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中的理科生，到大學成為一名社會學專業學生，我對社會學是什麼，要做什麼一無所知。之前提過我初次對社會學/人類學有了觸覺是在老師的安排之下讀了費老的《鄉土中國》，這算我讀的第一本社會學研究的小書。
Jeffry C.Alexonder
而我誤打誤撞讀的第一本社會學理論書則是Jeffry C.Alexonder的《社會學二十講》，或許換個名字你可以更好地理解這本書的內容，不如稱之為「Parsons & His Haters」。
當然讀這本書也是在理論課老師逼迫之下，並不是我主動求知。當時，老師給出了一個書單，每個人必須讀一本。我看了看，書單中《二十講》算是最薄的，於是就定它了。那時候的我還不懂「帕森斯」這三個字及其背後的宏觀理論意味著多麼讓人頭痛，並且那本書翻譯實在有些糟糕。
記得當時為了大致理解帕森斯的「AGIL模型」在幹什麼，我還真難得地在圖書館啃了啃這本書，然後寫了一個用AGIL去分析中國足球的出路，拿了個shit般的分數。
當時正值中國足球協會改革，
改來改去還是即當裁判，又當運動員。
社會學與人類學有一大不同之處是：有理論社會學這個東西，而不存在什麼理論人類學。
儘管人類學出現了許許多多哲學思辨的東西，但是還是要回到一個群體的實證研究。
如果別人一問你的研究方向是什麼？你回答一個「理論人類學」，他肯定覺得你腦子出了問題。不過，你要是回答：「理論社會學。」別人可能覺得，「喲~有點東西！」
作為成長在理科思維下的普通學生，我一直對完美自洽的大理論痴迷。
牛頓爵士
就算我做題沒多厲害，但我知道牛頓很厲害。他這老爵士用三大定律將宇宙之間的萬事萬物統一起來，也就是後來物理學，或者說科學界追尋的General/Universal Theory，即大一統理論，用一個簡單的公式安排世間的一切。
同時他老人家也用三大定律無數中國考生安排的明明白白。儘管在高中的物理課本上已經提到了而後顛覆性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不過僅僅一筆帶過，因為對於高考來說，學生根本無需掌握，因此，愛因斯坦對於物理學大廈的顛覆於我如浮雲。
Talcott Parsons
翻翻社會學史，帕森斯宏觀理論的提出算是某種程度上的牛頓。在他之前，或者說古典時期的社會學研究，所有人都在摸索階段。古典三大家都並從某個方面去解釋這個社會怎麼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韋伯的理解社會，涂爾幹的社會事實。並且他們都算半路出家，搞革命的，搞外交或經濟的，搞哲學的，其中可以說只有涂爾幹意識到要為社會學開宗立派。
當然，帕森斯也是半路出家的（經濟學轉社會學），不過他算是首個嘗試統一社會理論（theory，單數），而不是社會學理論（複數）的人。在他之後，社會學開始步入「現代化」，後來的學者大部分是科班出身，社會學開始體系化。他的宏觀社會體系極其精巧和炫酷，讓我這個剛剛步入社會學大門，希望可以「賣弄知識」的學生最好的談資。別人一問你學什麼的，你直接一套大帕森斯拿出來，多少還是能鎮住的。這就好像，學哲學的，別管懂不懂，先把《純粹理性批判》擺上來；學人類學，別聊《憂鬱的熱帶》，直接上《神話學》。
1921年，19歲的帕森斯進入艾姆斯特學院(Amherst) 學修生物學，立志學醫。後來要大三時候陰差陽錯地搞了經濟學，在1924到1925年得到機會到LSE交流，在那他接觸到了費老口中的「馬老師」（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人類學思想。
簡單注釋一下，首先，美國有很多XX學院，沒有研究生教育，這不是說這些學校很菜，而是更專注本科生教育，並且質量奇高；其次，在美國讀法律和醫學只能從碩士開始，因為他們認為律師和醫生這麼事關生死的職業，讓一個十多歲的毛頭小子搞不合適，索性就沒法律和醫學的本科，想從事這兩個職業的人需要先讀個本科，想讀法學研究生一般本科就選哲學，醫學自然就是生物。因此帕森斯立志學醫，索性選擇上個教育質量高的本科，這樣更好地開始學醫。
後來，別人和他說：「你應該去德國看看。」於是在1925年的交換計劃中他去了海德堡大學。那時候韋伯在海德堡還有些餘威，在那裡，帕森斯多少聽說了韋伯，後來帕森斯成為了韋伯作品英譯本的教條。
有趣的是他似乎一直沒拿到德國Ph.D.學位，而是Ph.Phil.學位，好像他自己也沒打算拿學位。德國的博士體系是博士論文必須出版才算合格博士，帕森斯博士論文研究「德國資本主義論戰」，可一直沒公開發表。
今天上課時候，同學說了帕森斯的博士論文名字，和韋伯有關。在課堂上，我查了半天，只查到李友梅在1984年一片文章中提到了。不過她把LSE說成了美國的，而且說帕森斯是轉學過去，而不會是交流項目，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有點不靠譜。
然後我又看了看Wiki，都說帕森斯在海森堡大學於1927年拿到了Ph.D.,可是都沒有提及他的論文名字，要知道德國的博士體系是博士論文必須出版才算合格博士，所以博士論文應該是他的學術專著啊！不過似乎他的第一部出版專注就是《社會行動的結構》。
最後，如果他真的拿到了海森堡大學的Ph.D.的話，海森堡大學還會給他辦法榮譽博士麼？帕森斯在76歲高齡時候跑去德國，領了榮譽博士學位後便與世長辭，可以說了卻了一樁心事便走了。
那時候的美國一直被歐洲人視作沒文化的暴發戶，美國人多少也舔歐洲的大老爺們。當時美國許多翻身的大佬喜歡去歐洲取個皇室貴族，給自己提一提社會地位，不過歐洲才多大，皇室整的那麼複雜，可以說隨便一個三姑媽六姨婆都是個小公主，皇不皇也沒什麼貴族那味兒了。
在這個大背景下，當時美國的大學也推崇「留洋」的博士，更別說是最嚴苛的德國「博士」了。1926年，帕森斯這個沒博士學位的人也隨便在母校經濟系找了個教職。當了一年講師後，轉去哈佛經濟系當講師，幹了4年後，轉到社會學系繼續當講師。帕森斯前前後後當了9年講師，他自己認為是被當時的哈佛社會學系主任Sorokin打壓了，稱其毫無同理心（Unsympathetic）。後來在1937年出版了《社會行動結構》才勉強評了個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Pitirim Sorokin
可能哈佛這種學校是比較難評職稱，不過你要知道這個人後來先後當了美國東部社會學學會（Eastern Sociological Society）會長（1942），哈佛社會學系主任（1944）、社會關係系主任（1946），美國社會學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iociation）會長（1949），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院長（1974），並且為首位社會科學院長。
不知道9年的講師生涯裡，他過的怎麼樣，你翻翻看《社會行動結構》一書開篇的致謝，他可能真的謝了大徒弟默頓，對於系主任Sorokin真是敢怒不敢言，致謝還要把領導名字掛上去。
關於帕森斯到底在不在乎Ph.D.，其實可以討論。在他功成名就後，1979年5月（獲得Dr. Phil. 學位五十周年），時年77歲的時候，他還特意去到海德堡大學領取榮譽博士學位，不料在5月8日，他便在慕尼黑的英國花園旁的希爾頓酒店與世長辭。
From「Who now read Spencer」
to 「Who now read Parsons」
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結構》於1937年出版，在本書的第一章第一段話，他引用歷史系的同事布林頓（Crane Brinton）「Who now read Spencer」表示對傳統社會學的革新。
「斯賓賽死了。但是誰殺了他?怎麼殺的?這是問題的所在。」
Not，of course，that nothing in his thought will last. It is his social theory as a total structure that is dead.
不過目前的社會學可以說一句：
「Who now read Parsons」
帕森斯將本書自定義為不被人知的二手研究，通過回顧四位學者（馬歇爾、韋伯、帕累託、涂爾幹）的理論思想，進行一種經驗整合研究。嘗試從fact出發又不斷回到fact，進行觀察、推理和驗證。
其實我不大理解這裡所謂的經驗研究懿旨何為？倒是他自己醉心於宏觀理論的建構，就AGIL來說，這幾個字母不斷排列組合，並且每個模塊又可以無限細分成更多的AGIL模型。這裡不得不考慮到他在海德堡選修過雅斯培(Karl Jaspers)的康德課程。在他的理論體系裡各種ABCDEFG的字母不斷變換，分類組合頗有康德純粹理性自發生長的理念。
他自己提到理解之前社會學家提出的問題，要理解提出問題的背景。記得我在開篇提到的愛因斯坦麼？如果社會學自我標榜科學的話，那麼就把它放置在大科學背景去理解。
一般而言，自然科學新發現對於圈內影響比較迅速，知識迭代明顯。有的理工科老師吐槽：不懂現在圖書館還搞藏書幹嘛，現在還有人啃大部頭，難道不是都看論文了麼？相比較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挺講究大部頭的東西，琢磨透一個觀點往往更費時間，並且總是回頭看看古典三大家在玩什麼。當然這可能是社會學相比物理還算年輕，需要不斷回看founding farthers，進而思考自己的學科定位。
Jeffry C.Alexonder
在此，先不說帕森斯，聊聊他的弟子亞歷山大，他被國內一些工具書稱作新結構-功能主義者，其實他自己是否認的。
他在哈佛讀完本科後，又跑去西海岸的UC Berkeley整個碩士，準備自立門戶。雖說一開始他在政治上是追隨帕森斯的，但也沒有將其學術思想視為圭臬，而是研究的原點。他的研究起點就是從整理經典社會學家的思想開始（古典三大家）。可以說每一輩社會學者都從三大家開始，並且那些創始人的理論似乎仍舊極具生命力。這對於自然科學來說有點不可思議，畢竟沒人再信奉達爾文的進化說，人人也都指導伽利略的比薩斜塔實驗，月亮圍著地球轉，而不是相反。
自然科學的新發現也會作用於社會科學。雖然說不清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到底誰影響誰，但是Nazi時期的德國人種學的偽科學研究的的確確地作用了當時社會思想與社會政策，當然，後來博厄斯同樣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駁斥了當時的種族主義論調。
Franz Boas
並且，社會科學的思想一般滯後於自然科學發現。愛因斯坦1915年提出相對論，他用「E=MC2」這麼一個簡單的公式顛覆了整個物理學大廈。之後1927年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自然科學所追求的確定性受到了衝擊。
然而回看同時期的社會科學整個學科思維發展相對滯後。在帕森斯時期，1937年出版的《社會行動結構》還在追求大一統的理論，社會上的各種行動都可以進行康德式的分類，整合起來。雖說這時候物理學已經有了不確定性的轉向，但是大背景下依舊需要Hard Core 的科學，難說帕森斯算不算跟得上時代。
在帕森斯作出嘗試後，的確忽悠到一批人，使得社會學進入現代主義。然而，這種社會學大廈的建構並沒有持續很久，甚至他的得意門生默頓也發掘宏觀理論有些過於理想化了（還有剛剛提到的亞歷山大），嘗試提出中層理論維繫社會系統論的運轉。
Robert K.Merton
更不用提後來達倫多夫、柯賽、柯林斯等人直接對於結構-功能主義的挑戰。因而，搞懂AGIL已經意義不大，重要的是為什麼要去理解，理解其對於社會學史的意義。即，理解之前社會學家提出的問題，要理解提出問題的背景。這是帕森斯本書當時回顧思維四位思想家的意義，也是我們現在理解帕森斯的意義。
剛提到社會學史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可能受到馬老師的功能論的影響（帕森斯本人和費思、E.E.E.-P、福蒂斯等人也是朋友），帕森斯這本書明確指出他想要系統化社會科學，而非社會思想史。這是類似自然科學的嘗試。這也可以理解為帕森斯的社會學與傳統哲學割裂（古典三大家都算得上是哲學家，當然齊美爾更算）。
何以理解「與哲學的割裂」？黑格爾提出哲學史就是哲學，是可以體系化的邏輯體系。哲學在黑格爾手下樹立了起來，建立了邏輯於歷史的統一。自然科學做的就是體系化的知識和經驗研究結合，帕森斯同樣想要體系化社會學，不過要不同於哲學史，不研究思想史，而是以經驗研究的視角組織社會。
「歷史上的那些哲學系統的次序，與理念裡的那些概念規定的邏輯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只有能夠掌握理念系統發展的那一種哲學史，才夠得上科學的名稱。」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34－35頁。
「哲學的歷史是發現關於絕對的思想的歷史，而絕對就是哲學研究的對象。」
黑格爾：《哲學全書‧第一部分‧邏輯學》，梁志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頁。
再拿「Who now read Spencer」理解帕森斯。
Max Webber
帕森斯是韋伯的粉絲，他基本接受韋伯的一些理念。韋伯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是腦海中純粹的理想世界與當時暗流湧動的德國社會，二者之間的割裂讓韋伯頭痛欲裂，甚至瘋癲。在推動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而成立的志業上，韋伯可能不如為了涂爾幹更加決絕。但他提出一些理想的概念極大的推動了社會學研究例如：「ideal type」、「Wertfreiheit」（英譯：value free/neutrality，中譯本：價值中立）。
「Ideal type」還算好理解，或者說可以想像，就是剝除一些非分析因素，擬構一個純粹的分析模型，比如韋伯經典的權威劃分：克裡斯馬、法制和父權。
而的德語「Wertfreiheit」翻譯成「價值中立」（原書序言譯法）還是「價值無涉」？
the concept of Wertfreiheit demands the rigorous separation of theoretical perception from practical value-judg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egelianism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a unity between the two.
「中立」意味著研究者有個立場——不偏不倚，其實這也是一種立場。外界的信息明確傳遞給了一個作為第三方客體的研究者，這也就是後來量子力學的思維。客觀的觀察者要做到中立，可實際上還是幹涉了粒子運動的結果，進而開始了波粒二象性的論戰。
對此，愛因斯坦留下一句「上帝不擲骰子」，便溜之大吉。
「無涉」是指觀察者不幹預實驗的觀察，即不論是否有觀察者的存在，實驗結果都應該具有確定性，即科學應有的樣子。
我認為從科學角度出發，韋伯的出發點應該是「無涉」，而不是「中立」。當然，韋伯沒有想到量子力學，他只希望盡力達成「無涉」。可是回顧《學術與政治》的相關演講，以及韋伯在德國政府的供職經驗，他沒做到「無涉」。不過，我認為正是他沒做到，反而有他的偉大之處。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這便是學術與政治，與志業的意義。
回看《把自己作為方法》，項飆提到費老的「差序格局」概念，其實也是一種學術與政治：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費孝通提出「差序格局」其實是要回應一個當時很大的政治爭論，就是政黨政治對中國是否合適。費和梁漱溟一樣，一直認為政黨政治對中國來說不合適。
他認為政黨政治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礎，所謂的群體格局或者團體格局，就是同質性的人基於共同的政治理念走到一起，形成團體，形成意識形態，團體內部每個人的社會關係是等距的，然後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政黨領袖。費認為中國人不可能形成現代意義的政黨，他講「差序格局」其實是對民主體制的一種回應，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差序格局就有很強的內在意味。這樣，這個概念的實證精確性倒不太重要了。但現在大家完全不管這個，把它當成中國人社會關係的一個機械的標準來引用。費孝通是一個有抱負的人，他要講整個中國的事情，所以他的觀察是在回應一定的政治問題、倫理問題，提出實證性的圖景，這個跟專業化、技術化的學術研究是有距離的。我們要激發他的理論的生命力，一定要回到他所在的背景，看到他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說帕森斯是一個有抱負的人，他要講整個社會的事情，所以他的觀察是在回應一定的政治問題、倫理問題，提出實證性的圖景，這個跟專業化、技術化的學術研究是有距離的（康德唯心主義哲學）。我們要激發他的理論的生命力，一定要回到他所在的背景，看到他要處理的問題。
再回看「Who now read Spencer」，帕森斯不僅僅要重新梳理社會學研究，把「theories」變成「theory」，同時也要追隨韋伯，以學術回答一些政治問題。在Uta Gerhardt的《帕森斯學術思想評述》一書中，「斯賓塞已死」也解讀為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譏諷，反Nazi的例證。
應該好好寫寫結語，但是我沒想好，就這麼著吧。
有關帕森斯真是太多要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