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節日」成為當下數字文明大時代對中華傳統節日和節慶文化的統稱。當我們興高採烈地度假過節、享用節日美食的時候，您會不會產生一個問題：我們的節日究竟是怎麼來的？
當除夕夜裡十二點鐘聲敲響的時候，您知道嗎，這是中國的北鬥衛星定位系統授予的精確時間。那麼，北鬥星座及其相關的天文概念又起源於何時？
您的孩子會不會問：今天我們為什麼還在過傳統節日？這些傳統節日究竟有什麼樣的文明價值？而這又與中國歷史上長期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有什麼隱秘的聯繫？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瞭望智庫」，「文明雜誌」，id：WENMINGZAZHI
與其他文明形態不同，中華文明幾乎沒有神話英雄或宗教原教旨的全民性節慶體系。從古至今，中國只有在事關農業生產和健康生活的重大節氣上才有全民性的祭拜或慶賀儀式，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等等，這些構成中國數千年傳承的文化節慶體系影響到東亞、東南亞各國。其中，立春作為新年伊始並協力播種的節氣，中秋作為收穫團圓的季節，對應成為兩個最為重大的節慶：春節與中秋節，這是構成中華民族最大人口基數的全民節日，而與此相關聯的區域性和民族性以及行業性和群類性的節日和節慶文化多達數千種。
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與真情通過節日這一形式得以永存，將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美好期盼和吉祥祝願提煉成為萬古不衰的節日之魂。
幾乎所有的文明都發源於對時空關係的總體認知和實踐，這就是天文曆法誕生的必然性，構成文明創生和傳承的價值。天文曆法推廣應用中的節日與節慶文化就是這種文明的特有表達方式。
中華傳統節日的文明價值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和合精神，比許多宗教的最高邏輯範疇都要宏大，因而能夠吸收和包容各種宗教體驗的文化合理內容，具有現代文明和未來文明的構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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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原創形態
古今中外的天文曆法種類多達以千計，基本分為陽曆、陰曆、陰陽合曆三大類。中國古代曆法就是融合前兩者的特點，並輔以星象、物候的陰陽合曆系統。其制訂的準則有以客觀觀察到的太陽運動來編制日、年，也有以客觀觀察到的月亮運動來編制月份並有月相的「朔望」和「旬」概念，共同組成季節和節氣，中華傳統節日由此產生。
在中華文明起源之時，有考古證據表明：陰陽交匯的中國曆法及其時空哲學最早上溯到伏羲《易》產生的時代，距今7000至6000年。
河北張家口宣化遼墓壁畫。該壁畫繪於墓室頂部，其中彩色的二十八宿星圖，與唐代王希明的《丹元子步天圖》所記述的一致。
距今8000年前。我國考古發現屢見遠古時代的太陽紋圖案，其中最早的是：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缸外壁上，刻畫著「光芒四射」的太陽紋。
距今6500年前。在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中，考古學家發現古人用蚌殼擺塑出了一幅天文星圖，其年代約為墓葬遺蹟包括彼此關聯的四個部分，這四處遺蹟自北而南等間距地沿一條子午線分布，非常準確，完全符合東宮蒼龍、西宮白虎、南宮朱雀和北宮玄武的四象體系整幅圖像以及北鬥星圖案與真實的星象位置完全吻合，鬥魁、鬥杓一應俱全。
中國天文學的傳統星象體系為四象二十八宿，並根據每個星座的形狀以動物來命名。西水坡墓葬中除北鬥外，蚌龍、蚌虎的方位與二十八宿主配四象的東、西兩象完全一致外，所反映的星象位置關係與真實天象也相符合。這就是以北鬥為核心的中華天文觀念的最早證據。這個時期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伏羲時代」或「易文化」時代。中國人以北鬥星為核心定天象方位並與太陽運動時間相印證的最早記錄和證明，在世界天文學史上有重大意義。
中國唐代星象圖，描繪了在北半球所見到的夜空，圖下方為北鬥。
距今5600年到5300年前，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出土了兩件含山玉版玉龜，這在中華科學文化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玉版的八方圖形與中心象徵太陽的圖形相配，玉版上八等分圓的做法與冬至、夏至的日出和日落方位及四時八節有關，完全符合中國易文化的八卦理論。玉版四周的四、五、九、五鑽孔之數，與河圖洛書的易文化相合，證實了河圖洛書就是古天象圖和曆法實踐的解讀。
距今5000年前左右，鄭州大河村遺址，也出土了中國人形成天地和陰陽觀念的例證材料。第一，是雙連壺有實質上的陰陽卦象；第二，是這裡發現了最早的一夫一妻制墓葬，也叫陰陽合葬墓；第三，最重要的是這裡發現有天象圖案的彩陶片。圖案中有太陽、月亮、日暈、星座等圖像，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天文學實物資料：每個太陽圖12圈紋，很明顯表達了年分12月、日分12時的含義；月亮圖分三旬，就是上半缺的上旬、下半缺的下旬，中間是圓月的中旬，這就是陰晴圓缺的朔望月的花紋記載。
這是中華文明的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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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生態價值基礎
此後，中國古代至少產生過102種曆法，但是其編制與實施基本上都遵從《易》的變化原理和邏輯模式，只是在細節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易》有太極，就是陰陽二儀合體，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等等。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在方位序列中叫東西南北，在時間序列上就是春夏秋冬。方位四象代表太陽和月亮的位置與四季又分成八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並以十二地支來計算月份和時間，結合雲雨雷電和地貌變遷，產生了指導農事活動的十二節令：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
故宮博物院鐘錶館所藏紫檀北極恆星圖時辰節氣鍾。
同時，中國精耕細作的生態農業決定了對季節的繼續細分，於是四季八時十二節令不斷與物候知識體系相結合，進一步演化為二十四個節氣，這樣也與月相與旬的概念相融合。這些完全符合後來科學觀察到的天文地理以及生物節律的生態原理。
從距今4100年至3600年中產生的中國第一部節氣物候學著作《夏小正》，到漢代二十四節氣的完整形成並推廣到全國和周邊民族，中華傳統節日伴隨文明的創生和傳承，持續到了今天，並將在未來繼續構成生態文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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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創世：觀象授時
觀象授時，這是中華政治文明的開端。回望遠古，中國大地上的人類先祖，為了生存，採集野果、狩獵鳥獸，於是開始了天文觀察與研究——此乃客觀曆法之起源。把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變化記載下來用以指導日常生活，人文曆法就產生了。天文與人文的轉換與交融，曆法是第一成果。曆法就是空間中的時間標識，它是蒙昧進入文明的基本標誌，曆法的科學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實踐有效性則昭示著文明的創立。
中華文明史的「黃帝時代」或「炎黃時代」，也可稱為「炎黃蚩尤時代」，這是中華文明的創世時代，堯舜仁治時代。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觀象授時」是一個具有根本性的文明成果。觀象：觀測天象，研究天體運行，這就是天道認知；授時：確定耕作、養殖與收穫的時節，規劃時間之用，這就是地德的實踐規則。觀象授時，就是天道與地德的結合，形成人文規範，複雜的社會巨系統由此展開。
17世紀中葉，中國天文學的水平與歐洲相當接近。圖為今位於北京市建國門立交橋西南角的北京古觀象臺，它是我國明清兩代的皇家天文臺，上陳列有8架清制天文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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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象授時：中華政治文明的開端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的黃帝及黃帝後時代，研究發現中原已經擁有了多民族聯邦型的國家機制，專設觀天象定曆法治農事的機構，向民眾提供觀察天象所定的時間體系，推廣種植、養殖和紡織技術，因而受到各族人的擁戴。這種「觀象授時」機制就是中國國家曆法公共服務體系的誕生，以至於中國傳統曆書的名稱就叫「黃曆」。
現存最早而又比較完整記錄觀象授時的典籍是《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意思是說：堯帝邀請羲氏和氏家族中之賢能者，崇敬天道，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掌握其規律，以審知時間而建立曆法，傳授給民眾，便於農事。
「欽若昊天」就是敬仰天道、遵循天理。《周禮》歸納了具體的觀測方法與結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觀測鳥、火、虛、昴四顆恆星在黃昏時正處於南中天的日子。
據後來天文史學者的研究，《尚書》所言與距今4500年至3500年前那時的實際天象相吻合，用以上方法作為劃分四季的標準，是比較科學的。
中國的母親河——黃河，雄偉壯麗、宛若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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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史上的第一個盛世
與黃帝時代相比，堯帝時代在更大範圍內精確推廣了這種時序方法，「敬授民時」，以其德治，春天東西和睦，秋天南北豐收，這種人文內涵，達成了後世史學家不斷讚揚的「家國一體」「協和萬邦」的景象，「化成天下」的節日和節慶文化的文明價值因此更為凸顯了。
也就是說，根據陰陽時序循環的天理，把握好現實社會中的人倫秩序和生活準則，以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關係，使人們的行為合乎文明禮儀，不誤農時，避免戰亂，安居樂業，延年益壽，由此惠及天下各邦各族人民。「敬授民時」的意義無比重大。
《尚書》還說：「帝曰：諮，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鹹熙。」
這一段話意思是，帝堯說：羲氏和氏子弟，觀測天象，得知一年有366天，又以置閏月的辦法調配月與歲，使春夏秋冬四時不差，這就可以使得官員系統的治理行為有效，官民一體，取得各方面的成功了。
這就是中華傳統時序文化與節日文化的最早典籍記載，正是對中華政治文明開端的記載。
乾隆帝命宮廷畫師繪製的《萬國來朝圖》，畫中不只描繪了紫禁城中的元旦朝賀活動，而且著重刻畫了寧壽宮中乾隆抱著孫子，看放鞭炮，享受天倫之樂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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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化」到「仁化」
現代科學證明，人與動物的區別不在於有無工具的使用能力，而在於組織協同能力高於其他動物界，如果文化就是「人化」，組織協同能力就是文化概念的核心要義，其結果必然就是「仁化」，從「人化」到「仁化」，這是中華文明創世傳世的基礎機制。
文明的標誌就是相當範圍的人群發生了時空觀念合理化與共同化、勞動分工複雜化、社會結構分層化、溝通方式符號化等等的大協同形態，也就是說，文明的根本機制是組織協同的技術機制、規模機制、效率機制的集約化過程，這就必然出現國家形態，其基本的標誌就是有效統一的天文曆法。
回望遠古，中國大地上的人類先祖，為了生存，採集野果、狩獵鳥獸，於是開始了天文觀察與研究——此乃客觀曆法之起源。把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變化記載下來用以指導日常生活，人文曆法就產生了。天文與人文的轉換與交融，曆法是第一成果。曆法就是空間中時間標識，它是蒙昧進入文明的基本標誌，曆法的科學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實踐有效性則昭示著文明的創立。
在天地人合一的生態文明序列中，動物起到關鍵的中介作用。在天道認知中，中國人建立了以動物及其特性為命名的四象七組二十八星宿的體系，對應了以動物為標誌天幹地支的時間序列，再對應節氣與農事人事的行為規範概念，構成完整的地德範疇。而在人文時間序列中，十二生肖赫然出現，作為中華傳統節日的領軍文化內容。
我們不得不感嘆，這是一個多麼完整而嚴密的生態邏輯系統。
大英博物館藏18世紀中國繪畫，畫家使用細膩的線條和用色，勾勒出了元宵節賞燈舞龍、熱鬧歡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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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盛世：傳統節日
中華文明體系的天文曆法和節日節慶，最早建構於三皇五帝時代，這是中華文明的開創時代，從伏羲到黃帝，傳說或記載，說明了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這種文明價值的建構過程。最早的盛世建立在堯舜禹的傳說和記載之中，所謂「德布天下」，就是建立國家正義的基礎。而後的盛世建立在西周禮樂文明時代，就是孔子及儒家念念不忘的「周禮精神」。
據人口史學者的估算，西周人口2000萬左右，一個農民可供養8或9人；西周時期，中國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35％左右，周天子及其封建體制所構成的國家，在人口上為當時世界第一大國。蘇美爾、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波斯等文明體都沒有西周這樣的人口容納力。
中國節慶文化學者認為，就節日風俗而言，今天的節日元素早在遠古時代已經出現了萌芽，流傳至今的春節、上巳、端午、中秋、冬至等節日元素，先秦時代大部分已經形成。但區域差別很大，以周禮為基礎的禮數內容比較複雜，加上多種文化和風俗尚未充分融合，節日的多樣性和神秘性相結合的特徵比較明顯，節日習俗大都建立在民間鬼神信仰的基礎上，伴隨很多禁忌和附會的內容，比如年關躲避山魈惡鬼，上巳禊祓等等，又比如端午划龍舟在最初正是為了驅鬼。
經濟與文化的繁榮促進了節日文化的發展，民俗節日向禮儀性、娛樂性、養生性的方向發展。
今天，民俗節日從禁忌迷信的神秘氣氛中解脫出來，向禮儀性、娛樂性、養生性的方向發展，演變成為真正的良辰佳節。
盛世節日多，此言不虛。節日與節慶文化的形成、傳承與延續，在大一統文明的體制下，表現出中華文明價值的廣域化繼承與持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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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開創大一統的文明盛世
兩千年前漢朝文明表明當時的中國既是科技大國，又是經濟大國，也是思想大國。漢朝文明體擁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學：太學。其時，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傳統在持續，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均可做官，天地人合一的哲學具體化為政治哲學的開放與包容、公平與正義、和諧與平衡，成為大一統文明的價值基礎，沒有這些價值基礎，漢朝不可能有如此廣大的疆域和如此眾多的民族共享盛世節日慶典。
二十四節氣名稱首見於西漢《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完整地記述了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等概念的邏輯關係。
漢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天文學家落下閎、鄧平等人制訂了《太初曆》，吸收了節氣說作為指導政事、農事和健體養生的補充曆法，並規定無中氣之月，定為上月的閏月。
於是，中國主要節日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陽等都成為全民或全國性的節日。先秦時期的荊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吳越文化圈、齊魯文化圈、秦文化圈等，到漢代開始大融合。《太初曆》確立了以建寅月為歲首，為節日風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機。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對節日風俗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天，許多節日禮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狀態，而在漢代找到其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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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
節慶文化學者認為，魏晉時期的民族大遷徙推動了民族文化的大交流，促進了節慶文化的融合。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部分地區，帶來了節俗文化中那些雜技遊藝成分，如騎射、蹴鞠等。同時外來信仰的宗教生活方式與正統曆法節慶內容相結合，比如佛教的傳入使節日活動更加豐富多彩，如佛祖成道制粥舍眾，此傳說傳到民間以後，形成了非常符合養生原理的吃臘八粥習俗，於是十二月初八「臘八節」成為主流節日之一。
道教把陰陽觀念推崇到極致，便以奇數為陽，節日相關的內容多取奇數，為吉利的象徵，如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五月五又叫天中節，體現陰陽均衡之意。
還有魏晉玄學和清談之風對節俗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宴飲遊樂方面，如節日以高談宴飲、詩酒風流為慶典等，為這一時期的節日風俗增加了新的內容和活力。
江蘇連雲港將軍崖，遠古石刻遺蹟太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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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盛世節慶文化的發展高峰
唐朝是中國最強盛的時期，也是第一個不用修長城的大一統文明時代。唐朝文明的最大特點是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當時世界聞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宋朝是世界文明史的又一巔峰，經濟之富庶、科技之發達、文化之繁榮至今令人激動不已。農業、鐵器製造、造紙印刷業、絲織業、制瓷業、航海業、造船業、海外貿易、數學、化學、天文學等均領先世界數以百年計。
由此不難想像，中華節日和節慶文化在那些時代是多麼豐富和熱鬧。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內容豐富的節日生活畫卷。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詞寫道：「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種尋覓佳人的心境描寫，讓今天的人們對於宋代元宵佳節的燈火充滿了無盡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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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圈：
中華節慶文化的世界性影響
據節慶文化學者研究，唐宋以後，節日的發展比較平穩，遼、金、元時期，融入了一些少數民族習俗。明清時期，節日風俗出現了三種變化：第一是更加講究禮儀性和應酬性，禮儀變成了禮俗。逢年過節，人們出於禮尚往來而互相拜訪送禮。第二是明代沿海經濟大發展，一些以個體農戶經濟為基礎的節日風俗逐漸被人們所冷淡，如祭土地神的習俗逐步弱化，有些地區以灶王神作為社火的主神。三是遊樂性繼續發展，如元宵節觀燈，由宋代的五天增加到明代的十天，晝市夜燈，熱鬧異常。
明代以來，四大名著中成書較早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中的人物形象在節慶期間的活動和表演中大量出現，大大增添了節慶的戲劇內容和典故色彩。而清朝建立後，又增加了舞獅、舞龍、旱船、高蹺、秧歌、腰鼓等「百戲」活動。
燈籠為中國人的傳統節日營造喜慶的氛圍。圖為浙江省臨安市島石鎮楊家村，小朋友準備紅燈籠，迎接新年到來。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一直保持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存在。清朝以前源源不斷來華經商、傳教的西方人士，都對當時中國的富庶繁榮、中國社會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國人的友善熱情、彬彬有禮讚不絕口。
唐代已經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宋朝與世界上50多個國家有貿易往來，開始進入海洋文明時代，明清時期依舊保持文明交流的影響力。由此不難發現，今天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重要節慶文化與中華文明本體的淵源關係，比如越南的節慶大多可以追溯到漢唐時代傳入的中華節俗，日本的節慶主要來自唐朝，韓國的節慶主要是明代的規範或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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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華過年：
中華節慶文化的震撼
我們饒有興致地讀到中國學者趙山林的一篇研究論文，詳細描述了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年～1610年）在其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他到中國友人那裡做客，參加了中國的節日活動，體驗了當時節慶場面的震撼。
據利瑪竇觀察，「中國人所有節日中最重要的、全國各教都慶祝的就是他們的新年，舉行慶祝是在第一個新月以及還有第一個滿月的時候。這後一天叫做燈節，因為家家戶戶都掛著用紙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種燈籠，點得通明透亮。這時候，市場上也到處都是各式各樣的燈籠，大家購買惹自己喜歡的樣式。屋裡屋外點燃那麼多燈籠，簡直叫人以為房子失了火。
此時晚間還有狂歡。一隊隊的人在街上耍龍燈，像酒神巴庫斯的禮讚者那樣歡呼跳躍，燃放鞭炮和焰火，全城呈現一片彩色繽紛的耀目景象。」
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像。利瑪竇在其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他到中國友人那裡做客，參加了中國的節日活動，體驗了當時節慶場面的震撼。
事隔多年，利瑪竇還愉快地回憶道：「中國人非常喜歡這類表演，並把它當作他們一切慶祝活動的主要節目。他們製作焰火的技術實在出色，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他們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們尤其擅長再現戰爭場面以及製做轉動的火球、火樹、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們似乎花多少錢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時曾目睹為了慶祝元月而舉行的焰火會，這是他們的盛大節日，在這一場合我估計他們消耗的火藥足夠維持一場相當規模的戰爭達數年之久。」
可惜的是，有一批中外學者引用上面的話語，指責中國人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只用於製造鞭炮，而不能發明槍炮，因而是落後的文明，殊不知這恰恰是中華文明的價值特徵：在中國古代任何可能具有重大殺傷能力的技術發明的出發點都絕不是用於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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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節氣作為世界非遺：
價值何在?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節氣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那麼，二十四節氣為什麼能夠進入這個名錄？這就直接涉及中國傳統節日最大的價值表徵是什麼。
這是中華生態文明的價值特質。
研究過二十四節氣的西方學者發現，中國的節日內容從來源到方式，都是依據自然規律的，因而確定節氣和節日時間對應了自然時序和社會人文時序的協調要素。
總結了上古以來生產生活大量詳細內容的《淮南子》記載：「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陽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陽氣畢下，故萬物藏。」就是說，春夏秋冬的變化，是陽氣的生長和衰微的一個過程。所以社會人事活動要緊緊遵循季節的變化規律。
也就是說，中華傳統節日主要是依據天地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節氣而來的，是一種生態節律的規範。春節跟立春的關係，端午跟夏至的關係，中秋跟秋分的關係等等，都是十分明確而有用的認知。因此古人認為：「故天有時，人以為正。」「不知四時，失國之基。」也就是說，根據天象的變化，然後把時間內容，包括作物、動物和人體的生活節律推廣給全體國民，這就是人文的調節規範，一種典型的生態文明精神。
自然時間和人文時間的合一，節日就是這樣形成的，形成之後被世世代代時有創新地加以遵循恪守，造就了中華民族豐富的精神家園，其文化內涵和實踐外延，最終表現為大美生活的體驗：幸福感、歡樂感、升華感油然而生，這就是文明價值的強大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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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價值總和
近代以來，有一種論點，說中國勞動密集型、效率極低下的、奴僕性的和極度貧困的農民與傳統農業，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代表，是人類原始社會的別名，於是，中華傳統文化，包括節氣節日文化被嗤之以鼻。
只要看中國古代大中原地域的農業生產水平，這個論斷就不攻自破。綜合多位中西方學者的研究，我們獲得了多種資料來源而研究統計形成以下數據，就是中原王朝盛世時期的糧食產量：
夏代約800萬人口，商代約1300萬人口，糧食產量不詳；
西周各邦國人口總和約在2000萬左右，實行井田制，但糧食產量不詳。西周在人口上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國，農業發展水平肯定是世界一流，否則養不活這麼多人口；
東周戰國時期人口最多時約4500萬，糧食畝產約216斤，每個勞動力年生產量約3188斤；
西漢時期人口最多時約6300萬，糧食畝產約264斤，每個勞動力年生產約3578斤；
唐代人口最多時約8500萬，糧食畝產約334斤，每個勞動力年生產約4524斤；
宋代人口最多時約12600萬，糧食畝產約309斤，每個勞動力年生產約4175斤；
明代人口最多時約2億，糧食畝產約346斤，每個勞動力年生產約4027斤；
清代人口約4億（人口爆炸），糧食畝產約367斤，每個勞動力年生產約2262斤。
從全年畝產總量來看，同時期的歐洲最多只有中華大中原的1/10到1/5。從勞動力人均產量來看，同時期歐洲僅有1/2上下。
儘管有學者對上述數據的準確性有質疑，這不要緊，因為歷史研究只能是一個資料綜合的估計。實際上，上述多人研究的平均數據只是一個引子，下面的問題，如果有答案，中華文明的價值就愈加凸顯。
北京故宮俯瞰圖。依照中國古代星象學說，紫微星（即北極星）位於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對應，所以皇帝的居所又稱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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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文明底蘊
至少在2000年間，中國保持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人均糧食生產量和佔有量，生態系統卻總體上得到延續。如果沒有科學合理的天文曆法與節氣節日文化，中國如何能達到？如果中國歷史上沒有天地人合一的生態文明秩序，那麼請問：用什麼秩序才能來達到這個水平？
自從中華文明誕生以來，中國人口一直在世界上佔比1/3到1/5。那麼，5000年來，按每20年一代計算，中國大地上總共養活過多少人口？這是一個天文數字，超過全部有史以來存在過的文明體！能否想清楚：中國為什麼能養活這麼多人口？
這個問題再次解讀了中華天文曆法與節氣節日的生活合理性與實踐有效性，可以用文明傳播的學術思想來繼續解讀：
文明就是延續並可持續的歷史及其被證明成功的社會發展方式，文明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價值總和，是一個複雜巨系統，包含了國家、種族和民族文化群落的結構體系。也就是說，文明是由一系列特質文化組成的，這些特質文化的創立傳世、繁衍存續、互動交融、吐故納新、不斷升華，構成文明傳播。
我們發現，中華文明的制度源泉、精神源泉，中華文明一再獲得成功的根本價值和傳播機制，深埋在中國人在以往5000年對人類文明生活的基本法則、規律的深刻認知與整體把握之中，這就是天地人合一的和合精神與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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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華文明的基本品質
儘管文明進程總是伴隨壞文化和惡文化的出現，但是只要文明能夠延續和復興，其天道、地德、人文的價值準則就會一以貫之而成為主導力量。
中華文明對宇宙生命的共生協調秩序理解，即對天道、地德、人文全息共振、融貫統一、交互傳播的根本秩序的智慧把握，構成了天時、地利、人和的節慶文化大景觀。
中華文明的天下大同精神，這種一視同仁的信仰自由和思想包容精神，在儒、道、佛、耶、回等諸子百家和民間文化氣質共同智慧的哺育下，成為中華文明不斷和平公正地擴展力量的源泉，不斷以節慶文化的美學特質表現出來。
中華文明自炎黃堯舜、禹夏殷周、秦漢隋唐以來各朝代一以貫之的民本精神和民生關注，其核心在於奉民生福祉為國家正義之源，從而避免了世界歷史上一再重演的奴隸制壓榨、種族滅絕、宗教戰爭、殖民掠奪等一系列人類文明的悲劇場景，這才有如此眾多的全民歡慶的節日盛典。
奧運會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體育盛會，也是全人類共敘友情、共享和平的節日慶典。圖為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國家體育場（鳥巢）上空綻放五環煙花。
中華文明自堯舜以來中國古典憲政秩序下的聯邦王政制度體系、秦漢以來大一統中央政制體系，具有文官分權與民間自治的制衡機制，是中華文明的社會治理結構不斷合理化、糾錯更新並復原回歸的根基。
中國哲學所有思想流派，都強調人類與自然必須協調才能生存，從而形成中國綠色農業高度可持續的土壤耕作制度、山林水體保護的制度體系。
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鑑的當下，我們的節日和節慶文化都有科技日新月異的表現形式和當代創新內容。而中華民族面向未來的文明底蘊和品格從來沒有改變，而且很深厚地存在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
當我們聽到除夕之夜敲響的新年鐘聲時，您一定要知道，北鬥衛星定位系統在承襲著中華文明的觀象授時機制。
因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都始終受益於中華祖先的文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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