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二代」的身份標籤被證為「莫須有」，藥家鑫之案成為社會反思的一個痛點。無數人追問：為什麼當初理性的分析無人理睬，諸如家庭背景的各種揣測卻受人熱捧？為什麼最初自信滿滿的「輿論正義」，卻演變為傷及無辜的「輿論亂象」？
這起事件也把新媒體時代的輿論課題放在我們面前：如何消除越來越多的「偏激共振」，實現輿論場上的「理性共鳴」？
傳播學研究發現，身處輿論場的個體容易有這樣的傾向：部分人較為偏激的觀點，在交流互動中不斷強化，甚至走向極端，變為群體極化中負面觀點的集體宣洩，從而形成與「沉默的螺旋」相對應的「偏激共振」現象。
這種現象，在新媒體類聚化特徵與網民年輕化傾向的共同作用下，更容易被誘發並加劇。網絡環境的人以群分，跟帖留言的相互激蕩，「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個性表達，往往會使「偏激共振」集聚了頻率、增強了振幅，進而也放大了破壞力。
按說，「發點牢騷」並非洪水猛獸，有點「偏激」、帶點「情緒」，也不必大驚小怪。不過，當「五道槓少年」只因喜歡讀黨報、看新聞聯播就引來眾多網民人肉搜索、惡搞揶諷；一些「粉絲」容不得自己的偶像受半點委屈，而向批評者集體謾罵、潑汙「黑人」，這樣的「偏激共振」顯然逾越了道德的底線，向「網絡暴力」演化。而在「年輕幹部提拔必有背景、寶馬撞人定是為富不仁」的標籤化指向下，這種不求真相、只求「需要的真相」，然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很可能變成一種「多數人的暴政」，對社會的和諧互信與穩定造成傷害。
分析多數「偏激共振」事件，那些非理性、極端化的表達之所以引來共鳴，既有認知的原因，更有情緒的驅動。快速變化的外部世界與呼嘯而來的海量信息，往往讓人們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對於信息蜻蜓點水的快讀與不求甚解的誤讀，極易讓人得出以偏概全的判斷。另一方面，焦慮、迷茫、同情弱者、懷疑社會……社會轉型期的這些典型社會情緒，也驅使著一些人以先入為主的立場，「選擇性相信或不信」，不加分辨地對一些偏激觀點推波助瀾。
這也啟示我們，消除「偏激共振」，固然有賴於相關部門在增強公信、保障民生方面做得更好，讓人們的幸福感更多、焦慮感更少；作為傳統媒體和網絡把關人，面對眾聲喧譁的輿論場，同樣不應棄守自己的責任和擔當。
試想，假如在針對大型化工項目的洶湧質疑中，我們的權威媒體能及時介紹國外類似工程的安全性，澄清公眾的誤解和恐慌；設若在類似藥家鑫案的一邊倒眾議前，主流媒體能深入採訪相關知情者、當事人，防止某些人製造放大衝突對立、誤導公眾；如果報導「八毛門」的眾多媒體中，能有人及時冷靜地核實，向當事的另一方了解情況，而不是偏聽偏信一方之言，又如何會誘發那麼多極端情緒，造成醫患雙方那麼多不必要的傷害？
從物理學的角度講，消除共振的最有效方式便是錯開振動頻率。這一原理對媒體輿論引導頗有啟發。主流媒體若能做網絡輿論的冷卻器和分流器，主動提供「多維的視角」，全面呈現「複雜的真實」，讓固執的偏見不致膨脹；巧妙鋪設「導流明渠」，注重公眾心理撫慰，對宣洩的情緒進行「整流」；用心傾聽「沉沒的聲音」，將「沉默的螺旋」有效激活，「偏激共振」的概率就會少一點，理性平和的聲音就會多一些。吳焰
【編輯:鄧永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