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亂中尋覓一張安靜的書桌，未曾向洋已礪就鋒鍔。受命之日，寢不安席，當年吳鉤，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囑託，許下一生；一聲巨響，驚詫世界；一個名字，隱形近30載。
不為物慾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終成一番大業。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于敏。
壯麗70年 奮鬥新時代
——共和國榮譽
本報記者 陳 瑜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9月17日，于敏的榮譽簿上又添重要一筆——「共和國勳章」獲得者。
生前面對榮譽，于敏始終淡然處之，他說：「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半個世紀與核共舞，幹著驚天的事業，名字卻「隱形」長達28年。
肩負重任，祖國的需要高於一切
「55年前，我從莫斯科留學回來後進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接觸到于敏，從核武器到雷射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並在他的指導下工作。」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訴記者，于敏比自己大12歲，理論部有一個傳統，都不稱官銜，當時大家叫于敏「老於」。
杜祥琬說，非寧靜無以致遠，是老於生前特別喜歡的格言，也是他事業和人生的寫照。
1961年1月，于敏迎來人生中一次重要轉型——作為副組長領導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來，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這次轉型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製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儘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務，從此名字「隱形」長達28年。
在研製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過學。一個日本代表團訪華時，稱他是「土專家一號」。于敏對此頗多感觸。「在我國自己培養的專家中，我是比較早成熟起來的，但『土』字並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說，科學研究需要各種思想碰撞，在大的學術氣氛中，更有利於成長。
由於保密和歷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帶的學生不多。
培養的唯一博士藍可畢業時，于敏親自寫推薦信，讓她出國工作兩年，開闊眼界，同時不忘囑咐：「不要等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百日會戰，形成氫彈設計方案
在國際上，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
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鑑。于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知識面寬，但對系統複雜的氫彈仍然陌生。
1965年9月底，于敏帶領理論部幾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華東計算所做計算物理實驗，計算哪一個氫彈原理是可行的，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開始了。
當時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不到40歲的于敏在計算機房值大夜班(連續12小時)，一摞摞黑色的紙帶出來後，他趴在地上看，仔細分析結果。
核武器的結構有很多層，各種材料爆炸以後，每一個時間點、空間點上，都有它的溫度、速度、壓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發現，某個量從某個點開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去查方程、參數，沒有發現錯誤；做計算數學、編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沒發現錯誤。最後檢查發現，原來一個加法器的原件壞了，換掉這個電晶體，物理量馬上就正常了。「這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籌的地方，就是對物理規律理解得非常透徹。他總是那個能踢出臨門一腳的人。」杜祥琬說，「儘管老於不願稱呼自己為『氫彈之父』，但在氫彈研製過程中，他的確起到了關鍵作用。」
最終，于敏挑出了3個用不同核材料設計的模型，並且剝繭抽絲，讓氫彈構型方向越來越清晰，和團隊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爆炸成功，創下最短研究周期紀錄
于敏從事的是武器理論設計，但他對實驗相當重視。為了研製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著疲弱的身子來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國首次氫彈原理試驗，為確保能拿到測試結果，試驗前于敏頂著戈壁灘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刺骨嚴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鐵塔頂端，檢查和校正測試項目屏蔽體的擺置。
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地處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應非常強烈。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兩米飯。食無味、覺無眠，從宿舍到辦公室只有百米，有時要歇好幾次，吐好幾次。即便如此，他仍堅持到技術問題解決後才離開基地。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雲產生的強烈衝擊波捲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並沒有在現場，而是在2500多公裡外的北京。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長長地舒了口氣。
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氫彈爆炸成功，我國僅用時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是一記漂亮的反擊。
敏銳嚴謹，讓核武器科研少走彎路
20世紀60年代以來，于敏承擔的全是體現國家意志的科研任務，不能有絲毫的疏漏和馬虎。
「他多次說，要防止『落入懸崖(指風險區)』，防止功虧一簣。」杜祥琬說，老於的治學作風極為嚴謹，這不僅是科學家的一個基本素質，也源於他對事業的高度負責精神。
第一顆氫彈只是試驗裝置，尺寸重量較大，還不能用作飛彈運載的核彈頭，屬於第一代核武器。要與運載裝置飛彈適配，核裝置還必須提高威力並小型化，發展第二代核武器，難度大大增加。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為種種原因，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科技骨幹相繼調離，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領導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級和次級原理，發揮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決策、把關。
幹著第一代，看著第二代，想著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對核武器發展有著獨到的眼光和敏銳的判斷。
相比美蘇上千次、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不及美國的1/25。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功勞應歸於老於。」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要好幾年才能緩過勁來。老於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又踏實穩妥的途徑，大多時間是在計算機上做模擬試驗，集思廣益，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
杜祥琬至今保留著1992年的一份談話記錄。「當時我起草了一份事關重大的『決策建議』初稿，送老於閱改，他對其中幾個不確切的提法，一一作了修改，並說明了修改的道理。」在杜祥琬看來，對這種科學性很強、責任又很重的工作，嚴格和謹慎是絕對必要的。「近年來，我國學術界越來越意識到抑制學術浮躁的重要性，我沒有問過于敏，但我想，他也許根本不知道『學術浮躁』為何物。搞學術怎麼可以浮躁呢，浮躁怎麼可能作出真正的學術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