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張永生:以生態文明新思維重新定義黃河流域發展

採訪、撰文：《中國發展觀察》雜誌記者 張倪

受訪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 張永生

黃河，中華民族的搖籃。

千百年來，奔騰不息的黃河，孕育出中華文明，滋養著華夏兒女。

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以下簡稱「黃河流域座談會」），首次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掀開了新時代黃河治理與保護的新篇章。在黃河流域座談會召開一周年之際，就相關問題，《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事關民族復興和永續發展

中國發展觀察：如何理解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的重要意義？這一國家戰略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及生態安全將起到怎樣的關鍵作用？

張永生：

在黃河流域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計。我們可以從兩個視角來理解：一是黃河流域自身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需要。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僅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也是農產品主產區和「能源流域」，是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區域，迫切需要從國家戰略高度促進其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

二是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流域的振興，將成為中華文明復興的一個重要標誌。黃河流域的歷史，就是一部中華文明史。孕育了中華文明的黃河流域，在農業時代興盛，工業時代一度落後；在生態文明時代，又以新的發展範式走向復興、走向世界。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國過去70年取得的發展奇蹟，不只是簡單學習西方工業化經驗的結果，背後更是5000年無形的中華文化共同作用的產物。隨著傳統工業化模式不可持續的弊端日益暴露，在中華文化基礎上產生的生態文明新發展範式，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復興所必需，亦有助於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

特別要強調的是，黃河流域國家重大戰略有兩個主題，既強調生態保護，又強調高質量發展。這實質上是要讓代表中華文化的古老黃河流域，以最先進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實現現代化。

我們知道，在傳統的工業化模式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一對矛盾。如果黃河流域繼續走傳統工業化道路，則不僅不可能同時實現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兩大目標，而且基於傳統工業化道路的不可持續性，事實上兩大目標中的任何一個目標，也不可能真正實現。要讓保護環境成為黃河流域經濟增長的動力，實現「越保護、越發展」，就必須將發展模式轉型置於首要地位，走生態文明綠色發展之路。因此，生態文明是黃河流域國家戰略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之道。

中國發展觀察：當前階段，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面臨哪些問題？

張永生：

黃河流域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就是環境與發展之間的突出矛盾。黃河流域尤其是中上遊地區不僅總體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發展質量較低，而且生態環境十分脆弱，其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均相當艱巨。如果不轉變發展方式，保護和發展的突出矛盾就難以調和。

黃河流域發展水平相對滯後。黃河流域面積79.5萬平方公裡。按流域省份，2018年底總人口4.2億，佔全國30.3%；地區生產總值23.9萬億元，佔全國26.5%。其中，上中遊地區和下遊灘區，是貧困人口相對集中區域。

黃河中上遊是我國生態脆弱區的集中分布區。水質總體差於全國，生態退化和環境問題交織。上遊水土流失和生態脆弱問題尤為嚴重。在環境保護方面，以水汙染為例，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座談會上指出，「黃河流域的工業、城鎮生活和農業面源三方面汙染，加之尾礦庫汙染，使得2018年黃河137個水質斷面中，劣V類水佔比達12.4%，明顯高於全國6.7%的平均水平。」在生態保護方面，作為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和生態廊道，黃河中上遊生態環境改善明顯，但也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包括上遊局部地區生態系統退化，水源涵養功能降低；中遊水土流失嚴重，支流汙染問題突出；下遊生態流量偏低，一些地方河口溼地萎縮。

中國發展觀察：長期以來，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和發展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原因何在？如何從根本上解決？

張永生：

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問題一直得不到根本解決，背後必有其深層原因。由於環境和發展的相互促進關係未能建立，問題始終難以取得根本性突破。黃河流域的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個縮影，而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又是傳統工業化模式的世界性問題。

根本原因在於未能完全跳出傳統工業化思維。黃河流域的主要汙染問題，包括採掘汙染、工業汙染、化學農業、養殖汙染、生活汙染，是由傳統工業化模式的固有特點決定的。近年來，國家在水汙染、土壤汙染、大氣治理、固體廢物、農業面源等方面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措施。但是，在發展方式未能根本轉變的情況下，減少汙染必然會減少產出或增加成本，政府採取的嚴厲治汙措施也就阻力重重。

因此，必須跳出狹隘的傳統工業化視野，從「人與自然」更宏大視野重新認識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如果考慮到傳統工業化模式高昂的外部成本、長期成本、隱性成本、機會成本、福祉成本，則保護生態環境實際上意味著更高質量的發展，從而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就可以相互促進。

｜被低估的黃河流域經濟依存關係

中國發展觀察：一些人認為，黃河流域不是一個經濟圈，區域內的省區缺少經濟聯繫，解決問題可能更多還是需要依靠政府力量，您怎麼看？

張永生：

從表面上看，黃河流域內不像長三角、珠三角那樣是一個緊密的經濟圈，但這裡有一個視角的問題。黃河流域內部真實的經濟聯繫，其實被大大低估了。以傳統工業化思維看，黃河流域不被視為一個經濟圈，因為流域內9省區的市場交易並不緊密。但是，在生態文明視角下，一旦將無形的生態環境和文化依存關係及其經濟影響考慮在內，就會發現黃河流域內部真實的經濟依存關係被低估了。

這種低估，不利於流域內部形成更優且更緊密的雙贏區域經濟關係。如果上遊「綠水青山」的價值可以通過生態補償和發展本地綠色新經濟等轉化成「金山銀山」，上遊就不需要再走犧牲環境的老路，而下遊也會從上遊的生態服務中受益。

目前，黃河流域9省區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源頭的青海玉樹州與入海口的山東東營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相差超過10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有5個涉及黃河流域。這一現狀的形成同流域內部在傳統工業化思維下未能形成雙贏的區域關係有關。因此，我們要在生態文明視角下，重新思考黃河流域的內部經濟關係。

｜經濟視角下的黃河水患與生態修復

中國發展觀察：歷史上，黃河水患一直非常嚴重。新中國成立以來，黃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習總書記說，洪水風險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脅。如何從經濟學角度理解和看待黃河水患問題？

張永生：

經濟學研究人的行為，同自然科學家思考問題的視角不太一樣。雖然歷史上黃河一直水患不斷，但不同時代水患的表現、成因，卻有著本質區別，由此決定著解決的思路和方法亦不相同。在原始社會和農業時代，人類力量渺小，更多只能是適應自然。歷史上，黃河水患主要是泥沙淤積、決堤、改道，即「善淤、善決、善徙」，「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

工業時代，人類藉助強大的工業技術，從被動適應自然，到成為改變自然的統治力量，地球進入所謂人類世（Anthropocene）。在強大技術力量保障和商業力量驅動下，人類消費欲望、生產能力不斷提升，對自然的攫取持續擴張，不僅用水需求大幅增加，人類活動也通過衝擊生態系統對水的供給產生影響，由此帶來人與洪水自然系統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和後果（包括水量、泥沙的動態變化）。

黃河水患治理，需要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一起工作。在治理黃河水患方面，自然科學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們試圖利用工程技術和科學優化方法，去「駕馭」水患（比如：水文模型、科學地幹預水文、調控水沙比、水利工程、生態工程等）。生態文明的視角，則更多的是從更底層的邏輯出發，思考新發展理念下如何改變人的行為模式，以實現「人與自然」 之間的良性互動，解決黃河水患和水資源的利用問題。

中國發展觀察：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黃河流域的生態，尤其中上遊的生態，應如何修復與保護？

張永生：

生態系統破壞的根源，在於工業化邏輯和生態邏輯是兩種不同的邏輯。工業化往往基於單一和規模化生產，生態邏輯則基於生物多樣化之間的共生效應。當工業化邏輯依靠強大的工業技術力量侵入生態系統，將生態系統中相互共生的某些「人們認為有價值」 的鏈條大規模地抽取出來時，往往就會帶來生態系統的崩潰。生態系統的崩潰，反過來又會引發大自然報復人類，形成惡性循環。

人類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的衝擊，包括工農業汙染對生態系統功能的破壞，對自然資源的無限制攫取，毀林、過度放牧及濫捕、用化學農業對生態農業進行「現代化改造」等，都會帶來生態系統的失衡。現有的生態保護，更多側重自然科學和工程的視角，未能充分重視生態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

目前生態保護的做法，主要是將人類活動與保護對象隔離，包括實施自然保護區、國家生態功能區、生態紅線和國家公園等計劃，並通過重大生態修復和水土流失治理工程修復生態。從生態文明視角看，這些做法的局限是：對通過改變人類行為修復生態重視不夠；物理隔離的做法無法從根本上阻隔人類經濟活動通過複雜生物圈聯繫對保護區產生影響；生態功能未能同人類活動充分融合。比如，化學農業使農田不再具有生態農業的生物多樣性功能。

因此，我們需要揭示不同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下，不同的人類行為的不同生態後果及其形成機制， 提出如何在新發展理念下促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政策建議。一方面，關於黃河生態的修復，目前人們可能比較多地關注工程修復，今後可能要更加重視自然生態修復，從依賴工程技術的力量轉變到同時也依賴釋放自然力。另一方面，從經濟發展而言，需要避免走過去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而是走生態發展道路，從源頭上避免生態危機的出現。

｜生態文明思維下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發展觀察：我們應如何看待黃河流域的高質量發展？

張永生：

首先要明確，什麼是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必須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理念。現有對高質量發展的討論，更多的是強調高技術、高效率、產業升級、高附加值，以及生態環境質量等，或者大體上將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經濟視為高質量發展。這種意義上的高質量，當然非常重要，但卻未能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理念。現有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本質上不可持續，其福祉效果也不如人意，更多只是「傳統效率」意義上的高質量，並不能完全成為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樣板。發達國家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需要徹底進行發展範式的轉型，用生態文明思維對高質量進行重新思考和定義。

中國發展觀察：在生態文明思維下，什麼才是高質量發展？

張永生：

首先需要重新定義「效率」的標準。一旦在生態文明「人與自然」更大的框架下思考問題，將傳統模式下的外部成本、隱性成本、長期成本、機會成本考慮在內，則成本、收益、福祉和最優化等概念，就會發生改變。原先在傳統工業化狹隘視野下被視為高質量的發展，可能就成為低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回歸發展的「初心」。根據十九大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轉變發展內容。發展的目的或初心是提高人民福祉。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發展的目的和手段一定程度上本末倒置，相當部分的經濟活動（比如高汙染產品、垃圾食品、上癮類產品等），雖然提高了GDP，但更多的只是商業上的成功（資本獲利手段），並不一定有益於人類福祉的改進，一些時候可能還會危害人類福祉。違背初心的發展內容，效率再高，也不能稱之為高質量。

中國發展觀察：那麼，黃河流域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張永生：

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和發展之間的兩難，根源在於傳統發展模式的局限。在標準發展經濟學中，發展被定義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為更高效地生產工業財富，人口與工業活動需要聚集到城市，農村則被狹隘地定位為剩餘勞動力、農產品和原材料的供給基地，形成「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基本城鄉分工格局。工業生產活動基於規模經濟，農業則為工業化邏輯所改造，轉變成所謂工業化農業、單一農業和化學農業。經濟發展的過程，成為農業人口大量向城鎮轉移的過程，而農業和鄉村的其他功能則未被充分認識和開發。這種發展模式在帶來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可持續、整體福祉損失等問題。生態文明新發展範式，意味著我們要對黃河流域的發展進行重新定義，包括發展理念、資源概念、發展內容、組織模式、商業模式、體制機制等方面的轉變，從而使發展具有了不同的生態環境含義、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含義，以及不同的空間含義。

｜重塑黃河流域區域經濟格局

中國發展觀察：對於今後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突破與改革，您有哪些政策建議？

張永生：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黃河流域的問題，根源在於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內在衝突。只有超越傳統工業文明思維，以生態文明新思維建立起生態環境和高質量發展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才能取得突破。鑑於黃河流域的特點及中華民族母親河的象徵意義，建議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的高度，將黃河流域作為一個整體，推動發展範式的全面轉型，探索對中國和世界均有普遍意義的新發展範式。

作為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流域的轉型示範，不僅具有實質意義，還具有象徵意義。目前，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究所課題組，正在這一思路下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並提出更具體的政策建議。在這一思路下，主要圍繞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在生態文明視角下重塑黃河流域的經濟體系；二是重塑黃河流域的區域經濟格局。

中國發展觀察：如何在生態文明視角下重塑黃河流域經濟體系？

張永生：

黃河流域現有的發展內容及其組織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要讓發展回歸「美好生活」的初心，尤其是要滿足人民對清新空氣、清潔水源、舒適環境、宜人氣候等非市場化生態產品的需求，讓黃河成為「幸福河」。

第一，黃河流域農業轉型。從農業生產什麼（對應健康飲食或「現代」飲食）和以什麼方式生產（生態農業或化學農業）兩大方面，重新思考農業現代化戰略。黃河流域的糧食和肉類佔全國產量的1/3，而農業佔用大約80%的黃河水資源。由於飲食結構、健康問題、農業結構、資源環境等問題高度依存，生態農業轉型對解決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問題意義重大。

第二，黃河流域工業和服務業轉型。在內容上，如何滿足「美好生活」新需求，尤其是提升知識、創意、個性需求和環境等非物質價值的比例；在組織方式上，如何從傳統的集中式生產，轉向工業網際網路時代的「集中+分散」的新組織模式。服務業則從過去主要為工業服務，轉向更多滿足新興消費需求。

中國發展觀察：如何重塑黃河流域區域經濟格局？

張永生：

黃河流域現有區域經濟格局和城鎮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在生態文明視角以及移動互聯等新技術條件下，流域內的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含義亦發生相應變化。

首先，重塑流域內部區域分工與協作關係。從工業時代以市場貿易單一維度為基礎的區域經濟關係，擴展到考慮生態環境影響的「雙贏」區域經濟關係。將上遊地區的基本功能定位為生態功能，通過跨區域生態服務補償，以及基於網際網路和生態、文化等新型綠色公共產品催生綠色新經濟，將上遊的「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如可以參照歐洲地區發展基金，建立黃河流域發展基金。

其次，以綠色城市群和縣域城鎮化為經濟增長點。以關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蘭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山西城市群、寧夏沿黃城市群等為龍頭，通過綠色轉型激發城市群範圍內城市和鄉村新的活力。縣域城鎮化則以特色小鎮和新型村鎮為重點，促進形成新型城鄉關係。

第三，重新定義鄉村。鄉村不同於農村概念，它不再只是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為城市和工業提供勞動力和農產品的場所，而是一個新型地理空間，可以有多重功能，包括生態服務、文化、健康、教育等。這種新的認識，會大幅拓展鄉村的發展潛力。

此外，還有綠色基礎設施。傳統基礎設施綠色化，以及新型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會催生新的綠色經濟內容。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20年第19-20期合刊，原題為《以生態文明新思維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發展的突破》

原標題：《智庫訪談｜張永生：以生態文明新思維重新定義黃河流域的發展》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