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傾向於把冷戰想像成兩種平等力量的較量，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抹殺了各種第三世界，也誇大了蘇聯相對於美國或西歐的能力。即使在巔峰時期，蘇聯的經濟也只佔美國的一半。東歐蘇維埃集團國家在經濟上也不是西歐的對手。此外，美國、英國、法國、葡萄牙和比利時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網絡，以及他們強加的語言和學校教育，使得新的去殖民化社會在文學等領域對他們產生了結構性的依賴。同樣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西方對世界文學共和國的統治相當穩定。因此，雖然有崛起的第三世界的道德資本和蘇聯官方文化機構的物質支持，但這種打造一個囊括蘇維埃集團和第三世界的文學領域的努力面臨著更強大的力量，最終還是失敗了。
學者Rossen Djagalov通過探究這段歷史提供了思考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關係的新角度，本文是對他的採訪，原刊於LeftEast，經Rossen Djagalov授權澎湃新聞刊發中文版。
如果沒有「第二」世界，會不會有第三世界？當然可能會有，但看起來會很不一樣。關於這些地緣政治陣營及其社會和文化組成的歷史，大多是從它們與西方的關係來寫的。然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相互依存關係不僅從共同的術語（nomenclature）中可以看出，而且從它們在1990年前後幾乎同時消失這一事實中也可以看出。
Rossen Djagalov的新書《從國際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文學和電影》（McGill-Queens大學出版社，2020年）通過講述冷戰時期聲稱在文學和電影中代表第三世界項目文化形態的兩個故事——亞非作家協會（1958-1991）和塔什幹亞非拉電影節（1968-1988）——來解決這一歷史盲點。它們吸收了來自蘇聯高加索和中亞的作家和電影人，並得到蘇聯的廣泛支持，使這些組織與蘇聯的國際主義保持一致。
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這些文化聯盟從來沒有實現它們所宣稱的目標——在文學和電影上從西方獨立出來。但是，它們確實建立了恩古吉·瓦·西翁戈（東非作家）所說的「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沿著這些紐帶，現在已經成為經典的後殖民作家、文本和電影可以在非西方世界流傳，直到冷戰結束。在這一歷史重構過程中，《從國際主義到後殖民主義》顛覆了蘇聯研究和後殖民研究之間的傳統關係：它不是通過後殖民理論的視角來研究（後）蘇聯經驗，而是記錄了後殖民理論及其伴隨的文學和電影作品被蘇聯經驗塑造的多種方式。
《從國際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文學和電影》。下面的圖片都來自本書，由作者提供。在您的書中，您對第三世界和蘇聯國家之間的文化相互依存關係很感興趣。您是如何對這樣一個話題產生興趣的？這個領域的學術研究狀況如何？Rossen Djagalov：我對這個話題的興趣是在蘇聯檔案館裡產生的，當時我正在那裡做相關課題的論文研究。發生的事情是，在我的大腦中完全佔據不同隔間（compartment）的恩古吉·瓦·西翁戈或烏斯曼·塞姆班（塞內加爾導演、編劇，被稱為「非洲電影之父」）等典型的後殖民主義作家，不斷在蘇聯作家協會的各種報告中出現。在蘇聯電影製片人協會的檔案中，也有類似的發現在等待著我。我對這些並列（juxtapositions）的疑問不斷增加，也越來越複雜：這些作家和電影人是如何進入蘇聯軌道的？他們在蘇聯參加作家會議、電影節或大學學習期間看到了什麼？他們的文本/電影有多少在蘇聯被翻譯/放映，誰讀/看了它們？俄羅斯/蘇聯文學和電影製作對他們的作品有影響嗎？他們試圖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的跨國文化形態是否影響了全球文學和電影的流通模式？在第二和第三世界結束後，這些交流的遺產是什麼？這些冷戰時期的形式與當代後殖民主義研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對其中一些疑問回答得比其他疑問更好，我還在努力。
關於第二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學術研究，歷史學者已經比文學或電影研究走得更遠。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戰》（2005年）引入了一個框架，打破了之前的兩極模式。我個人最喜歡的Vijay Prashad的《更深色的國家：第三世界的人民歷史》 （2007年），它以精彩的話開場：「第三世界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項目」，接著描繪了這個項目及其與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互動。在文學和電影方面，學術研究來得比較慢。也許我想到的兩個例外是Robert Young的《後殖民主義：一個歷史介紹》（2001年）和Masha Salazkina的《愛森斯坦在墨西哥》（2009年）。過去十年來，在斯拉夫主義者採用世界文學/世界電影框架和後殖民學者加速重新審視自己領域的歷史之間，關於這一主題的優秀學術成果大量湧現，（後）蘇聯研究和（後）殖民研究之間的對話也卓有成效。我寫這本書的樂趣之一就是有很多來自雙方的對話者。
雖然你的研究的主要部分涉及冷戰，但在第一章中，你把重點放在早期蘇維埃國家和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對早期布爾什維克的重要性上。我們知道，後者組織了東方人民巴庫大會（1920年）等活動，並建立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21-1938）等機構。文化問題對布爾什維克對（半）殖民地世界的參與有多重要？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的合照，1933年。Rossen Djagalov：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與殖民世界接觸的第一階段發生在戰爭間歇期，比始於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的第二階段更為重要，儘管在後一階段，蘇聯在支持獨立運動和新的去殖民化國家方面的投入大得無可比擬。即使在戰爭間歇期，人們也能發現布爾什維克的反帝主義有很多毛病：對被解放者的家長制和對歷史的戰略性理解；日益增長的大國邏輯和不斷地改變立場。然而，在對他們扔石頭之前，值得記住的是，戰爭間歇期的蘇聯是一個不僅口頭上譴責帝國主義，而且投入大量金錢的國家。即使我們無保留地接受對布爾什維克對殖民地的意圖及其具體工作的批評，十月革命對（半）殖民地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在那裡，十月革命不僅被解釋為一場反資本主義革命（如西方那樣），更是被解釋為一場反帝起義，因而成為中國五四運動、印度不合作運動、1919年埃及革命以及隨後幾年大量反殖民主義活動的主要靈感來源。
作為蘇聯早期反帝國主義行動的一個有意（deliberate）組成部分，文學和電影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小：畢竟，蘇聯和殖民地世界之間的網絡主要是秘密的，這些網絡為文化提供的空間很小。然而，俄羅斯/蘇聯的文本確實流入了（半）殖民地社會，通常是通過迂迴的路線和多種翻譯，而且無論是在1917年之前還是之後寫成的，它們都帶著俄羅斯革命的光環，象徵性地展示了一種替代西方的現代性。閱讀這些文本的（半）殖民地知識分子對它們進行了解釋，以適應他們特定的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鬥爭。
牙買加作家克勞德·麥凱在第四屆共產國際大會上發言，內容是他的《關於黑人問題的報告》，1922年。20世紀30年代，蘇聯對（半）殖民地世界的興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Rossen Djagalov：發生變化的是史達林主義的鞏固以及歐洲地緣政治。戰時反殖民工作的大部分實際上是在共產國際、其執行委員會的東方秘書處，以及附屬機構，如反對帝國主義聯盟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內部實施的。當共產國際在1910年代末首次出現時，它是一個與人民外交委員會（蘇聯外交部）相當不同的實體。例如，它對英法兩國共產主義組織的支持，以及對其殖民地反殖民主義起義的支持，與蘇維埃國家為爭取歐洲主要大國承認而做出的外交努力背道而馳。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主義使共產國際變為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儘管共產國際在1943年被正式關閉，很可能是為了向盟國示好，但自1937-1938年以來，共產國際的活動已經被永久削弱。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失去了許多來自（半）殖民地世界的常駐共產黨員，失去了這些網絡以及許多關於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專門知識。蘇聯早期反殖民主義在1930年代衰落的背後還有一些國際因素。正如Fredrik Petersson在他的反帝國主義聯盟史中展示的那樣，1933年納粹在德國的接管導致聯盟失去了柏林總部，從此再也沒有恢復。共產黨針對納粹主義的興起，採取了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進一步損害了反殖民主義的國際主義。雖然這一政策在歐美常常被譽為成功，但就反殖民主義活動家而言，人民陣線事實上意味著蘇聯與主要帝國主義強國（英國、法國）結盟反對德國，從而對他們的事業不感興趣。總的來說，對歐洲戰爭的預期使蘇聯領導人的興趣從反帝國主義轉移走了。
1955年的萬隆會議是否改變了蘇聯國家對（半）殖民地世界的認識方式？這種改變對文化生產有什麼影響？
Rossen Djagalov：直到史達林死去，慢慢地開始了去史達林化，蘇聯國家才得以再次進入反殖民政治的領域。在此之前，即使是1947年次大陸非殖民化這樣的重大事件，在史達林時代後期的外交政策中也幾乎沒有帶來影響。獨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出現被視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內的形式調整，而不是一個新的、潛在的非資本主義第三世界的開始。萬隆會議揭開了這個世界的序幕，驚動了蘇聯外交政策機構，使它們行動起來，帶來了對反殖民政治的新投資。然而，蘇聯反殖民政治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間長達二十年的距離以及這些政策的曲折，成功地使許多獨立運動與莫斯科疏遠了。此外，在與（半/後）殖民世界接觸的第二階段，蘇聯失去了對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言論的壟斷：這種言論現在來自許多方面，特別是來自第三世界項目本身，它成為反對殖民主義的主要道德聲音。
除了蘇聯的貸款和經濟援助、專家和軍事支持外，蘇聯反殖民主義的第二階段還包括一個重要的文化組成部分，一個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學作品翻譯成俄語和蘇聯其他語言的大規模計劃，還包括積極向來自這些大陸的作家和電影導演「求愛」。畢竟，作為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繼承者，蘇聯國家，乃至其官方機構，都是一個以文化為中心的國家，它相信文化，尤其是文學，能夠改變人們的思想，改變整個社會。他們驚人地將這一信念外推到與自己的傳統和結構迥然不同的社會中。按照冷戰的邏輯，這種投資必然得到西方方面的回應。中情局之前從來沒有被抓到支持文學；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眾所周知中情局補貼了橫跨五大洲的整個文學雜誌帝國。正如Monica Popescu和其他一些學者所表明的那樣，這種投資改變了後殖民文學的結構環境。儘管冷戰給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但來自這些大陸的作家卻是冷戰的一些主要受益者——讀者也是如此，因為蘇聯集團和西方國家試圖儘可能廣泛地（因而也是廉價地）發行「他們的」文本。文學是冷戰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特別是在後殖民世界。
1958年10月，W·E·B·杜波依斯（美國非裔作家）、納齊姆·希克邁特（土耳其詩人）、茅盾等幾位重要人物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幹——亞非作家大會上相聚。為什麼在塔什幹舉辦這次活動很重要？與會者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對方的作品？
W·E·B·杜波依斯、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馬傑蒙·迪奧普（塞內加爾政治家）、周揚、茅盾在1958年塔什幹的亞非作家會議上。Rossen Djagalov：選擇塔什幹作為1958年首屆亞非作家協會大會（以及十年後兩年一次的塔什幹亞非拉電影節）的舉辦地，當然是蘇聯官方文化機構深思熟慮的。塔什幹是一座展示蘇聯發展成就和強大的地方歷史傳統的城市，即使是那些根本不願意認同蘇聯項目的代表們也對塔什幹留下了積極的印象。他們看到的不是另一個歐洲大都市——如果會議地點在莫斯科，他們就會看到這樣的大都市——而是一個高度多元化、主要是非白人的社會。此外，眾所周知，烏茲別克人比俄羅斯人更友好、更好客。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蘇聯結束，塔什幹（其次是阿拉木圖、撒馬爾罕和布哈拉、葉里溫、巴庫和提比里西）在非洲和亞洲文化代表團前往蘇聯的行程中佔有很大比例。在塔什幹亞非作家大會和在那裡舉行的電影節上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是，與會者對不得不前往塔什幹見面感到驚訝。如果說他們了解西方文學或電影中的細微差別（nuances），那麼他們對鄰近的非洲或亞洲或拉丁美洲國家發生的進程卻知之甚少。周邊國家畢竟不會相互交流，亞非作家協會和塔什幹藝術節的雄心壯志就是要通過建立這種相互聯繫，挑戰這些國家作為西方文化邊緣的位置。
許多代表穿著美麗鮮豔的衣服，讓塔什幹人印象深刻。你不是每天都能在塔什幹街頭見到非洲袍子、印度紗麗。圖中是烏斯曼·塞姆班和馬傑蒙·迪奧普走在去開會的路上。蘇聯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討論）了來自第三世界的文化生產？Rossen Djagalov：這其實是本書故事中有點悲哀的部分。來自非洲和亞洲的文學作品被蘇聯出版社廣泛翻譯，但無法與西方文本的流行相媲美。我在俄羅斯的圖書館裡遇到過不少蘇聯時期的複印件，完全是處女狀態，書頁都沒有裁剪。特別是在以西方為中心的晚期蘇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知識分子眼裡，「真正的文學」只能來自法國、英國、德國和美國，任何源自非洲或亞洲的文本都是先驗的次等。
但也有例外：拉美文學大爆炸在得到西方認可後，在蘇聯享有巨大的知名度，日本文學也是如此。一些個別的作家，如土耳其詩人納齊姆·希克邁特和他的同胞、諷刺作家阿齊茲·內辛，在蘇聯讀者中享有真正的、草根階層的歡迎。另外，儘管在形成大眾輿論方面頗具影響力，但來自兩個首都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並不是這些文學的全部蘇聯讀者：有一些對去殖民化真正感興趣的人和這方面的專家。據傳聞，來自蘇聯中亞或高加索地區的讀者對周邊國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感興趣。亞塞拜然人對土耳其文學感興趣，塔吉克人對伊朗文學感興趣，烏茲別克人對來自阿富汗和印度的文本感興趣。
在電影方面，情況有些不同：某些非西方電影，如印度的電影，在蘇聯觀眾中享有極高的人氣。在蘇聯銀幕上觀看最多的25部影片中，有3部來自印度（這一類影片既包括蘇聯影片，也包括外國影片，既包括西方影片，也包括非西方影片）。有一部來自埃及，《白衣》（1975）。排名榜首的是鮮為人知的墨西哥片《葉塞尼亞》（1971年），觀眾人數超過9000萬。這裡的風格是關鍵：由於蘇聯很少生產通俗片（melodramas，字面意思是有音樂陪襯的戲劇），從西方進口的更是少之又少，對蘇聯觀眾來說，這種最受歡迎的風格的主要來源是非西方電影。
同時，第三電影——提高政治意識的電影，我們把它與拉美電影人如阿根廷人奧克塔維奧·赫蒂諾和費爾南多·索拉納斯在地下製作和放映的紀錄片，或印度的莫利奈·森和塞內加爾的烏斯曼·塞姆班的完全合法但仍具有革命意義的虛構電影聯繫在一起——根本不受蘇聯觀眾的歡迎。這種缺乏大眾觀眾興趣的情況部分是可以理解的：這類影片因其類型很少受歡迎，至少與通俗片相比是如此。一些政治片被蘇聯購買了2-3個拷貝（基本上在莫斯科的2-3家電影院播放），作為對一個重要的左翼電影人的外交姿態。但往往連買都不買。蘇聯後期國家更傾向於與國家而非運動合作，對拿著步槍或攝像機的遊擊隊持懷疑態度。
試圖建立一個「與蘇聯結盟的第三世界文學領域」的做法是否奏效？它對第三世界主義（Third-Worldist）作家的著作本身產生了什麼後果？
南非作家阿歷克斯·拉·顧馬、詩人Anatoly Sofronov和Rasul Gamzatov、吉爾吉斯作家欽吉斯·艾特馬託夫（從左到右）在第五屆亞非作家大會上，1973，阿拉木圖。Rossen Djagalov：我們通常傾向於把冷戰想像成兩種平等力量的較量，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抹殺了各種第三世界，也誇大了蘇聯相對於美國或西歐的能力。即使在巔峰時期，蘇聯的經濟也只佔美國的一半。東歐蘇維埃集團國家在經濟上也不是西歐的對手。此外，美國、英國、法國、葡萄牙和比利時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網絡，以及他們強加的語言和學校教育，使得新的去殖民化社會在文學等領域對他們產生了結構性的依賴。同樣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西方對世界文學共和國的統治相當穩定。因此，雖然有崛起的第三世界的道德資本和蘇聯官方文化機構的物質支持，但這種打造一個囊括蘇維埃集團和第三世界的文學領域的努力面臨著更強大的力量，最終還是失敗了。就像試圖通過進口替代工業化、用南-南和南-東貿易和政治聯盟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治或經濟的第三世界以對抗西方一樣。然而，這些努力並非沒有結果：印度讀者可以閱讀非洲文學，反之亦然，來自三個大陸的作家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單一文化陣線的一部分，這要歸功於亞非作家協會的工作：它們的大會、翻譯倡議、文學獎和多語言雜誌。就寫作的形式後果而言，後殖民主義學術研究已經說明了這一時期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敘事所涉及的文學國族建設（literary nation-building）。此外，來自這些大陸的一些作家試圖代表國際團結，與其他第三世界主義力量面對面，或者向蘇聯（或中國）等遙遠的烏託邦示好。通過諸如拉丁美洲供應鏈小說這樣的子流派，將礦山和種植園與本國首都的腐敗政客、芝加哥和紐約的會議室聯繫起來，這種第三世界主義文學試圖以想像力將其讀者置於一個更廣泛的世界體系中。
埃及作家尤素福·西巴伊在1973年阿拉木圖大會上把蓮花獎頒給烏斯曼·塞姆班。背景中是哈薩克作協主席。塔什幹還舉辦了兩年一度的亞非電影節。在這些文化聯繫中，電影有多重要？是否有關於第三世界電影的美學辯論？Rossen Djagalov：當被問及他從小說創作轉向電影製作時，烏斯曼·塞姆班經常談到他的家鄉塞內加爾的文盲問題，這阻礙了後殖民主義作家對本國人民的表達能力。他把電影稱為「非洲的夜間大學」。蘇聯的官方文化機構也逐漸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但是，在他們將蘇聯電影網絡擴展到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作背後，還有另一個因素，這也是與他們在國外推廣俄羅斯或蘇聯書籍的區別：利潤。和文學不同，蘇聯電影在國外的收益（或外國電影在蘇聯銀幕上的票房）對蘇聯官方機構來說是很重要的。Sovexportfilm——蘇聯在國外買賣電影的壟斷者——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是貿易部的一個分支機構。
儘管如此，西方尤其是好萊塢在全球電影領域的統治力甚至比文學領域還要強。正如塞姆班和Sovexportfilm所發現的那樣，在塞內加爾的電影院裡很難放映一部非西方電影。從1968年開始，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電影人每兩年在塔什乾電影節上聚會一次，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國家電影業從製作到發行全部國有化。但這只會在那些明確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發生。
作為第三世界電影的主要節日，塔什乾電影節可以讓來自三大洲的電影人熟悉彼此的作品，更具體地說，是對拉美核心地區之外的第三電影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
蘇聯電影對第三世界電影的影響有多大？為什麼拉美電影人決定不走蘇聯主義的道路？
Rossen Djagalov：到了20世紀60年代，蘇聯在許多第三世界主義激進分子眼中已經失去了作為革命力量的大部分光彩。取決於他們的自信和實力，即使是親蘇的共產黨也越來越願意挑戰它，以便更好地對應自己的現實。許多左翼人士都在別處尋找靈感：在某些時期和某些地域，中國或古巴似乎是革命的真正所在。此外，如果他們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鬥爭、他們的獨立鬥爭要有價值，就不能簡單地仰望另一個超級大國，哪怕那是莫斯科的指示。所以，大多數第三電影製片人，特別是在運動的發源地拉丁美洲，拒絕在他們的電影或公開聲明中向莫斯科致敬。
然而，如果不參考1920年代的蘇聯電影，不參考謝爾蓋·愛森斯坦和吉加·維爾託夫，以及其他許多幫助發展政治電影語法的人，就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製作出參與性的電影。我研究了一個特別的類型——團結紀錄片（solidarity documentary film）——從早期蘇聯時期到拉丁美洲的第三電影製作的演變過程。這些聯繫是存在的。然而，正如Masha Salazkina——她對蘇聯電影國際主義相對於第三世界的研究比任何人都多——所展示的那樣，一些拉丁美洲的電影人否認看過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電影，也否認閱讀過蘇聯電影理論，即使他們很可能看過。
蘇聯解體後，這種對第三世界文學和電影的興趣還在繼續嗎？
Rossen Djagalov：沒有了。蘇聯陣營及其國家社會主義在1990年前後的結束，意味著這一地區以（半）邊緣地位重新融入西方主導的文學和電影世界體系。在這個新的、單極化的「一個世界」中，曾經連接前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文化流動幾乎沒有立足之地。看看今天莫斯科的書店，我們不可能想像三十五年前它們還在銷售大量的蘇聯翻譯的非洲和亞洲文學作品。在俄羅斯的電影院裡（疫情之前），連印度電影也完全消失了，好萊塢的主導地位近乎全面。今天俄羅斯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研究方面的專業知識，只是蘇聯地區研究機構所產生的知識的一小部分。例如，為了我的研究，我正在閱讀多卷蘇聯時期關於非洲電影的學術著作。我可以自信地說，在俄羅斯，沒有一個人從事這一領域的工作，儘管非洲電影自那時以來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得益於一些受過蘇聯教育的電影人的工作，如塞姆班、蘇萊曼·西塞（馬裡導演）和阿伯德拉馬納·希薩柯（茅利塔尼亞導演）。
進步出版社的舊樓，曾經每年用72種語言印刷2000多種圖書。上世紀90年代初私有化後，出版社剩餘的書籍和文獻資料被新「主人」的「保安」燒毀在院子裡，而編輯們則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多年的作品在火中消失。這些並不是完全結構性的、非個人的世界系統性變革，在蘇聯集團走向終結的時候，俄羅斯和東歐知識分子的成員們急於索取白人的特權，他們的作用應該被記住。隨著蘇聯在改革期間審查制度的消失，過去只有一小部分反蘇異見者提出的邊緣化觀點——即第三世界是阻礙「我們」加入西方文明國家大家庭的落後國家——成為新一代民主政客的通用觀點。改革期間的大眾媒體從頌揚非洲人國民大會——與西方同行不同，蘇聯曾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轉向讚揚種族隔離政府。今天，這樣的遺留問題解釋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對今年夏天的「黑命攸關」抗議活動的反應，他們從反種族主義走向公開的種族主義。
最後，回到書名，後殖民研究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Rossen Djagalov：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問世於1978年，此時亞非作家協會正進入衰落期。戴維營協議和隨之而來的埃及地緣政治調整意味著總部設在開羅的亞非作家協會進入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時期，從此再也無法完全恢復。在1988年協會在突尼西亞舉行的最後一次大會上，人們感覺到，最著名的作家、運動的參與者要麼已經去世，要麼已經退出，沒有新的作家出現。
事實上，第二世界威望的大幅度下降，以及「陷阱」和「暗殺」（如Vijay Prashad所說）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團結、信心和力量，這意味著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生產者不再對莫斯科、第三世界主義力量、協會等共同努力抱有任何希望。1990年前後蘇聯的消失，以及隨之而來的第三世界（在某種意義上）的消失，進一步鞏固了西方作為全球唯一文化價值仲裁者的地位，它是一個創造和取消聲譽的場所。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應該思考1990年代英美學術界出現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在這方面，恩古吉·瓦·西翁戈從亞非作家協會的參與者和蓮花獎（亞非作家協會頒發給亞非作家的文學獎）獲得者到美國後殖民研究教授的軌跡很能說明問題。儘管這一領域的一些開創性著作是在1980年代寫成的，但直到冷戰結束後，這一領域才被制度化，有了資金、中心、專業出版物和教學崗位。雖然今天的後殖民研究與亞非作家協會的作家或塔什乾電影節導演論壇的參與者曾經做過同樣的工作，譴責西方中心主義，支持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文化生產者的工作，但這個領域是在西方學術機構中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它避免了被國家間關係的政治實用主義所玷汙，但也與曾經活躍於第三世界主義鬥爭的活生生的社會運動保持了距離。
當然，差異甚至比這更深：第三世界主義陣營的革命言論讓位於後殖民研究的老練的法國後結構主義；第三世界主義者和蘇維埃人所面對的嚴酷的（新）被殖民者-殖民者的二元論被擱置，而代之以（自傳和解構主義）對混合性的慶祝；對進步民族主義的擁抱，在話語上與蘇聯國際主義兼容，被後殖民對流散和跨國性的興趣所取代。主流的後殖民理論家一直對民族持懷疑態度，因為民族曾構成早期民族解放鬥爭的主要政治視野之一。他們對（後殖民）國家的批判性更強。早期的第三世界主義知識分子和蘇聯官方機構曾對國家寄予厚望：減少不平等，實現國家工業化，提升民族文化。然而，為了反思這種轉變及其政治和美學後果，後殖民主義學者需要考察這個更廣泛的歷史，它超越了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甚至超越了萬隆。
Rossen Djagalov（左）Selim Nadi（右）（Rossen Djagalov是紐約大學俄語助理教授，也是LeftEast的編輯集體成員。 Selim Nadi是巴黎政治學院和比勒費爾德大學的博士候選人，研究歐洲和美國工人運動以及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問題。）(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