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也有「計劃生育」

[摘要]人口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之一。而從任何意義上講，將公權力伸進公民最隱私領域的生育制度，在哪裡都會引發不同程度的爭論。

作者：刁大明（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當近來中國社會熱議「二孩」全面放開新政之際，美國政治圈恰好也在為另一件與「生孩子」相關的事情憂心忡忡。今年9月30日，由於未能就2016財政年度撥款立法達成一致，國會只好以延續決議案的方式暫時將聯邦政府支出延長到12月11日。但屆時，倘若紛爭仍無法化解，勢必躲不過一場驢象惡鬥，沒準還會上演政府部分機構關門的鬧劇。

戲劇性的是，導致民主共和兩黨難以在未來一年政府支出此等大事上實現妥協的分歧點，在於是否繼續給一個叫做「親子關係規劃」的非政府組織提供5億美元的年度撥款。該組織全稱為「美國親子關係規劃聯盟」（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有時也會被直接譯成國人熟知的「計劃生育」組織。

這個負責美國計劃生育的組織基本上是與美國生育控制運動同步發展出來的。目前公認的起始點，即1916年10月16日，護士瑪格麗特·辛吉斯·桑格（Margaret Higgins Sanger）與其妹妹等人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創辦了首家生育控制的診所。其時，此舉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就在診所開設的第九天，桑格等人就因被控告在診所內散發「淫穢」材料而遭遇逮捕，並因涉嫌違反著名的《康斯託克法》（Comstock laws）而被判處了30天的勞役。

桑格所處時代的美國，女性不但沒有投票權，甚至都無力獨立籤約或擁有銀行帳戶，最為基本的生育自由也幾乎成了徹底的奢望。按照桑格本人回憶，她的母親一生曾懷孕19次，生育了11個孩子，在40歲時就因病故去。看盡了女性因生育過多而飽受的痛苦、特別是那些私自墮胎而導致的不幸，在歐洲短暫流亡時接觸自由派新理念、甚至受到英國性心理學家哈維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思想影響之後，桑格一返回美國就馬上行動起來。無論是「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還是後來被我們廣泛使用的「計劃生育」（family planning）等詞彙，盡皆是由桑格首次公開使用的。

在獲釋後，不但其診所得以被堅持而延續，桑格還創辦了一本名為《生育控制評論》（Birth Control Review）的雜誌，公開宣傳節制生育的觀念。1921年即美國女性終獲選舉權的第二年，桑格在紐約市倡導創建了「美國生育控制聯盟」（American BirthControl League），旨在推進全美範圍內的生育控制診所的發展，特別是為非洲裔和拉美裔的育齡女性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事實上，桑格並不孤獨：早在1915年，另一位美國女權主義者瑪麗·丹內特（Mary Dennett）就號召成立了「全美生育控制聯盟」（National Birth Control League）。多個全國性組織的湧現也印證了關於生育權的主張逐漸走入了美國社會主流的視野之中。

令人意外的是，兩位女性生育權先驅之間很快爆發了激烈的衝突。醫護專業出身的桑格主張在醫生的建議下進行避孕，而教育行業出身的丹內特卻堅持要繞開醫學的限制，理由是更多窮苦的婦女不會、也無力專門為控制生育而就醫。比較而言，更為審慎的桑格在1920年之後逐漸穩固了生育控制運動中的領袖地位，掌握了更大話語權，丹內特則被不斷邊緣化。究其原因，除了桑格更勤於拋頭露面、丹內特將部分精力轉向和平運動之外，桑格顯然也在兩個女人之間的勾心鬥角中佔據了上風。不過到了1928年，迫於運動內部差異性聲音的壓力，桑格也不得不辭去了全美生育控制聯盟主席的職務，專心以名譽主席即精神領袖的角色推進運動。在此期間，桑格遠赴亞洲遊歷，還在中國上海與女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一起開設了一家生育控制診所。

在持續得到社會正面回應的同時，桑格及其全美生育控制聯盟也不得不直面眾多針鋒相對的阻撓。首當其衝的是法律上的種種糾紛多次讓桑格身陷囹圄，直到1936年一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才將生育控制排除在「傷風敗俗」的範圍之外，其效力卻只限於紐約、佛蒙特及康乃狄克三州，全美範圍內的合法化還要再等30年。

更為嚴厲的抨擊源自針對桑格與所謂的「優生派」之間關聯的誣陷。在當時美國的城市當中，少數裔群體以及低收入階層人口的快速增長被「優生派」認為是對中產階級白人主流地位的嚴重威脅，因而轉而抬出了桑格的新鮮理念。雖然堅守生育控制的普遍性，桑格也並不介意藉助任何一個場合或機會推高關注度，即便聽眾或合作者是那些懷有偏見的「優生派」。甚至，桑格還曾給「三K黨」的女黨徒們普及過控制生育的衛生知識。對於桑格而言，生育自由是所有女性的權益，這與她們的立場或階層毫無關係。「生育太多，會增加人類的痛苦」，桑格流傳最廣的這句名言背後隱含著的是更多關懷：生育應該是基於愛的、是尊重女性的意願的、並要以保持女性的健康為基本前提。

為了避免「控制」一詞帶來的負面觀感特別是「反家庭」的極端傾向，已開設了222個中心以及4.9萬個診所的全美生育控制聯盟於1942年正式更名為「美國親子關係規劃聯盟」。雖然這次改名從一開始並沒能得到桑格的贊同，但從其後的歷史表現上評估確實是明智的：親子關係規劃聯邦很快躋身於美國女性運動的主力參與地位，充當起影響政治議程與政策方向的主流社會力量。1948年，親子關係規劃聯盟為生物學家格雷戈裡·平卡斯（Gregory Pincus）所進行的研究提供了一筆小額資助。7年後，平卡斯在東京舉行的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代表大會上宣布了避孕藥的發明；又過了5年的1960年，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正式批准了避孕藥的公開銷售。根據統計，到1965年，每四個45歲以下的美國女性中就有一個使用過這種藥物，從而落實了對親子關係的有效規劃。次年，86歲的桑格毫無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1960年代的美國可謂內外交困，傳統價值觀備受顛覆，私人生活中的過度開放釀成了意外懷孕率的瘋狂滋長。雖然被某些極端保守派認為是性開放的幫兇，但親子關係規劃聯邦及其所倡導的生育服務逐漸獲得了美國政治高層的重視。1970年，尼克森籤署了所謂的「公共衛生服務法第十條生育計劃法案」，基於自願、保密及可負擔等基本原則，向低收入女性提供計劃生育服務。依照該法案，作為服務提供者的親子關係規劃聯邦開始在醫療補助（Medicaid）的項目下接受聯邦撥款。如今，該組織年度支出的三分之一出自聯邦的錢袋子。

雖說關於共和黨籍總統尼克森在墮胎上的立場只能從其橢圓辦公室的錄音中尋覓到一些蛛絲馬跡，但可以肯定的是，為親子關係規劃聯盟提供的撥款並非旨在實施墮胎，至少當時「羅伊訴韋德」案（Roe v.Wade）才剛剛進入司法程序、遠未導出歷史性裁決。在生育控制的避孕議題上，當時的民主共和兩黨還算有了一些初步的共識。當然，這種共識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模糊，在諸多實際環節中顯現出了宗教價值、醫藥利益以及女權組織之間的持續角力。

針對緊急避孕藥物，一般通常的規定是允許17歲以上的女性憑本人的有效證件直接購買，但近年來卻多次出現了年齡限制的鬆動傾向，引發多方激烈反應。就這一細節紛爭，親子關係規劃聯邦給出的解決方案是，17歲以下的情況應該尋求醫生建議，可以直接聯繫他們旗下的診所、獲取服務。針對長期避孕藥物，美國基本上一貫採取了遵照醫生處方方可購買的嚴格管理，其理由是因個體差異導致的對效果與副作用的不同預期而有必要得到專業醫學指導。有意思的是，如今對於這一嚴格管理的最強反對意見卻來自於對女權原本並不太感興趣的共和黨陣營。

正在艱難謀求2016年總統大選共和黨提名的女性參選人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曾要求徹底放開包括長期避孕藥物在內的生育控制藥物的購買。這位前惠普總裁給出的解釋是：「計劃之外」的孩子讓女性的處境更糟糕，特別是單身媽媽，「她們的收入更少，而晉升的機會也會更少」。今年上半年，國會參議院的兩位共和黨人也曾共同提出了類似法案。作為提出者之一的女性參議員凱莉·艾亞特（Kelly Ayotte）指出，只有如此，才可以「讓女性更有權為自己的健康做出決定」。共和黨陣營的這些「開明」見解一定是為了在即將來臨的選舉周期吸引到更多女性選票，但卻被解讀為將傷害女性的實際權益。按照共和黨版本，藥物可以自由購買，但卻並不被承諾納入醫療保險。這就意味著低收入女性反而會無力承擔藥費、進而失去生育健康的保障，甚至會損害歐巴馬全民醫療的成效。

與在避孕環節上的政治暗礁相比，墮胎環節上的兩黨爭議已延燒到水火難容的地步。據統計，墮胎在美國每年的數字被預計高達121萬次。蓋勒普在2014年8月的民調顯示，47%的受訪者支持墮胎權利，而反對者為46%。換言之，墮胎議題在政治層面的極化穩固地具有著等量齊觀的民意基礎。作為全美實施墮胎最多的組織，親子關係規劃聯邦始終處於墮胎爭議的風暴中心，與所謂「選擇權」和「生命權」相關的多起司法判例中都不難找到這個組織的身影，比如被認為「羅伊訴韋德」之後又一關鍵性判決的「親子關係規劃組織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Casey）。幾乎早在1980年代，國會共和黨人就著手嘗試各種立法來努力終止對親子關係規劃聯盟的撥款支持。

2015年9月18日，共和黨主導的國會眾議院再度通過了終止撥款的法案，但在6天之後，卻被參議院否決，該爭議也就直接阻礙了2016財年撥款的順利成案。雖然現任主席塞西爾·理查茲（Cecile Richards）公開表示正是因為該組織的工作才減少了墮胎的數量，而且聯邦經費也從未被用於墮胎，但親子關係規劃聯盟還是在10月宣布將不再為胎兒組織研究的相關費用買單。此舉被認為是有意避免政治攻擊的滅火策略，但恐怕難以讓共和黨的「怒漢」們滿意起來。

拋開一百多年來關於生育控制與健康的政治糾葛不談，美國的這個「計劃生育」組織在超越兩黨成見的公共服務意義上的確可圈可點。訪問其官方網頁時，除了關於生育健康的醫學服務之外，竟然還會發現諸如「性傾向」和「關係」之類的欄目。在「關係」一欄裡，訪問者可以讀到類似於「知心姐姐」的輔導：教你「如何建立好的關係」，甚至是教你「如何妥善地結束一段關係」，讓人頓時有了些許窩心的暖意。

人口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之一。而從任何意義上講，將公權力伸進公民最隱私領域的生育制度，在哪裡都會引發不同程度的爭論。在「選擇」與「生命」之間搖擺的美國如此，逐步積極調整人口戰略的中國亦然。相信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中國的「計劃生育」在內涵上將更為全面而豐富，實現從控制數量到提高質量的側重轉換，當好提升國民家庭幸福指數的公共服務提供者。

（美國人口數據點圖，源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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