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8日「金布克獎」的揭曉，又讓人們想起了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英國病人」的形象。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北部山區的廢墟中，當地人發現了一個已經全身燒傷、面目全非的傷員。因為他喪失了記憶，又沒有任何可以證明身份的物品，只能根據口音，被稱為「英國病人」。這個形象可能最先讓人們想起的是1996年11月6日在美國上映，並囊獲9項奧斯卡大獎的電影《英國病人》（TheEng⁃lishPatient）。這一世界電影史上不朽的經典影片改編自加拿大作家麥可·翁達傑（MichaelOndaatje）的同名小說。原作《英國病人》作為一部宏大而又精緻的史詩小說一舉摘得了英國小說的最高獎項——布克獎（1992），又於26年後，被評為布克文學獎歷史最佳小說，獲「金布克獎」的殊榮。
《英國病人》的故事場景是在北非沙漠、開羅和一所義大利的廢棄的別墅裡來回切換的，時間跨度則是從1930年到1945年之間。除了「英國病人」阿爾馬希之外，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主要有：盟軍醫院法籍加拿大護士漢娜、印度錫克族工兵基普、由小偷轉變為英國間諜的卡拉瓦喬，以及一對英國新婚夫婦克裡夫頓和凱薩琳。這些人物的淡出淡入，演繹了《英國病人》這個浪漫迷離、底蘊豐富、引人入勝的故事。以個人閱讀性為典型特點的小說經由精彩的演技、精美的攝製、精心的剪輯，轉化為帶有大眾普及性特徵的電影。正如翁達傑自己所說的，已故著名編導安東尼·明格拉（AnthonyMinghella）的影片幫助他獲得了大獎。顯而易見，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構成了《英國病人》經典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麼這部情節十分複雜的作品，在小說和電影之間，是如何實現生成與傳播的經典化過程的呢？
藝術審美與思想主題中的「崇高」升華
原著《英國病人》是一部十分細膩的詩化小說，隨處可見動人心弦的抒情，極富感染力地表達了「創傷」——這一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最熱衷的主題之一，堪稱一部公認的時代力作。作家翁達傑以準確唯美的筆觸、非凡大膽的想像力及純熟巧妙的表現力，營造出了引人入勝的小說情境。有著「如煙似幻的詩作」之稱的原著小說，用引經據典的方式，凸顯了人物、暗示了主題。比如，英國詩人彌爾頓的《失樂園》就被挪用，以表達阿爾馬希在對有夫之婦凱薩琳的一見鍾情和「背叛」友情與道德之間的矛盾心理。同時，這樣也使得作品帶有了經典普遍具有的「歷史感」和「傳統感」。
傳統和現代之維的審美力
經典的生成是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中展開的、持續不斷的傳播與被接受的過程，更是多方面影響的結果：「這些影響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因素，但是其核心是審美的。」自19世紀末，盧米埃爾兄弟發明了電影之後，這種新興的影像記錄和傳播技術使社會話語系統和傳播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進而對經典的生成和傳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超越了小說文字的「嫻熟的形象語言、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彙」等表現的傳統的審美力。明格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小說的內容與風格，但是為了以電影的形式完美展現作品的美學價值和人文意義，他對原著做了大量的修改，使得複雜獨特的敘事結構以超越文字的效果迸發出更迷人的藝術魅力，於是故事主題不斷深化，情節更加飽滿立體，給予觀眾強烈的觀賞快感，推動作品從符號藝術走向聲音和光線的藝術，加速了《英國病人》經典化的實現。
電影一改原著小說以探究「英國病人」阿爾馬希的真實身份為主線，以凸顯女主人公漢娜的成長為主題的傳統線性敘事模式；而讓有夫之婦凱薩琳取代漢娜成為影片的女主角，與阿爾馬希演繹了一場跨越國界與道德的戰火愛情；並將原著中另一條平行的線索——漢娜和基普的愛情降為副線：這一切構成了明顯的、有層次的網狀立體敘事結構，使得原著中本就被講述得浪漫迷離、似幻似真的阿爾馬希和凱薩琳之間的有違道德的愛情故事，在電影時空交錯的手法中，通過深沉細膩的光影，釋放出更加奪目的光芒，激發觀眾思考其中蘊含的深層人性。影片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女主人公凱薩琳的愛情與死亡：用動情的音樂烘託了她和阿爾馬希之間的浪漫愛情，用悽美動人的場景烘託了她的死。電影利用視覺和聲音效果，超越了小說的文學性，凸顯了文化意義，使得觀眾更深入地感受到作品蘊含的深層美，進而擴展了《英國病人》的影響，播散了其中的人文價值，激起受眾對原著小說中隱含的人性和生命的崇高性的思考。
忠誠與背叛之間的是非觀
自古羅馬的朗加努斯開創以「崇高美」為評價藝術作品的普遍的永恆的標準以來，西方美學普遍認為「崇高」的經典之作一定具有「偉大莊嚴的思想」和「強烈而真摯的情感」。男主人公「英國病人」因愛情而激發出的硬漢般的堅強和勇氣還真可謂是「偉大而真摯」的。匈牙利伯爵阿爾馬希被派到北非沙漠執行測繪地圖的任務，與同事兼好友克裡夫頓的妻子凱薩琳相愛，卻因道德的屏障而分手。但克裡夫頓仍要與妻子和情敵同歸於盡，而結果卻是自己命喪黃泉、凱薩琳身受重傷。躲過一劫的阿爾馬希將深愛的人安置到山洞，並承諾一定會找到援助、回來救凱薩琳。然而，歷經艱辛走出沙漠的阿爾馬希向盟軍求援時，卻因為名字被當成德國人抓了起來。他在情急之中逃出，只得用繪製的寶貴的非洲地圖換取了德國人的汽油，得以駕駛飛機返回山洞。這一地圖的洩密導致了盟軍的挫敗。另一方面，凱薩琳早已在寒冷中永遠地閉上了雙眼。當阿爾馬希帶著心上人的屍體乘飛機離去時，又被當作德軍飛機，遭到轟炸，於是成了燒焦一樣的「英國病人」。
小說和電影都沒有背離傳統價值的評判標準，「背叛」婚姻的凱薩琳和「背叛」國家的阿爾馬希都受到了嚴懲。但是如果我們採用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提到的「對位閱讀法」（contrapun⁃talreading），就很容易發現，「背叛」的標籤其實是一種二元對立的產物，取決於人們所選擇的「態度與參照的結構」，這不僅僅指在同盟國和法西斯之間立場的選擇，還存在於政治和人性之間態度的取捨；甚至還可以說是，複雜自我在不同層面的體現。這些不能用「是」與「非」中的某個字來簡化或評價。如果拋開傳統價值觀的牽絆，愛情和人性可以超越國界和戰爭，那麼這樣的話，傳統的「忠誠」和「背叛」的界限也就被打破了，人性的自我回歸就被凸顯出來。其實戰爭才是給人帶來苦痛的罪魁禍首，而對愛情的執著所激發出的海明威式的硬漢的「意志和力量」、人性美的光芒超越了戰爭與國界的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有違道德與職責的愛情，不僅是「莊嚴偉大與情感真摯」的，而且還可能是戰火風雲中唯一的心靈藥方。
因傷勢嚴重，阿爾馬希無法跟大部隊一起撤離，同樣在戰爭中失去親人、愛人、友人的漢娜主動請纓留在別墅裡照顧阿爾馬希，幫他逐漸恢復了記憶。相繼來到他們所在的別墅的，除了基普之外，還有被剁掉手指的卡拉瓦喬。「英國病人」向他們斷斷續續地講述了自己與凱薩琳之間的悽婉愛情。卡拉瓦喬原本信誓旦旦地要殺阿爾馬希這個「德國間諜」，可是聽到這段回憶後，再也無法下手。漢娜受到這個愛情故事鼓舞，治癒了心靈創傷，勇敢地與基普產生了一段愛戀。雖然此段戀情也以失敗告終，但是漢娜再也沒有頹唐，而是如影片的結尾所烘託的，在戰後離開了別墅，帶著美好的希冀開啟了嶄新的人生。可見，阿爾馬希與凱薩琳的愛情在一定程度上療治了他人的精神創傷。故事的最後，阿爾馬希在對愛人的思念和良心的煎熬中無法自拔，只得讓漢娜幫助他以死亡解脫，與摯愛在另一個世界團聚，回歸了自我。
如同阿爾馬希將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手抄本變成了一本收編了自己生活故事的剪貼簿一樣，戰爭、愛情等元素在作品中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個人的命運和遭遇被放進推至遠景的歷史框架中，淋漓盡致地抒發著人類最內在的情感，噴發出強烈的愛恨交織的洪流，成就了一部既氣勢磅礴又細膩動人的浪漫史詩。從小說到電影，《英國病人》實現了經典生成中所需要的延展、傳播與深化。正如阿爾馬希雖死，但是卻促成了漢娜的「生動而有力」的新生一樣，作品傳達了一種積極生命的意義，在流通中得到不斷的升華，彰顯了經典的崇高性。
芸芸眾生與時空跨越中的突出「代表」
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一書中提出，「崇高性和代表性」是選擇經典的理由。除了崇高性之外，作品還要不斷地吸收既來自精英又來自大眾的、既考慮政治的也考慮美學的能量，這樣才可能生成具有代表性和自我價值的經典。原著小說以優美而抒情的筆觸，不僅涵蓋了不同人物的不同背景、情感、經歷，還有著對非洲地理知識、沙漠部落奇特風俗，甚至手槍性能原理、排雷兵技能等相關知識的詳盡描述。在描寫戰爭對人的創傷性影響的同時，也表達了對美好人性的禮讚。
現實闡釋力下的典型「人物」
《英國病人》的故事是圍繞四個飽經戰爭創傷的人展開的。他們因緣際會在義大利的一棟廢棄的別墅裡。他們都不是英雄形象，而是戰爭中的普通人物，從貴族到貧民，都在戰爭機器下，淪為了「歷史的邊緣人」。他們有著尋常人的缺點，但在險境中的自我犧牲、富於同情、釋懷仇恨等高尚舉動，令人敬慕。這些普通人的英雄主義極富典型性和感染力。作為代表性人物，他們通過自我的印記，展示了一個時代在戰爭瀰漫的災難中的印痕；以各自的視角審視了戰爭，思考了戰爭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以世界大戰為背景的文藝作品多以宏大敘事模式，直接描繪激烈的戰爭場面。而《英國病人》卻不拘一格，轉而採用戰場之外的平凡人物的小敘事展開情節，彰顯了戰爭無時無刻不存在的真實感，將「重疊的疆土，糾結的歷史」還原；揭示了在戰爭的陰霾下，人類生存的艱難，表達了人類渴望超脫痛苦的訴求，凸顯其典型性。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故事情節都是圍繞「英國病人」而展開的。而「英國病人」其實根本不是英國人，而是原名為阿爾馬希的一位匈牙利伯爵，職業是歷史學家，又因戰時的需要成為地圖測繪探險家。他還被後來到別墅的英國特工卡拉瓦喬懷疑為德國間諜。這位男主人公可謂撲朔迷離的身份，體現了人本身因國界和戰爭而變得飄忽不定甚至瞬息萬變。
率先開始工業革命的英國是全球殖民的發源地。作為資本主義理性的象徵，英國在創造輝煌文明的同時，也製造了殖民侵略和世界大戰等人類的巨大災難。正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所揭示的，傳統文學經典與帝國是一種共謀的關係，經典要宣揚帝國的海外擴張。可是到了二戰時期，人們公認的經典，比如《英國病人》卻以「病人」為題。卓越的物質文明與戰爭和死亡相聯，那一定是「病」了。可見，「英國病人」既代表了個人，又象徵了國家，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隱喻了人類先進的文明「出問題」了。於是，這不禁引發人的思考，如何才能治癒這個「病人」的「病」。而這樣的思考正是文學經典對歷史與現實的解釋力的體現，擴寬了經典作品的闡釋空間，「讓讀者以全新的興趣去解讀19、20世紀的經典作品」。
跨越國界的愛的永恆力量
對傳統帝國經典進行解構，有助於了解病因、對症下藥，療治「英國病人」。為此，小說和電影都以後現代碎片化的拼接形式組成整個故事。但是斷續的敘述、含混不清的對話以及不明晰的人物關係，令人眼花繚亂。這樣就凸顯了故事中所包含的一個很明確的意象：「地圖。」作為殖民行徑的外延、加速霸權擴張的方式，「繪製地圖」導致了故事中幾乎所有人的悲劇。源於此，阿爾馬希和凱薩琳夫婦相識，導致了他們三人的悲劇；又是用繪製出的地圖，阿爾馬希與德軍交換了飛機得以趕回去救凱薩琳，結果沒能救回愛人，並成了叛徒；也是因為這份「寶貴的」地圖的洩密，才有了盟軍的大敗和卡拉瓦喬被斷指、背負復仇的包袱。其實在原著小說裡，翁達傑就堅持了自然印記的「製圖」和殖民者人為的「繪圖」的顯著區別——「後者所標出的地名就像銘刻在高樓大廈上的有錢男女的名字一樣」。所以作者讚美前者而批判後者。
明格拉在電影中延續了這一最本質、最深刻、最隱蔽的主題，借凱薩琳的遺言，呼籲實現翁達傑所渴望的「一個沒有地圖的地球」的心願：「我們的國家是實實在在的，並不是畫在地圖上，用強人的姓名命名的那種。我知道你會回來，把我抱起迎風屹立。我已經別無所求，只希望我們一起漫步天國，帶上一些朋友，去一個沒有地圖的樂土。」原著小說直言摒棄這種國家與身份的關係的徹底的二元論，「我開始憎恨國家」，要「抹去國家的概念」。作品認為，一切悲劇都是為了擴大自身地圖上的疆域的戰爭導致的。這與英文字面意思為「世界城邦」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思想如出一轍。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它們都超越了極端性、威脅性、毀滅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強調了蒙田的友愛原則，即突出了平衡、共同、多元等。民族主義導致的戰爭是全世界的巨大災難。而能清除戰爭傷痕的，不是挖出殘留的地雷的基普，而是人性中美好的愛。愛就如同那黑暗的世界裡的一絲微光，引導人回歸人性，得到心靈的平靜，從而治癒創傷，實現成長，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如狄德羅所說的，「說人是一種力量與軟弱、光明與盲目、渺小與偉大的複合物，這並不是責難人，而是為人下的定義」。人本性中的雙面性，是藝術要再現的，通過藝術的超越作用，將人性中善的一面提升出來，成為代表性，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救贖」與「治癒」。
這就是《英國病人》通過從小說到電影的改頭換面，以不同的後現代媒介、從不同的角度展現的文藝作品的最顯著的代表性，即，宣揚了人性美的普遍永恆的主題。這也許就是經典的人文意義的精髓之所在。於是，「英國病人」演變成了因愛的呵護與滋潤，而成為走向文明的人性的一種象徵。正如凱薩琳在日記中寫道的，「我們雖死，但卻飽含著愛與經歷。」這份愛不僅是愛情，還包括，在那個充滿爭端和仇視的時代，在彼此孤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裡，跨越國界，走到一起，並在殘垣斷壁的情境中，編織出的那些雋永美好的友情、關愛，比如漢娜對阿爾馬希的同情，轉而帶來的阿爾馬希對漢娜的精神治癒等等，就是貫穿整個故事所體現的那個時代的人經由愛而被治癒的例子。《英國病人》中的戰爭、愛情、沙漠探險、友情、忠誠、背叛……這些歷史和生活中的碎片，就如同影片中那架老式飛機的機翼在陽光下的閃光一樣，照亮故事，留下充滿魅力的幻影，引起人們不盡的冥想。
《英國病人》從小說到電影的裡程碑式的改編，是新的審美藝術對原作之美的不斷挖掘，反映了後現代經典的闡釋和改寫（或續寫）已經變成了多元互滲（ac⁃culturation）的產物。隨著當今世界全球化世界觀的形成，藝術的生命力更是體現在不斷獲得新的審美發現上。此外，這也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戰爭浪漫史詩不再是為帝國擴張服務的文本，而成為了人性救贖的精神史詩。而一切發現與探索的基礎在於對人性的理解和感悟，這包括人的兩面性和複雜性。需要心靈達到一定的高度，至少需要藝術家的思想和審美達到這個高度，才能實現人性的真實再現。正如提名《英國病人》作為布克獎20世紀90年代代表作的斯裡蘭卡裔英國小說家卡米拉·沙姆西所說，「《英國病人》中的史詩感與親密感無縫連接，字裡行間充滿人性，是一部充滿變革性的作品。」而作為「開放的作品」（安伯特·艾柯語）必然會經歷不斷的解讀和改寫。我們期待著《英國病人》的故事在社會語境、人文精神和現代科技三者不斷的結合與互動下，以更多新穎奇巧、寓意深刻的表現形式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