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平曲線
疫情爆發後，歐美國家經常用「壓平曲線」這個詞解釋它們的防疫策略。其原意是降低疫情傳播速度，避免醫療系統過載，從而逐漸度過疫情。
但是宣傳多了，這個詞逐漸脫離了其原有的意思，越來越像一句胡話，仿佛當咒語念，曲線就真的能被壓平。
具體採取什麼措施，真正談起它的時候，人們往往沉默，因為在選擇採取這一措施的時候，一些人的感染和死亡就已經被合法化了。
更讓人感到猶疑的是，最初「壓平曲線」和英國提出的「集體免疫」配合出現，帶著嚴重的綏靖味道，這很老英倫。其實選擇了壓平曲線，而不是採取極端封鎖措施，主動碾碎曲線的時候，政府就已經做出了一個倫理選擇：犧牲少數人生命權，保證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包括健康的和經濟的。
當然，「壓平曲線」本質上是個防疫原則，具體措施做得好，也可以達成較好的防疫效果。雖然確實很可惜，這次疫情註定會有人離世，但只要曲線別太高，早早壓平降低損失也是可以的。
就怕某些國家念著「壓平曲線」的經，早期幾乎什麼都不做，比如英國，喊起了「集體免疫」的口號，早期連檢測都做不好。在疫情初期的遲疑，讓1萬多人永遠地告別了這個世界，而且還沒結束。
其實英語國家裡防疫優等生也是有的，那就是澳大利亞。英美還在為疫情焦頭爛額，澳大利亞的曲線已經被壓平了。
如今澳大利亞的每日新增確診數已經被壓到了100例以下，總死亡人數並未超過70。澳大利亞衛生部長格雷格·亨特在4月13日對媒體的講話中確認：澳大利亞壓平了曲線，這是令人欣喜的。
首席衛生官在公布數據的時候，其實還是透露了很大的樂觀情緒：因為澳大利亞的現實情況比預估好了至少一倍不止。在3月下旬的日新增病例持續在四百左右時，當時澳大利亞健康保護高層委員會做出的最樂觀預估是累計病例到15000例的時候迎來疫情高峰，如果失控可能會上升到35000例左右，結果沒想到一系列措施讓新增速度在沒過5000例時就已經降了下來。
許多採取壓平曲線策略的國家在澳大利亞這裡看到了希望：不完全封城也是可行的，學校開放是可行的，基本買賣可以正常的，不必採取極端措施犧牲經濟的。
但實際上這種希望是很虛妄的。
澳大利亞的自然條件很適合防疫，而且澳大利亞為這場疫情做的準備是很周到的，措施也很得力。具體到澳大利亞做的好的地方，主要可以總結為以下三條：
尊重專家：醫學的事讓專業的人做
嚴格執法：政策的事讓普通的人懂
分段升級：經濟的事讓所有的人活
尊重專家
早在2006年的時候，澳大利亞健康保護高層委員會就已經成立，法律規定它是緊急衛生事件發生後的主要決策組織，由各州的首席衛生官和聯邦衛生官組成。而這些官員都是在不同醫療領域身經百戰的學者專家。
這相當於在疫情發生後，澳大利亞的張文宏和鍾南山們能迅速主導政策制定，所有決策部門圍繞他們給出的意見運作。
這個理想的體系，在現實中也是真槍實幹地執行了下去。
疫情中一個重大的分歧是澳大利亞中小學要不要停課，民眾們都希望課程能夠停止保證孩子們的安全，但政府沒有選擇停課。
如果學生在當時出現閃失，那麼這屆政府會賠上所有的政治生命。但這是委員會做出的專家意見，政府選擇執行下去。委員會當時給出的理由是：最可怕的情景是醫療系統過載，醫護人員此時是最珍貴的資源，假如學校停課，將會造成30%的醫務人員無法正常工作，加上國際上的數據表明兒童的死亡率和傳染率較低，所以學校必須開放。因為醫學專家的意見，政府不惜以停發補助為威脅，逼迫已經停課的學校重新開放。
對於專家意見的尊重，讓澳大利亞的抗疫政策執行起來沒有邏輯矛盾，也就保證了執行速度。從旅行禁令的宣布到全國施行社交禁令，中間沒有因為政治考量而影響執行進程的時刻。
還有一個細節，那就是4月1日，維州警方表示，在執行第三階段的社交禁令時，分居的情侶不可以串門，這是對剛發布不久的新規定的一個解釋說明。但是維州的首席衛生官員在當日下午表示，考慮到這個政策不太人道，且該行為帶來的大規模傳播風險較低，所以允許分居情侶見面。他的建議很快就得到了採納。
在這裡說這樣一個事，並不是要支持那些不顧健康風險為愛平山海的情侶們，而是想說明：在疫情控制上，澳大利亞政府完全聽從並信任來自首席衛生官員的決策和建議，這成為了澳大利亞抗擊疫情成功的重要基石。
這聽上去似乎沒什麼了不起，但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悲劇，正是因為政治壓過了科學。美國在對抗疫情上的出師不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白宮對於疾控中心的意見搖擺不定，川普顯然一開始對股票指數比對防疫更上心，等到工作重心放到防疫上的時候又張口就來，現在福西在川普身邊站著如嘍囉，真是個悲劇。
但在政治和科學之間，澳大利亞選擇了聽取專家意見。政令能出於一，就能為之後的一切鋪平了道路。
選擇在關鍵時刻聽取專家意見，可被視作澳大利亞在防疫時的結構性勝利。
嚴格執法
面對爭論很多的口罩問題，澳大利亞像很多國家一樣選擇了不戴。當然這也不能怪澳大利亞政府什麼，因為全澳只有一個口罩工廠，年產量不超過1000萬，在疫情最初的時候政府還派了軍隊去幫忙監工，因為工廠實在太小了，最後只可憐巴巴地派了14個人過去。最後產量也沒提高多少——因為來自中國的無紡布不夠用。
這時候全民戴口罩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最後衛生官員給出的建議是：人與人在交流的時候必須保持1.5米的距離，勤洗手，咳嗽用胳膊肘捂住口鼻。
澳大利亞和芬蘭不太像，不是人人都有社恐，平常人們打招呼還是喜歡握個手，聊個天，撞個肩。最初政策出臺的時候，支持走嚴格抗疫路線的華人社區都非常擔心：這種無法強制執行的社交距離令，能有人聽麼？
但令人欣慰的是，絕大多數人非常配合，不到幾周的時間裡人們就適應了新的社交規範，超市、銀行、郵局甚至畫下了地標，提醒人們遵守1.5米社交禁令。
這只是自覺的勝利嗎？倒也不是，這還多虧特殊時期執法嚴格，各州都撥付了警力專門進行執法。
墨爾本第一張罰單就開給了一家華人飯店。這罰款說來也很痛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餐飲企業關閉堂食，只開放外賣。這家生意受到影響的餐館老闆，就和朋友在飯店裡喝起了悶酒，其實本身早都不對外開放了，但聚餐被警察現場抓包，就給這家餐廳開了5000多澳元的罰單。
對企業嚴格，對個人也一樣。維多利亞州一名市長，在街上喝了瓶啤酒，被視為了破壞社交禁令，被罰了款以後，還專門拍視頻道歉。最慘的是新南威爾斯州的藝術部長，獨自去了自己的度假小屋還撒了謊，被網友揪出來痛罵了一頓，最後還是被執行了罰款。
控制社區傳播出現的一個意外情景是鄰居舉報——國外玩舉報這一套也是相當熟練的。新南威爾斯州的數據是一天之內警方收到了500多個鄰居舉報，維多利亞州的數據是警方的罰款一半是鄰居舉報。搞得人盡皆知的一個例子是，墨爾本7個中國留學生偷偷摸摸地在一起聚到了家裡吃了頓火鍋，結果被鄰居檢舉，一口氣罰了1萬多澳元。
強烈的社會公民意識，嚴格的執法，再加上社區的嚴格監督，讓抗疫措施最後落實到了個人。
不過說到底還是嚴格執法，不留執法漏洞，才能在特殊時期養成良好的習慣。從上到下不開口子，不給權貴和外國人特權，這一點值得很多國家借鑑。
反觀英國，當鮑裡斯·詹森在3月中旬強烈建議民眾不要去餐廳和酒吧之後，他父親仍然表態要去酒吧。可見建議是沒什麼用的，還是需要強力的執法措施，一視同仁的罰款在澳大利亞起到了作用。
分段升級
在這場人類與病毒的戰鬥中，殺傷力更高的，很可能是活動限制帶來的經濟下滑。在財政政策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宣布關閉社會活動，影響可能比傳染病本身還來得大。在處理疫情時同時處理經濟問題，是相當嚴峻的考驗。
澳大利亞還是按照專家建議，封鎖國家的措施是分階段逐步升級的。
國際上，在處理最初來自中國、伊朗、韓國、義大利病例的時候，澳大利亞選擇了對這些主要輸入國宣布旅遊禁令，不允許來自這些國家的訪客進入澳大利亞；當國際疫情蔓延到歐美的時候，澳大利亞宣布了關閉國境，切斷了最大的海外感染源。防疫和國際交流之間澳大利亞取的是相對平衡的狀態。
當然，孤懸海外的澳大利亞封國也容易。封國措施在哪國都相對簡單粗暴。中國留學生先是必須在第三國隔離十四天，後來澳大利亞就宣布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了。
在國內，防疫工作非常有條理地進行著。在沒有證據顯示社區傳播時，澳大利亞進入了第一階段的社會隔離，當時只要求關閉酒吧、俱樂部、賭場等公共娛樂休閒設施，將聚會人數設置到了500人左右。同時開始放寬銀行貸款門檻，給弱勢群體發放每人750澳元的福利金。
而之後的措施都沿用了這一順序：準備經濟措施-宣布抗疫措施-實施經濟措施。這不僅控制了疫情，還保障了民生。
等開始出現社區傳播後，澳大利亞進入了第二階段，當時將聚會人數降低至100人，關閉所有公共場所，並要求所有公民不得離境。經濟上則配合了「維持工作」的新福利政策：政府直接幫助企業給員工發工資，每人每周750澳元，保障了企業和個人不崩潰。
等到進入了第三階段，也就是大規模社區傳播出現時，政府要求民眾放棄所有非必要出行，一律在家隔離，除了購買物資、出門鍛鍊、看病和工作外，不得出行。在失業問題浮出水面時，又配套出了租房政策：凍結房東逐客的權力；如果房東減免房租，政府倒是可以減免房東要交的土地稅，獎善懲惡，撈了一波民心。
在最有效控制疫情的措施下，澳大利亞政府也緩和了經濟打擊。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以後，澳大利亞總理莫裡森成為了10年來澳大利亞支持率最高的領袖。要知道去年大火時他去夏威夷度假，可被嘲諷得厲害。
從經濟和防疫的平衡來看，澳大利亞的防疫措施並未十分激進。這也難免會有一定的漏洞，比如快速追溯病患在當地無法完成。目前中國和新加坡的做法是使用健康碼，依靠手機APP強制完成，澳大利亞剛剛提出這個設想就遭到了民眾的強烈反對，看來西方人的隱私觀念還是重。
人們期待著澳大利亞能夠和一直以來一樣，找到自己獨特的應對方式應對這個難題。目前，醫療組正在對排汙系統進行測試，他們希望能夠通過追蹤下水道內的冠狀病毒，來追蹤新疫情的爆發。
成功的根源是什麼？
在4月7人的時候，聯邦首席衛生官對公眾展示了最新的預測：模型顯示義大利、紐約的可怕情況不會出現在澳大利亞，曲線被壓平，而且現實還要比預計好很多。
比起疫情還較為嚴重的歐美國家，澳大利亞如今能把曲線壓平，已經是相當了不起的成績了。
澳大利亞獨特的地理位置，遠離各大洲而且地廣人稀，算是澳大利亞壓平曲線的先天優勢。但也不可忽視，相比起它說英語的英美老乾爹，澳大利亞的政府早早做起了準備，而不是僅僅拋出概念就不再採取措施，寄希望於疫情「突然消失」。
回顧澳大利亞的準備工作，其實澳大利亞準備已經算比較早的了。
2月18日，離世界衛生組織在3月11日宣布新冠進入全球大流行，還有近一個月的時間。這一天的時候莫裡森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在會前就放出風來將有重大的事件宣布。新聞發布會開始後，他對著全國的媒體說：我們不管世界衛生組織怎麼說，我們做的預測是疫情近在咫尺，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我們該問自己的問題不再是這件事會不會發生，而是這件事哪時候會發生，最壞怎麼樣。
在告知了公眾澳大利亞即將面對的嚴重問題後，他拿出了一份文件：《澳大利亞衛生部針對新冠病毒的緊急響應計劃》。
在病毒還未在澳大利亞本地傳播前，澳大利亞已經制定了從官僚系統運作、醫療資源調配、社區分工、甚至是疫情結束後如何恢復正常的全面計劃。
2月18日文件被公布的那一天起，澳大利亞整個社會都開始瘋狂運作起來，準備這一場艱難的戰役。
直到13天之後，到了三月份，澳大利亞才出現了第一例當地人傳人案例。
澳大利亞還迅速組成了一個應急決策組——國家內閣（National Cabinet），這個決策組由各州州長和聯邦總理組成，每周二、周四開會重新審議現狀和修訂決策，這保證了全國的政策的協調性和及時性。
之前的山火也成為了冥冥之中對澳大利亞的佑護。因為這場災難，澳大利亞官僚系統的組織能力和資源調配能力都得到了鍛鍊。當時，新南威爾斯州和維多利亞州都拉響了最高級別緊急狀態，總理還去夏威夷度了假。那時候出現的問題以及批評，成為了疫情中的寶貴經驗，逼迫沒有官員敢懈怠，甚至在周日晚間11點，總理都可能出現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新的抗疫措施。
「多難興邦」也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亞官僚系統的運行速度，最後跑贏了病毒傳播速度。
但澳大利亞和世界上其它基本控制住疫情的國家一樣，對疫情如何結束有著自己的難題。未來國境開放是否能夠應對輸入型病例，目前澳大利亞還沒有把握。
另外，正如我之前文章寫過的那樣，疫情在中國爆發時，澳大利亞的旅遊業就受到了衝擊。等到疫情全球暴發，澳大利亞哪怕再怎麼兼顧經濟，今年的經濟數據也不會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