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汪子子
引子
哥特（Gothic）—詞最早起源於北歐的哥特部族，被認為是「野蠻、恐怖、無知、愚昧」的代名詞。隨著歷史發展，「哥特」從建築開始，在文學、音樂、電影等領域不斷融合演進，成為歐美國家特有的亞文化形態的符號指稱。
1989年《沉默的羔羊》小說在英國出版時，有英國評論家將作者哈裡斯稱作「當代英語哥特小說的最好典範」。
根據哈裡斯小說翻拍的「漢尼拔三部曲」（《沉默的羔羊》《漢尼拔》《紅龍》）系列影片，同樣成為影史上備受追捧的經典之作，但筆者認為經過編劇、導演的二次創作之後，「漢尼拔三部曲」還不足以被定義為「哥特電影」，且「哥特電影」當前還未成為一個能準確定性的概念。
不過，在三部電影中，人物塑造及造型風格帶有濃厚的「哥特」表徵，並鮮為人討論，故本文以此角度探究哥特美學為此系列電影帶來的獨特魅力。
一、哥特風格的造型表現
（一）冷血陰森的人物形象
在電影中，哥特風格在人物造型方面主要用於塑造反派人物。三部曲中的主要反派有：漢尼拔萊科特、水牛比爾、梅森韋爾熱、弗朗西斯多拉德。
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慣用方式有：運用長焦特寫突出面部表情和面部特徵，放大人物的面部，借用表情和面部細節塑造駭人、驚悚或瘋癲的形象；除此之外，運用影調對比突出人物在環境中的形象，同樣能夠將人物的黑暗、病態及神秘感彰顯無異。
在《沉默的羔羊》《漢尼拔》《紅龍》中，漢尼拔有大量的中心構圖特寫鏡頭。光源來自側面的一處，將臉部分為明暗有別的兩部分，使面部具有強烈張力，樹立人物陰森、理性又克制的形象。
電影還通過鏡像的方式，將人物的面部特寫投射在玻璃上。《沉默的羔羊》中，史達琳的臉位於畫面右側，左側的玻璃上映出漢尼拔的臉，模糊的臉在冷色影調中顯得陰森又冷血。
類似的畫面在《紅龍》中，威爾與漢尼拔的對話場景中也有出現。
水牛比爾在縫紉人皮時，鏡頭中面部局部大特寫可以看到他病態和兇殘的表情，異裝時，出現了他帶著人皮假髮描眉的特寫。
梅森被漢尼拔毀容的臉在特寫鏡頭下有著強烈的恐怖感，大光比也暗示著人物性格的冷酷和不擇手段。
多拉德的面部做過唇裂手術，成為他自卑的其中一個原因，在特寫鏡頭下，手術形成的疤痕和他的眼神將他的偏執和敏感的進行了放大。
「特寫鏡頭往往能將演員細微的表情和某一瞬間的心靈信息傳達給觀眾，常被用來細膩的刻畫人物性格，表現其情緒。有時也用來突出某一物體細部的特徵，解釋特定含義。」 [1]在這三部影片中，特寫鏡頭往往被用來人物對話或是某些特定的人物動作中，且鏡頭時長較長，給觀眾以足夠的時間進入演員的表演。
「在一部影片中，一系列場景的光比主要傾向是形成它的造型風格的因素之一。」[2]
在塑造人物形象時，三部影片均使用了較大光比，明暗對比相對強烈，使得情緒傳達偏向陰冷和緊張。
這是哥德式風格的典型表現，像《諾斯費拉杜》、《烏鴉》或是《理髮師陶德》、《剪刀手愛德華》等經典的哥特風格電影，也都具備相同的大光比特徵。
（二）暗黑壓抑的色彩運用
哥特影像在色彩上給人以陰鬱壓抑的感覺。電影從曾經的黑白影像跨越進彩色影像起，色彩便成為了電影裡一種極為重要的視覺符號。「色彩即思想」，色彩對影像風格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在整體色調上，哥特風格呈現出以黑色、灰色、綠色、紅色、藍色等為基礎的比較暗的基調。
「漢尼拔三部曲」中，色調的運用是多種的，在不同場景中，使用不同顏色和色調襯託人物和環境整體性。本文將列舉較為典型的幾個案例。
首先，紅色是哥特影像中必不可少的顏色，受「紅色為血」的基本經驗影響，紅色在哥特風格中有著生命力、死亡、殺戮等含義，在《沉默的羔羊》中，史達琳初次進入醫院探望漢尼拔，大片紅色運用在監視區域，帶有警示的意味，渲染緊張氣氛。
而在史達琳走近漢尼拔的玻璃房時，周圍環境以暗紅色調為主，相較之前大片紅色的運用，這裡紅色主要運用在兩側的牆壁上，多了一份冷靜和殘酷，暗示史達琳忐忑的心境。
不過在《紅龍》中，威爾第一次走近玻璃房時，有著幾乎同樣的鏡頭，影調換成了藍色，強調環境的冰冷和威爾的恐懼感。
紅色更明顯的運用在於表達或暗示死亡，影片中多次出現。除了直觀的血液之外，在即將發生命案的地方，往往可以看到布景中特意放置的紅色意象，用來暗示即將發生的悲劇。
其次，影片開場往往運用灰色和霧氣作為整體色調的鋪陳，壓抑的氣息從開始便撲面而來。灰色的霧將人或物籠罩起來，畫面朦朧又神秘，在哥特小說或電影中，霧作為一種重要的意象，往往伴隨邪惡而來，渲染陰森、詭異的氛圍。
《沉默的羔羊》和《漢尼拔》開場均使用了清晨灰色帶霧的天空，作為劇情發展的情緒鋪墊。
除開場之外，在影片劇情發展中，用灰色和霧感製造恐怖氛圍，同樣十分常見。
透過磨砂玻璃看到的吊起來的屍體，以及在霧氣中隱約可見的哥德式城堡，死亡、恐懼和案情的撲朔迷離鋪陳在眼前。
再有，熟悉的常識中，綠色代表著生命和希望，但綠色有時帶有負面的象徵意義。在繪畫中，綠色是毒藥的顏色，因此在歐洲有「綠色魔鬼」一說。
綠色是焚光的顏色，極具神秘色彩。哥特電影喜歡利用綠色與黑色的結合製造神秘感。最典型的綠色使用在《沉默的羔羊》高潮段落，史達琳在黑暗中與水牛比爾搏鬥，水牛比爾的夜視儀主觀鏡頭中，綠色眼鏡裡透出史達琳的緊張與恐懼，讓觀眾的情緒達到緊張的頂峰。
與其他哥特風格影片相似，「漢尼拔三部曲」中，夜景場景多於日景，因此黑色作為哥特的主題色從未缺席，不過對於黑色的精心設計相比其他色彩稍顯薄弱，在此沒有多加贅述，而是選取了以上更加明顯和突出的色彩進行分析。
這些色彩的設計與使用為影像風格的確立和影像美學的形成做了成功的鋪墊。
（三）精準細緻的細節刻畫
提到哥特美學，不得不提哥特元素。在哥特文化中，象徵冷酷、黑暗、死亡、反叛的物件在電影中比比皆是，它們不僅僅是電影中的重要道具，同時也是解讀人物、關聯劇情的關鍵符碼。
漢尼拔畫中扭曲的城堡、居住的華麗居所、越獄後工作的教堂、水牛比爾精心養育的骷髏蝴蝶、多拉德背上的紅龍刺青……在這些場景、道具的參與下，哥特美學所代表的死亡詩意，為影片在哲學和審美層面，增添了濃厚的解碼趣味性。
二、哥特文化的意識傳達
哥特文化自誕生起就被打上了「野蠻」、「異類」和「恐怖」的烙印，自 18 世紀哥特小說產生和 19 世紀哥特復興起，哥特文化的上述因素促生了反叛的精神，承擔起了批判現實的責任，表現了不同俗流的面貌。
[3]「漢尼拔三部曲」中，沒有明確交代電影故事發生的年代背景，通過漢尼拔在1944年目睹妹妹被人烹食進行推斷，故事大概的發生背景應該在20世紀80-90年代左右，在80年代世界經濟和思潮大變革的這一時期，影片是否對現實有著某種明確影射這一點暫且不述，但影片中對駭人聽聞的食人情節的另類展現，對異類人群的細緻描繪，以及對於司法腐敗和權力濫用的批判，充斥著濃厚的哥特氣息，善與惡的對抗以及對主流的反叛成為電影的不二主題。
（一）食人文化
食人是「漢尼拔三部曲」中非常重要的情節，這種看似只存在於蠻荒文明、戰亂年代和恐怖小說中的情形，在電影中搖身一變成為主要敘述對象，將亞文化置於主流文化中進行揭示與討論。
從文化層面上講，食人是一種超越了暴力、謀殺之外一種人類間最恐怖且最為人唾棄的禁忌行為，在哥特文學和藝術中，出於對死亡的迷戀、對惡魔的追尋，食人者和食人情節常有出現。關於食人者與食人行為的展現也成為哥特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
小說和電影中塑造了漢尼拔萊科特這一角色，Hannibal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關於食人者（cannibal）的重要暗示。漢尼拔萊科特是一位西方主流文化中的精英分子，有著優雅迷人的外在行為與食人的內在野心，一個善良人性與邪惡靈魂的矛盾共同體。
在電影中，他一直作為整個司法系統的對立面存在，完成了一個個對司法系統的報復，並不斷地逃脫法律的制裁，在食人的標籤背後，漢尼拔的遭遇與行為，形成了法律與道德，正義與邪惡的博弈，彰顯了人性與欲望的多變和複雜。
漢尼拔一方面重視物質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擁有許多高雅的精神層面的愛好。他熱愛古典音樂、繪畫、戲劇、文學，甚至精通醫學、數學、物理、天文學等，這些從電影中展現的他不俗的品味和得體的舉止中均不難看出。
可以說如果忽略他食人的一面，集眾多優點為一身的漢尼拔一定是主流文化中的佼佼者。
然而，在「漢尼拔三部曲」的前史，電影《少年漢尼拔》中，曾經對他食人的行為做過一番解釋：漢尼拔出身於一個貴族家庭，在二戰期間目睹父母慘死，妹妹米莎更是被飢餓的士兵煮熟後殘忍分食。後來，在漢尼拔為妹妹復仇的過程中，他先後殺掉了當年殺害妹妹的士兵，也吃掉了他們身體的某一部分。從此，漢尼拔走上了殺戮和食人之路，並且這種殺戮某種意義上都存在一種看似合理的報復情境中，食人是報復的最終手段。
威廉阿倫斯在《食人之謎》中的提出：食人文化也許並不是一種儀式，而是用於證明自己高於他人的優越性的方式。在文本中，漢尼拔的欲望紓解超越了理性，需要通過謀殺、食人等極端行為來實現。他似乎是每個人都可能在美國街頭偶遇的普通白人中產分子，代表了構建美國社會的主流人群，可是這樣一個看似彬彬有禮的中年男性，內心卻藏匿著翻湧的邪惡。
因此，漢尼拔的形象帶給人們的是更為近在咫尺、難以自保的恐懼。
（二）「異類」人群
「漢尼拔三部曲」展示了三種異類：《沉默的羔羊》中用人皮做衣裝的水牛比爾、《漢尼拔》中被漢尼拔用致幻劑迷惑，半身癱瘓且毀容的虐童癖梅森和《紅龍》中分裂出紅龍人格，以殺人作為獻祭的「牙仙」多拉德。這三類人均是「異類」，而「異類」卻不是生而為此，他們都有慘烈的童年和少年。
水牛比爾對自己性向的懷疑，被整形醫院的多次拒絕，萌發了他對於變性、對於「蝴蝶」式蛻變的迷戀，於是他獵殺少女，剝去她們的皮製成美麗的衣裳，將陰莖夾在雙腿之間模擬「閹割」，在鏡子前自我欣賞以獲得滿足。
多拉德因為年幼時受到祖母及繼父母的虐待，在看到布萊克所畫的紅龍後，分裂出了紅龍人格，殺掉家庭成員，凌虐成員中母親的屍體，得到身體和精神的滿足。
在筆者看來，這些形象雖然被塑造的冷血和殘酷，最後在漢尼拔的幫助下繩之以法，但這恰恰是對主流價值的一種懷疑與反叛。
主流社會推崇的美好價值體系，在這些異類的身上並沒有體現， 相反他們是自幼受到主流拋棄的邊緣群體，以至於最終走上一條與之對抗的欲望宣洩之路，「異類」之所以能成為「異類」，並使主流之徒束手無策，與主流之無作為不無關係。
除此之外，影片中塑造的史達琳和威爾，看似站在主流之中，實則是另一種「異類」。史達琳聰明、堅韌，她堅持正義，守護「羔羊」，卻無法在司法制度內發揮能力，行使自己應有的權力。而威爾，作為成功抓捕漢尼拔的偵探，是傳統概念中的英雄，實際上卻也是一個「反英雄」角色。
《紅龍》中，他能夠深入理解犯罪者的心情，因為他身上有罪惡的本性，所以漢尼拔對他說：「你抓到我因為我們倆很相像。」影片的最後，威爾再次死裡逃生，與家人乘船遠航。
人類在文明發展進程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把人同獸區別開來以及在人與獸之間作出身份選擇」。
[4] 影片中，呈現了人性善與惡的複雜雜糅，無論是食人者、異類或是英雄，都存在善的一面與惡的一面，善惡邊界的模糊，顯現出更真實與複雜的人性百態和社會百態。而這種善與惡的糾纏所形成的美感，正是哥特文化和哥特美學中最重要的表達。
三、電影表達的局限之處
不可否認「漢尼拔三部曲」無論是小說或是電影，帶來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相比較電影，小說的哥特風格顯然更徹底，大概與電影本身承載容量有限，且需要照顧觀眾的情緒有關，在《漢尼拔》這部電影結局的處理中，存在局限之處，削弱了其哥特風格的徹底性。
原著小說中，漢尼拔萊科特作為小說中的罪犯，實際上更是一位「反英雄」。通過他人物的命運變化對傳統價值觀念進行一種「證偽」，他有著屬於反派的缺點同時具有英雄氣質。他懲罰虛偽貪婪的司法系統人員，保護被傷害的史達琳，他的形象標誌著強烈的個人主義情結，對傳統道德和價值體系的懷疑，以及對個人理想的思辨。
小說和電影《漢尼拔》將焦點集中於史達琳與聯邦調查局代表的司法系統的衝突。
漢尼拔深知其司法系統組織內部已經腐壞，在小說《漢尼拔》的結尾，漢尼拔催眠克倫德勒後，打開他的頭骨，用他的腦子做出了一份鮮美的佳餚供他和史達琳甚至克倫德勒自己享用，史達琳愉快地吃下，意味著她對不合理制度的徹底失望與道德轉向。
而在電影《漢尼拔》的結尾中，史達琳在血淋淋的大腦面前拒絕了漢尼拔想要帶走她的意願，並用手銬銬住了他，漢尼拔最終砍斷了自己的左手，一個人離開。相比較之下，小說的結尾更強烈，是一部哥特小說想要最終呈現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徹底的反叛，同時滿足了讀者對於史達琳釋放自我的期待。
電影則偏向於保守，不知是否受到雅皮士風潮的影響，弱化了哥特精神的力度。
結語
《沉默的羔羊》、《漢尼拔》和《紅龍》，受原著小說影響，在進行影像呈現時，保留了其哥特風格的許多特質，讓觀眾在銀幕上欣賞到了哥特風格與文化帶來的浪漫主義的反叛美學。
雖然影像在表達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對人物的塑造、對場景的再現和對細節的把控，都很好的將哥特美學融入了電影中，並與其他元素合理結合，完成了敘事和表意的使命，貢獻了影史上最有魅力的角色之一。
哥特美學的驚悚、詭譎、浪漫、叛逆，與「漢尼拔三部曲」相輔相成，成就了永恆的經典。
參考文獻：
[1]《電影藝術詞典》，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第244頁
[2]同上，第278頁。
[3]馬逸塵：《運動意識 反叛精神——哥特文化傳統中的核心價值》，載《蘭州學刊》2011年第5期。
[4]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