出雖然體外發育可能有益於一些女性，但如果被壞人利用，它可能會被濫用。特別是，她設想了一個基因分級的未來，「實驗室長大的孩子……是從最好的股票中挑選出來的。」愛爾蘭科學家約翰·伯納爾（John Bernal）也表達了類似的焦慮，他認為「機器孕育」是不可避免的，但擔心它會被壓迫性的力量所支配，通過這種方式將人類劃分為「改良過和沒改良過的」兩個亞群。
不同版本的《美麗新世界》封面
顯然，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體外發育與優生學之間如何交叉的關注，這本書成了一場長達十年的公眾對話的高潮點，主題是關於懷孕的未來。赫胥黎與霍爾丹、羅素生活於同一環境中，他的小說則直接批評了這些人早期的烏託邦主義。一位評論家甚至認為赫胥黎的書是一場「反對烏託邦的革命」。如果說20世紀20年代初，人們探討的還是用科學裝置來取代女性身體，那麼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歐洲走向另一場世界大戰時，烏託邦主義就被一種可怕的悲觀主義所取代了——法西斯主義者開始對生物技術和優生學感興趣——這種悲觀帶來的恐懼將在接下來十年裡產生可怕的後果。
在霍爾丹的預測中，1951年完全體外發育就會成為可能，然而事實上在二戰後幾十年裡，人工子宮的發展緩慢而又分散。人們對這種投機性技術更廣泛的道德和政治影響的興趣也消退了。1970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舒拉密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的《性的辯證法》一書中重新提到霍爾丹和羅素的論點，認為實現男女之間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徑是將懷孕外包給機器。就像之前的霍爾丹和羅素一樣，她開始設想用人造子宮代替女性身體，以此作為一場激進烏託邦政治——機械調解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基礎。
不過，費爾斯通在這場爭論中加入的是一種更強烈的政治語調。具體而言，她堅持認為二十世紀科學在人造子宮之路上沒有取得任何重大進展，並非由於它在技術上不可實現，而是由於其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將過於激進。她指出，科學與政治是互相作用的，研究與開發往往符合當權者的利益。如果能把人類送上月球的資源同樣用於生殖技術，人造子宮應該早就存在。「這個問題已經政治化了」她寫到，「當人們意識到，儘管男人越來越有能力把自己從一種生理境況中解放出來，正是這種境況造成了他對女性和孩子的暴政，然而他卻沒有什麼理由想放棄這種暴政。」
Máxima醫學中心與Next Nature Network合作的人造子宮裝置，這個藝術項目曾在「2018荷蘭設計周」上展出。圖片來自nextnature.net
在費爾斯通寫下這些話50多年、霍爾丹發表演講近100年後，人工子宮技術終於在越來越成功的試驗中獲得了一些進展，這離不開世界各地科學家和醫學家的努力。2019年3月，澳大利亞和日本的一個研究小組證明，他們可以在子宮外的人工環境中支持一隻極早產的羔羊，相當於24周的人類嬰兒。研究負責人馬特·坎普（Matt Kemp）博士說：「在人造胎盤技術領域，我們已經有效地突破了4分鐘裡程碑。」
雖然20世紀20年代英國激進分子們所設想的完全的體外發育迄今仍不可及，但隨著這些實驗的進展，它們在每一個轉折點都必然會遇到道德上的驚愕，如果還不是恐慌的話。正如霍爾丹所說：「從火到飛行，沒有哪項偉大的發明逃出過罵名，一律會被當成是對某個上帝的侮辱。」
原文連結
https://daily.jstor.org/on-the-history-of-the-artificial-w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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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歷史上的人造子宮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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