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泳
《新聞愛好者》2012年12月上半月刊
一種新的信息流動空間的出現
關於《眾聲喧譁》這本書，首先要從兩個我在寫書過程中親身經歷的故事談起。
2006年，我在央視財經頻道打造的一檔全新真人秀節目任總編輯，第一個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節目組中。
《贏在中國》是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在2006年推出的一檔創業選拔節目，在全國範圍內對創業者進行海選，經過層層考核脫穎而出的5名優勝者，最終將獲得由風險投資商提供的創業資本。
2006年8月3日零時05分，《贏在中國》一名入圍3000名的選手在欄目雅虎官方網站（http://win.cn.yahoo.com）留下「生命中最後的博客」後失去聯繫。這位來自新疆的選手名叫譚曼生，他在這篇題為《一個贏在中國選手的沒落》的博客中說：
「今天是8月2日，農曆的七月初九，牛郎與織女在前晚已經相會過了。而此際的我坐在陌生的城市，坐在陌生的電腦前敲打著鍵盤，寫我可能是人生最後的博客。因為我還不知道能不能捱到明天，我的人生的火焰將在今夜的黎明前墜滅。我的口袋裡在繳了10塊錢的網費之後還只有9塊錢了，我想在走向黎明前用它來做自己最後的早餐。」
這篇博客立刻引起了眾多關注，欄目組聯合湖南（譚的家鄉）、新疆（譚此前工作所在地）和陝西（譚上網寫博客的地方）媒體以及一些網友開始聯合尋人行動，以挽救一個可能絕望的生命。
經歷了60多個小時的苦苦期待與尋找，8月5日18時29分，譚曼生終於在《贏在中國》官方網站現身，他在題為「謝謝！謝謝！！謝謝！！！」的博客中說：「面對死亡，我不知道怎麼去感謝關心我的人！面對活者，面對劫後餘生，我要向你們鞠躬致謝！」
《華商報》記者在事後採訪中追問譚曼生寫博客的情形時，他的回答饒有興味：「博客是寫給自己的，沒想到有那麼多人看。」
第二個故事，來自於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系就讀博士時，系主任張鳴教授同院長李景治教授的一場「筆墨官司」。2007年3月12日，張鳴在新浪博客上稱，因兩次觸怒院長李景治也許將「被迫離開人民大學」。3月13日，他補充說，之所以把自己的事在博客上登出來，「不是申冤，也不是想炒作」，只是想說明「現在的大學，其行政化和衙門的程度，達到了何種地步」。3月14日，他發表「我為什麼和領導結下梁子」，稱大學與官場沒有區別。
從3月16日到3月20日，國際關係學院網站在顯著位置刊登四封公開信，回應張鳴言論。其中說，「我們堅決反對張鳴教授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堅決反對在媒體上『打亂仗』的做法……任何單位都有程度不同的問題，但是把單位內部的問題拿到媒體上大肆炒作，張鳴教授在國內開了先河。」張鳴教授「到處說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實際上由於他在網絡和媒體上發表的言論和許多不明真相的網友的跟帖，學校和國際關係學院以及不少無辜的老師才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張鳴教授才是真正侵害別人的人」。
3月16日，張鳴被撤職。3月30日，張鳴在致「各位網友」的信中說：「『張鳴事件』已經落幕，希望大家不要糾纏此事本身，把視線放遠一點，參加『學術行政化，大學衙門化』的討論，分析其病狀、危害，找出解決之道。」
譚曼生把寫給自己的東西貼在一個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公共網站上，接著對人們看到了以後的反應和行動持完全驚訝的態度；「張鳴事件」中，一個當事人把單位的具體事件放在公共大平臺上進行討論，就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問題向公眾尋找解決問題的資源，而另一個當事人則利用學院的官方網站來回應，這典型地說明了在網際網路中，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混淆與交叉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一種新的信息流動空間的出現，在我們尚未完全準備好的情況下，已經開始改寫我們的生活體驗。
博客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由此，我開始思考博客的個人性與公共性的雙重特性問題。自2005年，博客開始在中國興起。從技術應用的角度看，博客日誌是最接近全球資訊網原初的讀/寫設想的網絡工具,它也是使網絡出版真正得以實現的第一種工具。博客日誌構成了網頁/BBS/電子郵件的一種組合體，既可用作單向也可用作雙向的傳播，博客讀者的互動程度也可因其意願而定。他們可以只是閱讀帖子，也可以探索連結；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分析和意見連同額外的信息發給原帖的作者，還可以同這個作者以及更多的讀者展開對話。博客日誌的編輯過程在博客之間發生，它是公開的、實時的，經由連結、評論和引用聯繫為一體。
一位資深博主說：「個性和有趣的連結是博客日誌成為好的讀物的兩個條件。」埃文?威廉士（Evan Williams），Blogger寫作軟體的發明者之一，認為「博客的概念包含三點：經常性、簡潔性和個性」。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個性對博客的重要性。博客日誌提供了一種流動的和鮮活的自我表現形式，從而給博客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意義。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婦女記錄她們初為人母的心情，癌症患者和得了其他不治之症的人敘述自己與病魔鬥爭的經歷，通過對自己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的日常記錄，博主們給自己的生活階段和生命周期賦予了形式與意義。
由此來看，博客作為日誌，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媒體。這在實證研究上也被證實。大部分私人日記都相當孤立，也只有很少的人閱讀，但它們毫無疑問地構成了博客日誌的主體。赫林等人2004年的抽樣調查發現，70.4%的博客日誌是私人日記形式的，「作者在其中報告他們的生活以及內心的想法和感情」。
調查還發現，樣本中平均每篇博客日誌只有0.3條評論，1/3的博客日誌沒有任何連結。這和人們通常認定的博客圈的互聯性和對話性都相反。赫林等人指出：「常見的敘述誇大了博客連結、互動和關注外部事件的程度，低估了博客日誌作為一種個性化、私密化的個人表達形式的重要性。」
2003年10月，網絡諮詢公司Perseus的另一項調查發現，「典型的博客日誌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書寫的，一個月更新兩次，向她的朋友和同學報告她生活中的種種」。調查還指出，92.4％的博客日誌是由30歲以下的年輕人創建的。女性比男性更喜歡寫日誌，在託管日誌中，女性作者的比例為56％，男性為44％。不過，對博客的性別差異尚未取得定論，這種不確定性來自於研究者調查的博客人群不同。
中國網際網路協會政策與資源工作委員會博客研究組在2006年9月發布《中國博客調查報告2006》，其中發現：從網民建博客的目的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網民（83.5％）建博客是為了「記錄自己的心情」，從這個角度看，博客的「私人日記」身份更為明顯；但是同時不可忽視的一點是：超過60％的用戶同時提到了「表達自己的觀點」。另外值得關注的一點是：雖然是個人日誌，照理說大多數人應該不會願意與他人分享，而更願意個人保存，而調查卻顯示：只有17.8％的用戶表示「不希望太多的人看自己的博客」，而「非常關注點擊量」的博客則達到了30％。由此來看，博客的內容雖然是個人生活與心路的記錄，但是從記錄的目的看，更多的是在傳播個人的觀點，而不是純粹地為記錄而記錄。
總的來說，儘管反饋機制是存在的，但博客對自己的讀者所知甚少。他們只能通過三種辦法了解讀者：閱讀對帖子的評論，檢查誰登錄了自己的博客，檢查引用情況。然而，一個人寫博客時間的長短，與其是否了解誰在讀他的博客之間不存在關係。換言之，即使是那些寫了很長時間博客的人，也照樣不清楚自己的讀者。對博客作者而言，存在著核心讀者和邊緣讀者的區分。他們通常熟悉自己的核心讀者，但這些人只佔讀者總體的很小一部分，然而，作者卻往往會從這一小部分讀者的角度來考慮更廣泛的讀者。這在隱私方面具有重大含義，即作者很可能在和親密朋友交流的時候，忘記了很多圈外的人，因此看到了他們不應該看到的內容。
與此同時，博客上出現一個愈來愈常見的現象：許多人在個人日誌中批評在自己的工作領域所看不慣的人或事，或抨擊某些自己親身遭遇的不公不義的體制。
2005年5月至9月，湖北黃石民警吳幼明在個人博客上發表了諸多講述他作為基層民警親身經歷的文章，成為「中國第一個在網上用真名公開公安機關領導給基層民警下達罰款任務的警察」。他的《死去的人下不了戶口，活著的人上不了戶口》被《南方周末》部分轉載；2007年3月，他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更發出題為《基層民警向兩會進一言：政府行為中應該禁止截訪行為》的公開信。
媒體稱其為「另類警察」，吳幼明自稱為「叛徒警察」。3月16日晚，吳在博客中公布，當天上午他已被黃石市公安局正式辭退。整個過程中，吳強調的話有兩點：一是這是一場個人與體制之爭；二是他和領導並沒有私人恩怨，他的出發點是為了「講真話」。「全國有180萬民警，最少有90萬在基層，難道他們都不知道我說出的事實嗎？我為我說了真話而自豪。」
無獨有偶，張鳴在他的博客中稱：「我面對的，不是一個院長，而是一個體制……我實在忍受不了在墮落和沉淪中苟活。」一個博士生導師，一個沒有讀過正規大學的普通民警，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用博客實名揭露所在單位的弊端，並堅持他們討論的是普遍性問題而非局部性問題。博客的公共性質於此暴露無遺。
我們看到，博客提供信息的方式是其他媒體做不到的。例如，博客搶先報導傳統媒體沒有報導的事情，使新聞得到持續的關注，提供其他信息源的連結，並展開深入而有見地的評論和分析。博主們承認自己並不客觀，其所做的一切是傳統媒體的守門人無法加以過濾和審查的。
許多人閱讀博客是因為他們不信任或不喜歡傳統媒體。他們並不完全迴避傳統媒體，但對那些充滿偏見的、膚淺的新聞反感至極。他們把博客當作傳統媒體的替代物，因為他們認為博客能夠刊發傳統媒體忽略或掩飾的東西，而對媒體報導的東西，博客可以提供批判性的審視。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博客的定義要看它不是什麼，而不只是看它是什麼：它不是傳統媒體。我們清晰地看到，博客不僅僅是一種個人媒體，它具有公共性。博客可以動員公民集結在一個事業下，引發社會和政治的變化。例如，在華南虎事件中，「拍虎英雄周正龍」的行為被網民揭穿，眾多博客的矛頭由「正龍造假」直指「官員護假」，網絡打假風起雲湧，官員「網絡化生存」的時代開始來臨。
「共有媒體」：從公眾角度對媒體的定義
十分明顯，博客提供了一個與傳統形式極為不同的表達的論壇。它是個人化的，但它同時又能到達廣大的受眾。它不像傳統媒體那樣有專業化的守門人把關，而是依賴於個人用戶在一個持續的基礎上產生內容。它能夠形成很強的自我感，這是在線日記的書寫特性所決定的；然而，所書寫的信息又是公開的，能夠在大範圍內傳播，這使得博客又可以成為一種大眾傳播工具。
博客顯示了一種私人信息與公共信息的矛盾性組合，因而，它挑戰了我們對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傳統理解。新的媒介技術使個人擁有了把個性化的體驗向廣大公眾傳播的力量，在其不斷以各種形式向社會滲透的過程中，私人空間變成了公共性的，而部分公共空間又被私人化了。
這些事例反映出新媒體的某種根本特性：由於數字媒體兼具印刷、視聽媒體的功能，並且還能發揮人際傳播的功能（這卻是過去印刷、視聽等大眾媒體做不到的），它構成了一種單向交流和多向交流同時發生的媒體。傳統上人們會把公共交流和私人交流區分開來：你可以在酒吧間裡說些你永遠也不會在電視上說的話。然而網際網路不僅僅是一個私人之間傳遞訊息的通道，而且也是一個公共空間。打個比方，客廳和臥室現在似乎並為一處了。
在以博客為代表的新媒體中，無論從社會層面還是法律層面上，私人的界限都尚未清晰地建立起來，新的公共規範也尚未形成，致使個人在遇到公私糾纏的情況時，採取的是一種模糊的態度和隨機應變的方法。這種模糊性和隨機性構成了本書研究問題的起點，即網絡空間是公域還是私域、公域與私域又該如何界定的問題。
在這種新的信息流動空間中，公眾不僅沒有形體，甚至也沒有空間位置；與此同時，「私人的」也變得模糊難辨，一方面個人隱私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另一方面，新媒體又成為人們重構自我的工具。我把各種基於數位技術、集製作者/銷售者/消費者於一體、消解了傳統的信息中介的媒體系統稱為「共有媒體」，它具有超文本、多媒體與互動性三大特徵，具體種類包括電子郵件列表、討論組、聊天、博客、播客、維基系統、社會性軟體與虛擬社區、協同出版、XML聯合、對等傳播、視頻分享、大型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等。
在舊的媒體系統中，媒體是一種國家和公司所有物，個人沒有辦法參與到媒體中。讓媒體從幕後走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區別公眾與受眾的不同。受眾是被動的；而公眾則富於參與性。我們需要一種從公眾角度對媒體的定義。
「共有媒體」正是這樣一種從公眾角度對媒體的定義。我們不應該再把媒體生產者和消費者分成不同的角色來談論，現在，我們可以把他們視作依照新規則彼此互動的參與者。超文本、多媒體與互動性三大特徵都要從這三方面來理解。
超文本能製造出不同文本間的聯繫，比事物間聯繫更重要的是人與人的聯繫；網絡多媒體的娛樂價值不能僅用網民們的所看所聽來衡量，也要把握他們在網上從事的活動，觀察這些活動對發展網民自己的個人敘事有哪些直接影響。而網絡互動性所造成的個人自主性是一種實際的生活體驗，而不是書齋裡的哲學概念。首先，個人可以不必經他人允許或與他人合作而自行獨立做很多事情。他們可以創造自己的表達，尋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減少對20世紀的商業性大眾媒體的依賴。其次，同樣重要的是，個人可以同他人結成鬆散的聯繫以從事更多的活動，這種聯繫不必是正式組織中的那種穩定持久的關係，但它絕非不能達成有效的合作。隨著相距遙遠的個人之間形成的合作越來越普遍，共同開展網絡事業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實踐可能，個人自己能夠選擇的項目範圍也大幅增加了。
如果過去的媒體消費者被假定為被動的，共有媒體的消費者是主動的。如果過去的消費者是可以預期的，停留在媒體機構指定他們停留的地方，共有媒體的消費者是遷移性的，對電視和其他主流媒體的忠誠度日益下降。如果過去的消費者是彼此分開的個人，共有媒體的消費者具有更多的社交關係；如果過去的消費者是寂靜和不可見的，共有媒體的消費者現在公開發出了很多聲音。
網絡上的公共領域是否可能
在「共有媒體」這一新概念下，本書主要論述了三個問題：共有媒體對個人表達和公共討論的影響；在共有媒體中，公與私的區分如何充滿了流動性和多變性；共有媒體在幫助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的重大作用。
本書使用公民共和主義框架，來分析在新的共有媒體中，傳統的公私兩分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如何在社會變化和政治辯駁的雙重壓力下被重構。所謂公民共和主義傳統，就是把公共生活的核心看作公民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積極參與集體決策和集體行動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的」也就是「政治的」。但此一框架下的政治含義指的並不是國家的行政管理，而是意味著一個討論、爭辯、協商、集體決策並一致行動的世界。公共領域首先是一個參與性的自我決定、審慎選擇和自覺合作的領域，所有這些都是在同等的人中間進行的，其邏輯同市場和國家都判然有別。阿倫特的公共空間，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都是循著這樣的理路提出來的。他們劃出了一個公民的活躍地帶，就像「公共的」（也就是政治的）不能被僅僅限於國家一樣，在國家以外的社會生活也不能簡單地被歸屬於「私人的」，還存在第三種中間性的空間。
我們關於單純的、統一的公共領域的習慣認識，以及與之相應的一整套理念，如典型的公眾輿論、人人稱許的共同善和鮮明的公私區分，全部都變得過時了。公共生活被「重新封建化」，但不是在哈貝馬斯的意義上，而是打破了舊有的單一性，不同的「亞領域」的混合，組成了「一幅大小有異、互疊互聯的公共領域的複雜的鑲嵌圖」。網際網路以其超連結的聯繫和多個既重疊又互聯的論壇，構成了這種新的結構的完美典範。這種情形又被新舊媒體間的交叉參照和互相豐富所補充。
那麼，在共有媒體中，這些不同的「亞領域」，是會繼續碎片化，還是會走向統一？在現代社會中，作為社會生活基礎的共同利益是不是能夠形成，一直是值得存疑的問題，而從現在的情形來看，網際網路似乎加劇了社會的碎片化，網際網路鼓勵異議，然而這些異議很難達成共識。
筆者強調，在觀察網際網路上的公共領域時，我們應該將其同受到結構性局限的大眾媒體的公共領域相比較。計算、通信和存儲成本的下降，使世界人口的可觀部分獲得了從事信息和文化生產的物質手段，個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領域中開展傳播，由被動的讀者和聽眾轉變成發言者和對話的參與者。共有媒體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周圍的社會環境，從而可能為公共討論注入一種想法、一個批評或是一種關注。網絡化公共領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發言、詢問、調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賴於媒體機構。我們看到了新的、分權化的方式在履行監督的功能，在展開政治討論和組織，在影響議題和話語。一言以蔽之，「從前作為受眾的人們」現在成了政治對話的潛在貢獻者和政治舞臺的潛在行動者。
對網絡公共領域的批評來自以下幾個方面。有人指出在網際網路的爆炸成長中，獲得注意力將和在大眾媒體語境下一樣困難。因此，如同大眾媒體，金錢最終也會決定誰在網上能被聽到。有人擔心個人從定製化的窗口中觀看世界，政治話語和行動因此喪失了共同的基礎，而這種碎片化最終會導致群體極化。還有人從分析網絡特性中發現，只有少數網站被大量連結，網際網路、全球資訊網、博客圈，都遵循同樣的規律，網際網路在複製大眾媒體的模式，雖然增加了更多的聲音，但在結構上並沒有帶來什麼真正的變化。此種觀點被率先開展這類研究的阿爾伯託－拉齊奧?巴拉巴西表達得最為清楚：「我們的網絡圖繪計劃的最引人入勝的結果是，網上完全缺少民主、公平和平等的價值。」有人擔心網絡造就了一代暴民，使得「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民意表達的空間，現在卻成為暴虐滋生的溫床；本來可以成為社會建設性意見傳達的窗口，現在卻成為一部分人發洩的通道」。
所以，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網際網路是否過於混亂或者過於集中，以至於在民主對話方面很難比大眾媒體做得更好。網絡拓撲學的確顯示了「每個人都是一個小冊子作者」或者每個人都可以站在肥皂箱上演講的想法的虛幻，因為你固然可以講，但有沒有人聽是另外一回事。網絡不平等性的發現確實讓很多人對網絡公共領域的作用產生懷疑，但必須指出的是，懷疑者使用了錯誤的基線。在複雜的、大型的民主政體中，從來就不可能出現每個人都可以說話、每個人又都能被聽到的狀況。拿來比較的基線應該是傳統大眾媒體的單向結構。如果說網絡公共領域能夠吸納更多的觀點，能夠顛覆少數人的話語霸權，能夠提供難以收買的意見平臺，那麼我們就可以說，網絡公共領域在結構上對大眾媒體主導的公共領域具有優越性。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