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不久前曲凱的一篇《坐上火箭的人》討論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那就是如何判斷大勢。文章引用了所謂的康波理論，說每一個大的經濟周期基本都是 50 年左右，要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回升這幾個階段，那些創業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是正好抓住了經濟周期的趨勢。現在的問題是下一個轉捩點會在什麼時候到來？針對這個問題，經濟歷史學家，《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動力學》的作者Carlota Perez、普華永道（英國）合伙人Leo Johnson以及strategy+business主編Art Kleiner以下一個黃金時代何時到來為題展開了一場圓桌討論。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自己，但是會有周期循環。關於此類周期的一個最強的理論之一是經濟歷史學家Carlota Perez在《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動力學》中所表述的東西。它認為，如果全球的關鍵決策者協調行動的話，人類就能夠度過劇變和經濟蕭條然後進入到新的廣泛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
這聽起來也許有點牽強附會，但此前已經發生過四次。我們正處在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五次技術和經濟變革浪潮。最近的一次，也就是石油、汽車以及大規模生產時代，持續到了20世紀，並且仍然塑造著很多人的態度。而我們的這波浪潮是從1970年代開始的，它讓信息和通信技術的世界各地得到鋪開：這是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的時代（參見圖1）。
這些浪潮每一波都有著相同的模式。首先，會有一波重大的新技術引領工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發生急劇變化。在大約20到30年Perez所謂的安裝期間，這些技術主要是由追求快速回報的投機性投資來提供支持。這個貧富差距拉大的時代導致了泡沫，然後以壯觀的方式破裂，繼而進入到危機階段，也就是Perez所謂的轉折點。這個經濟和社會動蕩的階段可以持續2到17年不等。為此有人做出了很多恢復常態的努力，通常包括對金融過度的管制或者對生產和就業的刺激。但危機終止時，周期的第三部分開始；這包括了30年左右的經濟穩定增長，這時候投資回報率更加真實，而經濟是由生產資本而不是刺激支持的。Perez稱該階段為部署期。部署期給人的感覺就是黃金時代：出現了一波繁榮，每個人的財富都得到了增長，包括幾年前還覺得自己被拋下的那些人。最終，技術機會達到枯竭，市場變得飽和，周期又開始新的循環（參見圖2）。
當然，這些都是泛泛的觀察，並不能保證這種模式今後還將延續。但整體邏輯是吸引人的。在Perez看來，華爾街、矽谷以及工業4.0極其強大的技術已經在事實上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經濟革命，這場革命從1970年代開始，對第四波浪潮同樣強大的技術：石油、汽車以及大規模生產發起了挑戰。從危機轉到黃金時代需要達成重大的經濟與政治共識：要有一個智慧的全球政治框架對投資和創新給出集中的方向，確保包括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在內的全球利潤和就業的增長。這可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
鑑於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已經將近10個年頭，而最近的政治動蕩似乎又沒有停歇的跡象，那麼一個新的黃金時代的到來還需要哪些條件呢？Carlota Perez、普華永道（英國）合伙人Leo Johnson以及strategy+business主編Art Kleiner進行了一場圓桌討論。
當前危機的成因
KLEINER：按照你的理論，始於1970年代的那一波浪潮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45個年頭了。這是我們見過的此類周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危機階段也是最長的一次。
PEREZ：也可能是對日常生活的改變最深刻的一次，在全球範圍內走得最遠的一次。此外，鑑於我們的壽命變長，老一輩交出權力給年輕的數位化原住民所用的時間也變得更長。即便在40年之後，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革命還遠未完成。它還沒有像上一次技術革命那樣充分改變我們的生活。而且它還帶來了危險的政治轉變，導致主要全球公司的利益與其所立足的民族社會利益的背離。
在1950與1960年代，也就是大規模生產的黃金時代，企業和社會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國家福利化和郊區化的幫助下，許多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成為了有房人士和消費一族。因此，當公司在支付高工資和高稅收時，對國內需求的增長是有貢獻的。政府對教育和健康服務的支持釋放了大家的可支配現金，花在了消費者產品上。這些產品的高需求為增長額利潤創造了條件。這是一場強勁的正和博弈，是企業和絕大部分人口間的超級雙贏，結果就是好的利潤和得體的生活。
然後，到了1970年代，大規模生產革命到達了成熟的天花板。新產品不那麼玩得轉了；生產力下降了；市場飽和了。從此以後，許多企業看著自己的成本優勢和客戶需求轉移到海外。低工資不再像過去那樣給企業造成傷害，所以（西方社會）生活標準幾十年來一直在下降。這些再加上離岸外包導致的失業，可以對英國脫歐公投以及美國2016總統大選的熱度做出很好的解釋。
JOHNSON：加劇那些緊張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今天技術的性質。我們今天已經有了一堆的創新達到了實現的閾值：合成生物學，量子計算，區塊鏈，無人機，無人車以及普通公民太空旅行。潛在的突破正在誘惑我們。
但就像前微軟研究總監富山健太郎所說那樣：「技術不是答案……在一個又一個的項目裡……信息技術放大了人類和機構利益攸關者的意圖和能力，但不能替代他們的不足。」
關鍵問題是這個新技術的火藥庫裡面我們打算部署哪些技術。在資本主義經濟裡面，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這項努力的目的是提高生產力然後創造財富嗎？二是創造出來的財富是不是打算合理分配到眾多人手上而不是集中在少數人那裡？
PEREZ：那兩件事——財富創造和分配——必須結合在一起。新的技術巨頭，像Google、Facebook、蘋果，以及其他開發機器人和類似技術的公司，這些佔據的是最高生產力的板塊。這可以理解。但這不會讓社會變得更像樣一點，除非這些公司鼓勵合理分配。否則的話，它們就是不可接受的壟斷。這不僅僅是必要的收入再分配，而且也要培育出多個新穎的可創造就業的活動，這在歷史上一般都是跟改變生活方式有關。（在第四次浪潮中，郊區生活為零售等許多其他服務創造了新的就業。）
JOHNSON：我認為社會面臨的選擇是要高度集中的封閉經濟還是不平等的、所有權去中心化的開放經濟？但是考慮到這需要其打破由來已久的鎖定，政府和大型商業機構處理這些問題的意願究竟有多大呢？
網際網路一開始被視為是所有權和控制去中心化的引擎。可現在我們卻進入了Google和Facebook的時代，算法變成了生產的手段。那些擁有算法的獲得了價值。因此你會看到網際網路的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家平臺公司那裡。（註：關於網際網路的壟斷問題可以參考Ben Thomson的多次討論。）
同樣的技術仍然可能引領走向開放經濟，這時候生產的手段分布得更平均一點。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能源的去中心化，微型化發電，也許會有能源交易基於區塊鏈的微交易，眾籌金融，3D列印等更富創造力的本地食品生產手段。
我們要選擇哪個方向？在我看來此刻我們正日益朝著封閉經濟，朝著集中化發展。你同意嗎？
PEREZ：在1920年代，財富分配看起來跟今天是一樣的。前1%的人佔據了社會總收入的25%。到1950年代這個比例降到了10%。每一個安裝期都會帶來不平等直到國家出手積極幹預逆轉這種趨勢來緩解社會動蕩。在一戰前的第三波浪潮，也就是19、20世紀之交時，貧困是很普遍的，而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在效仿俾斯麥在1880年代的做法，其實就有點福利國家的形式了。而在當時美國也處在進步時代。
轉變的障礙
KLEINER：現階段實現轉變需要什麼條件？
PEREZ：二戰後在上一時期的危機結束時，許多政府和企業都在齊心合力恢復統一、持久的繁榮。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協定，將軍工轉為民用以及歐洲和日本的重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幸的是，今天的領袖此刻尚未扮演自身的角色。上一次他們的插手是結束危機的催化劑。
為此，也許我們需要有一次真正讓人感覺是危機的危機。這似乎是資本主義的自我修正機制；也就是情況需要變得糟糕到穩定性都受到了嚴重威脅時才行。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最糟糕的時候，也沒有足夠多的決策者感受到到足夠強烈的威脅。
但現在大家都憤怒了。他們已經在追隨煽動者的腳步。全球各地的領導應該知道無視民眾不安的話後果需自負。
大多數的動蕩不安都可以追溯到歐美的緊縮政策，其決策前提是讓市場自己管好自己。在安裝期，技術革命正在開始存在大量實驗的時候，市場的確把自己管得很好。但在這波浪潮中這一階段已經結束了。這導致了兩個主要的泡沫：一是1990年代的納斯達克網絡泡沫，以及2000年代中期的寬鬆信貸泡沫。
在2008年市場崩潰後，金融機構停止了對企業的融資，因為它們視之為有風險的，並求助於純粹的投機，如債券、債務以及衍生品等。還在投資的只有新的ICT巨頭，因為這幫人有著龐大的「帝國」，富可敵國的現金。除了少數風投資本以外，新的潛在項目和創新都無法找到信貸來源。緊縮政策妨礙了全球的恢復。如果一家公司有著跟這些政策的失敗率一樣高的話，在過去CEO早就被撤掉了。
即便在現在，這些決策者還在等待。他們並不理解，就像在之前的每一次技術革命那樣，公共部門在重大泡沫破裂之後都要起帶頭作用。只有明智的政府政策為盈利提供清晰的方向才會讓市場恢復活力。只有有效的政策才能恢復工作和收入，讓社會動蕩平息下來。
KLEINER：企業難道不需要在這裡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嗎？
PEREZ：當然！在讓我們擺脫混亂的過程中企業需要實現自己的現代化，需要跟政府配合而不是對抗。但就像在1930年代一樣，企業領袖往往在原則上傾向於反對政府干預。上一次危機是在經歷了二戰後他們才發現了跟政府一起合作的優勢。在戰後，甚至企業領袖也開始支持高稅收（艾森豪治下最高甚至達到了90%的稅率）以及福利國家。這些政策刺激了動態需求。今天對緊縮政策和小政府的支持表明大家已經忘記了過去的教訓。
KLEINER：現在為了達成共識已經採取了一些行動。2016巴黎協定鼓勵圍繞著氣候變化在政府和企業（尤其是蓋茨和扎克伯格這樣的技術領袖）間展開協作。一些技術平臺，比如工業4.0，正在把各個不同的東西整合起來。民粹派在力促一些政府將內部的官僚機構精簡化，提高辦事效率。最近的一些選舉，比如法國和荷蘭的選舉表明，大家對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有著強烈的渴望。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一些評論員都強調了變革當前系統的迫切需求以便讓經濟再度為社會帶來好處。像這樣的選舉有沒有幫助呢？
PEREZ：也許有。但在情況變好之前也會經歷一段糟糕很多的時間。我認為可能會有幾場大災難會最終喚醒全世界的領導。一是更多的國家為煽動份子和民粹主義者掌權加上各地社會動蕩和暴力的不斷加劇。另一個有可能是第三次金融崩潰。如果發生的話這次的救助會困難得多。發生氣候災難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比如對紐約這樣的城市的毀滅性颶風襲擊。
這段時間有時候被拿來跟1960年代相提並論，但這兩個時期是非常不一樣的。1960年代處在上一波浪潮的成熟階段，像嬉皮士這樣相對富裕、具有創新性的一群人可以有資本抱怨過渡消費主義：「讓地球停止轉動吧，我們不玩兒了。」今天民粹主義的追隨者對投資新東西不感興趣。他們充滿憤怒和怨恨；他們是極端不公平的受害者。他們希望回到更好的過去。
從我們現在四分五裂的世界去到黃金時代目前看來暫時不可能。但之前的浪潮中類似的轉折點乍看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你很難把那些饑寒交迫在施粥處排隊的失業人群想像為有車有房的業主。但在短得令人吃驚的一段時間之後這件事情還是發生了。
生產力的新形式
KLEINER：朝著黃金時代的轉移會對就業和失業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PEREZ：每一場技術革命都會消滅舊的工作。在解決上一波浪潮的問題時，舊工作提高了生產力，用更少的人製造出更多的產品，提供了更多的服務。每次新的生產力都會採取不同的形式，但這最終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工作總體會變少，而是意味著工作的定義方式發生了改變。
在19、20世紀之交，大規模生產（第四波浪潮）對單件小批生產造成的影響就像電子產業現在對大規模生產造成的影響是一樣的。一開始會消滅工作。大規模生產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製造出很多的等同產品。那麼理想的政策自然就是讓能源和材料價格降下來，把勞動力價格提上去，從而讓更多的大眾市場消費者用上廉價的燃料和電力。二戰後，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就是這麼做的，通過支持工會聯盟來提高勞動力成本，建立工資稅，並且通過了最低工資法律。以化石燃料的形式出現的廉價能源和原材料則從發展中國家獲取。儘管企業對高工資憤憤不平，但也還是能從生產力和需求的提高中受益的。
而在今天，變貴的是材料和能源（或者在經濟強勁恢復的情況下會變得如此），而這些需要減少以削減成本。環境威脅強化了這一誘因。因此企業正在對產品進行重新設計，讓它的碳足跡變得更少，需要的材料更少，做到零浪費。很多產品還變成了服務——比方說把音樂實現錄製為流媒體就是例子。
需要的勞動力數量也被減少，所以生產力的倍增正在到來。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已經在取代很多工作，而且可能還會有更多的工作被替代。
JOHNSON：如果當前趨勢繼續維持下去的話，一般的工作似乎很快就會被消滅掉。大型企業按工時計費的工作正在消失。IPsoft有個聊天機器人叫做Amelia，它可以同時進行25000項對話。IBM正在開一個機器人來對財務條例進行解析。
PEREZ：你認為經濟受影響的面有多大？
JOHNSON：有各種各樣的估計。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Frey和Osborne的研究估計當今美國和英國47%的白領工作到2035年均可實現自動化。世界銀行最近的一項研究認為印度69%的工作都有被自動化的風險。
PEREZ：但這總會有相應補償，這種補償往往與對美好生活的新願景相關，這已經成為了黃金時代的一個普遍模式。在第二次浪潮中，這種願景是都市生活，也就是1850年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所確立的那種城市的生活。而在第三波技術革命浪潮中，這個願景就是一戰前美好時代的國際化生活方式。在第四次浪潮中，是1950年代的美式生活方式，為大規模僱人的建築、零售、服務以及政府部門的技術性失業提供補償。
這次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這下一波的黃金時代也許會涉及到更小的碳足跡，協作經濟、預防性的醫療保健、創意、經驗、運動、對材料的精益使用，以及工業生態學等。
這還將意味著從產品到服務的轉移，從有形到無形的轉移，以及從大規模生產到定製化的轉移。大規模生產強調的是經濟的規模——製造更便宜的同等商品，而新的數位化技術則是因為多樣性和適應性的人蓬勃發展。價格溢價越高，工作的薪水可能就會越高。
此外可能還有一個趨勢會進一步深入，那就是從擁有商品到租用或者共享商品的轉移。即便在今天，當大家使用信用卡購買電器時，其實在他們還款之前也是在租用的。如果電器壞了——往往買臺新的也要比修好它更便宜——這在效果上其實相當於「租用」另一臺。
只需讓這個模型採取符合邏輯的下一步，我們就能讓這個社會的就業率變得更高：讓信用卡演變成Amazon網站式的租賃門戶（比方說租賃電器）。這會意味著維修和安裝工人的大規模僱傭（對故障進行電子診斷，對部件進行3D列印），而產品可能會換手很多次，幫助那些剛剛邁進消費門檻的人用很少的錢租用舊一點但仍然很好的電器。
KLEINER：製造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PEREZ：租賃模式對他們也是好的。大規模生產模式的基礎是計劃報廢，也就是生產大量的劣質品。通過讓大家替換壞掉或者損耗掉的產品，這樣一來就在飽和市場中人為創造出需求來。但如果市場在全球發展起來的話，在完全全球化部署的時候，公司就可以生產昂貴、高科技、經久耐用的奢侈品，這些產品可以持續很多年並且隨著技術演進而不斷升級。這時候就不再需要備件了，製作只需要軟體即可。而新的數百萬進入中產階段的人現在還可以配備上不需要變得稀缺昂貴材料的耐用品，這既不會對地球造成傷害，同時還能提高效率。
JOHNSON：這一點我要跟你抬槓一下。一旦我們完全進入算法時代，進入機器生產的零邊際成本時代，我們的技能會變得近乎多餘。對於機器來說，我們只不過是裝飾品、錦上添花的東西罷了。另一個選項是停止發展AI，不要讓資本壓倒人力。我們可以反過來：優先考慮自然智能，好好利用還非常充裕的認知盈餘。我住在北倫敦的Kilburn的時候，住在我隔壁的一位義大利老人找了20位鄰居一起來釀造本地葡萄酒：大家一起選葡萄，一起踩葡萄，一起裝瓶。他釋放了能找到的自然和人力資產。這類再培訓和以社區為基礎的手藝活在技術的增強下會不會開始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想像呢？
PEREZ：我同意本地生產可以成為新經濟的重要補充。但大家需要豐富的商品，包括食品、住所和交通。你真的認為我們能夠回到我們所消費的一切都靠我們自己的手藝打造的時候嗎？
社會成長的模型
JOHNSON：要麼會不會是這麼一種情況？在經歷了最近的網絡威脅之後，我擔心高度互聯的經濟可被操控的漏洞太多，太過缺乏彈性，以至於出於必要我們得回過頭來自己造東西？
PEREZ：我們不需要讓大死掉。我們只需要讓「大規模」死掉。資本主義制度不需要讓技術巨頭變成無關緊要，它們可以通過為另一種財富創造打開機會之門來作為補充。金融技術初創企業已經在迫使大型銀行改變經營方式，而一些初創企業可能可以取代很多銀行的職能。
凱恩斯是對的。在創新和投資可以推進之前需要有人創造需求。上一次的需求是在郊區建房中產生的。但現在我們該如何創造需求？為了什麼樣的產品和服務創造需求？
新興經濟體的重要性就在這裡。所謂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牽涉進20世紀的那場大規模生產的浪潮當中，因為發達世界對它們的自然資源的興趣要比對它們的消費者市場更感興趣。但現在這一點變了。隨著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不斷瘋狂的發展，這些市場提供了其他新興經濟體的企業生產者，包括食品和原料生產者所需的需求。這些新的生產者會利用規模大得多的全球需求來資助自己的發展，而這反過來又應該會增加對資本和消費者商品的全球需求。這是一個新的有待確立的正和博弈。
到最後，當情況變得太過糟糕時，我們會需要一個相當於馬歇爾計劃的東西來幫助所有國家的發展。這可以是熱帶地區的建設項目：比如某些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地區，某些深受乾旱之苦的地區，這些都需要大規模的工程，需要利用太陽能等新型能源，對那些國家發展均有幫助。像過去一樣，這些可以通過包括稅制等僅僅幾年前感覺還不可能實現的新承諾來買單——但現在包括企業在內的所有人最終都將意識到，自己的命運的如何地緊密捆綁在一起。
KLEINER：這與世界銀行等經濟開發組織這些年來所做的事情有何不同呢？
PEREZ：會更加雄心勃勃，而且更加針對資訊時代和經濟全球化的情況和機會。關鍵的問題是：正和博弈能否在全球所有的國家之間形成？今天對充分的全球發展的需求是非常龐大的，這只不過是因為必要的消費者需求增長的需要。光靠中國和印度不能滿足這一目標。這也是減少中東和拉美移民的唯一辦法。甚至哪怕ISIS被打敗了，你也必須在這些欠發達國家創造出足夠多的就業機會來給那些國家的人民帶回希望。
每一個經濟體各有所長是必須的，這樣在參與全球市場時才能具備競爭力。但在每一個領域大家都必須拋棄向下競爭的做法，而是要發揮自身的獨特性，要考慮自己的歷史和所創造出來的優勢。這個國家的企業、大學、監管優先考慮事項以及稅收制度等都要圍繞著選定的成功方向來發展，優先考慮通過建立共識的過程來制訂。我認為發達工業國最終將專長於資本密集型商品、高級工程以及奢侈品。而欠發達國家將被迫建立自己的製造業基地。部分可能專長於原材料型的產業，包括那些生產副總視頻和化學品的產業。一些會有自己的創業者，對產品和服務進行能反映出自身文化和身份的創新。多樣性是信息技術的本質，就像大規模生產自然會有同質性一樣。
有著全球覆蓋的本土化國家
KLEINER：你說的是一種本土化的重商主義，每一個國家在地理上都有一個卓越中心，就像美國的矽谷。
PEREZ：是的，因為全球化會迫使當地和國家經濟體通過專業化來突出自己，如果希望能生存下來的話。其中一些專門化的經濟體可以是地區性的。比方說，歐洲有著鍾愛環境可持續性的文化傳統。這個地區已經開始圍繞著「歐洲的生活方式」來建設自己的經濟。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正在展示這種方式。德國宣布了向可再生能源過渡的計劃。顯然，這裡會有文化和氣候上的差異：丹麥強調的是風能，希臘鍾愛太陽能。一些國家在醫療保健上做創新，其他的則聚焦新型材料。每一家都各有所長，但在全球經濟中他們是屬於歐洲這個整體的。
JOHNSON：但是難道歐洲的優勢不就是多樣化嗎？事實上歐洲是由種族、宗教、語言以及文化存在著巨大差異的人組成的，他們超越了國家實現了和諧共存——難道這不會妨礙掉歐洲只有一種生活方式的想法嗎？
PEREZ：正相反，ICT的優勢是它可以在多樣性中蓬勃發展。在討論一種可能的歐洲生活方式時，我想像會有多個創新來定義充滿抱負的「好生活」的不同版本，這其中會牽涉到很多的技術以及人本服務，加上健康和創意。這樣的生活歐洲人接受起來甚至比標準的美式生活（這樣的生活他們是很樂意接受的）還要容易。但我們說「智能綠色增長」應該是大方向，要讓世界所有地方都接受多樣性，同時集中技能、供應商、科技能力以及服務來為商業模式等服務。
KLEINER：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在少數地方有少數領袖可以開始為一個新的黃金時代創造條件？
PEREZ：是的。一直都是這樣的。先從少數先驅開始。然後別人跟著模仿。當這種情況進一步傳播時，就會出現大規模改變，這牽涉到企業和政府的態度改變。我們說的是機制創新，新的建立共識的機制，以及對稅收體系、教育以及福利國家的大幅調整。這些都已經過時了，已經不適合我們的目標了。比方說，在大家都是終身的創業者的情況下，在按照計件方式進行研究的情況下，在為共享出行公司開車的情況下，在大家沒有必要的支持和穩定性保障的情況下，目前的失業保險怎麼能適應共享經濟呢？
以我之見，最終最可行的解決方案（不管這實現起來有多困難多複雜）也許是Milton Friedman等人提議的普遍基本收入。從小孩到老人，每個人都能拿到保證生活必需的最低基本收入，這樣的話他們就能安全地在共享經濟中生存下去。這樣才可以真正自下而上地發展經濟。這樣我們就能消滅玩忽職守，不用再去丟臉地證明自己需要公共援助。基本收入每個月都能從ATM那裡吐出來。掙得足夠多的人（當然也包括百萬富翁）通過納稅很快就能把錢還回來。到最後在，只有那些真正需要普遍基本收入的人才會是社會的成本，這方面的支出也許還沒有我們現在在失業保險、兒童撫養費、處理玩忽職守和飢餓相關犯罪以及進行支付能力測試和決策的官僚機構的薪水上面的花費多。這些花銷本來可以轉移到更有創造力的工作上。
JOHNSON：有一件事讓我對此感到悲觀。目前的政治氣候似乎正在朝著相反方向轉移。而技術正在給權利主義推波助瀾，算法決定著我們的新聞流，社交媒體數據塑造著選舉，傳感器監控著不同的聲音。
但我也能想到一些可讓人感到樂觀的理由。技術的去中心化趨勢也正在政治方面呈現。當地的實體已經在承擔更多的責任——最近，城市正在共同展開努力來處理氣候變化問題。即便我們面臨著嚴重的社會、經濟以及環境挑戰，我認為在政府的支持下，技術推動你所說的那種更充分全球化的機會已經出現。比方說，現在農民可以以每天50美分的價格出租配備了SIM卡的M-Kopa太陽能燈，然後用來獲得一筆36美元的手搖泵的微貸款。這減少了醫療保健成本，並且讓莊稼的收成翻了3番；一項研究表明，這類技術可以讓每位農民的年收入從180美元漲到1800美元。全球缺電的人口高達12億。這是一個龐大的未開發市場。如果我們能夠把資金用到擴大化這些業務上面的話，這對於所有人都是有好處的。
KLEINER：這些變化應該如何開始呢？
PEREZ：我們需要看看歷史。領袖需要理解自己在這個關鍵時刻所扮演的角色，去開啟建立共識的進程，要果斷採取大膽行動。他們的努力，如果能再得到企業和社會的支持，就能夠成為信息經濟全球的黃金時代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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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