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周歲到來的這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將目光投向了貧困社會。無論是探尋貧窮根源的阿比吉特·班納吉，還是試圖了解窮人經濟生活的艾絲特·杜芙若，抑或是致力於慈善事業的麥可·克雷默，都在貧困——這個全人類探索已久的道德話題之下兢兢業業。值得注意的是，從去年的經濟可持續增長主題以來，這個曾經飽受「是否對全人類作出重大貢獻」質疑的獎項，似乎越來越關注人類。
從班納吉到克雷默
當地時間14日中午，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瑞典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阿比吉特·班納吉、艾絲特·杜芙若及麥可·克雷默摘得獎項，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其中，阿比吉特·班納吉和艾絲特·杜芙若是夫妻，且同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任職，麥可·克雷默則在哈佛大學任職。班納吉為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經濟學教授，曾獲得Infosys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獎。
出生於1972年的法國經濟學家艾絲特·杜芙若，是目前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研究中，她試圖了解窮人的經濟生活，她曾在衛生、教育、金融包容、環境和治理等領域工作。此前，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肯尼斯·約瑟夫·阿羅，1972年他獲獎時為51歲。
同時，杜芙若也是第二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女性得主。此前，美國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因其對經濟治理尤其是公共經濟治理方面的研究，於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
相較於前兩者的麻省理工學院背景，麥可·克雷默有些不同，現任哈佛大學發展社團蓋茨教授。在最近的研究中，克雷默調查了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衛生、水和農業，並幫助制定了疫苗預先市場承諾，以刺激發展中國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銷方面的投資。
「阿比吉特·班納吉教授、艾絲特·杜芙若教授、麥可·克雷默教授，今年的獲獎者進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對抗全球貧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們基於實驗的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現在已經成為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評委會給出了這樣的頒獎詞。
「諾貝爾經濟學獎一直側重於在理論方面有原創性貢獻的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表示，發展經濟學也屬於經濟學理論的一種，產生於上世紀40年代末，繁榮於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發展經濟學與中國有一些淵源，張培剛對這一學科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的著作《農業與工業化》闡釋了農業國工業化的理論脈絡。
從本質到細枝末節
為什麼數萬億美元的援助未能救窮人於水火之中？為什麼窮人擺脫不了貧窮？在2013年與克拉克獎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共同出版的經濟學著作《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中，班納吉從窮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創業、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個方面探尋貧窮的真正根源。
「今年的獲獎者引入了一種新方法，以獲得關於消除全球貧困的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簡言之，它包括把這個問題分成更小、更容易處理的問題——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兒童健康這樣的小方面。」在官網的新聞稿中，評委會道出了三位經濟學家的獲獎理由。
從細微處入手更利於看到問題的本質。杜芙若與丈夫班納吉以及哈佛的印度裔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共同創立的Abdul Latif Jameel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就是從實際出發、拆解貧困問題的範例。
該實驗室研究地主要在印度和肯亞，目的在於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一道實施反貧窮計劃。這一實驗室集合了一大批發展經濟學家，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的微觀經濟問題，研究方法主要採用大規模田野實驗。比如在一些研究中，杜芙若發現，在印度北部，當給採取疫苗注射措施的家庭獎勵每家一袋小扁豆後，家庭成員注射疫苗率從5%上升到40%。
克雷默也有過類似的田野試驗經歷。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克雷默曾和同事利用實地實驗，測試了一系列可以改善肯亞西部學校教學效果的幹預措施。
成果不止如此。評委會指出，三人研究的直接結果之一，是有超過500萬印度兒童從學校的有效輔導課中受益。另一個例子是許多國家已經對預防性醫療提供了巨額補貼。
除了試驗，三位經濟學家也有對貧困問題的反思。在《貧窮的本質》一書中，班納吉不僅探尋了貧窮的根源，也對關於貧窮的一些流行觀點進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窮人的依賴性越強，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指出多年來的扶貧政策之所以大都以失敗告終，原因就在於人們對於貧窮的理解不夠深刻。
從策略到實證
作為諾貝爾獎項中最年輕的後輩，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其他幾個獎項不同，不是根據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所設立的，而是瑞典國家銀行為紀念他於1968年設立的獎項，也稱為瑞典銀行經濟學獎。獎項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頒布。自1969年以來，已頒發了50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共有81人獲獎。其中，25次頒給單個獲獎人，19次由兩位獲獎人共享，6次由三位獲獎人分享。
但正是這份不同，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曾被質疑違背了諾貝爾遺囑中「對全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要求。2001年，諾貝爾家族成員曾在《瑞典日報》上發表公開信，認為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降低了諾貝爾獎的格調，並在接受採訪時指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只不過是一些經濟學家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採取的「公關策略」。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於實證議題的關注開始增加。去年，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因為對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貢獻獲得該獎項。彼時，正處於經濟放緩的焦慮席捲全球之際。評委會給出的頒獎詞是：「他們設計出一些方法，來解決我們目前關於創造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最基本以及最緊迫的問題。」
在2015年，安格斯·迪頓因為對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而獲獎。「這是第一個明確承認現代經濟學研究日益實證化的諾貝爾獎，未來這樣的諾貝爾獎可能會越來越多。」彼時，密西根大學的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賈斯汀·沃爾弗斯直言。而現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走近人類」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全球仍有7億多人維持在極低的收入。每年，約有500萬五歲以下的兒童死於疾病，而這些疾病本來可以通過廉價的治療方法預防或治癒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兒童仍然沒有基本的識字和計算能力就離開了學校。」在新聞稿中，評審委員會坦言，儘管近來在解決全球貧困問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人類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就是減少各種形式的全球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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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魏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