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爭議最大的三部海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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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被譽為法國「奧斯卡」的愷撒獎，因授予羅曼·波蘭斯基新片《我控訴》包括最佳導演獎在內的3個獎項，引發場內外一片混亂。

《我控訴》

此前，這部影片在愷撒獎狂攬12項提名，已經被推上風口浪尖。因導演的品性問題和黑歷史，影片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抨擊，上映時更是遭到女性主義支持者的集體抗議。

羅曼·波蘭斯基在《我控訴》片場

愷撒獎現場宣布最佳導演獎項時，曾指控被性騷擾的《燃燒女子的肖像》的女主角阿黛拉·哈內爾與本片導演瑟琳·席安瑪立即憤然離席，以行動表達態度。

對這部影片的評價走向兩極化。諸多專業影評人肯定這部影片在創作上老辣的手法和精湛的水準，而另一方面，網絡上也有很多評價是因為導演私德而怒打一星。豆瓣目前近600人評價，1星佔30.9%，影片評分6.2，總體是一個較低的分數。

我們極端的假設，如果隱去波蘭斯基的署名，這部影片是否會獲得更高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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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其後，今年的柏林電影節落下帷幕，最終擒獲金熊獎的，既不是場刊評分最高的，關於少女墮胎題材的《從不，很少，有時，總是》，也不是如驚雷般刷爆朋友圈的《列夫·朗道：娜塔莎》，而是戰績平平的伊朗電影《無邪》。

《無邪》

這部四段式故事，以死刑與道德的較量，展現伊朗宗教、信仰、政治的現實。自《一次別離》以來，這是十年間，伊朗式現實主義電影第三次獲得金熊獎。而且，和上一次憑藉《計程車》獲獎的賈法·帕納西導演一樣，《無邪》導演默罕默德·拉索羅夫也因伊朗政府的監禁，而無法親自到現場領獎。

拉索羅夫透過現場連線，在頒獎現場再次提及影片的主題，「權力和責任是密不可分的，每個人都要思考這個問題。」贏來經久不息的掌聲。

這樣的結果，這樣的場面，很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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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的《列夫·朗道：娜塔莎》，應該是本屆柏林電影節最引發熱度的話題之作。這部影片背後計劃的複雜龐大，創作形式的標新立異，讓很多人錯愕，電影還能這樣拍！不過，我更願意將《列夫·朗道》稱為一個項目的影像衍生品。

《列夫·朗道》處理影像與時間的關係，以及表演的方式，不禁讓我想起理察·林克萊特執導的《少年時代》。

林克萊特花了12年的時間，將鏡頭對準一個男孩和他的家庭故事。這部電影從男主角埃拉·科爾特蘭6歲拍到18歲，我們看到一個孩子「真實」的成長過程，時間影像的力量，細膩、綿長，令人唏噓、感嘆。

而《列夫·朗道》比《少年時代》激進太多。這個以前蘇聯諾貝爾物理學家列夫·朗道命名的DAU計劃，自2009年開始，在為期2、3年的拍攝期間，有400多位主角和近萬名參演者，進入到按照史達林時代風格打造的封閉空間，並在參與的進程中，嚴格遵循前蘇聯的生活方式和規則。

大部分人的身份和他們的角色相同，大家在這個真實的虛構空間中，如常生活，吃飯、工作、飲酒、作樂，也有性愛、暴力與虐待。

顯然，真實與虛構的含混，使得突破倫理、道德的場景，遭到合法性的質疑。

片中有一個實施性暴力的場景，當導演安德烈·赫爾扎諾夫斯基被問及於此時，他的回答是，「我不在乎！她是一個妓女，我是在一個性虐者妓院裡找到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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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藝術與倫理、道德之辯，影史上，陷入此種爭端的影片不少。

學習電影史永遠邁不過一部影片，格裡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1915），以極富想像力和開創性的傑出技法，譜寫成長達三小時的恢弘史詩，然而，因其情節內容中美化3K黨，宣揚白人優越主義，引發強烈社會輿論，甚至在有些城市遭到禁映。

劇作理論家霍華德·勞遜曾評價此片，「從未有過一部影片會在技巧的革命性和內容的反動性之間存在著這樣觸目的矛盾。」

同樣著名的還有納粹黨政治美學代言人，德國女導演萊妮·裡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1935）。其電影美學價值的高超和政治意義上的卑劣，引發極大爭議。

《意志的勝利》

二戰結束後，裡芬斯塔爾被禁止在公開場合發布作品。

1954年，讓·谷克多作為當年坎城電影節評審團主席力爭讓萊妮·裡芬斯塔爾的影片《低地》入圍參賽，並致信給她，「這個世紀的電影界不能沒有你。」

儘管未能進入主競賽單元，《低地》終於作為非競賽片在坎城放映。裡芬斯塔爾在其回憶錄中寫道，「（谷克多）這種讚賞使得我完全不知所措，這與我多年來不得不經受的誹謗形成多麼鮮明的對比。」

2004年後，《意志的勝利》解禁播放，人們又開始重新審視其作品在藝術和美學層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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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還是回到一個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評價一部作品？

賈樟柯導演此次去柏林，不僅帶去了新作《一直遊到海水變藍》，而且時隔22年之後，他的導演處女作《小武》4K修復版在柏林首映。

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特地發來賀言，信中稱，「自從多年前我第一次觀看《小武》起，這部影片就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我認為對於一部電影來說，最真實的評判方法是，當你觀看它的時候，你不知道它來自何處，不知道它出自何人之手，也不知道它的背景如何，但它會突然間觸動你，讓你產生再去做一部電影的衝動。在我觀看《小武》的時候，這樣的反應真實地發生了。這部影片如此生動、感人、充滿活力，它激發了我們的創作渴望。我由衷地希望全球觀眾能夠再次觀看這部影片。」

《小武》

斯科塞斯的評判方法儘管不是唯一，但卻戳中藝術的本質，就是喚起觀者強烈的體驗感，某種思考帶來的激蕩，以及表達創造的欲望。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導演，有創作電影的衝動。對於更多人而言，寫一點文字，與他人討論，甚或反覆的回溯思考，都是創作和表達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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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現代的觀點來看，審美與道德是並列關係，而非主從關係，審美不應受道德秩序的約束。

蘇珊·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中表示，主流批評傳統求助於道德正確性的標準，實際上是把藝術作品當作了以藝術的形式表達的聲明。「被作為藝術作品看待的藝術作品是一種體驗，不是一個聲明或對某個問題的一個回答。藝術並不僅僅關於某物；它自身就是某物。一件藝術作品就是世界中的一個物，而不只是關於世界的一個文本或評論。」

從這樣的角度，我們是否應該給予作品《我控訴》一個「公正」的評價？

然而，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綜合藝術，它儼然不再是一個純粹的「作品」，因其大眾傳播性質，圍繞作品所引發的社會效應，令其被建構成種種話語的場域，用以折射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徵兆。

所以，如果《我控訴》是一部優秀的作品，我會讚賞它，但是，作為一名女性，我同時激賞女性主義者的表態和抗議。

也許，我會因為《無邪》作品本身的平平無奇打不出高分，但是，我對導演為了自由正義的表達，敢於同權力抗爭的勇氣，感到由衷地敬佩。

人性複雜的因子作祟，或許會讓我懷著窺視的心態去看《列夫·朗道：娜塔莎》，可是，又本能地排斥這樣的作品，因為它將人拽入道德模糊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