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三位經濟學家因為減貧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其在全球扶貧問題上使用的實驗型方法。」 三位獲獎者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和麥可·克雷默通過隨機對照試驗的方法澄清了許多對貧困的混亂認識,並將扶貧手段有效性的評價建立在科學實驗基礎上。經濟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方法的創新,通過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使人們可以觀察和分析在此之前無法研究的領域,發現原來無法發現的事實,三位獲獎者正是通過利用和推廣隨機試驗的方法,更新了人們對貧困的認識,產生了對貧困和反貧困的新的認識。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像
因為研究方法而獲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認為,之所以將這一獎項授予以上三人,是因為他們所進行的對扶貧幹預的隨機試驗研究極大地提高了我們戰勝全球貧困的能力。
貧困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現在全球還有7億貧困人口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每年有500萬以上的兒童因為貧困無法得到簡單的治療而死於各種疾病。反貧困是全球各國一致的目標,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也一直將消除貧困作為最重要的工作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社會慈善機構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開發了多種多樣的扶貧措施,但是這些措施的扶貧效果如何,哪些措施的效果更好,哪些可能是無效的,儘管有大量的評估報告,但是仍然缺少精細的科學方法加以驗證。
無論是發展經濟學或微觀經濟學都試圖在研究方法上創新以更好地解釋貧困的原因及反貧困政策的效果,但是這些分析大多集中在宏觀領域,很難在實踐層面上回應具體的政策需求,比如小額信貸是否能夠促進貧困地區小微企業發展?要提高貧困地區的教育質量,首先要改善貧困地區的教學條件是僱傭一些臨時教師好,或者是把大班分成小班好?減貧需要具體的政策和措施,而具體政策和措施的效果則需要精細的科學驗證,隨機試驗的方法正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這種方法在減貧領域的廣泛應用被認為是改變了發展經濟學的方向。
在20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麥可·克雷默開始使用隨機實驗的方法分析扶貧幹預的有效性。簡單地說,這種方法就是將貧困人口隨機地分成兩個小組,一個小組實施特定的貧困幹預手段,一個小組不實施特定的幹預手段,通過收集長期的實驗數據,可以驗證一種幹預手段的有效性,並基於證據提出改善的建議。他們最早的研究是在肯亞的西部地區測驗對兒童教育和健康幹預的有效性,比如他們發現,儘管寄生蟲是危害貧困家庭孩子身體健康的重要原因,但是許多家長並不一定接受驅蟲藥,那麼原因是什麼呢?他們的隨機試驗發現,家長對於驅蟲藥的價格非常敏感,當免費發放驅蟲藥的時候,有75%的家長願意給兒童使用驅蟲藥,而家庭需要支付40美分的時候,就只有18%的家長願意使用驅蟲藥。這項研究成果直接引起了世界衛生組織調整了驅蟲藥的使用政策,在新的政策中,建議凡是超過20%的兒童感染寄生蟲的地區,要向兒童免費發放驅蟲藥,而不是收取費用。
隨後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看到這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用了15年時間深入五大洲多個國家的窮人世界,調查貧困人群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發表了富有影響力的《貧困的本質》一書,並在2003年成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推動採取隨機試驗方法檢驗社會政策的有效性,為那些有興趣致力於採取隨機試驗方法檢測社會政策有效性的人員提供培訓和指導。現在這種方法已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家,在全球各地對各種議題進行研究。與我們傳統的經濟學家個人化的研究不同,他們的實驗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亞、東南亞以及北美和歐洲都設有辦事處,從而產生了大量的隨機試驗結果,對政策的制定和改善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與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不同,在隨機試驗的政策分析中,要將宏大的政策和項目分解為可以通過實驗加以檢驗的小題目。比如在扶貧領域,經濟學家經常討論的是經濟發展帶來的涓滴效應有益於貧困戶的發展,還是專項的扶貧政策更有益於減貧這樣的大問題,大的研究議題很難通過隨機試驗來加以驗證的;再比如,貧困的產生是因為貧困者自身的原因,還是宏觀的社會經濟結構所導致的,也無法通過隨機試驗加以驗證。可以進行隨機實驗的往往是更加具體的題目,比如對兒童早期添加維生素是否有助於其神態的改善是可以用隨機試驗的方法加以驗證的。最近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的一些研究題目就清楚地反映出他們研究題目的特色,比如在農業領域,他們針對尼日的2880名農民進行對比試驗,以分析「雨水收集能幫助小農脫貧致富嗎」?他們還會對埃及的1000名借款人進行隨機試驗,分析「加大小微貸款的額度是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他們的研究還包括對菲律賓569人的隨機試驗以檢驗「培訓是否能讓誠實、有能力的年輕人更想去競選公職嗎」?
從這些議題的提出和研究其方法的設計可以看出,隨機試驗與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有著明顯的區別,這些問題必須是具體的,可以通過隨機試驗就以檢驗;在數據收集中要進行隨機的對比實驗,以獲得客觀的數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研究者只關注這些片段的實驗而不關注理論問題。在他們的研究中,恰恰是通過大量看起來是碎片式的研究,對貧困進行新的理論解釋,從而得出一般性的結論。要從片段式的實驗中總結一般規律,往往要經過幾個階段,首先是在特定區域的隨機試驗,在取得實驗結果以後,在將這一實驗的範圍擴大,觀察在不同外部條件下其實驗的結果,在比較不同地方的實驗結果以後,做出理論解釋。
經過20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隨機試驗的方法已經從小範圍的實驗發展成為系列的研究,對貧困的發生機制進行了客觀的解釋,對完善扶貧政策和手段起到了積極作用。
幾個重要的領域
隨機試驗被廣泛應用於貧困和政策研究,涉及的範圍廣泛,但是在諾貝爾經濟學評獎委員會看來,他們的研究在與減貧密切相關的教育、衛生、行為偏好、性別與政治和信貸的研究中成果尤為突出。
所有減貧的理論都承認改善貧困地區教育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之策,但是如何改善貧困地區教育才是最有效的,不僅對學生的幫助最大,而且可以使減貧資金髮揮最好的效果?通過隨機試驗開展的有關貧困地區教育的研究超過了100項,這些研究涉及到許多有關教育的議題,如提供更多的教科書給貧困的學生是否有助於學生成績提高,聘請更多的合同制老師從而增加學生與老師的互動效果如何,縮小班級的規模能否改善教學質量,以及改善學生的健康狀況是否會提高學生的入學率,減少輟學等等。
這些研究得出了一些與日常想像不同的結論,比如貧困地區的學生往往沒有足夠的教科書,那麼增加教科書的數量,使更多的學生有教科書被認為一定會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但是他們的實驗表明,增加人均教科書的數量只是使那些能力強的學生成績得到明顯提高,而一般學生的成績並沒有提高。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還對校外補課和計算機輔助學習做了實驗,發現補課和計算機輔助學習對提高學生成績都發揮了作用。他們的實驗還表明,將學生按照不同程度分班也許對於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是件好事,關鍵問題在於教師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水平要能夠相互匹配。他們的實驗還證明,教師的努力是改善貧困地區教育質量的關鍵,比如他們的一個實驗是比較教師有獎金的學校和沒有獎金的學校,發現有了獎金的鼓勵,教師更加盡責,而學生的學習成績也有所提高。
衛生是他們關注較多的第二個領域。麥可·克雷默最早就是從如何促進貧困家庭給兒童使用驅蟲藥開始了隨機試驗的研究,這些研究迅速擴展到許多與貧困地區健康相關的研究,比如如何保護貧困地區的井水衛生,如何改善衛生服務。
飲水安全問題是許多貧困地區面臨的嚴重問題,即使有了水井,也有許多地方的井水受到人畜的糞便和汙水的汙染。衛生的投入具有外部性,大多數學者認為把衛生設施作為公共物品比私人物品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麥可·克雷默設計的保護井水的實驗用客觀事實證明了設施去原有的公共物品供給系統比私人的系統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但是對於高收入人群來說,私有產權可以鼓勵他們在水井保護中增加投入。貧困人群對價格的敏感也是他們研究的議題之一,比如前面所說的免費發放驅蟲藥可以使更多的貧困家庭採用驅蟲藥。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在印度還研究了醫療服務對貧困家庭接受種植疫苗的影響,發現如果醫療服務比較差,鄉村衛生員經常不在崗,那麼農民接受疫苗的比例會非常低,如果有穩定的醫療服務,再加上必要的激勵就可以大大提高貧困農民接受疫苗的比例。
貧困農民的決策與非貧困人群往往是不一樣的,這經常被歸結為貧困人群特有的文化,但是這些爭論似乎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隨機試驗的方法可以解釋農民行為的原因,並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農民很少買化肥,儘管化肥對於糧食產量提高的作用很大。埃斯特·迪弗洛和麥可·克雷默在非洲進行了隨機實驗,一些農民給以較大的補貼,一些農民只是在秋收以後給以小額度的降價,實驗結果表明,在秋收以後農民手頭有錢的時候,小的補貼就能夠幫助農民購買更多的化肥,而過了季節以後,即使給予較大的補助,農民也很少買化肥。這表明,對農民的補貼不僅要考慮額度,還要考慮什麼時間是最好的機會。隨機試驗的方法推動了貧困認知和貧困心理的研究,通過大量實驗解釋貧困農戶的具體行為與政策供給之間複雜的關係。
此外,性別問題,信貸問題也是被經常研究的題目。由於小額信貸再孟加拉的成果,以及小額信貸扶貧的創始人尤諾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小額信貸扶貧的方式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被複製,大多數對小額信貸的扶貧效果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是埃斯特·迪弗洛在印度共兩個階段的實驗卻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表明小額信貸可以促進貧困人群,特別是婦女的創收活動,儘管埃斯特·迪弗洛強調她的研究並不能否認小額信貸的作用,因為信貸扶貧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但是她的研究仍然可以說明,小額信貸扶貧也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改善都需要科學的依據,特別是在扶貧領域,需要政策的具體化,隨機試驗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為政策的制定完善提供了科學依據。
理解貧困
也許人們看到隨機試驗的方法只能解釋具體的問題,但是當這些問題被按照一定的議題設計,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框架,並在不同地區被不同的研究小組重複實驗的時候,就為重新理解和解釋貧困提供了可能,這集中體現在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所著的《貧困的本質》一書中。
窮人往往被看做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因為他們自身的一些問題而深陷貧困。比如窮人往往被看做是懶惰的、只滿足於獲得當前生活,他們不會為了將來的發展而減少當前的消費,他們生活缺少算計,有錢就會亂花等等。但在這本書的作者看來,「即使這些人處於貧窮狀態,他們幾乎在所有方面都和我們一樣。窮人與我們有相同的欲望和弱點,也並不比我們理性多少——正好相反,恰恰因為他們幾乎一無所有,我們常常會發現,窮人在做選擇時會非常謹慎:為了生存,他們都需要成為精打細算的經濟學家」。窮人的一些行為也許被外界誤解為不理性,但是對於窮人來說,那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人們常說貧窮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在大多數時候,貧窮不僅僅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而且限制了人們的行為能力,比如要做出正確的行為選擇需要大量的信息,但是大量的信息是窮人接收不到的。窮人在缺少足夠信息基礎上做出的決策,在外人看來,自然是非理性的。
要想理解窮人的決策、窮人的生活,就要深入到窮人的生活世界中,在其特定的生活場景中去理解他們的生活。只有從窮人的角度才能理解,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忽略的那些小花費、小障礙和小錯誤,對於窮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生育過多的孩子往往被看做是貧窮的重要原因,越是貧困的家庭就越是生育更多的孩子,而更多的孩子又導致教育和醫療的不足,從而更深地陷入貧困,由此產生貧困的循環。但是從窮人的角度看也許問題是不一樣的,窮人在未來會面臨更多的風險,包括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風險,以及父母年老以後的風險,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分攤這些風險。事實上,孩子多與貧困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因為孩子多既可能因為資源不足造成貧困,也可能因為孩子之間相互支持而擺脫貧困。作者收集了多項實驗研究,但是都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孩子多必然導致貧困。
作者並不反對控制生育,但是在作者的分析中,控制生育是一項複雜的活動,既需要良好的公共衛生服務,也需要兩性之間的平等關係建立。良好的公共服務並不限於提供避孕措施,還包括衛生人員的定期訪問。而在家庭中,男性往往更傾向於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貧困家庭的婦女選擇權力很弱,因此提高婦女地位也會有助於減少生育。
許多被認為是貧困原因的行為可能是貧困的結果,比如說窮人不儲蓄,可能並非是窮人沒有儲蓄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儲蓄的能力,他們從來無法積攢到足夠的錢去進行投資或改善生活,才會將到手的錢馬上花掉,如果讓他們生活中有希望,就可能提高他們儲蓄的願望。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解貧困是要理解窮人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原因,這些原因構成了反貧困的障礙,消除了這些障礙就可以實現反貧困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系統的隨機試驗幫助我們改變了對貧困的理解。
中國扶貧經驗的具體化
從窮人的角度去理解貧困問題,通過系統的隨機試驗檢驗政策的效果,並在科學的基礎上完善減貧政策,這一發展經濟學的創新對於理解中國的扶貧經驗和完善扶貧政策具有積極的借鑑意義。
首先,中國的減貧經驗需要從微觀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釋。中國扶貧成就的取得不僅有宏觀的頂層設計,更需要在微觀層面的具體落實。微觀層面的制度設計和經驗解讀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扶貧成就取得經驗,也能夠更好地講好中國扶貧故事。
大部分貧困人群在溫飽尚難解決的情況下,很難考慮到長遠的利益,因此貧困人口往往寧願讓孩子去輟學打工,因為打工的收入可以解決貧困人群當前的現金需求。但是中國採取了綜合的減貧手段,不僅為貧困戶提供就業和發展產業的機會,同時還強制性地要求貧困家庭的孩子上學,綜合性的手段產生了良好的減貧效果,從而使貧困家庭徹底擺脫貧困成為可能。但是我們缺少系統的實驗數據來支持這樣一些結論。再比如中國創新地將光伏與減貧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從而為貧困家庭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在獲得穩定收入來源以後,貧困農戶的生產和生活行為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也缺少系統的數據來說明他們的變化。
其次,隨機試驗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改善政策設計。精準扶貧進入關鍵之年,2020年以後,中國的扶貧將從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轉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在這個時期,特別需要精細的政策設計。解決精細的政策設計是隨機試驗的優勢,在宏觀的頂層設計完成以後,要取得更好的減貧效果就需要不斷完善政策設計。隨機試驗的方法已經被引入到中國,並被應用於扶貧政策,特別是有關兒童扶貧政策的評估,並取得了良好的經驗,可以被在一定範圍內加以複製。
在解決農村絕對貧困問題以後,中國將面對更加複雜的相對貧困問題、城市貧困問題,具體和精細的隨機試驗方法將有助於深化對於貧困的認識,從而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農村環境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