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李幸長背著塑膠蝸牛「行軍」，競選「立委」。
1990年8月25日「蝸牛」們發起「重返忠孝東路」的運動，再次夜宿街頭。
1989年9月28日的「百對無屋佳偶結婚典禮」，新人在帳篷「洞房」。
OURs在年輕人喜愛的創意市集提倡爭取綠地，反響很大。
2010年底臺灣「五都大選」，輿論普遍認為，「社會住宅」政策，是選舉中唯一有價值、並且在選舉中被實質討論、也迅速獲得推動的政策。在這個政策背後，是社團「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的努力。「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並非為選舉而生，他們「居者適其屋」的理想和實踐，濫觴於21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段買房子，對於李幸長都並非做不到。從臺北縣中和的黃昏市場賣米糕起家的他，現在已經在大陸和港臺擁有300家鍋貼專賣店。不過，他堅持只買了兩處「必須要住」的房子。說起房子，他的觀點仍然如同一個憤怒的無產青年：「我反對買房投資，那是不道德的，把自己的獲利建立在別人無法生存的痛苦上。」
「房子是最昂貴的民生物資哎，囤積民生物資、哄抬物價要被判刑，囤積住宅投機炒作卻沒事，任由社會弱肉強食！」
在臺灣之外，人們最多知道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並不知道李幸長曾是鼎鼎有名的「造反」人物：「無殼蝸牛運動」總指揮。1989年夏天，他曾經領著四五萬人，躺在臺北房價最高的忠孝東路過夜，抗議房價飆漲。運動如一場焰火，但它留下的「居住人權運動」的火種，卻由此開始，延燒至今。
小市民怒了
說起當年，李幸長是一個「窮怕了的臺南鄉下小孩」，滿肚子發達夢想的小市民。
他做過木匠、計程車司機、工地主任，還曾偷渡日本又鎩羽而歸，因為貧窮學業不順的他，念了一個師範大學夜間部的文憑，又寫了一本科幻小說，還希望考上研究所。總之，在那個臺灣經濟起飛、充滿機會的時代，他想憑個人奮鬥，出人頭地。
1987年，李幸長賣掉老家的房子，償還債務之後，決定買房。當時，房價很便宜，準備12萬元臺幣的頭期款，就能買到臺北縣60萬元的房子。靠著當小學老師穩定的薪水，生活不成問題。
當時，臺灣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臺幣升值，工資收入大漲，年底獎金通常能領兩三個月薪金，海外「熱錢」大量湧入島內，島內資金泛濫。買了房子才1年多，臺灣房價大漲；60萬買的房子，很快漲到160萬。憑著在建築業內的判斷，李幸長認為房價已經漲到頂了，這是一波稍縱即逝的發財機會。而此時，他考研究生一再挫敗，妻子又懷孕了。李幸長決定賣掉房子，換一個小的，存一大筆錢用來潛心考研。「我很開心，我以為我撿到便宜了，但我踢到鐵板了！」短短1年間，臺灣房價繼續暴漲，160萬賣掉的房子，很快超過300萬。他拿著賣房子的錢，已經只能作買新房的自備款。
李幸長怒了。他的周圍有一群小學老師，這些本來生活小康、穩定安分的人，突然發現置產無望。於是，李幸長糾集同事們，想出一個宣洩憤怒的方式：「夜宿忠孝東路」。「那時候我想法很簡單，買不起房就去睡馬路吧，要睡就睡最貴的路段，至少召集1萬人！」他們打出「無住屋者自救委員會」的名號。
一次「造勢」不成功後，李幸長選了一間飯店，請記者們吃牛排，好容易引起媒體注意，更因此找到「組織」。一天下午，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研究助理陳冠甫給他電話，邀他到社運熱門蒲點「紫藤廬」與城鄉所的師生們開會。這個時候，小市民李幸長才發現，這批人早已在關注高房價殘害老百姓生活的議題，他們還拉上了另外幾位曾出面抗議房價的老師。不過，大家推舉李做「總指揮」，「因為我一臉苦相，特別適合做『無殼蝸牛』的代言人！」
「我只是一個傀儡，按照他們寫的劇本演出。」李幸長說，「我開始只是一個憤怒的小市民，經過運動學習，才成為一個社運工作者。」
小學老師，這個在臺灣社會意味著安定、值得尊敬的群體，他們奠定了運動的基調：幽默創意、非暴力與超越政黨。
1989年6月，「無殼蝸牛組織」正式命名「無住屋者團結組織」，7月，「蝸牛主義宣言」發表：「所有的動物中我們最羨慕蝸牛，因為它們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房子是它們生命的一部分，是它們最基本的權利，是它們生活尊嚴的保障。而且蝸牛的社會也很合理，一隻蝸牛一個窩，既不少，也不貪多。」
破產搞運動
從6月開始，李幸長們每天都忙個不停。去各個政黨拜會，要求他們不準推出與地產利益勾結的候選人；去向排隊等待「國宅」（由官方出面興建的「經濟適用房」）的民眾宣導，「國宅」等不到，要政府改變住宅政策才能改善生活。8月，發出「夜宿」動員令，並導致政府「營建署」允諾大量推出低價位「國宅」，一時間，房市銷售陷入短期的低迷。
每月，還有一本「蝸牛戰報」出版，訴說小市民的辛酸、商人炒地皮的貪婪和官員的冷漠顢頇；那時候，誕生了「母子蝸牛」雕塑，有各種各樣的「蝸牛歌」；叫做「蝸牛飛彈」的小冊子，或介紹國外的租房管理和住宅政策，或擘畫合理的居住者權益保護法條……一個被蝸牛包圍的夏天。
8月26日，四五萬揭竿而起的「蝸牛族」，準備直接躺在忠孝東路，現場放起煙火，頗為歡樂。李幸長被推上去發言，他開口就是：「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裡面非常明確地指示，食衣住行這四樣東西必須弄到很便宜，如果供應不足，任何人都可以向政府要求……」9點30分一到，一聲令下，四五萬人如骨牌般依次躺下，頗為壯觀，他們還保證「睡姿優雅」。媒體的民調表明，6成以上的市民支持這個行動。
不過，李幸長想像的場面並未出現———他希望的是「總統」、「行政院長」等一堆大官被群眾打動，會親臨現場，傾聽人民的苦衷……「連個科長都沒來一個！」「總指揮」只好在活動之後撿垃圾，至少保證「中產階級的運動」「蝸牛不丟臉」。
9月28日，中正紀念堂舉行「百對無屋佳偶結婚典禮」，婚禮陣仗很大，不少人是真的在現場結婚，竹轎子抬來新娘，穿著婚紗和西裝的新人，在廣場上的帳篷裡休息。「無殼蝸牛」發下問卷，調查公職候選人對住宅的政見，並將這些政見整理，當做「嫁妝」，「祝天下有情人皆有愛巢」。
李幸長把自己手裡的100多萬新臺幣，盡數投入運動。他成了「社運明星」，外國記者的攝影機架到了他的教室，校長還被「教育部長」叫去問話，而校長只是表示，這是一個不惹事的同事。
年底，臺灣官方宣布2年內將推出11萬套平價住宅，並將每戶首次貸款增加了30萬。在1989年中國新聞社的臺灣十大新聞中，「夜宿忠孝東路」赫然在列。不過當年參與運動的人都認為，「無殼蝸牛」並沒有導致政府住宅政策的根本改變。
此時，「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正式登記社團。1990年，「蝸牛」們發起「重返忠孝東路」的運動，然而，媒體不再密切關注，群眾熱情也不在高漲，人數銳減的活動，卻出現了防暴警察的大部隊。
活動照常進行，李幸長卻陷入沉思：對萬人活動的「放任」和千人活動的嚴陣以待，公權力只會作對他們自己最有利的選擇，「政治是要講實力的」，「無殼蝸牛」的街頭運動，走到了終點。
運動落幕，卻還是不斷有民眾打電話投訴。本著不願意「虎頭蛇尾」的想法，攜著運動中積累的高知名度，李幸長決定再戰政治圈———他舉債去選「立法委員」。而當時「國會三劍客」之一林正杰給他估票，認定他能拿3000票。募來200萬款項，他告訴自己的「競選總幹事」，最後用到他「負一點債最好」，這樣他就能夠功成身退，名正言順地給運動畫一個句號。
李幸長造了一個一人高的塑膠蝸牛。他的選舉方式，就是背著蝸牛在選區裡「行軍」，一天20公裡走上50天。他的競選主軸是：「絕望者的代言人」。「我又沒有經營基層，又沒有黨派支持。」最後，9000票的成績給他帶來70萬的新債務。
為了生計和還債，李幸長課餘在黃昏市場擺小攤，最後乾脆辭職辦了鍋貼店，然後，跟很多絕處逢生的故事一樣，他有了自己的大企業，「小卒變將軍」。但他並沒有遠離「蝸牛家族」。這些年，李幸長所有的員工一律稱他「李老師」，他在NGO捐助上投入的錢，已經超過臺北最貴區域的一套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