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等待》描寫了一段長達18年的三角戀情：「文化大革命」時期，軍醫孔林苦苦等待18年，終於能與結髮妻子淑玉離婚，但在與苦戀多年的情人吳曼娜結合時，他卻又失去了愛的激情，第二次婚姻沒有帶來想像中的幸福，似乎更像枷鎖，孔林再次進入新一輪的等待。
哈金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他不喜在作品中刻意加入政治意象，在生活中對於政治也是敬而遠之，然而「中國人的宿命都歸於政治」，一如那個年代，《等待》的故事小心翼翼地發展著，最後翻轉成一部無與倫比的滑稽諷刺小說。在哈金看來，中國人一輩子都在等待更好的未來，卻在這個過程中浪費大部分的生命。
哈金於上世紀50年代出生在遼寧，曾參軍服役5年。在獲得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後，1986年赴美留學攻讀博士學位。迫於生活壓力，開始用英文寫作。35歲以後才靠英語寫作來安身立命的哈金，竟然每本書和詩集都獲得出版，而且絕大多數都獲得美國文學界認可。
在美國生活已有30年，雖然用英文寫作，但幾乎所有哈金的作品「根」都在中國，而哈金自己也在回國的希望中等待著，母親過世他也未能如願回來。哈金對祖國的思念已經疲憊，筆下訴說著中國的故事，自己卻與這個國家越來越遠了。
澎湃新聞：《等待》是你第一部翻譯到中國大陸的作品，《洛杉磯時報》書評甚至將你與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相提並論。在你個人看來是什麼打動了評委，讓《等待》問鼎美國文學界最高榮譽？
哈金：我想主要是寫得認真細緻，當然也有運氣的成分。
澎湃新聞：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都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碰撞和掙扎。孔林父母為他定下的第一任妻子劉淑玉無疑是傳統的，等待了18年才結合的第二任妻子吳曼娜是「新式現代」的，可以將《等待》理解為象徵那個年代中國命運的縮影嗎？
哈金：可以那樣讀，但我寫的時候只是隱約地感覺到那個層次，並沒有刻意突出那個象徵的意義。
澎湃新聞：孔林在與第二任妻子完婚後身心俱疲，在小說結尾他似乎又開始渴望回歸第一任妻。這樣的猶豫在你看來是出於他自身的懦弱，還是在時代車輪下犧牲品？或者即使在當下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中，人們依然活在各種各樣的「等待」裡？
哈金：那當然，因為除了社會方面的壓力，還有人的心理方面的慣性，而這方面是不受時間制約的。
澎湃新聞：《等待》有故事原型嗎？是什麼機緣讓你提筆創作這本小說？
哈金：1982年我去探望嶽父嶽母時聽到這個故事。我太太跟故事原型人物很熟， 有一天傍晚散步時，她指給我看那位軍醫——他離了婚卻跟新妻子合不來。
澎湃新聞：《等待》中，通過孔林和兩任妻子的感情經歷傳遞著那個時代的壓抑，你認為這種壓抑現在還在以另一種形式延續存在著嗎？你離開中國後沒回來過，包括母親過世也沒能回來。
哈金：是的，生活中有些壓抑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是根本沒有意義的，是不應該存在的。至於我個人的情況，從我母親去世後（2012年），我對中國的感情也有了變化。
澎湃新聞：《等待》、《戰爭垃圾》等你的作品的確滿足了廣大美國讀者的一種異邦想像。「打政治牌」也是許多攻擊你作品的人經常用的說辭，但你似乎對政治的態度是淡漠的，寫作中你是如何把握樸實寫作與政治獵奇之間的限界？
哈金：政治只是我的人物生活的有機部分，沒法跟他們的存在分開。實際上，中國人的宿命都歸於政治，現在也是這樣。我們能想像一部偉大的中國文學作品完全不涉及政治嗎？現在我描寫的那些政治環境好多都不在了，但讀者照樣讀這些故事，因為他們對故事裡的人生戲劇感興趣。
澎湃新聞：你的另一本小說《自由生活》脫離了中國背景，講述了在美中國移民的故事。一些此前對你作品讚賞有佳的美國評論家卻並不認同這部作品。外國讀者對於中國作家的寫作會有某種審美預期，他們是否依然更期待看到你筆下與中國相關的故事？ 這會對你的寫作產生桎梏嗎？
哈金：我仍認為《自由生活》是我的最好的小說，美國和中國都有很多碩士和博士論文寫過這本書。 也有一位知名的美國導演要把它拍成電影，但在最後時刻我沒籤合同，因為不能介入，必須集中精力把《南京安魂曲》寫完。我不會因為別人說什麼就改變自己的方向。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改變讀者的審美趣味。
澎湃新聞：《自由生活》中的主角Wu Nan最後從美國回到了日夜牽掛的家鄉，但他對這個國家又產生了新的困惑和迷惘。書中提到一句話「得到天空的自由，卻失去大地的引力」，對你而言追求自由，是否也付出了某些高昂的代價？相對於中國，美國如今更像是你的「家鄉」了？
哈金：那話是我的一個人物引用別人的話，並不跟我自己有多大關係。我沒有家鄉，從小就跟著父母四處漂泊。我想思鄉其實只是我們對自己年華和生命流逝的一種惋惜。這是為什麼歌德說思鄉是最無聊、最病態的感情。
澎湃新聞：你一直在用英語寫作，用第二語言寫作與母語寫作有著怎樣的區別，你曾感慨英語寫作是「個人悲劇」。
哈金：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雖然它是我謀生的手段。 我始終認為如果用漢語寫作， 我的成就會大些。我從來不鼓勵別人用第二語言寫作，其中的阻力和挫折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 博爾赫斯的祖母是英國人，他本人又是在歐洲長大的，他常跟別人說自己渴望能用英語寫作但不敢。想想看吧，這是一條多麼艱難的路。
澎湃新聞：你所有的小說用詞都是簡潔幹練的，少見形容詞。幾乎所有的評論家在讚揚《等待》的時候，都會用到「simple」這樣的字眼。這是因為受限於英語，還是你的個人風格？
哈金：我是寫詩出身的，行文必須簡潔。當時我給自己定了個原則：在兩個同義詞之間一定選擇用小的詞。當然，《等待》之後的每本書的語言都是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看到你已經開始用中文寫詩了，以後你會嘗試用中文寫一本作品嗎？用母語寫作感覺如何？
哈金：臺灣的聯經出版社今年二月出了一本我用漢語寫的詩集 《另一個空間》。我正在寫下一本漢語詩集。將來許多詩我會用英語重寫。我在做一種兩個語言之間的工作。
澎湃新聞：13年前你就成為了波士頓大學「創意寫作項目」教授，非常了不起。有什麼建議能給到想成為作家、正在寫作領域努力的後輩們嗎？
哈金：第一不要急於成功；第二要相信一本書如果寫得好，總會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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