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宅家裡有個廣泛而直接的後果——
手機的屏幕使用時間直線上升。
手機，除了漫無目的地刷微博、刷微信、刷視頻，還可以「創作」。
用手機拍電影，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甚至成了一種新鮮潮流。
無論是陳可辛的《三分鐘》、賈科長的《一個桶》，還是入圍過First電影節的紀錄片《夫妻不是同林鳥》。
從知名導演到獨立製片，智慧型手機已經被不少國內電影人運用到了拍攝實踐中。
然而在國外，手機作為拍攝器材的可能性更是以各種形式被拓展著。
例如。
肖恩·貝克只用三部iPhone5s手機搭配變形鏡頭，便拍出了具備凌厲視覺效果的獨立佳片《橘色》。
史蒂文·索德伯格則藉助手機特有的粗糙畫面和偽紀錄片感，創作了試驗性極強的心理驚悚片《失心病狂》。
在去年的聖丹斯電影節上，一個用三部手機拍攝的「旅行紀錄片」更是收穫了廣泛好評，並且贏得了評審團特別獎。
不吹不黑。
這部手機電影可謂是獨一無二——
《午夜行者》
Midnight Traveler
這部電影最獨特的地方就在於真實地記錄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難民偷渡之旅」。
近年來，有關難民題材的電影並不少。
然而，真正由難民自己拍攝的作品卻並不多見。
在這部電影中，來自阿富汗的Fazili家庭在計劃逃亡的那一刻開始，就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用手機把一路上的旅程記錄下來。
就像是用視頻在寫日記。
然而，把這樣一件看似簡單的計劃堅持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歷時三年。
輾轉3500英裡。
先後途徑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匈牙利，最終抵達歐盟區。
這部紀錄片的誕生可謂是歷經坎坷，而主角們在旅途中的經歷更是比劇情片還要跌宕起伏。
幸運的是，這一切都被手機鏡頭拍攝了下來。
畫面粗糲，卻顯得更加真實、細膩。
也正因為如此，該片公開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爛番茄上的新鮮度為100%。
故事圍繞著這個四口之家展開。
父親Hassan Fazili和母親Fatima Hossaini是阿富汗的一對電影人，也是首都喀布爾一家Art Cafe的老闆。
相比起其他人來說，他們的思想更加自由、開放。
家庭裡兩個尚未成年的孩子分別是大女兒Nargis和小女兒Zahra。
她們性格開朗、長相甜美可愛，和大多數孩子一樣貪玩愛笑。
放在中國，這不過就是一個平凡無奇的中產家庭。
但在阿富汗，他們卻成為了極端宗教組織塔利班眼中的「危險分子」。
父親Hassan Fazili拍攝的一部電影觸碰了塔利班的敏感神經，而成了被追殺的對象。
逼不得已，一家人來到了鄰國塔吉克斯坦尋求政治避難，但卻遭到拒絕、被驅逐出境。
2015年，這位阿富汗導演被迫帶著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踏上了一條前往歐洲的逃亡之路。
然而，逃難之旅註定不會一帆風順。
此時的伊斯蘭世界已經被ISIS拖入了戰爭的泥潭。
大量流離失所的難民離開家鄉，從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逃往歐洲大陸。
與此同時，仇視穆斯林移民的歐洲右翼勢力也逐漸壯大，種族間的衝突和隔閡越來越深。
擺在Fazili家庭眼前的是一條漫長而險惡的旅途——
戰爭、飢餓、歧視、不可預知的死亡、以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逮捕和遣返。
他們是大時代下謀求生存的弱小個體，偷渡成為了他們別無選擇的方式。
作為偷渡者，Fazili家庭所要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
「跨越危險邊境」。
首先，從阿富汗到伊朗，並不苦難。
他們搭乘汽車便輕輕鬆鬆地越過了邊境線。
接著，從伊朗到土耳其，路途則稍顯艱難。
他們先是需要步行穿過一片荒野，偷偷摸摸地進入土耳其領土。
而後要擠上一輛人滿為患的黑車，行駛一個晚上才能到達伊斯坦堡。
此後，越是接近歐盟區，邊境的把守也更加嚴格，偷渡也就愈加困難。
如若被邊境警察抓捕，他們要面臨的是驅逐出境，甚至遣返回國。
地理上不夠熟悉，語言上不能溝通，交通上沒有途徑。
如同許多前往歐洲的偷渡者一樣，Fazili一家試圖求助於人販組織。
不同路線，不同價格。
他們為此掏出了口袋裡的大部分錢，成為了前往歐洲的穆斯林難民中的一員。
在人販子的安排下，他們從土耳其潛入東歐國家保加利亞。
花費數個小時在叢林裡穿行、鑽過鐵絲網，再次乘坐擠滿難民的黑車，他們終於進入了歐洲的版圖。
但這還是不是終點。
作為一個陌生世界裡的弱勢群體，Fazili家庭遇到的第二個難題是——
「乘火打劫的人販子」。
人心的險惡或許比邊境線上的鐵絲網還要可怕。
一家人被困在「中轉站」的破瓦房裡整整一周，饑寒難耐。
人販子則趁機加碼要錢：
「我會把你的女兒帶走。我會把你的妻子帶走關起來。我會把你帶走毒打一頓。聽到了麼？把你的錢都給我！」
在現實中，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
難民潮的出現讓不少逐利者發起了難民財，他們想做的就是榨乾這些弱者的每一分錢。
由於Fazili夫妻拿不出足夠的錢，他們被人販子狠心地拋棄到了路邊。
隨後，當地警察很快逮捕了他們。
但幸運的是，他們沒有被驅逐出境。
十二天後，Fazili一家人被送到了保加利亞首都的一座難民營。
難民營裡的生活給了顛沛流離的家庭稍作喘息的機會。
然而，好景不長。
作為從穆斯林世界來的逃難者，Fazili家庭遇到了第三個難題——
「當地人的歧視與排斥」。
隨著難民和當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增加，矛盾也開始顯現。
某日，Fazili一家人和其他難民外出購買生活物資，卻被一夥保加利亞幫派盯上。
沒有緣由，就是一番毒打，直到被警察制止。
這場小衝突還未過去多久，很快，更大的仇視行動發生。
當地的抗議者們包圍了難民營，大聲指控「逃難者都是ISIS的恐怖分子」。
人們在難民營門口發生衝突，甚至連警察都幫著抗議者圍攻處於劣勢的穆斯林難民。
即使是難民營，似乎也沒有那麼安全了。
在一連串的經歷過後，Fazili一家人又重新踏上了逃難之路。
他們從保加利亞出發，步行前往塞爾維亞。
四天四夜，在寒冷空寂的叢林和荒野裡不斷行走。
終於，他們來到了塞爾維亞的Krnjaca難民營。
在這裡，他們可以排隊申請進入歐盟的難民準入名額。
而之後的磨難與挑戰，還在不遠處繼續等待著他們。
難民，聽上去是一個充滿苦澀、絕望的詞眼。
但這部電影最動人的地方卻在於給我們展現了「苦難中的幸福」。
即使生活艱難，也抹不去人們的樂觀和快樂。
Fazili一家人就是這樣的代表。
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喜歡傻笑的兩個女兒Nargis和Zahra。
面對危險重重的偷渡旅程，人人只看著腳下，而她們會常常注意到遠處的美麗風景。
面對集中營裡惡劣的生存環境，手掌被蚊子咬滿了腫塊，她們也沒有太多的抱怨。
密集恐懼者的噩夢
吃慣了苦，一點點甜都萬分珍惜。
只要一雙新鞋子，就能開心得合不攏嘴。
哪怕是在狹小的破舊屋子裡，也能隨著音樂飄然起舞。
她們是兩個小精靈鬼，貪玩、愛美，不喜歡帶頭巾，喜歡聽麥可·傑克遜。
除了生錯了國家之外，和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兩個小天使的樂觀，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們父母的影響。
Hassan Fazili和Fatima Hossaini結婚多年，但恩愛如初。
他們平日裡時常會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打嘴炮，但結局往往都是把自己給逗笑。
妻子會因為丈夫奉承其他女人兩句，變得醋意大發。
丈夫也免不了平日裡戲謔一下妻子的保守和自我吹捧。
如果只把這些家庭劇場景單獨挑出來，或許沒有人想到的他們會是生活沒有著落的難民。
這些平淡但珍貴的日常，或許只有平日裡最常見的手機才最適合記錄。
就像是人群中最不起眼的一雙眼睛。
沒有人會在意它，但它卻彌補了我們觀眾的缺席。
手機代替我們記錄下了隱藏在這個世界角落裡一段驚人的旅程，一段我們一輩子都不會經歷的生活。
手機也帶著我們認識了這群同樣生活在地球上的普通人。
發現原來我們之間都分享著相似的親情、友情，以及那一份真切也動人的樂觀精神。
就像在電影裡，他們選擇了用「Traveler」（旅行者）來形容自己，而不是貼上「難民」的苦難標籤。
說到底，他們不過是被迫離開家鄉、尋找新生活的普通旅人而已。
電影的結尾，在塞爾維亞度過475天的漫長等待之後，一家人乘著火車進入了匈牙利，而他們向歐盟提出的政治避難申請也最終獲得了通過。
儘管Fazili一家人要面對的問題還有很多——
文化與信仰的衝撞、歐洲社會的接納程度、一代移民的生存困境等等。
但或許，這部電影的意義正在於此：
在一個偏見和歧視堆成的「巴別塔世界」裡，幫助我們去理解更多像Fazili一樣的「偷渡者」。
他們的不幸以及他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