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性別議題一直是西方學術界這些年所關注的重要議題。而在馬克主義的視角下，這個議題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衝突。本文從女性的勞動力、家庭勞動的特殊性質（包括其無償性和在私人領域的特性），來審視女性在家庭、社會以及工作層面所遭受的衝擊和挑戰。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會用一些二元術語來分析資本主義下的性別支配形式。這其中包括：生產與再生產，有償與無償，公共與私人，性與性別[i]。當考慮性別問題時，我們會發現，這些範疇是不準確的，在理論上是有缺陷的，有時甚至產生誤導。本文試圖提出一些範疇，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197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年危機後）性別關係的轉變 。
下面的敘述深受系統辯證法（systematic dialectics，一種試圖將諸社會形態理解為一個整體中相互關聯的各環節的方法）的強烈影響。因此，我們從最抽象的範疇轉向最具體的範疇，將性別的表現當作一種「現實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來追蹤。我們只關注資本主義特有的性別形態，並且從一開始就假定，人們毋須訴諸生理學或史前史來討論性別。我們首先將性別定義為兩個不同領域的劃分，然後再確定被配置到這些領域的個人。重要的是，我們不是將領域做空間術語上的理解，而是像馬克思談論生產和流通這兩個被分離的領域一樣，將之規定為具有物質性（materiality）的概念。
以上列舉的二元術語限制了我們去把握這兩個領域如今是如何運作的，因為它們缺乏歷史特殊性，並推崇一種對性別「支配」（domination）的跨歷史理解。這種「支配」的理解將父權制當成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卻並不使之在歷史上專屬資本主義。我們希望描畫出像「資本」那樣的、專屬資本主義的範疇。我們認為，這些二元術語依賴於一些範疇謬誤：一旦我們試圖說明19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轉型，它們的錯誤就畢露無疑。家務或「再生產」活動的形態已經日益市場化，並且這些活動或許依舊在佔據家庭「領域」；但他們不再在資本主義總體的結構中佔據相同的位置。因此，我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澄清、改變和重新定義從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那裡得到的分析範疇，這不是為了理論，而是為了去理解人類為何仍然深深印刻著這種或那種性別。
1、生產／再生產不管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以何種形式存在，其生產過程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必須周而復始地經過相同的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因此，當我們把每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看作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看作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時，它同時也是一個再生產的過程。[ii]
當馬克思談到再生產時，他指的不是特定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而是社會總體的再生產。可是，當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談到再生產時，他們的目標卻往往是商品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的批判中，勞動力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總體再生產之間的關係是不完備的。
當談到勞動力時，馬克思稱它是一個具有特殊性質、不同於其他任何商品的商品。儘管馬克思談到了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但這個說法的一些方面還需多加注意。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勞動力與其承擔者之間的區別。勞動力的交換以該商品被其承擔者帶到市場為前提。但在這個特殊情況中，我們看到勞動力和它的承擔者是同一個活生生的人。勞動力是這個人的生活和勞動能力，因此，它不能與其承擔者相分離。這樣，勞動力的特殊性便提出了一個本體論問題。
回到《資本論》，在第一章的開頭，我們就談到了「商品」，並且僅僅幾章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它最特別的表現形式，即勞動力。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從自然化的、不言自明的商品流通領域著手，使商品確實成為一種奇怪的、不自然的東西，這一做法是正確的。然而，我們不會僅僅探究是什麼組織了這些「事物」、這些客體，而是將進一步從性別分析的角度出發，考察這些以自己的「自然」方式盤桓四顧、像拜物教化的商品那樣仿佛沒有歷史的他者身體（other bodies）、人身客體（human objects）。但他們肯定是有歷史的。
勞動的二重性（抽象勞動的和具體勞動）是商品形式的核心。因此，《資本論》第一章介紹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貫穿馬克思批判的始終。商品形式中這不可調和的兩方面之間的分裂，確實引導著馬克思追尋和揭露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所有其他矛盾形式。
我們來簡單總結一下這個矛盾。一方面，商品就其使用價值和單一性而言，是一個有別於他物的特殊客體。正如馬克思所言，為了作為交換價值被生產出來，商品必須具有一定的用途。此外，因為它是單數的，所以它是單一體，是許多事物加起來的總和，即個體事物的數量中的一個。這不是抽象的均質（同類）勞動時間的總和，而是具體、個別和可區分的勞動的總和。另一方面，作為交換價值，商品代表著社會中「社會總勞動」中的一「部分」：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再生產所需要的平均時間。
這種矛盾，不僅是特定於「事物」的矛盾，是無產者生存於世的基本狀態。就此來講，無產者所面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的世界表現為商品堆積；而無產者自己也作為一個商品身處其間——因此這種對抗是一種商品和另一種商品的偶然相遇，同時也是主體和客體的相遇。
這種本體論上的分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勞動力既不是一個人，也不只是一件商品。正如馬克思所言，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不同於其他商品的商品。正是其特殊性使勞動力商品在以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中佔據著核心地位，因為勞動力（或稱活勞動能力）的使用價值是其（交換）價值的唯一來源。此外，如果我們思考一下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便會有更多的含義。這種特殊的「生產」是那樣特別，以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為我們知道，從沒有一個勞動力是從流水線上產出的。
那麼勞動力是怎樣被生產、再生產出來的呢？馬克思發現了勞動力使用價值的特殊性。不過，他是否對勞動力的生產與其他商品的生產作了必要的區分？他寫道：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當提出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時，馬克思最終認為，它與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等於勞動力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不過在這裡，它被神秘地還原為生產工人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但一大車「生活資料」並不能將勞動力作為一個現成商品生產出來。
如果將勞動力的生產和其他商品的生產加以比較，我們就會看到，勞動力生產過程的「原材料」（即生活資料）將它們的價值轉移到了最終產品那裡，而將這些商品轉化成一個起作用的勞動力所需的新勞動並未給該商品增加任何價值。依此進一步類推，我們可以說，就價值而言，勞動力只由死勞動組成。
根據上述引文，馬克思將生產勞動力所需的必要勞動還原為，為實現（再）生產所購買的「原材料」。因此對馬克思來講，這些原材料（這一堆商品）轉化為勞動力商品所必需的一切勞動都不是活勞動，並且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它並不被視作必要勞動。這意味著，不論這些活動對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有多必要，它們都被構建成了非勞動。馬克思之所以沒有把它們看成必要勞動，是因為將與工資等值的原材料轉化為勞動力的活動發生在價值生產和流通之外的領域中。這些必要的非勞動活動之所以沒有生產價值，不是因為它們的具體屬性，而是因為它們發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不受到價值形式直接來中介的領域之內。
價值要存在，就一定要有外在於價值的東西存在著。類似於此，勞動要作為價值尺度而存在和發生作用，也一定有外在於它的東西存在著（我們將在第二部分回到這個問題）。自主主義女權主義者（autonomist feminist）會總結說，再生產勞動力的一切活動都生產價值，而我們則會說，要使勞動力具有價值，這些活動的一部分必須脫離價值生產領域。
因此，勞動力的再生產以兩個不同領域的分離為前提。如上所述，有一個屬於非勞動或額外必要勞動（extra-necessary labour）的領域，它包裹著死勞動（即以工資購買的商品）轉化為市場上活勞動能力的進程。我們現在必須來看看這個領域的獨特屬性。
「再生產領域」這樣的術語並不足以指稱這個領域，因為我們試圖命名的不是一系列按其使用價值或具體屬性加以規定的特殊活動。像打掃或做飯這樣同樣具體的活動，可以在任何一個領域發生：在一定社會語境下，它可以是生產價值的勞動；在另外的語境下，則又會是非勞動。像打掃這樣的再生產任務可以是購買來的服務，而購買預製好的飯菜在時間上也可以代替做飯。不過，要完全了解超越勞動力的性別是如何再生產的，我們就必須區分再生產是否商品化、貨幣化或大量生產。
因為現存的生產和再生產概念有局限性，所以我們需要找尋更精準的術語來劃定這兩個領域。從現在開始，我們會用兩個富有描述性（因此有點笨拙）的術語來命名它們：(a) 市場直接中介領域 (directly market-mediated sphere，簡稱DMM)； 和 (b) 市場間接中介領域 (indirectly market-mediated sphere，簡稱IMM)。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創造新行話，而是為了填補空白、集中研究這兩個領域的結構性特徵。在行文中（詳見第二部分），我們將會增加另一組描述性術語（有工資/無工資），以便詳細說明這兩個領域的細微差別。
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必然需要一整套活動；它們有些發生在市場直接中介領域（那些作為商品、產品或服務而被購買的），其餘則發生在市場間接中介領域。這些活動的差別不在於它們的具體屬性。其中的每一種具體活動，譬如做飯、照顧小孩、洗衣、補衣等，有時會產生價值，有時卻不會，這取決於它們發生的 「領域」而非實際地點。因此，這裡的領域未必是家裡。規定著這一領域的，不是其中發生的活動是否再生產勞動力，而是這些再生產任務與交換、市場以及資本積累之間關係。
這一概念上的不同會產生實際的後果。在市場直接中介領域中，無論製造業還是服務業的再生產任務，都是在直接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即完全符合市場要求）進行的。在資本和市場的節制與指揮下，無論何種商品和服務，都在生產力、效率和產品統一這三方面競爭性地生產著。生產力的指標是時間，效率的指標涉及投入的經濟利用方式。而勞動產品的統一則要求勞動過程的統一、生產者與產品關係的統一。
在市場直接中介領域內外進行的任務的差別是顯然易見的。在市場直接中介領域中，首要的是資本主義投資的回報率，因此所有活動（即便就其使用價值而言是「再生產的」）都必須達到或超越當前的剝削率和/或利潤率。另一方面，在市場直接中介領域以外，那些通過再生產其承擔者來再生產勞動力使用價值的人，他們利用工資的方式並不受制於同樣的要求。即便利用工資的方式是一樣，它們在對時間、貨幣和原材料的必要使用上，也還有著極大的不同。與市場直接中介領域不同，這裡再生產過程的各方面都不受市場的直接決定。（對在國家組織的再生產中存在的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我們會在第二部分加以討論。）
間接市場中介領域具有不同的時間特徵。在該領域，所有活動都是按照一天24小時和一星期7天來組織的，但這其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SNLT）卻並不起到直接作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適用於通過市場的調解而產生的抽象過程，它計算出在勞動過程中為了有競爭力地銷售產品或服務所需要的時間。破產和損失利潤會損害這一進程；同樣地，機械使用的創新減少了生產商品所需時間。因此，提高利潤或市場份額主宰著市場直接中介領域。當然，機械化在市場間接中介領域中也是可能出現的，並且已經有了許多這類創新。不過，這裡的創新不是為了在一定時間內生產更多使用價值，而是為了縮短一定活動所耗費的時間，以便將更多時間投入其他市場間接中介領域的活動。像照看小孩這樣的活動，即便有些活動可以更快地完成，照看他們仍然要花上一整天，而這一時間量是不變的（我們在第五部分會回到這個問題）。
此外，不同領域各自有著不同的支配形式。有賴市場的或者說非個人的抽象支配，通過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單位的價值對比機制，組織了市場直接中介領域的生產及再生產關係。該領域的「直接市場中介」是抽象支配，因而是一種取決於市場（「在生產者背後」[ii]）的間接強制。因此，在結構上為了分配勞動本身而直接採取暴力或計劃並非必要。
與此相反，在市場間接中介領域，具體活動的各種表現不會按照上述機制進行對比；也就是說，它們被社會地決定。除了通過間接方式之外（即在市場直接中介領域外，生產的要求改變了維持勞動力的要求），它們不受抽象的市場支配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客觀限制的主宰。反而是從直接支配和暴力到等級制合作形式（或者最多來說按計劃分配）的其他機制和因素，影響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的劃分。這裡沒有超乎個人的機制或方法來客觀地量化、強制實現或者「合理地」均分這些活動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以及決定它們被分配給誰。當人們試圖「平等且公正地」分享這些活動時，就一定會持續不斷地協商，因為根本沒有辦法來「合理地」量化和均分消耗的時間和精力。打掃廚房意味著什麼，照顧小孩意味著什麼：你照顧小孩的一小時，跟我照顧小孩的一小時是一樣的嗎？這種分配由始至終只能是一個充滿衝突的問題。
2、有償/無償除了生產與再生產之外，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通常還會區分有償和無償勞動。像很多前輩一樣，我們發現這些範疇是不準確的，而會傾向於採用有工資/無工資的區別。當進一步說明市場直接中介和市場間接中介這兩個領域與有工資或無工資的關係時，我們會根據社會確證原則（social validation）來闡明這些領域間的重疊。在此過程中，我們將會考察這些被探討的活動是否可以被稱為勞動；也就是說，它們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能否稱得上勞動。
工資形式模糊了有償/無償和有工資/無工資的差別，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工資拜物教（wage fetish）。工資本身作為貨幣並不等值於領工資工人所做的工作，而是工人出賣其勞動力的價格，等於其再生產過程（即保證次日他們準備並且能夠工作）的價值總和。不過，一旦工作日結束，那些為工資工作的人似乎就完成了他們的社會職責。工資償付所沒有覆蓋的似乎就被歸類到不非工作的世界（a world of non-work）。因此，一切「工作」就其作為工作而言似乎必須是有償的，人們「工作」之餘的作為則似乎是無償的。然而，我們必須要記得馬克思說過，現實的活勞動從來沒有以工資形式得到償付。
顯然，這並不意味著，一個活動是否有償的問題沒有意義。確實，不參加工作的女性是沒有工資的。有工資勞動是工人為自己及其家庭獲取再生產所必須資料的唯一途徑。此外，工資的確證影響著活動自身的質量。當一個之前無工資的活動變得有工資時，即便它是非生產性的，也會具有一些與抽象勞動相似的性質。其實，勞動力換取工資的事實使其表現易於合理化和比較。這樣一來，人們便會首先根據某類勞動的社會平均水平來考量某一勞動力所有屬性和強度的社會平均表現（顯然，如果沒有價值，便不可能將某類勞動與其他類勞動相對比）。在一個人如果不能在必要的時間內完成適當的工作，他將無法在未來出售自己的勞動力。因此，工資確證了這樣的事實：某勞動力已被充分僱用，同時也被普遍地承認為社會勞動，無論其具體活動為何、是否被「生產性地」消費。
現在我們必須考慮有工資和無工資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這種不同和市場間接中介領域與市場直接中介領域兩個領域之間的不同相交。當我們說到有工資活動時，我們是在指一些社會活動；而無工資活動則是社會活動中的非社會活動：它們雖然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部分，卻沒有得到社會的認證。不過重要的是，它們都沒有直接對應於市場間接中介領域和市場直接中介領域。
我們看到，在這四個術語的相互作用中，有些有工資活動會和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重疊，即那些由國家（國家部門）組織的活動。在這些如魚鱗般相互交集的範疇集合中，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和有工資勞動的領域相交。這些處於市場間接中介領域的有工資活動是國家組織的再生產形式，不受市場的直接中介（見圖1）。這些活動再生產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但又是有工資的，因此也得到了社會確證。不過，這些活動並不生產價值，也不遵循直接市場中介的標準（見圖1）。它們是社會的，因為它們能通過價值的社會形式得到報酬。因為並不生產價值，所以他們對資本來說是有著集體成本的再生產形式：這些活動是通過稅收形式攫取部分集體的工資和剩餘價值來間接償付的。
圖1：市場直接中介/市場間接中介領域與有工資/無工資領域關係示意圖。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考察一下「工資買了什麼」這個問題；即工資要素是什麼，構成勞動力交換價值的是什麼。工資所購買的，既有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必要商品，也有直接（如聘用私家保姆）或間接（如為國家的教育開支繳稅，這也是間接工資的一部分）參與勞動力再生產的服務。無論是否生產價值，這些服務都有一個反映於勞動力交換價值中的成本：它們意味著，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從剩餘價值扣除的部分。
剩下的就是那些無工資因而沒有增加勞動力交換價值的活動了。這些是社會活動中的非社會活動，是勞動中的非勞動（見附錄1）。它們與社會生產相分離；它們不僅必須表現為，而且必須是非勞動，也就是說它們被自然化了。它們構成了一個其分離是價值生產的必要條件的領域：性別化的領域。
在下一部分，我們將講到被配置於這個領域的個人。不過，我們首先要考慮另一對二元：公共/私人。
附錄一：關於勞動我們將勞動規定為與非勞動相反的活動，其因在一定生產方式中起到特定作用、具有特定社會屬性而社會地得到了確證。也可能用其他因素定義勞動，如：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換、能量的消耗、快樂與不快活動之間的差異。但我們覺得，這些定義中沒有一個能幫助我們理解無工資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的性質。這些定義只考慮到勞動的具體屬性，而如果用它們描述無工資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就會顯得平庸或荒誕。照顧小孩算不算與自然進行交換？睡覺又算不算再生產勞動力的勞動？刷牙呢？給別人刷牙呢？我們覺得我們對勞動的定義，或許初看上去有些平庸，但卻是唯一能夠跳過那些無意義問題、從正確立場出發研究這些活動的特殊性質的定義。
3、公共/私人很多人會用「公共」這個範疇指稱國家部門。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通常會用「私人」領域這個概念指稱家庭領域內的一切事物。我們認為，必須堅持私人/公共的傳統二分，以區分經濟與政治、市民社會與國家、資產階級個人與公民。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私人」這個詞指家務（oikos），在當時被看成屬於經濟領域。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降臨，私人領域就超出了家務本身。
我們首先來看看，不同於「公共領域」、包括經濟在內的「私人領域」概念，在例如女權主義理論當中是如何地不合適。私人並不只存在於家庭領域當中，也不僅關乎家庭活動。確切來說，它是家庭內外活動的總體。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擴張，經濟和政治（政治經濟學）發生了結構性分離。作為這種分離的結果，私人領域也日益擴散，使家庭僅僅成為諸多「經濟」或「私人」環節中的一環。因此，不同於大部分女權主義者的描述，私人領域即家務這種情況，僅存在於經濟與政治尚未分離的、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的前現代關係語境中。相反，在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私人剝削的範圍伸延到了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
如果私人是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總體，那麼「公共」又在哪裡？馬克思稱，公共是以國家形式存在的社會的抽象概念。這一政治和司法的領域是對權利的現實抽象，使之脫離於市民社會內部的分層和差異。在馬克思來看來，對於實現和維持形式平等（當然，伴隨著階級不平等），以使自私自利的私有者能夠盡情地、不受國家節制地積累資本，這種抽象或脫離是必須的。這就是足以適用於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現代國家與其他生產方式的國家制度(無論是君主制的還是古代民主制的)的區別。
這意味著，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公共領域」並不實際地存在著，而是以「平等公民」的抽象「共同體」存在。因此，經濟關係領域和政治領域（包括被「抽象平等公民」之間關係中介的不平等關係）之間的分化，使「公民們」只根據國家和公民權利取得形式平等。結果，這些「個人」即便在「實際生活」（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中是不平等的，卻仍然在市場上以平等的面貌出現。 「公共」這一抽象概念確實必須存在，正是因為直接以市場為中介的領域是由市場為中介存在的，市場是在由私人(利己的)個人擁有和經營的私人公司中獨立產生的，存在於私人勞動之間的中介空間。
那麼，公共/私人、政治/經濟、國家/市民社會等領域與直接和間接市場中介領域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呢？這些領域的相交點標誌了它們在構成上的分離，並且規定了那些固定於其中之一個領域者有別於固定於另一個領域者。決定著這些差別的是：那些被國家規定的個人對於各自人身所承擔的勞動力商品，是將它們作為自己的財產，在相互之間進行直接交換；還是經由那些與自己形式平等的人，間接地、被中介著的進行交換。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被配置於各領域的個人了。當我們考察這一生產方式的開端時，我們首先看的是擁有不同權利的個人。他們被法律規定為兩類不同的司法存在體 （judicial being）：男性和女性。在分析性/性別這對二元術語時，我們會看到這種司法差別如何印刻在這些個人的「生理」身體上。現在，我們必須看一看，公共和私人的二分如何首先將作為男性和女性的個人固定於再生產資本主義總體的領域。這當中通過了他們差異化權利——不僅對於私有財產，也包括他們擁有的人身中所具備的資產。
這種獨特的財產形式對工資關係的普遍化是必要的，因為作為價值之前提的是：商品所有者之間存在形式平等，因而雖然掌握生產資料的階級和不掌握生產資料的階級之間存在著「實際的」結構性不平等，但還是能夠實現（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交換。可是，只有通過否認階級差別，通過訴諸公民和他者（即不是敵對階級之間而是各自階級內部之間）這對二元，「自由交換」才會發生。為了建立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沒有必要使所有工人都在「公民」身份下獲得平等。就歷史而言，「公民」只是命名了一個特定的、無論有產者還是某些無產者都能夠隸屬的類別。因為資本主義司法關係通過重新建構公民與他者的差別來否認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自身得以構成的歷史條件就是各種形式的不自由。因此，我們把公民和他者映射為：男性（白人）/非（白人）男性。
例如，北美奴隸制時期，為了維持將奴隸作為財產加以掌控，必須將白人歸為一類。但正如我們會看到的那樣，由於其他原因，女性也被歸類為他者。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在白人/有色人/女人的這種關係中，保持對立於「黑人奴隸」的「白種主人」的純潔，以及在未來的資產階級世代中嚴格維護對平等能指的支配（「白種血統」以及因此「白種母親」）是最為重要的。因此，在新世界以種植園為基礎的商品生產和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混合語境中，白種女性和非白種女性也被嚴格區分，以保持這個所謂的分類。
不過，在上述生產方式中，公民/他者這對二元的構成，不是基於對奴隸制的負面定義，而是基於那些擁有同樣的形式自由的人所組成的「自由」勞動。馬克思所稱的「自由勞動」（即對工資勞動者自由的技術性定義）需要我們或許可稱之為的 「雙重自由」：
可見，貨幣佔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裡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iii]
但女性難道一直以來不都是僱工（工資勞動者）嗎？當然，自資本主義出現以來，女性就是勞動力的承擔者，並且她們的勞動能力也被資本所利用；但她們直到最近才成為自己勞動力的主人，擁有了「雙重自由」。25年前，女性確實脫離於生產資料，但她們卻沒有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自身所有物加以出賣的自由。包括自由擇業在內的所有權自由，在歷史上曾是一些人通過犧牲他人為代價而擁有的特權。那些為爭取政治和「公共」自由（或者說雙重自由）而鬥爭的人，受到了雙重束縛。他們被迫為自己的（「但存在差別的」）平等申辯，同時又在不同方面與其他同樣為著平等而鬥爭的人存在著利益矛盾。
對女性來說尤為如此。她們一方面要求作為理想的、平等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作為差別者（as different）的自由。這是因為她們在資本主義下的「實際差別」（ real difference）不是空想或空論出來的，而是在將女性規定為差別者的實踐中體現和結構性地再生產出來的。這種「實際差別」纏在一張由諸相互構成、相互促進的關係（這些關係必然以女性於其中一方面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另一方面爭取再生產權利的公民、國家和公共領域為前提）構成的網中。
因此，即便形式自由是價值生產和交換的前提，但是它所組織起來的、由資產階級個人組成的市民社會，也是公共或法律領域可持續再生產的必需條件。無論「平等」的權利以及平等的自由，還是造成資本積累的各種條件，都不會自己重新組織財產的分配。這些領域是共同發生作用的。否則，就可能在國家內部通過法律或「政治」行動廢除具有歷史特殊性的「差別」的實際存在形式。這意味著通過公共領域廢除私人領域，即一場通過改革來實現的革命（但這在結構上是不可能的）。
作為雙重自由的「平等」是將被結構性地剝奪的自由。這不是說，它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在於，它對於資本、國家及其支配裝置是否也有「意義」？正如我們大部分人的切身經歷，在大部分女性差別化的自由被廢除之後，性別差別仍然長久地存在著。如果這種差別化的自由就是把女性束縛於市場間接中介領域的東西，那為什麼它的廢除沒有將女人從「女性」和再生產的性別領域中「解放」出來？
雙重自由和性別盲目的（sex-blind）市場當我們回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時，會驚人地發現，在許多情況下，一旦獲得司法機制的保障，不平等就會「自行出現」，使自身的法律根據變得多餘。當很多國家的女性確實（但是緩慢）地在公共領域獲得平等權利時，在經濟和勞動市場的「私人領域」加劇女性不平等的機制卻仍然那樣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仿佛某種神秘的自然定律的作用。
諷刺的是，雙重性別領域的再生產和女性被固定於其中一個領域，持續不斷地被「性別盲目的」勞動市場機制重建著。這種機制的存在，並不直接為了男性/女性的差異，而是為了勞動力的價格或交換價值差異。其實，勞動市場（如果它繼續成為市場的話）一定是「性別盲目的」。作為等價物交換的場所，市場在對抽象價值的純粹對比中，要忽視具體差別。那麼，「性別盲目的」市場又如何再生產性別差別？
一旦一群女性個人被定義為「有孩子的人」（見附錄2），並且「有孩子」這個社會活動被結構性地構造為一種缺陷，那女性就被規定為帶著一種潛在弱點進入勞動市場的人。這種通過認定懷孕「潛在地」具有市場風險而實現的、系統的差別化使「女性」這個能指被固定於市場間接中介領域。這樣一來，由於資本是「性別盲目」的抽象，因而它以具有性為理由而具體地懲罰女性，即便這種「性差別」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製造出來的，並且對資本主義自身的再生產也是必需的。人們可以設想這種情況：僱主不過問求職者的性別，而只獎勵那些「最具靈活性」和「最可靠、全天候」的員工。在這裡，性別偏見會同樣嚴重。這裡存在一個明顯的矛盾，一旦性差別被結構性地定義和再生產，作為有著更高社會成本的勞動力承擔者的女性會向對立面轉化，成為更廉價的勞動力商品。
事實上，報酬更為優厚的工作（即那些不只償付單個人再生產的工作）都有一定的技術要求。在那些技術性行業裡，資本家願意為工人的技術投資，因為他們知道，長期來看這樣做會帶來回報。因此他們會優待那些長期來講最為可靠的勞動力。如果工人未來可能要走，那麼她對資本家而言就不是一個很好的投資了；因此她將獲得更低的工資。那些看起來會「有孩子」的人被貼上的更低工資標籤，不是由市場間接中介領域中形成的技術種類所決定的。儘管女性所處的領域充滿了需要終身培訓的活動，但這並不會增加她們勞動力的價格，因為僱主無需為她們的技術支付費用。因此，資本可以在短期內以低廉的價格利用女性的勞動力。
實際上，「女性化」（feminization）的總體趨勢並沒有將性別盲目的市場性別化，而不過是在後福特主義和全球化的積累條件下、在工作技術含量日益降低和日益臨時化的情況下，資本轉向利用廉價短期靈活勞動力的發展。我們必須把女性化的這一定義視為首要問題，然後才能關注服務業的崛起，以及護理和情感性勞動日益重要的地位，這是「女性化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轉向是伴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歷史發展而產生的（對此，我們將在本文最後兩部分加以闡述）。但首先，我們必須總結一下我們迄今關於性別學到的東西，並嘗試對之進行定義。這就要求我們去分析和批判另一對常見的二元：性與性別。
附錄2：論女性、生理和孩子將女性定義為「有孩子的人」以這三個事實的必要關聯為前提：（1）擁有子宮這個生理器官；（2）生孩子，懷孕；（3）與懷孕的結果有著特殊關係。將這三點結合關聯起來模糊了：
一方面，防止、促使或造成某些擁有子宮的人懷孕以及懷孕頻率的機制。這些機制包括：婚姻制度、避孕用具的使用、將異性戀強制成規範的機制，以及（起碼許多地方在很長時間裡並且迄今依然存在的）與無懷孕風險的性形式相關的禁忌/恥辱。
另一方面，改變對於孩子的定義以及孩子需要怎樣程度照顧的觀念。曾有一段時期，孩子被視為半動物、半人類的生物，只需要得到清潔和餵食，直至他們長大成能夠工作的小大人。而現代對孩子的看法及其要求則把「養育小孩」變成了無休止的事業。
4 、性/性別我們現在準備討論性別問題。那麼什麼是性別？在我們看來，它是將特定個人群體固定於特定社會活動領域。這一固定過程同時造成了對兩種相互分別的性別的持續再生產。
這些性別將自身具體化成一個由諸多規定著「男性氣概」（masculine）或「女性氣質」（feminine）的理想特徵所組成的整體。可是，這些特徵本身，作為一系列行為和心理特質，伴隨資本主義歷史進程而變化著；它們限於特定時代；它們對應於世界的特定部分；並且就算在我們所謂的「西方」，它們也未必對所有人來講意義相同。不過作為成對的二元，無論何時何地，即便各自表現形式不斷變化，它們也都是相互依存的。
性是性別的背面。我們追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批評在1990年代前女權主義文學當中被發現的性別/性二元。巴特勒正確地指出，性和性別兩者都是被社會地建構出來的，並且正是通過將「性別」與文化相「關聯」或相「匹配」，性被貶低為自然/文化這二元之中的「自然」之元。類似於此，我們認為，它們作為成對的社會範疇，在將性別去自然化的同時，性被自然化了。對我們來講，性是性別對身體的雙重投射的自然化，它將生理差別聚合進相互分別的自然化表象中。
巴特勒是通過批判身體的存在主義本體論而得出上述結論的，而我們得到這些結論則是通過與另一種社會模式的類比。就像性別那樣，價值也必然需要自己的「自然」之元（即價值的具體表現）。性和性別作為硬幣兩面的雙重關係，確實類似於商品及其拜物教的二重性。正如我們之前所言，包括勞動力在內的一切商品，同時既是使用價值也是交換價值。商品之間的關係是事物之間的社會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物質關係。
由此，就像使用價值之於（交換）價值，性是依附於性別的質料體（material body）。性別拜物教是這樣一種社會關係，它表現於這些質料體之上，這樣就仿佛是這些質料體自身的自然屬性。性別是一切具體屬性都被抽象掉了的性，這種抽象概念改變了這個質料體，並決定了它附屬於何物，就像價值的現實抽象改變了商品的質料體一樣。性別和性的結合使它們具有了自然表象（「幽靈般的對象性」），仿佛性別的社會內容被「書寫在」具體個人的「皮膚上」。
性的跨歷史化與對資本的簡化的批判類似，後者主張使用價值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而是跨歷史的。在這裡，使用價值被認為是將其從交換價值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革命的積極遺產。通過對性和性別的比較，我們會進一步認為，性別和性都是被「歷史性地」所決定的。兩者都是完全社會的東西，只能被一道廢除——正如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都要在共產化的進程中被廢除。就此來講，我們的女權主義價值理論分析應和著巴特勒的批判，因為我們都將性/性別這對範疇視為在現代性特定社會條件下被社會地決定和生產的東西。
性別的去自然化不過性別並非靜態的社會模式。對性別的抽象日益去自然化使性仿佛更為具體和生理。換句話說，如果性和性別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那麼性別與其自然化對應物的關係則是不穩定的。它們之間存在著潛在的差異。這種差異有人稱為「麻煩」（troubling），我們則稱為「去自然化」。
隨著時間的推演，性別被進一步地抽象了，對性徵的定義變得越來越隨意。性別的市場化和商品化似乎使性別日益去自然化、日益脫離自然化的生理關注。人們或許會說，資本主義自身解構並去自然化了性別。自然（在其顯得日益多餘的同時，性別的必要性持續存在著）仿佛是性別的前提而非結果。用更熟悉的話來講，就是反映了資本與勞動的「問題」：「自然」（性/性別這對二元的「自然」方面）對無產階級的再生產變得越來越多餘，同時被加諸「女性」身體的「成本」（或者說，性的對極）對日益女性化的資本積累變得越來越緊要。因此，作為更廉價勞動力，性別的再生產是至關重要的，而作為剩餘人口的無產階級後備軍則越來越顯得冗餘了。
女性性別所指稱的東西（即被社會地印刻在「自然化」、「性別化」的身體之上的東西）不僅有一系列「女性氣質」或性別特徵，還本質地包括價格標籤。生理再生產的社會成本高於平均（男性）勞動力（男性有一定無需承擔的社會成本）；它成了那些被配置了這些成本的人的負擔，不論她們是否會有孩子。因此，性別平均這個抽象的概念，被反映回以交換價值方式對身體的組織上；盲目的市場平均又投射回對生產、塑造和轉變社會生產以及分工的諸屬性的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講，性別關係狀況的轉變發生在它所規定的東西之後。同理，性別持續地被重新強化和再自然化。
5、資本主義的性別史：從市場間接中介領域的創造到性別化活動的商品化要理解去自然化和再自然化的辯證進程，我們首先要追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程中性別關係的轉變，並努力將之階段化（periodisation）。在這個更為具體的層面上，有很多切入點可供選擇，而我們則選擇了家庭的階段化，因為家庭是連接市場間接中介領域和市場直接中介領域（它們規定著無產階級再生產的限度）的經濟單位。我們必須搞清楚，家庭模式的變化是否對應於勞動增殖進程中的變化。
原始累積與大家庭在原始累積時代，資本家階級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完美地確定市場間接中介領域和市場直接中介領域的關係，以使工人一方面被迫只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生存，另一方面獲分得剛好自給而不必增加勞動力成本的個人財產。確實，當市場間接中介領域被構造起來時，它必須儘可能多、儘可能大規模地再生產勞動力，但又要確保工人們自我供給的部分僅能餬口，以便勞動力能夠恆常地出現於市場。因此，補充著工資領域的市場間接中介領域，作為工資關係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必要前提及其直接結果，從屬於市場。
在18~19世紀的過渡時期，以家宅（home）這一生產單位為核心的家庭（family）成了為中介著勞動力再生產的市場間接中介領域和市場直接中介領域的經濟單元。不過在19世紀前期，沒有退休金，青春期前的孩童都被認為可以去工作，幾代人組成的家庭都是同堂而居的。此外，參與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的不只有已婚女性，孩童、祖母和其他女性親屬，甚至房客都會一起參加進來。即便法律規定只有「單個自由」的成年男性家族成員可以成為工資的所有者，成年女性和孩童仍然會在家宅之外工作。
實際上，在工業革命伊始，女性就佔了勞動力的三分之一。與孩童一樣，她們並不能決定在哪裡受傭工作、從事什麼工作；她們多多少少都是被自己的丈夫或父親轉包來的。（馬克思甚至將這種情況與某些奴隸貿易模式相對比：家族的男性首領就他的妻子和孩童的勞動力價格討價還價，並決定接受還是拒絕工作。我們也不要忘記在某些國家，例如法國和德國，女性要等到1960年代或70年代才獲得了不經丈夫授權而工作的權利。）女性外出工作曾經遠非女性解放和丈夫現代思想的標誌，而是貧窮的標尺。如果家族足夠殷實，已婚女性一般會待在家裡（這時她們通常從事一些家庭生產，尤其是紡織）。很多女性終身未婚，因為結婚非常昂貴。某些人不會懷孕、組織自己的家庭。小女兒常常被送去當別人家的僕人或幫傭，「正式地」保持獨身。因此，就算負責市場間接中介領域的總是女性，負責工資領域的總是男性（人們可以說，僅從規定來講），這兩個性別和兩個領域在當時也沒有一一對應。
原子家庭與福特主義在19世紀中後期（即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出現了我們今天所稱的原子家庭。首先，在勞工鬥爭了數十年後，國家開始限制僱傭女工和童工，這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它面臨著勞動力再生產危機。對勞動力的技術要求提高了（例如讀寫能力成了參加工作的必要條件），兒童教育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人們開始將童年視作有特殊需要的發展階段。照顧孩子成了一件講究的事務，不能再假手於較為年長的子女了。
這一進程隨著福特主義及其消費和再生產的新標準而達到高峰。隨著退休金和養老院的普及，不同世代開始分居到各自的住房。丈夫和妻子家庭職責的分配也受到領域區分的嚴格規定。過去常常由妻子和其他女性一道進行的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例如洗衣服）成了家庭中單一成年家庭婦女的個人職責。已婚女性的生活通常被完全限制於市場間接中介領域。這成了大部分女性的命運，她們的整個生活（包括她們的人格、欲望等等）都被這種命運所塑造。
因此，在資本主義特定時期和世界上特定地區存在的原子家庭中，性別成了僵硬的、與各領域一一對應的二元。它成了一種嚴格的、並非人人都能符合的定式。許多女權主義者在頭腦中仍然保持著那個時代的定式，將性別視為一組規定了「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品格。由此，被視為女性的個人，與生俱來地有著與被定義為男性的個人不同的人生命運，他們生活在「兩顆不同的星球上」（有些住在火星……），並且被社會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主體。這種不同貫穿著所有階級。
已婚女性再也得不到其他家族成員的幫助，只能被孤立於四壁之間，獨自完成所有的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如果沒有家用電器的發明使最累人的體力活變成單人可以獨力承擔的雜務瑣事，上述孤立也就不可能出現。洗衣機、室內水龍頭、熱水器——這些都大大減少了某些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所耗費的時間。不過，時間的節省卻遠不能增加家庭主婦的閒暇時間。所有空餘時間都被用來提高再生產水準：衣服洗得更頻繁，膳食越發多樣和講究健康，並且最重要的是，照顧小孩成了一種從照顧嬰兒到陪伴小孩閒暇活動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
1970年代：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的實際吸納（real subsumption）和商品化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的商品化顯然不是新現象。自資本主義伊始，人們就已經可以買到做好的飯菜，而不用自己動手煮；可以購買新衣裳，而不必自己縫補；還可以花錢請僕人來照顧小孩或者做家務。不過，這些在當時都是中間及上流階級的特權。一項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一旦變成商品，它就必須通過工資來得到償付。因此，對這些商品的大規模消費只可能發生在工資穩定增長的時代。因為一旦這些服務被形式上吸納（formally subsumed），它就會與剩餘價值成反比地增加必要勞動的交換價值。
不過，實際吸納使部分上述商品的價值伴隨著大規模生產而降低。生產率的提高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負擔這些商品（尤其是已經做好的飯菜和家用電器），其中一些商品緩慢但確實地變得能夠為工資負擔。儘管如此，某些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即便商品化，其價格還是比較難低到工薪能負擔的水平。照顧孩子即便可以商品化，其生產率也不可能提高，以便降低成本。即使護理、洗衣等等工作都能更高效地完成，照顧孩子的時間也絕不會縮短。你不可能更快地照顧孩子：他們一天24小時都需要照顧。
將照顧小孩合理化，這是可能的，例如由國家負責組織，從而減少成人與小孩之間的比例。但是，尤其由於成人必須教授特定的社會化、知識和紀律，一個成人可以照顧的小孩數量是有限的。這種工作也能由最便宜的勞工（即那些工資低於勞動女性工資的女性）來承擔。但在這裡，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只是遵循了總人口的最低工資標準。因此，問題並沒有得到緩解。更有甚者，它的負面效應通常都被重新配置給貧苦移民和有色人種女性。
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這裡永遠有一種我們可以說是被拋棄的（the abject）[iv]（即不可能或者不值得被吸納的）剩餘。這些活動所以被拋棄，不是因為本身如此，而是由於資本的塑造。這種剩餘不得不存在於市場關係之外，並且家庭中由誰來承擔它的問題常常（或者說至少會）造成衝突。
6 、危機與緊縮措施：被拋棄者的興起伴隨當前危機，所有跡象都表明，國家將越來越不願意組織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是單純消耗性的。幼託、養老和醫療開支將首先被削減，更不用說教育和課後活動了。這些將或者變成足夠殷實的人的市場直接中介領域（私有化），或者墮入無工資市場間接中介領域，從而增加了被拋棄的活動。
剩下的情況還有待觀察，但是受危機影響國家的趨勢已清晰可見。在美國和大部分歐元區國家（德國除外），政府都在削減開支，以減少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這樣的國家，甚至還有英國，都在大幅削減醫療和幼託的開支。希臘和葡萄牙的公立幼兒園紛紛關門。在希臘、葡萄牙、義大利和捷克，有報導稱，孕婦的產假和福利，以及她們產後復工的權利，都受到了侵害。在英國，國營託兒所接連關閉。對此，一位參與了哈克尼託兒運動（Hackney nurseries campaign）和「女權主義者反擊」（Feminist Fight Back）的反資本主義女權主義團體描述道：
全英國的地方政府都開始宣布大量削減對從圖書館、醫療到遊樂場和藝術團體、從性侵危機中心到家暴受害人服務的各項社會服務的資金補助。女性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這在兒童服務方面就有所表現，比如由地方當局和社區開辦的託兒所，作為新工黨標誌、為家長提供各種「一站式」服務的「保障開端中心」（Sure Start Centre）。
在一個有著「大社會」（Big Society）的中央政策理念和「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中、在社區中、在工作場所中感到有足夠的自由和力量來幫助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社區」的文化，並且首相在這種理念和文化之下親自提倡將社區服務在「志願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國家裡，反國家女權主義者面對著一個難題：
我們的目標是「即於國家內又反對國家」的供給（provision 「in and against the state」）。這使爭取公共商品和共享資源與勞動的鬥爭面臨一個核心問題：我們如何保證，我們為著再生產自己社區的自治努力不會淪為卡梅倫「大社會」的政績之一，即承認這樣的邏輯：如果國家不提供，我們就自己提供？
2012年在波蘭波茲南發生的幼兒園抗爭也反映出同樣的難題。市政當局為了節省開支，逐漸將所有公立幼兒園轉為私立。當其中一所託兒所的員工與家長和活動家一起抗議私有化時，地方當局最終提出託兒所由員工自行管理，但不會給他們提供任何補貼或擔保。員工和家長最終拒絕了這個前景暗淡的選項。
不過，有些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似乎很推崇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由女性自我組織，認為這是創造替代性社會的必要一步。例如，西爾維婭·費德裡奇（Silvia Federici）在其2010年的文章《原始積累時代的女權主義和共同政治》（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on in an Era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中寫道：
如果經濟建築在作為家務（oikos） 的家庭之上，那麼歷史上成為家庭工人和家庭囚徒的女性必須採取主動，使家庭重新成為集體生活的中心，使它被廣泛人民和各種合作形式所貫穿，提供沒有孤立和固化的安全感，促進共同財產的分享和流通，並且最重要的是，為集體形式的再生產奠定基礎。……需要澄清的是，給女性配置共同化/集體化再生產的任務，並非承認 「女性氣質」這一自然主義觀念。我可以理解很多女權主義者會覺得這種可能性是「比死還難受的命運」。……不過，正如多洛雷絲·海登（Dolores Hayden）所言，再生產工作的重組以及由此造成的住房和公共空間的重構並不是認同問題；它是一個勞動問題，以及力量和安全感的問題。
西爾維婭·費德裡奇是對的：我們確實認為這種可能性比死還難受。她隨意引用多洛蕾絲·海登的話來對此作出的回應，忽略了這一點：勞動問題正是認同問題。即便危機中的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自組織這些再生產活動（儘管大部分被拋棄的再生產很可能最終被強加於女性之上），我們也一定要對抗這個鞏固性別的進程。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它，它是由被拋棄者的自發組織的、其他人不願意做的事情。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就算無工資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和被拋棄者指同一個具體活動，這兩個概念還是需要加以區分的。被拋棄者這個範疇特指那些在某種情況下會變得有工資、但由於對國家或資本而言太過靡費因而正在回歸無工資市場間接中介領域的活動。市場間接中介領域純粹是一個靜態結構範疇，被拋棄者的概念則抓住了現今這些活動的特殊性質，以及它們的分配進程。我們確實可以說，如果我們母親和祖母們當中的許多人曾被束縛於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那麼我們如今面對的問題是不一樣的。現在的問題不是說，只因為我們無法負擔，所以要「回歸廚房」。我們的命運是不得不對付被拋棄者。相對於過去的市場間接中介領域活動，被拋棄者已經大幅度地去自然化了。對於它的承擔者來說，這似乎並非不幸的命運，而是要和工資勞動一道處理的額外負擔。被扔下來處理被拋棄者，是當前性別的醜惡面貌，它幫助我們看到了性別的本質：一種強有力的束縛。
去自然化進程確實使性別可能表現為一種外在束縛。這並不意味著性別的束縛比以前變弱了，而是說它現在可以被視為一種束縛，也就是一種在外在於自身、有可能廢除的東西。
總而言之：如果現在我們真能將我們的階級屬性和性別屬性視為外在的束縛，那這絕不會是單純的巧合。又或者會是嗎？這個問題對於理解爭取廢除性別（即通過其生活中所有分離的活動領域都被廢除的、無性別個人來進行再生產）的抗爭來講是關鍵性的。
注釋：[i] 此處原文為sex and gender。Sex與gender的區別在於，前者多指生理上的性差別，而後者則主要指社會性別，即一定社會對男性和女性在言行舉止等社會特徵方面區別的指認，如認定男性是剛強的，女性是柔弱的。本文的翻譯當中，將sex譯作「性」，將gender譯作「性別」，以為區分。——譯者注
[ii]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頁。——譯者注
[iii]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頁。——譯者注
[iv] 譯註：這個術語來自法國女權主義心理分析理論家茱莉亞·克莉斯蒂娃的作品，比如《恐怖的力量》（1980年）。這本書的中文版將此詞彙翻譯成「賤斥」，但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看懂，我們卻選擇譯為「拋棄」或「被拋棄（的活動等）」。本文的作者解釋，與克莉斯蒂娃的用法不同的是：
『我們想要用這個概念表達的是通過實際吸納的過程創造的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不能被吸納在內，因此也就處於這個過程的外部，但同時也是這個過程的結果。因此，我們想要從術語「拋棄abject」中挖掘的主要意義乃是它的詞源意義：ab-jactare，即為被拋棄，拋棄的東西，但是，它仍是這個拋棄它的對象的組成部分。它類似於羅斯維塔.朔爾特（Roswitha Scholtz）的「價值分離」（Wert-Abspaltung）概念，但對於朔爾特而言，價值分離自資本主義開始以來就發生了，所以它是靜態的。相比之下，那些通過那些資本主義內實際吸納的過程從而不斷發生的活動，它們排斥與吸納的動態，才是我們希望在「拋棄」的概念中得以把握的要點。這種動態關係著我們對歷史進程的理解，也關係著我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斷代。
與此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拋棄意味著活動的變性和復歸，那麼它會在我們對被斥活動的主觀關係上產生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將克裡斯蒂娃用來反映它的概念關聯起來是一個好主意：即為將賤斥abject所產生的拒絕與拋棄概念關聯起來。我們非常自由地使用這種類比，我認為它很好地捕捉了這類對內生的外部者的拒絕，這一歷史過程不僅是「客觀的」，而且也反映在資本主義內部性別化個體的主觀上。
【關於《尾注》：原先的小組組建於2005年的英國布萊頓，成員起初來自《揚棄》（Aufheben） 刊物的參與者，此前《揚棄》與法國的《共產主義理論》（Théorie Communiste）進行了批判性交流。不過隨著人員流動和新成員加入，小組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從現狀出發，將各種條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對象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共產主義超越，還有以這種生產模式為特點的社會所具備的多種統治結構。因此，小組一直關心「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爭論，尤其關心1968年後法國極左當中出現的「共產化」 （communisation）問題；性別與消滅性別的問題；對當代鬥爭、運動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剩餘人口的動力系統及其對資本和階級的影響；「種族」的資本主義構成；價值形式理論和系統辯證法；20世紀革命的失敗與僵局，等等等等。】(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