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菲斯
三十多年前，已故的R.M.道金斯教授把C.P.卡瓦菲斯的詩介紹給我。從那以後，卡瓦菲斯就影響了我的創作。即是說，倘若我不知道卡瓦菲斯，我寫的很多詩就會大不相同，也有可能根本就寫不出來。然而我不諳現代希臘語，因此我唯有透過英譯或法譯接觸卡瓦菲斯的詩。
這使我感到窘困，同時使我感到有點不安。我想所有寫詩的人都會有這種看法，即散文和詩本質上的區別在於散文可以譯成另一種語言而詩則不可以。我也一直持這種看法。
可是一旦某個只能閱讀譯作的人在詩藝上受該譯作的影響成為可能，則上述的看法就得重新界定。
在詩歌的諸要素之中，肯定有一些可以直接從原文翻譯過來，另一些則由於與原文不可分割而不能翻譯。這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任何同音詞在意義上所引起的聯想只能局限於產生該同音詞的語言。只有在德語裡Welt才跟Geld押韻。同樣地，只有在英語裡布雷爾·貝洛克的雙關語才有可能發揮作用。
就純粹的抒情詩來說，當一個詩人「歌唱」而不是「說話」，則他的詩是不可譯的，即便可譯，那也是絕無僅有的。坎皮恩的歌曲的「意義」與他創作的歌詞的聲音和韻律效果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個天才的雙語詩人認為他可以用兩種語言寫出同一種抒情詩，那還可以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他把用一種語言寫的詩逐字翻譯成另一種語言，那麼讀者就很難在兩首詩之間找到任何相同之處。
換句話說，詩的技巧和手法可以從詩本身抽出來理解。我無須懂得威爾斯語也能夠饒有興味地把威爾斯語豐富的內在節奏和頭韻法運用到英語詩中。我完全能夠指出它們不可能絕對準確地移植到英語詩中，但我卻發現可以通過創造新的和有趣的效果來做到這點。
詩中另一種可以保留在譯作裡的要素是明喻和暗喻。因為這兩種比喻並非源於地方性的措辭習慣，而是源於全人類所共同熟悉的感覺經驗。
我不必懂得希臘原文也同樣能夠欣賞品達用以讚頌迪洛斯島的那種優美和適度的言辭。
……荒蠻的大地的當翻譯意象時遇到困難，往往是因為新的語言需要堆砌很多詞彙才能說清原文那個意思，而原文那種力量也就喪失殆盡了。此所以莎士比亞的詩句：
The hearts that spanielled me at heels[1]譯成法文就得把暗喻降為效果較差的明喻，否則就譯不成。
然而上述有關詩中的可譯要素沒有一種適合於卡瓦菲斯。他慣常使用的那種鬆散的短長格詩行我們都很熟悉。他的風格最獨特之處乃是在詞彙上和句法上糅合了希臘的俗語和雅語，而這是不可譯的。在英語裡，最激烈的對抗無過於俗語和雅語了，這種對抗在文學領域和政治領域都非常激烈。一方面我們只有標準英語，另一方面又有地區性的方言，而一個譯者不可能重現這種風格上的特色，一個英語詩人也無法從中獲益。
我們也無從談論卡瓦菲斯的比喻。因為他從不使用明喻或暗喻這些手法。無論他談及一片風景，或一個事件，甚或一種情緒，他的每一行詩都是明白不過地對事實加以描述，從沒有任何額外的裝飾。
英譯的《卡瓦菲斯詩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那麼，到底是什麼東西保留在卡瓦菲斯的詩的翻譯裡？為什麼它還能那樣激動我們？我只能很不恰當地說，那是一種語調，一種個人的談話。我讀過許多不同譯者譯的卡瓦菲斯的詩，但每一首譯詩都可以立即被辨認出來，那是卡瓦菲斯的詩。沒有人可以寫他那種詩。隨便讀他的哪一首詩，我總感到：「看得出這個人用一種獨特的視角觀察世界。」自說自話的詩竟然可以翻譯，對我來說似乎難以想像，然而我相信這是可以翻譯的。我的看法是，全人類都無一例外地擁有的唯一品質，是獨特性；另一方面，一個個人被認出與另一個個人擁有共同的特徵（例如紅頭髮和英語），則意味著存在另一些不包括在這個歸類之中的個人素質。因此，從一首詩是某種特定文化的產物這方面來說，就很難將這首詩以另一種文化措辭譯出來；但是從一首詩是人類一個獨特的個人的創作這方面來說，則一個另一種文化背景的人欣賞這首詩就像一個文化背景跟詩人相同的人那麼容易，或者說那麼困難。
但是，如果卡瓦菲斯的詩的重要性在於他的獨特語調，那麼批評家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因為批評所能做到的只是比較。一種獨特的語調是無法描述的，它只能被模仿，即是說要麼被抄襲要麼被引用。
如此說來，為卡瓦菲斯的詩集寫一篇介紹就會陷入一個窘境，因為我很清楚我寫的東西只能引起那些沒讀過卡瓦菲斯的人的興趣，一旦他們讀了他的詩，他們就會忘記這篇文章；這就像一個人在舞會上認識另一個人，很快就會把那個介紹他們認識的人忘掉。
卡瓦菲斯主要關注三個方面：愛情、藝術，以及從地道的希臘人的感覺出發的政治。
卡瓦菲斯是一個同性戀者，但他的抒情詩並沒有企圖披露這個事實的傾向。人類寫的詩跟人類做的事一樣都免不了要受到道德判斷的制約，但是兩者的道德標準卻不一樣。一首詩的其中一個責任就是為真理做見證。一個道德見證者是這樣一種人：他以最大的能力出示真實的證據，迫使法官（或者讀者）站到一個更恰當的位置公正地判決該案件。一個不道德的見證者則是這樣一種人：他說了一半真話或完全說謊——但是如何裁決卻不關一個見證者的事。（當然，在藝術領域裡，我們必須在說謊和瞞不過觀眾的胡說八道之間做出區別。胡說八道者或以眨一次眼，或以一張誇張的正經面孔示人而使自己原形畢露；天生的謊言家看上去則永遠是那麼自然而然。）
作為一個見證者，卡瓦菲斯出奇地誠實。他既不隱瞞又不美化也不裝傻，他展示的情慾世界是平凡的偶然相識和短暫的尋歡作樂，愛情在那裡無非是肉體的激情。當溫柔的感情真的出現，那也幾乎是單方面的。同時，他那些有關感官快樂的回憶是不快樂的，或者被罪孽感抵消了。在這點上他也不做假。一個人會為他與另一些人的關係而產生罪孽感（他待他們不好，或使他們不快），但是沒有人，不管他的道德信念是什麼，能夠對肉體的快樂時刻做出如此誠實的懺悔。唯一可以對卡瓦菲斯加以評論的一點也適合於所有的詩人，即卡瓦菲斯或許並沒有完全意識到他那種千載難逢的機遇：他能夠把對於那些缺乏這種功力的人來說也許是微不足道甚或是有害的經驗加以變形並轉化為有價值的詩。詩的材料蘊藏「在內心的破爛店裡」，一如葉芝所說的。而卡瓦菲斯以一則軼聞印證了這點：
他們見不得人的快樂已經滿足了。但是我們不免要感到好奇：那個藝術家的同伴將來會怎樣？卡瓦菲斯對詩歌職業所持的態度是貴族式的。他筆下的詩人並不認為他們自己是萬眾矚目的人，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他們更多的是把自己看作是鮮為人知的市民，在這種圈子裡一個人被另一個人評頭品足，而品評的標準又是很嚴厲的。那個青年詩人尤梅尼斯之所以感到沮喪就是因為他經過兩年的努力才勉強寫出一首田園詩。忒奧克裡託斯如此勸慰他：
能夠來到第一級他筆下的詩人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們在寫作的過程中找到樂趣以及獲得美學的快感，但他們從來不誇大這種美學快感的重要性。
輕浮者可以說我輕浮。卡瓦菲斯著迷於詩人處理他與世界的間接關係時所產生的喜劇的可能性。一個活動家需要頻頻亮相，這是因為沒有公眾他就無法活動；詩人卻在決然的孤寂之中構造他的詩。誠然，他渴望公眾讀他的詩，但他卻不必以個人身份與公眾接觸，而且事實上他最理想的讀者往往是後代，他們要等到他死去之後才出現。因此，一旦他提筆作詩，他必然要把有關自己的或別人的思想全部從他的腦海清除出去，以便集中精神寫他的東西。然而，他並不是一部製造詩歌的機器，而是一個人，一個跟其他人一樣的人，生活在一個歷史社會，並與之同憂喜共興衰。那個卡帕多西亞詩人斐納齊斯正在寫一部有關大流士一世的史詩，他正在想像大流士一世做事的感情和動機。這時他的僕人突然打斷他的思路，告訴他羅馬和卡帕多西亞打起仗來了。
斐納齊斯精心製作了這一切。多麼倒黴！除了涉及個人經驗的詩，卡瓦菲斯極少寫當代題材。有些詩是關於古希臘史的，一兩首是關於羅馬衰亡的。但他最熟悉的是這兩個歷史時期：亞歷山大帝國崩潰後由羅馬建立起來的希臘諸附屬國時代，以及基督教剛剛徵服異教成為官方宗教後的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繼承者時期。
卡瓦菲斯故居內部
關於這兩個時期，他告訴我們不少奇聞軼事，為我們勾勒不少人物畫像。他的泛希臘世界在政治上軟弱無能，因此政治在這裡成為被嘲弄的對象。從職權上講，諸附屬國是自治的，但每個人都清楚統治者只是羅馬的傀儡。於羅馬人來說是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亞克興戰役，於他們卻什麼也不是。既然他們無論在什麼事情上都得俯首順從，他們又何須關心他們的主人是誰？
有關亞克興海戰結果的消息有些人，例如敘利亞人德米特裡厄斯· 索特爾，夢想有朝一日恢復他們國家從前的偉大，但他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他們的夢想是虛幻的。
他曾在羅馬受苦，當他在朋友們，從這首詩可以看到，卡瓦菲斯是能夠把愛國詩寫得不至於使人感到難堪的極少數詩人之一。在大多數愛國主義的詩中，我們很難區分最好的人類德行和最壞的人類德行，即集體自我主義。
一般來說，愛國主義德行叫得最響最引人注目的時候往往也是一個國家對他國進行侵略擴張的時候，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人如此，18世紀90年代的法國人如此，19世紀的英國人如此，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人也如此。對於這些人來說，愛自己的國家即意味著剝奪別人（高盧人、義大利人、印度人、波蘭人）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愛。此外，即使一個國家並不蠢蠢欲動、野心勃勃，然而當這個國家變得富裕、強大、有影響力，這個國家的愛國情緒的真實性就值得懷疑。當那個國家變窮了，失去政治價值並且明顯地衰落到無可挽救的境地，再沒有希望重返昔日的光榮，這種愛國情緒還會持續下去嗎？在這個時代，無論我們屬於哪個國家，單從未來的難以預測這點來說，就足以促使我們正視這個實質問題。而卡瓦菲斯的詩在這個問題上要比想像中的突出多了，我們第一次閱讀就能感受到這點。
在卡瓦菲斯的泛希臘世界裡，有一個包含愛與忠誠的重要對象一直沒有因戰敗而被剝奪，這就是希臘語。即便是使用另一種語言的人也採納它，它已經變得更為豐富，原因是它朝著感受力方面發展，而不是朝著雅典城邦時代的希臘語發展。
銘文一如往常要用希臘語：在他那些涉及君士坦丁時代基督教與異教之間的關係的詩中，卡瓦菲斯並不偏袒任何一方。羅馬異教的宗教活動是以保護國家繁榮和民生安康為目的的，因而是世俗的。基督教未必就鄙視俗世，卻一直堅持它的關注範圍是無所不及的：它從不向信徒許諾世俗上的繁榮，又總是把過分追求功名當作一種罪過加以譴責。
只要法典還要求國民把國王當作神明來膜拜，成為一個基督徒也就意味著成為一個罪犯。此所以公元最初四百年間基督徒雖說也像每個人那樣受到人性惡的一面以及撒旦的誘惑，他們卻免受俗世的誘惑。一個人可以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時繼續做一個徹頭徹尾的惡棍，卻不可能在皈依之後繼續當一名紳士。
然而君士坦丁之後，基督徒卻比異教徒更容易獲得進入俗世的機會，而異教徒即便不被處罰，也要成為社會嘲弄的對象。
在卡瓦菲斯的另一首詩裡，一個異教祭司的兒子皈依了基督教。
我慈祥衰老的父親，在另一首詩裡，國王尤裡安來到安條克傳播他自己創立的新異教，但是對於安條克市民來說，基督教已經成為他們緊抱不放的正統宗教，同時他們又沒有讓基督教以任何方式幹擾他們的玩樂。因此他們把尤裡安當作一個循規蹈矩的老古董來加以取笑。
這可以想像嗎，他們竟然會放棄但願這些引詩能夠為讀者理解卡瓦菲斯的語調和他對生命的看法提供些許的幫助。如果哪個讀者對這些詩無動於衷，那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他爭辯才好。由於語言是某個社會集團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的，用來判斷語言的標準和尺度相對來說也就比較客觀。因此，用本土的語言閱讀一首本土詩人的詩，讀者大可以對這首詩的感受力不以為然，卻不能不佩服其文字的駕馭力。可是閱讀一首譯詩，不管讀者喜歡與否，他所能獲得的只能是該詩的感受力。我碰巧非常喜歡卡瓦菲斯的詩。
注釋1.這行詩譯成中文也要變成明喻：那些像小狗一樣緊跟在我背後乞憐的人兒。
《當你起航前往伊薩卡：卡瓦菲斯詩集》，【[希臘】C.P.卡瓦菲斯/著 黃燦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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