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文揚】
1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掛牌成立，下設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邊疆研究所、歷史理論研究所，職責是統籌指導全國歷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規劃，講好中國歷史，傳播中國文化。
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重大舉措。習近平主席在寫給研究院的賀信中說，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他再次強調，「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
當代中國70年，歷史中國5000年，但前者並不是憑空出世，而是後者的延續和發展。所以，要讓當代中國行穩致遠，發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中國歷史研究院作為國家頂級研究機構得以成立的現實意義，正在於此。
但頂級機構的成立，還只是形式上的東西，最多是研究資源的一個整合，並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種保障。頂級機構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頂級成果的生產，歷史上並無定律。
今天的中國，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發展勢頭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說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標確定、規劃得當，通過舉國體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嫦娥四號登陸月球背面，人類首次，如此驚世的成功，國人也沒覺得怎樣。想辦到就一定能辦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漸成了一種想當然。
但在社會科學領域，情況卻很不同。雖然說，研究中國歷史還是中國本土的研究機構有資源上的優勢，但一流的優勢能不能轉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湧現一大批世界級的史學大師，生產出一大批超越時代的史學著作，卻大有疑問。
大師不是自封的，天下苦無大師久矣早是事實。中國歷史研究院算是舉國體制的一個最新高峰。但內容如何產生的問題，仍懸而未決。
畢竟，歷史研究屬於一種獨特的思想探索活動，有別於所有其他的研究。
歷史研究的本質是什麼？
從問題的根源上說起。人腦有記憶和學習兩種功能，這是歷史研究的腦科學基礎。任何一個時代，在世者憑直接記憶功能所能認知的事情，最大的時間範圍不超過最早記憶得以保存的那個時刻到當下時刻。所有超出了這一時間範圍的時代裡發生的事情，都叫做「過去的事情」，無法通過直接記憶來把握，只能通過學習這個功能來認知。
結合記憶和學習這兩種功能，認知並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記憶範圍之外的事情，這就是人類的歷史學習。
但記憶難免有偏差，學習常常有誤解，所以，針對一個社會的全部「過去的事情」，需要社會中經過專門訓練的人來研究，這就是歷史學家們的工作。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論歷史》一書中給出的定義是：「分析社會中『過去感』的本質，並追溯其變遷與轉型」。
過去，並不是「過去態」或「過去型」，而是「過去感」sense of the past，這是個大麻煩。由於「過去的事情」誰也沒親眼見過，無論多麼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沒有直接證人給予證實，只能憑當下社會在世者對於自身「過去」的主觀感覺。
而當下社會和社會中人卻又都是變動的事物，當下社會是何種社會（繁榮社會、分裂社會、太平社會、孤立社會、主流社會、邊緣社會、單一社會、混合社會…），當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種心態（豪情滿懷、消沉萎靡、客觀公正、憤世嫉俗、寬容大度、偏激狹隘、樂觀向上、悲憤難平…），何種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高、中、低…），何種意識形態（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種種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著該社會「過去感」的形成。
研究「過去」，卻被「當下」影響，以為「過去」是客觀，其實卻是主觀。若用個公式來表示歷史學家們這一「過去感」困境，差不多應該是：
S(past)=F(p1,p2,p3,p4,…)
即：一個社會的「過去感」S(past)的形成，不僅僅與對「過去」past的客觀分析有關，同時也是該社會當下present的「社會類型」p1、「社會心態」p2、「平均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p3、「主流意識形態」p4等等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一個結果。
人類的先哲們很早便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歷史研究中區分了「述」和「作」兩種建立「過去感」方式。朱熹集註：「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換成上述公式的語言，述，就是盡最大努力讓S(past)=F(0,0,0,0,…)，不受當下的影響，而作，則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當今人，將古史做當下。
今人隨社會發展而變化，新知識、新思想不斷增加，「作」的衝動遠遠超過了「述」的可能，於是到了孔子之後四百年的司馬遷，一種「夾述夾作」的「過去感」建構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雖然也說過「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但卻更熱衷於「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史記》之後，中國兩千年來所謂正史，莫出這一「夾述夾作」的風格和範圍。
在黑格爾的分類中，這後一種歷史敘述，叫「反思的歷史」，區別於單純「述而不作」的「原始的歷史」。但黑格爾的問題在於，他不會止步於其中國同行太史公的「夾述夾作」史學風格，受到其德國同胞康德的理性主義哲學的影響，他又大膽地發明了一種與「述而不作」完全對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歷史，叫做「哲學的歷史」。用他的話說，（歷史學家）「帶著他的範疇，透過這些範疇來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個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會發現，世界也反過來呈現出一個合理性的面貌，兩者處於一個交互的關係當中。」
範疇無非是當下之人的一種思維框架，帶著當下框架看歷史材料，歷史的經驗事實就都成了在某一種思維框架的預設下被構建的東西。於是，「過去感」也就成了按照當下的思維框架重新組織經驗事實材料的一種思辨遊戲。
又兩百年，那位曾在墨索裡尼政府裡當過部長的貝奈戴託克羅齊，最終用一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為「過去感」困境公式徹底劃上了等號。其含義是說，不僅人的思想是當前的，所謂的歷史也只存在於人的當下；沒有當下的生命，就沒有過去的歷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像的，它一定是諸多present（pi）的產物。
中國歷史研究的重大意義是什麼？
那麼好了。既然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當下、不同的思維框架，必然產生完全不同的「過去感」，並通過思辨產出完全不同的「哲學的歷史」，那麼，一個特定社會的歷史研究意味著什麼，其本質何在，這個關鍵問題也就浮現出來了。
簡單說，一個勝利者的社會，受到徵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癲狂所鼓舞，必定會產生一種只屬於勝利者的「過去感」——為了說明當前的偉大勝利是全部過去的必然結果，就要重新建構起一個只屬於勝利者的「哲學的歷史」。
其實這正是西方學人在18-19世紀的故事。人們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學大師如群星般湧現，令其他文化中的學人們跪倒膜拜。但在本質上，不過就是一個俗套故事：勝利者社會受傲慢和癲狂情緒的驅動為自己的當下重構自身「哲學的歷史」。
根據劉小楓教授的講述，伏爾泰的《論諸民族的道德風習和精神》於1753年出版，史稱第一部「世界史」，「普遍歷史」、「歷史哲學」等世界史概念開始出現。半個多世紀後，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問世，其主題是「自由」理念得以實現的世界歷史進程，屬於地道的政治哲學的世界史，風頭蓋過了伏爾泰。緊隨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之後，史稱現代史學奠基人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眾多著作問世，還於1880年以85歲的高齡口述《世界史》。
劉小楓教授評說道：「儘管有種種差異，以至於伏爾泰和黑格爾的普遍歷史很難相提並論，兩者畢竟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的普遍歷史都給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安排了一個明確位置。——令人費解的是，在蘭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見不到中國的歷史身影。」（2016年《蘭克的《世界史》為何沒有中國》）
對此，劉教授的解釋是：「如果蘭克對『世界史』的理解讓我們感到奇怪，當我們看到卷十三的標題時就應該感到驚訝了。這卷的標題直接就是『世界歷史』，題下有這樣一個副標題：『向現代世界過渡的諸時代：14~15世紀』。這個標題未必出自蘭克本人，卻初步解答了我們的困惑：蘭克很有可能僅僅把『現代世界』的歷史視為『世界歷史』此前的歷史與這個『現代世界』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才會被納入『世界史』的框架。蘭克的《世界史》沒有提到中國，僅僅因為古老的中國與作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的『現代世界』連間接關係也沒有。」
在今天看來，無論是伏爾泰和黑格爾在「世界歷史」裡給中國安排了某個位置，還是蘭克根本就沒給中國留位置，都一點也不重要。除了說明在他們所處那個特殊時代和所屬的那個特殊社會受某種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構出某種特殊形式的 「世界歷史」之外，並不說明其他什麼。
把歐洲歷史視為「世界歷史」，把歐洲社會視為「現代世界」，這種極端的「西方中心論」立場，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價值了。當中國大踏步地回歸到世界歷史舞臺的中心，即使不說什麼，西方社會自製的那些曾經煞有介事的「哲學的歷史」也會自動破產。
2019年新年伊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這個事件本身就是一個重大標誌：當今時代，在中國社會這個作為一個新興的勝利者的社會裡，一個國家級的研究機構，將以中國的方式，重建對於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過去感」，並追溯其變遷與轉型。
可以斷定，不會再有與西方版「哲學的歷史」相對的中國版「哲學的歷史」，也就不會再有與西方版「西方中心論」相對的中國版「中國中心論」。畢竟，實證主義和多元主義已成主流。而拋棄了輕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後，中國史學的「述而不作」和「夾述夾作」傳統也將正常回歸。
梁啓超在1922年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斷言，「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最發達。」這句話在當時是對過去的總結，在今天，也可以作為對未來的定位。
這就是中國歷史研究在當前的重大意義。
【本文為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